諸位朋友，大家好。我們今天繼續來學習《群書治要》，請看第五十二句：
【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九《傅子》。『飾辯』就是粉飾巧言，說浮華不實的話。『巧言』也是動聽而不實在的話。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聽取言論而沒有審慎地判斷，就輕易斷定善惡，是非容易顛倒;而賣弄言語、巧辯的風氣就會興起。
如果領導者聽了他人的言論，而沒有審慎地去考察它是否符合實際，就輕易地妄下結論，以此來確定善惡，就很可能判斷錯誤，是非顛倒，由此還會進一步導致喜歡說不實言論的風氣愈來愈濃。譬如說某某人到領導面前說一個同事的壞話，這個領導沒有去調查研究就信以為真，對這個人就產生了懷疑，甚至偏頗的看法。如果一個領導者常常是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那就會導致經常有人喜歡到他面前講別人的壞話，甚至故意進獻讒言、講不實言論的人就會愈來愈多。
所以下面他接著說：「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所以，我們聽一個人的言論，不如觀察他的行為，不如觀察他所做的事情；觀察他所做的事情，不如觀察他具體的行為。「聽言必審其本」，聽一個人的言論，還要審慎地考察他說這個話的原因，出於什麼目的來說這個話，用心何在。「觀事必校其實」，觀察他所做的事情，還一定核查它是不是符合事實，是否真實可信。譬如說他是否做事一貫如此，這是他做事的一貫風格，還是在搞面子工程、政績工程？「觀行必考其跡」。觀察一個人的行為，也要考察他行為的原因。把這三者都綜合起來全面考察，才會減少僅僅依據一個人的言語就判定是非善惡所導致的失誤。這個就是「三參」，就是把觀言、觀事、觀行合起來考察。
中國人有一句話說「謠言止於智者」。當然讒言也是止於智者。作為領導者的一定要清醒，一定要明白「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這個道理。
為什麼說「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這可能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就是來說是非的人是別有用心地無中生有，故意進獻讒言、謠言。做為領導者，如果有人來向你進獻讒言，故意誹謗一個人，你不分青紅皂白就信以為真，往往就會使好人蒙受不白之冤。因為這個好人也不知道別人在背後誹謗他，即使有人誹謗他，他也沒有想著去辯駁。你只是聽信了一個人的言語就做出判斷，往往導致好人被冤枉。所以當下屬在你的面前說別人不是的時候，不能夠輕易就相信。可能這個人說別人的過失，是出於嫉妒同事的成就，或者是因為他對一個位置很感興趣，而恰恰這個同事和他是競爭對手，所以才向你來進獻讒言，惡意毀謗，影響你的決定。所以不能夠不明辨事實真相就信以為真，那就是等於鼓勵人們來向你進獻讒言。
第二種情況，就是別人確實是有過失，有人來講給你聽。這個時候要分幾種情況，特別要看一個人的存心。他是為了幫助同事糾正錯誤，是為了讓你作為領導者兼聽則明，全面地掌握事實真相，還是故意揚人之惡，敗壞人的名聲，或者是挑撥人際關係？這個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
中國人有一句話說：「揚人惡，即是惡。」人心厚道的人都是隱惡揚善，即使別人確實有過失，也不會到處去張揚。因為我們都知道「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我們想找到一個聖人，一個錯誤都不犯的人，實際上很難找到。每一個人都有一些這樣或者那樣的習氣，或者做得不完美的地方，如果你想故意挑剔一個人，總有可挑剔的地方。如果有的人故意把別人這些過惡到處去宣揚，這本身也是自己德行淺薄的表現。
所以，在《格言別錄》上有一句話說：「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許可者多。」德行很高的人，他看每一個人都有可取之處，每一個人都有我值得學習、值得肯定、值得讚歎的地方，所以他口裡所讚歎的人、認可的人就有很多很多。相反，「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棄者眾。」德行淺薄的人恰恰相反，他看誰都有可挑剔的地方、可指責的地方、不如我的地方，心地是刻薄、傲慢，見人皆可憎，所以他眼睛中所瞧不起的人、所鄙視的人就有很多很多。所以我們觀察一個人，就是從一個人經常讚歎、肯定別人，還是經常批評、挑剔別人，我們就知道這個人的德行高低了。
第三種情況，別人來我們面前說別人的過失，很可能是出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導致的，就是他誤以為別人有過失，往往是指善為惡。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我們其實每一個人都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別人，都是戴著自己有色的眼鏡去觀察別人的。所以我們說客觀公正，當你心沒有達到真正的水平如鏡的時候，很難達到客觀公正。所以我們都是依著自己通常的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原則、心態、眼光去看別人，所以往往把一個善人、善行，用自己的想法給想錯了。所以，中國人有一句話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是我們每一個人往往常犯的過失。因為什麼？因為都沒有達到聖人的境界。所以現在社會做善事比較難，因為我們自私自利的習氣比較普遍，自私自利的行為方式比較受歡迎。當一個人他不自私自利，沒有目的的時候，即使他沒有私心，也往往被那個有私心的人誤以為他有目的。所以「善人常得謗，善事常易敗」，原因就在這裡。講到這裡，我們就想到了蘇軾和佛印禪師的故事，他們倆有很多的典故。
有一次，佛印禪師和蘇軾在打坐，結果坐著坐著，蘇軾就問，他說你看看我這個樣子像什麼？佛印禪師一看就說，我看你這個樣子很莊嚴，就像一尊佛一樣。蘇軾聽了就很高興。結果過了一會，佛印禪師就故意問蘇東坡，他說你看看我這個樣子像什麼？蘇軾一看，佛印笑嘻嘻的，袈裟還婆娑在地，於是他很不客氣地說，我看你這個樣子，簡直就像一堆牛糞。這個禪師聽了之後，也微笑了一下，沒有作聲。
結果經歷了這件事之後，蘇東坡特別高興，歡天喜地、迫不及待地回到家裡，和他的妹妹蘇小妹分享。他說，妳看平時我和禪師在一起都說不過他，都讓他佔便宜，但是今天我贏了，我佔了便宜。蘇小妹就問，她說佛印禪師那麼有智慧，你佔了什麼便宜，說出來我聽聽。蘇東坡就說，妳看我們倆今天打坐，我問他我像什麼，他告訴我，我很莊嚴，簡直就像一尊佛；而他問我他像什麼，我告訴他，簡直就像一堆牛糞。這不是我莊嚴，而他不莊嚴嗎？蘇小妹聽了之後就笑了，她說，哥哥，哥哥，你這一次又輸了。為什麼輸了？因為佛印禪師他的心地清淨、慈悲，他的心中有佛，他看誰都是一尊佛；而你呢？你的心地骯髒，把那麼慈悲、清淨的禪師都看成是一堆牛糞了，這恰恰說明了你的心地太骯髒了。蘇東坡聽了之後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境界還是差得太遠了。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看別人的行為，都是以自己的有色眼鏡去看的。當我們戴上了一個黃色的鏡片，我們看這個世界的人、事、物都是黃色的；我們戴上一個黑色的墨鏡，我們看這個世界的人、事、物全都是黑色的。所以關鍵就在於我們自己這個心，是不是刻薄，還是很平和。
所以我們一般的善人經常被誤解，善事經常不能夠順利進行，其實原因很簡單。譬如說，我們的電視、廣播、報紙，每一天都是在講人如何騙人，人如何自私自利、不擇手段，結果我們看這些看得多了，就往往形成了一個思惟定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當然，這個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我們看孔老夫子，他一生不為自己，也沒有天誅地滅。他培養徒弟，七十二個賢人，三千多弟子，而且代代有賢人出現，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貢獻都是非常地巨大。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很多的皇帝，但是不是每一個皇帝的名字我們都能夠清楚地記得，但是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孔夫子的。
所以，「助人為樂」。我們現在的人之所以不能夠坦坦蕩蕩，無論是貧富貴賤，都是身心不安，就是因為被這些錯誤的價值觀所引導、所導致的。總是想著自己的利益得失，就會「小人長戚戚」。小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想著，這件事對我有什麼好處，我應該從中獲得什麼利益，我有什麼損失。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就會想著和別人去競爭，競爭向上提升就變成鬥爭，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問題就出現了。鬥爭向上提升就是戰爭。為什麼現在世界上戰火頻繁？就是因為西方的價值觀普遍在世界上產生了影響，被人接受所導致的。戰爭再向上提升，在現代社會都是高科技，很發達，如果一方使用了原子武器，最後導致的就是世界末日，同歸於盡。所以，用西方的以競爭的方式獲得自我滿足的價值觀，沒有給人類帶上一個光明的前程，只是把人引向了窮途末日。
所以湯恩比先生他很明智，他在系統地考察了各個國家的文明歷史的基礎之上，從文化學的角度提出了這樣的論斷：能夠真正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的，只有中國的孔孟儒學和大乘佛法。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所以，我們尊敬的老法師現在特別提倡學習湯恩比先生的幾本書，像《在未來中生存》，還有《湯恩比的中國觀》。為什麼這麼提倡？就是因為我們中國人自己經過了五四運動，經過了十年文革，對自己的文化已經喪失了自信心，認為這些都是封建的、落後的，是糟粕。現在有一個世界著名的歷史哲學家，而且還是一個英國人，他來說「未來屬於中國，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唯有靠中國文化才能帶給世界安定和諧」，那就非常地有說服力了，這不是我們自己說的，這是世界級的專家說的。
在一九八八年，也有一批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他們在巴黎開會，面對當時世界性的道德危機、環境危機、恐怖主義等等，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呼籲，說「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二千五百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這些人也都是世界頂尖的科學家，富有科學的精神，他們提出一個呼籲絕對不是偶然的，說明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認同。這些都讓我們加強了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心。
我們學了這一段話，也讓我們想到古人有一句話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如觀人無數，觀人無數不如明師指路，明師指路不如自己開悟。」為什麼？因為你自己的心沒有達到水平如鏡、波瀾不興，我們還是用自己的知見，用我們自己的心態來看別人，所以往往把這個人事物全都看錯了。所以你看人看得準，根本的原因在哪裡？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己的心地清淨，你真正自己開悟了，你看什麼通都有了，那還能看不準人嗎？是吧？
我們再看下一句，第五十三句：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違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七《劉廙政論》。『小臣』就是指職位低的，而且德行不高的官吏；『佞』就是花言巧語、諂媚巴結；這個『忘』，這個裡邊的註解說「忘，疑忌」，實際上在《說文解字》中，這個「忘」的意思就是「不識也」，從語句上是通順的。這句話解釋過來就是：君主沒有不寵幸那些喜愛自己的人，卻不知道喜愛自己的人不應該被寵幸。所以迷戀於小臣的諂媚，而不能遠離罷黜；感受不到不順己意的人是有益於自己的，而不願意任用他。
這裡邊講的『人主莫不愛愛己』，這個「愛己」就是喜愛自己的人，特別指那些專門滿足自己的欲望、討好自己的人。用《韓子》上面的一句話來說，愛己的人有這樣一個特點，它說：「凡奸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它說大凡是奸臣、小人，都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都願意順著君主的心思去做。他為什麼這樣做？為的是取得君主的信任和寵幸。所以君主認為好的事，他一定會跟著去讚歎；君主所憎惡的事，他一定跟著去詆毀，這就是奸佞之臣最大的特點。所以《韓非子》上面這一句話就容易讓我們辨別自己身邊的臣子、屬下到底是忠臣還是奸臣。
在《傅子》上也指出：「正道之不行，常由佞人亂之也。」正道之所以不能夠順利地推行，是什麼原因？就是由於邪曲奸佞之人在作怪。譬如說在歷史上，桀他信任佞臣推役侈，把敢於犯顏直諫的諍臣關龍逢給誅殺了，結果夏朝就滅亡了。而商紂王信任佞臣惡來，把犯顏直諫的臣子比干剖視其心，最後殷朝也就滅亡了。
但是從歷史上看，從古至今，奸佞之人，就是那些善於諂媚、巴結、討好領導者的人，卻大多受到重用。這是什麼原因？《傅子》上這樣說，奸佞之人他善於養人的私欲，所以私利、欲望很重的領導者就喜歡奸佞之人。「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聖人是沒有私欲的，而賢者也能夠去除自己的私利和欲望。「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看到人的私利、欲望生起來了，就用正道來矯正、勸告他，這就是正直的人。「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如果違背了正道，順從人的私利和欲望，看到人的私欲生起來了，不僅不去勸告他，反而還順從他，一味地滿足他，這就是奸佞之人。我們看了這一個標準，領導者以這個標準進行考察，就能夠了解佞正的區別了。
在歷史上，有很多的臣子為了取媚君主，就特別善於觀察領導者有什麼喜好，他一味地投其所好，他喜歡什麼就順著什麼去說；喜歡什麼就送給他什麼。像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曾經遇到一位搞建築的朋友，他說為什麼這些貪官都能夠無一例外地被他們拉下水？他說就是因為人他都有私心、都有私欲、都有喜好，不是貪財就是貪色，不是貪名就是貪利。你看他喜歡財的就送給他財，喜歡色的就送他色，喜歡字畫的送給他字畫，喜歡什麼就送給他什麼。即使他自己不喜歡，他的家人也有喜歡，譬如說他的妻子、他的父母、他的兒女，看到他喜歡什麼就送他什麼，看到他重視什麼就討好他什麼。所以怎麼樣？最後無一例外地都被他們給拉下水了。所以聽到這句話，我們就想到了古人所說的「無欲則剛」。只要人有貪求，有一樣東西放不下，他就沒有辦法能夠達到高尚的境界。所以古人說「人到無求品自高」。如果有貪求的話，可能就會被人所控制、被人所蒙蔽。
我們知道管仲在有病的時候，齊桓公去探問他，說：「仲父的病變重了，如果發生不可避諱的事（古人說話很委婉，意思說一旦您病故了），你有什麼話要提前告訴我嗎？」管仲他很忠心，他就說：「我希望您能疏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為什麼？易牙他很擅長烹飪，他的廚藝很高，他用烹飪侍候您。他聽說您唯有嬰兒的肉沒有嘗過，結果不惜蒸了他的第一個兒子獻給您。就人之常情而言，人最喜愛的、最疼愛的、最重視的就是自己的兒女了，但是他居然對自己的兒子都不愛，怎麼會愛您呢？您喜愛美色，但是後宮的這些女子互相嫉妒，勾心鬥角很嚴重，結果豎刁他就自己把自己變成了太監來替您管理內宮。就人之常情而言，誰不重視自己的身體呢？一個人最重視的就是自己的身體了，但是豎刁他連自己的身體都不愛，怎麼能夠愛您呢？公子開方侍奉您，十五年都沒有回國去探望親人。他是衛國的公子，結果來到齊國一住十五年，這十五年之間，再也沒有回家去探望過父母，即使他的父母病故，他都沒有回去探望一下。他連自己父母這麼大的養育之恩都不能夠記在心上，連父母都不愛，怎麼能夠愛您呢？」桓公一聽連連點頭，說：「您說得太好了，說得對，我一定謹記在心。」結果管仲去世了，殯葬之後，齊桓公就把這四個人召見來，罷免了他們的官職。
但是怎麼樣？驅逐了堂巫之後，各種雜症就不斷地發生。把易牙驅逐走了之後，很多的美味吃不到了；驅逐了豎刁之後，後宮的秩序開始混亂；驅逐了公子開方之後，朝堂管理就變得沒有秩序了。這個時候桓公就開始懷疑管仲的說法了，他說：「原來聖人也有謬誤之處！」於是就把四個人的官職給恢復了。結果過了一年，這四個人作亂，把桓公給拘禁在一間屋子裡，十天都不能和外界溝通。桓公這個時候才想起了管仲的勸導，他說：「死了沒有知覺就罷了，如果有知覺，我還有什麼面目見仲父於地下呢？」於是他就拿著自己白色的頭巾裹頭而死。死了十一天，他的屍首腐爛了，蛆蟲都爬出了門，人們才知道桓公死了，於是用廢棄的門板給他收葬了屍體。
歷史上評論說，齊桓公之所以落得這樣的下場，就是因為他沒有能夠始終如一地聽從管仲的話，任用賢能之人。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就任用了奸佞之人，結果也被這些奸佞之人所害。這個故事就是告訴我們，領導者喜歡任用奸佞之臣還是忠正之人，關鍵在於端正己身，只有自己徹底放下了私心、名利、面子、欲望，才願意任用那些敢於違背自己意願、直言不諱的忠正之人。
好，我們看五十四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還自遺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四《老子》。『金玉滿堂』，形容極為富有；『莫之能守』，這個「莫」就是沒有誰；『遺』就是留下；『咎』就是災禍、不幸之事；『遂』就是成就、成功；『身退』就是退位，不再眷戀了。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四《老子》。翻譯過來就是：金玉滿堂、豐富的物質生活，很難長久地保有；富貴時生活驕縱奢侈，就給自己種下禍根；功成名就之後能夠懂得不居功貪位，適時退下，才符合大自然的運行之道。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我們知道中國古人有一句話說：「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那些不義之財為五家所共有，這五家首先就是官府。譬如說我們這個錢是貪污受賄、坑蒙拐騙而來，最後東窗事發，自己鋃鐺入獄，不義之財也被沒收、被充公；還有自然的水災、火災，也會把不義之財給焚燒掉、漂奪走；盜賊也專會偷盜、敲詐勒索為富不仁的人，最後，不肖子孫、敗家子、啃老族也會把不義之財給揮霍掉。所以古人把這個財富分為兩種：一種叫吉財，一種叫凶財。財富不是正當而來的，一定會以不正當的、不好的方式給敗散掉。
譬如說在歷史上，被人們所熟知的極度貪財的官員就是和珅，他被稱為中國古今第一貪。和珅他出身官宦世家，祖上有戰功，還受過封賞。到了他父親這一代，因為為官清廉，而且大多數的時候都是在守衛邊疆，家裡並沒有很多的產業，等他父親去世之後，他們家的家境就開始愈來愈困窘。按理說，這樣一個出身官宦，但是卻受過苦的人，為官之後更應該知道底層人民的疾苦，應該為官清廉。但是卻意想不到的是，和珅為官期間，由於深受乾隆帝的信任，位極人臣，他一個人便掌握了清朝用人、財政、刑罰、撫夷等等幾乎所有重要部門的大權，於是他就開始利用職權肆無忌憚地大開受賄之門。他斂財的主要方式、最快的方式，就是在用人方面收取賄賂。因為他能夠任命那些有重要權力的官員，於是那些一心想要當官、想往上爬的這些人，就開始大把大把地給和珅送錢。不向他獻納金銀珠寶，或者沒有和他有親屬關係的，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做官的。在史書上把當時的情景描述為：「和相專權，補者皆以貲進」「政以賄成」。能夠去後補做官的人，都是要給他送錢的，政治是以行賄、受賄來成就的。
乾隆死後，他的兒子嘉慶皇帝將和珅革職下獄，沒收家產。根據歷史上的記載，查抄和珅家產清單上面記載，他的家產中，金銀珠寶、字畫珍玩無所不有。而他的家產到底有多少？據記載，一共是十一億兩白銀。而清朝當時每年國庫庫銀的收入是多少？是七千萬兩白銀。也就是說，十五年清朝國庫的收入才能和和珅的家產相比。所以當時有一句話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但是和珅的經歷也正應驗了《大學》上的這句話，那就是「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他雖然聚積了大量的不義之財，但是沒有等自己享受，就把這些不義之財給沒收充公，自己也自盡身亡，而且殃及子孫。
對於不義之財，會導致不好的結果，守不住。即使是你正當收入所賺來的錢，也應該用在正當的地方。中國有一句話說「積財喪道」，為什麼積財喪道？你看你自己很有錢，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但是還有很多人吃不飽、穿不暖，過著衣不蔽體、食不飽腹的生活，上學也沒有辦法繳學費，結果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所以你過得太奢侈了，就會導致人的嫉妒和怨恨。所以，各個宗教對於貪財都有這樣的說法，譬如說基督教說：「貪財是萬惡之根。」巴哈伊教說：「你所擁有的不必喜悅，今晚它們是你的，明天別人就會佔有它們。」猶太教言：「人有金子，卻沒有知識，他有什麼？」這些教誨都是提醒，不要把這個錢財積在自己的手中，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這樣太有損自己的福報。
也有人說，其實富家子弟很可憐，為什麼很可憐？因為他們窮得就只剩下錢了，這個話說得很有味道。我們看中國古人造字，現在老法師特別強調要學習中國古代的文字，要懂得漢字，因為每一個漢字都有著教育的內涵。這個「錢」字，左邊是一個金，右邊是戈戈，就是兩把刀、兩把槍。如果人沒有智慧，把金看得太重要，那就會導致拿著兩把刀、兩把槍去互相殘殺。我們看一看現在社會是不是出現了這種狀況？有的人因為爭財產，把兄弟告上了法庭；有的人因為財產，夫妻同床異夢；現在有的因為財產，父子都起了冤仇。這些就告訴我們，如果人只是為了財產而不擇手段的話，忘記了恩義、情義、道義的話，確實就窮得只剩下錢了。金錢沒有給他帶來幸福安樂的生活，反而還成了他們墮落的助緣。
在從前印度有一個地方，很多人都信仰文殊菩薩，就想塑一尊文殊菩薩的像來拜。但是他不知道文殊菩薩的相貌是怎麼樣的，那怎麼辦？有人建議就說，找一個最英俊的青年來做模特，按他的相貌來雕一尊文殊菩薩像拜就可以了。大家覺得這個主意好，都紛紛贊成，於是，有一位很英俊的青年被選來做模特。像塑好了，這位青年得了一筆數目可觀的賞金，他好像中了彩票一樣，歡天喜地地回去了。
過了二、三年，離這個地方不遠的另外一個鄉村，有一班人信仰夜叉鬼，他們說夜叉鬼是保護神，要塑一尊夜叉鬼的像來拜，但是卻不知道夜叉鬼是什麼樣子。後來有人建議說，夜叉鬼屬於鬼類，鬼的樣子一定是非常醜陋的，我們可以從監獄裡找一個最醜的犯人，照他的樣子塑一個像來拜就可以了。大家覺得這個主意也不錯，都紛紛贊成，於是他們就從監獄裡找到了一個最醜陋的犯人做模特，塑了一個夜叉鬼的像。
這個像塑好了，主事的人也送了一大筆賞金給這位犯人，哪知道這個犯人一看到賞金，竟然號啕大哭起來。大家覺得很奇怪，問：「你為什麼哭？得這麼多賞金應該高興才對。」結果這個犯人說：「二、三年之前，我是最英俊的青年，曾經被選為塑文殊菩薩像的模特，得了一筆數目可觀的賞金。我有了錢，就整天尋花問柳、賭博喝酒，遊手好閒，染上了一身的壞習慣。錢用光了，謀生又沒有能力，只好去做小偷，有一次偷東西失手，被抓起來坐牢，在監牢裡受盡折磨，現在竟然被你們選為塑夜叉鬼的模特，金錢害得我好苦！今天我看到賞金，便想起我的從前，使我感到懊悔、感到慚愧！」
你看，我們世間的人都認為有了錢就有了幸福，但是事實上，幾十年下來，追求金錢、追求財富的結果，是讓人身心俱疲，愈追求，幸福離我們愈來愈遠了，所以才引起了人們對幸福指數的探討。實際上擁有金錢而沒有智慧，金錢反而成為作惡的資本，特別是那些不是通過辛勤勞動而獲得的財富，自然也不懂得去珍惜。所以中國古人有句話說「富不過三代」，而這個「富不過三代」如今已經變成了「富不過當代」。為什麼？因為他在賺錢的時候，就不是靠勤勞致富、辛辛苦苦地付出累積的財富，所以有了錢之後，也不懂得去克勤克儉、珍惜，有了錢就過上了驕奢淫逸的生活，結果怎麼樣？自己這一生還沒有過完，就已經身敗名裂了，入不敷出了。
所以明智的人，他是福慧雙修，愈是有錢，愈要謹小慎微，愈要拿著這些錢去做有利於社會和人民的事。像美國微軟公司的董事長比爾．蓋茨，在二ＯＯ八年的時候，他就把五百八十億的美元，把這些個人財產捐到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他在遺囑中宣布要拿出百分之九十八的財產給自己創辦的這個基金會。而這筆錢用於幹什麼？用於研究愛滋病和瘧疾的疫苗，並為世界貧窮國家提供援助。他希望能夠改變世界，並指責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是「資本主義的失敗」所造成的。他說，一架飛機失事墜毀造成一百多人死亡，全球都有報導，但是在很多的落後國家，每天都有八千名兒童死於營養不良和缺乏醫療藥物，媒體卻隻字不提。他因為有這樣的善心，所以他確實是愈施愈多，財富不斷地增長。
所以《易經》上有一句話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以很多有遠見的成功人士，有了錢之後，並沒有拿著這些錢去競奢鬥富，看誰的車子更豪華、誰的別墅更闊綽，而是把自己的金錢捐獻給慈善教育事業。他們能夠想到在當今的世界上，有多少人正在忍飢挨餓，有多少貧困的學生繳不起學費，於是把自己富餘的財物拿出來，雪中送炭，救人一命，解人急困。那我們想到，他們所得到的喜悅，比一時的揮霍所帶來的滿足要更加真實、更加踏實、更加長久。
這次清明祭祖期間，有一位新加坡來的老法師的學生，他們有了錢之後，贊助非洲的貧困兒童，領養了很多的貧困兒童，不僅僅供他們吃、供他們穿、供他們上學，最重要的、最有智慧的一點，就是讓他們都來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他們拍了照片我們看到，這些孩子都在讀《弟子規》，甚至在讀《群書治要３６Ｏ》。所以我們看了之後非常地感慨，你看我們自己的孩子都學西方，都崇洋媚外，但是現在這些非洲的小男孩，他們在學習中華傳統文化，都學得很認真，還非常地有成就。這都是因為老法師的教導，在世界各國大力弘揚漢字、傳統文化，還有《群書治要》，所取得的一個顯著成果。
中國古人講：「一陰一陽之謂道。」我們明白了「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規律，我們就更加地理解為什麼老子提出「富貴而驕，還自遺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我們觀察天地變化的規律，都是盛極必衰，消極必長。你看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規律。
在《說苑》上，在《孔子家語》上也都有記載，說孔子在瞻仰魯桓公的廟時，看到廟中有一個攲器。什麼是攲器？就是一個很容易傾斜易覆的器皿。孔子就向守廟的人問：「這是什麼器具？」守廟的人回答說：「這可能就是叫做『宥坐』的器物了。」孔子說：「我聽說過『宥坐』這種器具，這個器具有一個特點，裡面空的時候它就傾斜，裝水適中的時候它就端正，裝滿的時候就傾覆了。賢明的君主以此來警戒自己，所以放置在座位旁邊，叫『宥坐』。」他回頭對學生們說：「來，我們試著往裡面裝水看一看。」結果把水灌進裡邊，達到容器一半的時候，這個容器就直立起來，裝滿了，這個容器就傾倒了。孔子看了之後，非常感嘆地說：「萬物之中，哪有一個東西是裝滿了而不顛覆的？哪有一個是滿而不覆的？」
這個時候他的弟子子路就上前來問，他說：「可不可以問一下，想要持滿而不傾覆，有什麼辦法嗎？」這個問題問得也很好，孔老夫子怎麼回答的？孔老夫子說：「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聰明能幹又有智慧，就要用愚笨的姿態來保持；功蓋天下，就要用推讓的姿態來保持；勇力震撼當世，就要用膽怯的姿態來保持；擁有四海的土地財富，就要用謙遜的姿態來保持。這就是所說的「損之又損之之道」。換句話說，就是「謙退再謙退」「低再低」的方法。
所以老子在這裡邊也說，『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功成名就了，就要懂得退位。後面的註解還講道：「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跡稱遂。」他的名聲顯揚起來了，「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這個時候還不懂得急流勇退，就往往容易遭人陷害。因為名和利是人之所必爭，你不懂得退下來，人家有嫉妒心產生了，可能跟著就來毀謗、陷害你，所以要懂得退。「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也」，這些都是大自然給我們的啟示。所以你看有的人歡喜，歡喜太過分了，樂極就生悲了。所以你看有多少歡喜，往往也就伴隨著多少的苦痛。所以人明白這個道理，這個心就平了，不要去追求什麼刺激、追求什麼過分的歡樂。心平氣和，這樣的話，平平淡淡才是真。
在弘一大師所編輯的《格言別錄》中也有這樣幾句話，說：「物忌全勝，事忌全美，人忌全盛。」第一個「勝」是勝利的勝，最後這個「盛」是茂盛的盛，昌盛的盛。「步步佔先者，必有人以擠之。事事爭勝者，必有人以挫之。」可以說這些道理教導人如何去為人處世，這個都是從「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規律推論而來的。
我們看第五十五句：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八《體論》。『聽察』就是聽取和考察各種意見；『門戶』，這個是比喻，它比喻事物的關鍵；『機要』也是關鍵的意思；『無方』，沒有方法；『數』就是策略的意思。這句話翻譯過來意思是說：聽和察是國家存亡安危的關鍵。假如君主不能廣泛地聽取和明察，只接受親信者的言論，那麼謀劃必定有疏漏，不能盡收好的策略；假如能廣泛地聽取和明察，但採納的方法不對，考察也不精確，那麼策略必然混亂無章。這一句話是提醒做領導者的，要廣泛地聽察，但是聽取建議的時候，還要認真地去考察，不能夠什麼話都聽。
在《體論》上說，為什麼君主要靠忠臣謀士幫助他處理很多的政務？為什麼要去廣泛地聽取和考察各種意見？因為君主他如果不去廣泛地聽察，就一定會有很多細微之處注意不到。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君主的尊貴不同於一般的人，他之所以尊貴，就在於他能夠隨順自己的志趣來調養自身。當他想享受歡樂時，就有高雅的音樂充盈於耳，古玩珍寶足以悅目，美麗的姿色滿足欲望，漂亮的衣服正合其身；想要登高遠眺、極目展望的時候，就可以登上聳立入雲的高台；想逍遙自在，就穿過有飛閣的樓觀，嬉戲於碧水清池，遊覽於桂林芳園，戲射野雞與大雁，跟蹤飛鳥，追逐走獸；出行的時候有佳麗為伴，回宮的時候與美女共處。像這樣，又怎能體會到窮困、憂愁的悲哀，了解鰥寡孤獨的難以忍受？
用餐的時候，就有蒸煮食物的鐘鼎，用以切肉的砧板，美味佳餚多種多樣，五味俱全。珍饈美味擺滿了廳堂，音樂聲起開始用餐，鳴鐘之後撤去宴席，一道一道的美食交替而上，口中的美味不斷，這又怎能感受到飢餒的苦楚、困窘的難堪？
天熱的時候，蓋上薄如雲霧的縐紗，穿上細葛布做的衣裳，居住在有華麗帳幔的高大房舍，安處於有重重濃蔭的北向庭堂，揭開美觀的絲帳，迎來清涼的微風，破開凝凍的冰塊，遏止輕微的暑熱，侍奉起居的人搖動著粉扇，主管穿衣服的人更換薄衫，飄飄然似有秋日的涼爽，又怎能體會到炎夏的酷熱，怎能知道酷熱的難耐？
寒冷的時候，則身著棉袍，套上軟軟的皮衣，蓋上錦繡的被子，鋪上貂皮褥子，還有層層疊疊的墊子，處於幽深的居室之中，身在重重的帷幕裡，房角燒紅火炭以提高溫度，獻上玉杯盛著的美酒來抵禦寒氣，暖呼呼的猶如夏日的溫熱，又怎能體會到隆冬的慘烈、知道嚴寒的難耐？
我們以上描述的這些情況，確實是君主無從知道的事情。從此就可以知道，還有很多眾多的隱微之事，和這些情況來類比，就知道必定會有被君主遺漏而不被明察的。在這種情況下，就依靠忠心的臣子來輔助君主開闊視聽，使他醒悟。
君主身處萬人之上，日理萬機，要關心的事情很多。君主有榮華富貴可以享受，而且被服侍得很周到，自然會有很多細小的事情被他遺漏，不能體會到一般百姓的苦楚。所以要依靠賢明的臣子來輔助他，洞察百姓的疾苦。
這就是他必須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情況，對全局有所了解的原因，否則的話，很難做出正確的決策。所以這裡邊就講：『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如果他不能廣泛地聽取和明察，只是接受親信者的言論，一味地順從他的欲望的言論，那麼謀劃必定會有所疏漏，不能把所有好的策略都能夠用得上。但是另一方面，『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假如他能夠廣泛地聽取和明察，但是採納的時候又沒有一定的方法，考察也不精確，那麼謀略也會雜亂無章。
我們看一看唐太宗他是怎麼樣來對待讒言的，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一句話。在貞觀時期，尚書右僕射杜如晦上奏（這個尚書右僕射、左僕射就相當於宰相），他上奏說：「監察御史陳師合，上了一篇奏摺叫做『拔士論』（就是要選拔、提拔這些讀書人）。在這個奏摺裡就講道，人的思慮是有限的，一個人不能擔任好幾個職務，所以應當多選拔一些人來擔任這些工作，不能一個人身兼數職。」杜如晦就講道，他說：「這一段話應該是講我們（就是房玄齡、杜如晦）這些兼任了好幾個國家重要職位的人。」
太宗聽了之後，就對戴胄說：「我是以至公來治理天下，不是因為這幾個臣子跟我關係不錯就委以重任；不是因為他們是跟了我很長時間的舊臣，我才偏向他們，而是因為他們都是有真正的才能和德行。所以陳師合這麼講，其實就是在毀謗這些大臣，刻意地離間我們君臣之間的關係。過去三國時期的蜀後主雖然昏弱，南北朝時期的齊文宣雖然狂悖，但是因為他們信任諸葛亮，還有楊尊彥，沒有絲毫的懷疑，他們的國家才能夠得以安定。今天我也是因為有杜如晦、房玄齡等這些大臣，才能夠讓國家得以治理。」於是，他就下令把陳師合流放到嶺南去了。你看，太宗雖然引導群臣要直言不諱、要勸諫他，但是他在接受勸諫的時候，也是要明辨是非邪正，不能什麼話都聽。
在貞觀三年的時候，太宗又對房玄齡和杜如晦說，他聽聞自古這些帝王上合天心，都是能以上天的仁慈之心來治國，因而能讓天下太平。但是，除了這些帝王他有仁愛之心之外，關鍵還在於有這些股肱大臣的輔佐。所以他體會到這一點，就廣開直言之路，讓臣子勸諫。他廣開言路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自己政事的得失，看看老百姓之中有沒有被冤枉的。但是近來卻發現，這些上奏言事的人都是在揭發人家的隱私，談論百官的缺點，而且有時講的這個事情非常地細小，和國家的安定根本沒有什麼關係。結果怎麼樣？太多的人都是在利用皇帝廣開言路的機會批判別人的隱私。
太宗接著就說，他考查歷史上的很多皇帝，都是因為一些人攻擊臣子的隱私，造成君主懷疑臣子，對臣子不信任了。而一旦君王不信任臣子，下情就不能上達了。所以，臣子「欲盡忠極慮」，這個臣子想竭盡全力地為國家出謀劃策也做不到了。所以你看，中國人他講事情都非常講中庸之道，沒有偏在一邊。雖然是鼓勵人們犯顏直諫，提不同的意見，直言不諱，但是也懂得不能夠諂媚的話也聽，誹謗別人的話也聽，不符合公義的話也聽。就是說，不能夠因為那些沒有見識的人專門告發別人的隱私，進獻讒言，而去懷疑臣子，亂了君臣之間的關係，這樣對國家一點幫助都沒有。所以唐太宗下令，從今以後，假如有人上書攻擊別人的陰私小惡，就要定他進讒言的罪。
所以唐太宗一方面廣開言路、聽取諫言，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能夠明察、分辨這些勸言的邪正，這樣才能做出正確的決定，使謀劃、策略不至於錯誤。這個是我們學習的第五十五條。
我們看第五十六條：
【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眾。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
『專己』，就是固執己見，獨斷專行；『度』，就是考慮、推測；『舉』，就是推薦、選用。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孔老夫子說：眾人都喜歡他，一定要仔細考察詳情；眾人都厭惡他，一定要仔細考察詳情。所以聖人的定奪取捨不一定都聽取大眾之言，也不一定非要固執己見，而是一定要全面考量自己和別人的想法，並以道義來衡量，所以選拔賢才時沒有遺漏，政事就不會敗壞喪亡。孔老夫子說的這句話對我們非常地有啟發。
『眾惡之必察焉』，大眾厭惡某一個人，某一個人不一定可惡，必須考察某人確實可惡，然後才厭惡他；同樣，大眾都喜歡一個人，這一個人不一定就是好人，也必須考察某人確實好，然後才喜好他。孟子也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就是大王左右的人都說這個人好，不可聽信；甚至所有的大夫都說這個人賢德，也不一定可用可聽；乃至於全國的人都說他好，然後考察考察，見他確實可用，才去舉用他。依王肅的註解說，或許某人特立不群，因而為眾人所惡。可能因為這個人特立獨行，他的見識卓越，一般人都認識不到，而且見識卓越通常會為一般的世俗人所不解，甚至厭惡。我們看在自古英雄不得意的時候，大家都看不起他。譬如說韓信，他雖然有將才，但是一般人看不出來。劉邦用兵十萬，韓信用兵是多多益善，一般人看不出這種卓立不群的人才，必須要英雄慧眼識英雄。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現在的民主制度它也不是很合理的。因為世俗大眾如果都是有貪心的，私欲很嚴重的、自私自利的，又沒有足夠的慧眼，他所選的人可能都是好好人，平庸之才，那些英雄人物、卓越的人才都很可能被埋沒。所以，「眾惡之必察焉」。另一方面，『眾好之必察焉』。或許這個人結黨營私，所以為他的同黨所喜好，他給大家帶來的是利益，大家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才喜歡他。所以，眾好眾惡都不可不察。
所以這裡邊講道，聖人任用或者捨棄一個人，不一定都聽取大眾之言，也不一定要固執己見，而是一定要全面考察自己和別人的意圖、想法。『而度之以義』，這個「義」就是要用道德規範來衡量，用道義來衡量，看看這件事是不是合情、合理、合法。這樣才能『舉無遺失』，舉薦的時候沒有遺漏人才。沒有遺漏人才，使「德者在位，能者在職」，這個政事才能推展得好。這個「度之以義」，就是選擇人才一定要用道德的標準來考察。所以古人他用人也強調「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為什麼要以德為先？在《孔子家語》上，他給我們做了這樣一個比喻：「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也。」這個弓必須調好之後，才能夠使它成為強勁的弓；馬也必須讓牠馴服之後，才能夠成為良馬；士必須謹慎、誠實，才再求他有智能。如果這個士沒有誠敬之心，卻多才多藝、能力很強，就像什麼？就像豺狼一樣不可親近。
所以古人這個比喻，比喻得非常好，就像我們現在也有人用現代話把人才分了幾個層次：說「有德有才是正品」，這個人又有德行又有才能，這是我們社會、團體所急需的，就像正品一樣。第二就是「有德無才是次品」，這個人有德行，沒有才能，我們培養他一下，還是可以使用的，雖然不像正品那樣好用，但是也不會給國家、團隊造成危害。第三就是「有才無德是毒品」，這個人很有才能、很聰明，但是沒有德行，那就是毒品，那就是對我們的國家、社會、團隊會造成很大的傷害。就像現在大家都用電腦，有一個人電腦技術很好，但是他沒有用這個電腦來傳播聖賢文化，弘揚《群書治要》，而是用它去黑別人的網站，給別人造成障礙，這樣的人，才能愈高，對社會的危害就愈大。但是我們現在的學校，都把培養有才無德的人做為人才了。他知道把三聚氰胺放到奶粉裡是什麼效果，結果怎麼樣？結果就給我們社會人群帶來巨大的危害。最後一個層次就是「無才無德是廢品」，當然這樣的人是屬於少數。
我們看現在很多國家選拔人才，用考試制度，但是現在的公務員考試和過去不一樣了，現在的國家公務員考試考不出一個人的德行，主要看這個人反應能力怎麼樣，知識面怎麼樣。所以你看用的方法不對，不是「度之以義」，而是度之以考卷，結果怎麼樣？結果德行考不出來，貪污受賄的就很多。所以古人特別強調要「度之以義」，要用道德規範，而不是度之以聰明、能力、家庭出身、相貌、背景等等。
在《韓詩外傳》上記載，孔老夫子說，士有五種，有五種士。就是讀書人，有家裡有權勢的士人；有家庭富裕、資財雄厚的士人；有天資勇猛、強悍的士人；有智慧聰敏的士人；有相貌美好的士人。這五種士人，按理說都是有五種美好的品質。但是，如果家裡有權勢的士人，卻不用尊貴的權勢愛護民眾、實行道義，反而以尊貴的權勢橫行無忌、暴戾傲慢；家庭富裕的士人，不用財富賑濟窮苦的人，反而憑著財富奢侈糜爛，過著沒有節制的生活；天資勇猛、強悍的士人，不用勇敢保衛國君、攻城野戰、建功立業，反而因為勇敢而欺凌百姓，甚至挑起私人之間的爭鬥；智慧聰敏的士人，不用智慧為國家出謀劃策，反而用聰明做邪惡的事，掩飾奸詐的行為；相貌美好的士人，不用美貌統御群臣、治理民眾，反而用美貌蠱惑女子，以滿足私欲，這些士人就喪失了他們各自的美好的稟賦。
這段闡述告訴我們，雖然一些人很有優勢，但是沒有道德，就不能夠利用自己的優勢來為國家、為人民做出貢獻、帶來福祉，反而還會因為這些優勢對國家、人民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孔老夫子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領導者任用人才，就要以公義為出發點，不能夠出於私欲私心來用人。能夠把人用好，這個政事才能夠辦得好。
我們再看第五十七：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六《中論》。『大道』，就是指最高的治世原則，包括倫理綱常等等；『遠數』，深遠的謀劃。這句話意思是說：君主最大的弊病，莫過於詳察小事而忽略了治國的重要綱領；莫過於只看到眼前的事物，卻忽略長遠的謀劃。從古至今，只要如此，沒有不滅亡的。這句話給我們很多的啟示。
在隋朝的時候，隋文帝也是很勤奮，而且常常是從早晨理政到太陽落山了還在辦，結果那些侍衛站了一整天都沒有辦法離開，還要別人送飯給那些侍衛吃。所以太宗的很多臣子都說，隋文帝應該也是很勤奮的。但是太宗怎麼說？太宗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雖然很勤奮，但是因為當時他對北周的周靜帝，還有周靜帝的母后，不是很善待，也就是沒有仁厚之心。隋文帝又怕自己的做法，臣子會對他有不滿，不同意他，所以很多事情統統都是由他自己來做決定。因為他什麼都要管，當然要從早晨忙到晚上。」所以太宗說：「假如他今天決定了十件事情，但是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心力，可能有五件會判斷得很不妥當。每天都有判斷不對的，那國家遲早會亂。所以應該怎麼樣？應該知人善任，靠群臣的智慧來治理國家。」這就是唐太宗和隋文帝不同的地方。所以做為君主、做為領導者，不是什麼事都要管，事必躬親，而是要懂得把這些重要的事情分派給大臣去做。
所以這裡就講到人君的大患：『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在細小的事情上很明察，但是卻忽略了治國的重要綱領。愈是在上位的人，愈要明白自己的職責所在，他的工作就是以身作則，教化好人民，而且還要下對決策，任用國家的棟梁，這是他最重要的事。可是他管的事情很多，精力就會全部分散，還哪有時間靜下心來做決策呢？管的事情愈多，心愈散亂、愈定不下來。所以《大學》上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所以人要靜才有定，有定才有智慧，才能夠下對決策。所以做為領導者，特別是最高的領導者，絕對事情不能太多，不然他的決策一定會有偏差。
很多領導者每天做很多的事情，怕下屬說他不認真，其實這樣做並不是盡本分。愈是身居高位，責任愈是重大，所以他的任務就是要下對決策。不能怕下屬說我做的事情還沒有下屬多，不能凡事都是自己去親力親為，做一大堆的事情，那就是等於跟底下的人搶事做。那麼結果會什麼樣？底下的人說，好了，你來做，我們就不做了。甚至於事情都被領導者做了，底下人的積極性就調動不起來了。所以下屬能做的，應該充分授權，讓他們去發揮、讓他們去成長，然後自己有更多的時間靜下來提升智慧，下對決策。
蔡老師就講到他曾經聽過老法師講過一個故事，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的最高指揮官是艾森豪將軍。艾森豪將軍管幾個人？他就管四個人：海軍總司令、陸軍總司令、空軍總司令，還有一個參謀總長。艾森豪將軍每天做什麼事？常常去打高爾夫球。假如你是士兵，會不會罵艾森豪將軍，「我們都在前線衝殺，你怎麼去打高爾夫球？」為什麼？因為他是下決策的人，他必須保持放鬆，很冷靜，否則他下錯一個決策，可能傷亡的都是數萬人，甚至幾十萬人。他放鬆才能考慮事情，如果他每天雜事很多，神經很緊繃，那就考慮不了重要的事。現在很多做領導的人，都誤以為做很多事才是勤奮努力，這得要進一步冷靜去考慮，因為每一個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不同的。而且艾森豪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善於發現和任用人才，像喬治．巴頓、范佛里特等一大批名將，都為他所用。所以領導者的重要任務是任人，而不是做事。
關於這一點，在《慎子》上有一段話說得非常好。它說：「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臣相處的道理和原則是什麼？百官各司其職，臣事事，臣要去做事，而君主用不著做具體的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君主安逸享樂，臣子勤奮工作，臣子要盡智盡力把事情做好，而君主不要參與具體事務，仰仗臣下成功就可以了。這樣，國家政事沒有治理不好的。「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君主如果什麼事情都親自去做，而且務求比臣下還做得好，這是代替臣下擔任責任而承受勞苦，臣下反而安逸了。「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不敢與君爭為善以先君矣」，這句話就是說，君主如果喜歡搶在臣下之先把事情做好，那麼臣下就不敢搶在君主之前去做好事。「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如果臣子都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隱藏起來了，國事一旦有了失誤，臣子反而會反責君主，這是臣子背叛君主，國家出現禍亂的做法。
後邊它還說：「君之智，未必最賢於眾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則不贍矣。」君主的才智不一定是群臣中最賢明的，不是最賢明的，還要自視為最高明，從而掩蔽臣子之謀，就會力不從心。「若使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贍之道也。」假使君主的才智是最高明的，但是僅憑君主一個人的智慧，而把臣下的智慧全都掩蓋了，也會導致過於勞累。勞累過度就會使身體產生疲倦，身體產生疲倦也會使才智枯竭，才智枯竭又會回到力不從心的道路上去。
「是以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矣」，所以君主、當領導者的，如果事事都親自去做，事必躬親，那麼臣下就不必去做事了。「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這就等於說君主和臣子交換了位置。君主本來應該是下決策，很清閒；臣子應該是去做事情。結果現在好了，領導把事情全做了，臣子、下屬反而安逸了，無事可做了，這個叫君臣易位。君主和臣子的位置交換了、顛倒了，這樣叫做事顛倒，做事顛倒就會導致混亂。
「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君主如果放手將具體實事都交由屬下去做，而不必事必躬親，怎麼樣？臣下就會盡職盡責地去做事了，把自己的積極性也調動起來了，聰明智慧也發揮出來了。這是君臣和順，治亂區分的大事，君主不能不明察。這就是所謂的「任人者逸,自任者勞也」，如果你任用人才，調動大家的積極性，領導者就會安逸；如果什麼事都自己親力親為，領導者就會很勞苦。
像我們以前講過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賤的故事。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賤治理單父的時候是怎麼治理的？是彈著琴，自己從來沒有離開過公堂，單父就得到了治理。而孔老夫子的另一個弟子巫馬期也治理單父，但他怎麼治理？他披星戴月、事必躬親，忙碌得不能安居，不過單父也得到了治理。那巫馬期就問了：「為什麼子賤彈著琴，很安逸地就把單父治理好了？」子賤怎麼回答？子賤說：「我的做法是任人，就是任用賢人。而你的做法是任力，靠的是出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出力的人當然會勞苦奔波，能夠任用賢德的人，自身就會很安逸，而國家也能夠治理好。子賤就屬於任人者，所以他四肢安逸、耳目不勞、平心靜氣就把百官的事情給治理好了。巫馬期卻恰恰相反，他損害自己的性情，而且辛苦地親自去教誨百姓。雖然使單父也得到了治理，但是並沒有達到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無為而治。而要達到無為而治的根本就在於領導者自身要有德行，還要能夠不嫉賢妒能，信任那些德才兼備的人，對他們委以重任，用之不疑，這樣才能夠達到無為而治的最高境界。所以「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就是他選用了五個很有才華的人、很有德行的人，他們各司其職，他就非常地安逸了。
在《淮南子》上也說，說在古代雖然法律設立起來，但沒有人觸犯，刑罰都可以放置不用。並不是因為該懲罰時沒懲罰，而是因為什麼？因為百官都能各守其責，所以各種政績都興盛、成功，各項事業都治理得很好，禮義道德都建立起來了，根本就沒有人觸犯法律。
那麼怎麼樣任用賢德的人？怎麼樣任用這個人才，值得信任？任用賢德的人，具體的做法就是把天下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三公；把國家中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九卿；把一縣之中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二十七大夫；把一鄉之中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用為八十一元士，都是以他們的德行、才能的高低大小，給以適當的官職，讓他們做合適的事。這樣一來，道德教化由天子達至百姓，以位重的人來制約位輕的人。所以上面一倡導什麼，下面的民眾就會跟著應和什麼；上面有行動，下面也會自然跟隨。四海之內同歸一心，都背棄貪婪鄙陋，而心向道義。用這樣的方法來教化百姓，就像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一樣，沒有人不跟從。所以古人任才都是以德行才能的高低為取捨，而不是任人唯親，或者徇私枉法，根據自己的喜好和親近的關係來任用人才。
在《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上也有一段類似的話，它說：「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為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撝。」這就是說君主之所以尊敬人臣，是因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並且對他們信任，然後把重要的事情託付給他們，他們就能夠幫助自己治理國家，保住太平。如果君主很多疑，自己親自去做事，結果是什麼？他的臣子就不再思考怎麼樣可以治國，而是去思慮怎麼樣可以得到君主的歡心。他們一心一意想方設法要得到君主的歡心，而不是怎麼樣把事情做好，換句話說，大家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就是因為君主對於任用的臣子有所懷疑，所以想事必躬親，不想真正讓臣子去做，造成過多的干預。結果臣子也比較聰明，他不想怎麼樣把事做好，因為做得太好，君主、領導可能還嫉妒他、擔心他，所以他就想方設法地投君主所好，君主喜歡什麼他就說什麼，君主愛好什麼他就做什麼，這樣君主對他也沒有什麼疑慮和防範了。
這就是說領導者之所以事必躬親，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對屬下不能夠完全信任。而如果領導者盡管這些小事，而忽略了做決策、任賢使能等治國的重要事情，就導致了『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就是只看到了近處的東西，卻忽略了長遠的謀劃。這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而另一個原因，就是導致「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本末倒置。只顧眼前利益，看不到長遠的流弊。我們很冷靜地看現在整個國家、社會、家庭，在做決策的時候都有急功近利、捨本逐末的問題。《大學》上告訴我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但是你看男女在擇偶的時候，往往看這個人的家庭條件、出身、財富、背景，而忽視了他的德行。在國家做決策的時候，往往只看到這件事能夠給我們帶來多少經濟利益，而忽視了它給社會人心帶來的影響。
譬如說，新加坡以前中國文化的氣氛很濃，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很深，民風也非常地好。在一九九九年的時候，老法師在新加坡，還幫助新加坡的九大宗教做和諧宗教的活動，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效果，結果九大宗教手牽手，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去匯報，共同為世界和諧祈禱。說明那個時候民風很純樸，宗教團結也做得起來。但是後來這個國家也有急功近利的決策，就建了兩個賭場，把casino都引到國家裡。結果自從這兩個賭場建立起來之後，對社會人心的影響潛移默化，很多人就為了去賭場，不惜去借錢，然後把很多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賭博之上，導致整個民風也是急功近利的傾向。所以這個就是國家做決策，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給我帶來多少經濟的收益，而要看到這個賭場的設立，對於我們社會民心的影響，那個是很大，也是很長遠的。如果人心都壞了，人心都見利忘義、急功近利了，那社會問題就會層出不窮。
所以中國古人他講「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都是把人心的治理，把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不是把經濟的增長、ＧＤＰ的增長看作是最重要的。幾十年我們經濟發展了，但是給環境造成的污染、給生態造成的破壞，還有資源的浪費，全都是巨大的。從這裡我們更能夠體會到古人的這種深謀遠慮，不能夠「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這個都是我們學習《群書治要》所得到的啟發。
特別是在現代這個社會，教育已經沒有人來重視了，家庭沒有教，學校沒有教，社會國家也沒有在重視。因為現在國家的電視台、網路、報紙、廣播在承擔著教化的職責，但是裡邊的內容卻很少有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當然我們看到在十八大之後，這些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觀，如果我們國家能夠進一步專門開闢一個頻道，專門講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相信對社會的和諧、民風的改善將起到很大的作用，這也是我們共同期待的。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就先學習到這裡，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諸位朋友，大家好。我們今天繼續來學習《群書治要》，請看第五十二句：
【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九《傅子》。『飾辯』就是粉飾巧言，說浮華不實的話。『巧言』也是動聽而不實在的話。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聽取言論而沒有審慎地判斷，就輕易斷定善惡，是非容易顛倒;而賣弄言語、巧辯的風氣就會興起。
如果領導者聽了他人的言論，而沒有審慎地去考察它是否符合實際，就輕易地妄下結論，以此來確定善惡，就很可能判斷錯誤，是非顛倒，由此還會進一步導致喜歡說不實言論的風氣愈來愈濃。譬如說某某人到領導面前說一個同事的壞話，這個領導沒有去調查研究就信以為真，對這個人就產生了懷疑，甚至偏頗的看法。如果一個領導者常常是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那就會導致經常有人喜歡到他面前講別人的壞話，甚至故意進獻讒言、講不實言論的人就會愈來愈多。
所以下面他接著說：「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所以，我們聽一個人的言論，不如觀察他的行為，不如觀察他所做的事情；觀察他所做的事情，不如觀察他具體的行為。「聽言必審其本」，聽一個人的言論，還要審慎地考察他說這個話的原因，出於什麼目的來說這個話，用心何在。「觀事必校其實」，觀察他所做的事情，還一定核查它是不是符合事實，是否真實可信。譬如說他是否做事一貫如此，這是他做事的一貫風格，還是在搞面子工程、政績工程？「觀行必考其跡」。觀察一個人的行為，也要考察他行為的原因。把這三者都綜合起來全面考察，才會減少僅僅依據一個人的言語就判定是非善惡所導致的失誤。這個就是「三參」，就是把觀言、觀事、觀行合起來考察。
中國人有一句話說「謠言止於智者」。當然讒言也是止於智者。作為領導者的一定要清醒，一定要明白「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這個道理。
為什麼說「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這可能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就是來說是非的人是別有用心地無中生有，故意進獻讒言、謠言。做為領導者，如果有人來向你進獻讒言，故意誹謗一個人，你不分青紅皂白就信以為真，往往就會使好人蒙受不白之冤。因為這個好人也不知道別人在背後誹謗他，即使有人誹謗他，他也沒有想著去辯駁。你只是聽信了一個人的言語就做出判斷，往往導致好人被冤枉。所以當下屬在你的面前說別人不是的時候，不能夠輕易就相信。可能這個人說別人的過失，是出於嫉妒同事的成就，或者是因為他對一個位置很感興趣，而恰恰這個同事和他是競爭對手，所以才向你來進獻讒言，惡意毀謗，影響你的決定。所以不能夠不明辨事實真相就信以為真，那就是等於鼓勵人們來向你進獻讒言。
第二種情況，就是別人確實是有過失，有人來講給你聽。這個時候要分幾種情況，特別要看一個人的存心。他是為了幫助同事糾正錯誤，是為了讓你作為領導者兼聽則明，全面地掌握事實真相，還是故意揚人之惡，敗壞人的名聲，或者是挑撥人際關係？這個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
中國人有一句話說：「揚人惡，即是惡。」人心厚道的人都是隱惡揚善，即使別人確實有過失，也不會到處去張揚。因為我們都知道「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我們想找到一個聖人，一個錯誤都不犯的人，實際上很難找到。每一個人都有一些這樣或者那樣的習氣，或者做得不完美的地方，如果你想故意挑剔一個人，總有可挑剔的地方。如果有的人故意把別人這些過惡到處去宣揚，這本身也是自己德行淺薄的表現。
所以，在《格言別錄》上有一句話說：「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許可者多。」德行很高的人，他看每一個人都有可取之處，每一個人都有我值得學習、值得肯定、值得讚歎的地方，所以他口裡所讚歎的人、認可的人就有很多很多。相反，「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棄者眾。」德行淺薄的人恰恰相反，他看誰都有可挑剔的地方、可指責的地方、不如我的地方，心地是刻薄、傲慢，見人皆可憎，所以他眼睛中所瞧不起的人、所鄙視的人就有很多很多。所以我們觀察一個人，就是從一個人經常讚歎、肯定別人，還是經常批評、挑剔別人，我們就知道這個人的德行高低了。
第三種情況，別人來我們面前說別人的過失，很可能是出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導致的，就是他誤以為別人有過失，往往是指善為惡。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我們其實每一個人都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別人，都是戴著自己有色的眼鏡去觀察別人的。所以我們說客觀公正，當你心沒有達到真正的水平如鏡的時候，很難達到客觀公正。所以我們都是依著自己通常的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原則、心態、眼光去看別人，所以往往把一個善人、善行，用自己的想法給想錯了。所以，中國人有一句話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是我們每一個人往往常犯的過失。因為什麼？因為都沒有達到聖人的境界。所以現在社會做善事比較難，因為我們自私自利的習氣比較普遍，自私自利的行為方式比較受歡迎。當一個人他不自私自利，沒有目的的時候，即使他沒有私心，也往往被那個有私心的人誤以為他有目的。所以「善人常得謗，善事常易敗」，原因就在這裡。講到這裡，我們就想到了蘇軾和佛印禪師的故事，他們倆有很多的典故。
有一次，佛印禪師和蘇軾在打坐，結果坐著坐著，蘇軾就問，他說你看看我這個樣子像什麼？佛印禪師一看就說，我看你這個樣子很莊嚴，就像一尊佛一樣。蘇軾聽了就很高興。結果過了一會，佛印禪師就故意問蘇東坡，他說你看看我這個樣子像什麼？蘇軾一看，佛印笑嘻嘻的，袈裟還婆娑在地，於是他很不客氣地說，我看你這個樣子，簡直就像一堆牛糞。這個禪師聽了之後，也微笑了一下，沒有作聲。
結果經歷了這件事之後，蘇東坡特別高興，歡天喜地、迫不及待地回到家裡，和他的妹妹蘇小妹分享。他說，妳看平時我和禪師在一起都說不過他，都讓他佔便宜，但是今天我贏了，我佔了便宜。蘇小妹就問，她說佛印禪師那麼有智慧，你佔了什麼便宜，說出來我聽聽。蘇東坡就說，妳看我們倆今天打坐，我問他我像什麼，他告訴我，我很莊嚴，簡直就像一尊佛；而他問我他像什麼，我告訴他，簡直就像一堆牛糞。這不是我莊嚴，而他不莊嚴嗎？蘇小妹聽了之後就笑了，她說，哥哥，哥哥，你這一次又輸了。為什麼輸了？因為佛印禪師他的心地清淨、慈悲，他的心中有佛，他看誰都是一尊佛；而你呢？你的心地骯髒，把那麼慈悲、清淨的禪師都看成是一堆牛糞了，這恰恰說明了你的心地太骯髒了。蘇東坡聽了之後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境界還是差得太遠了。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看別人的行為，都是以自己的有色眼鏡去看的。當我們戴上了一個黃色的鏡片，我們看這個世界的人、事、物都是黃色的；我們戴上一個黑色的墨鏡，我們看這個世界的人、事、物全都是黑色的。所以關鍵就在於我們自己這個心，是不是刻薄，還是很平和。
所以我們一般的善人經常被誤解，善事經常不能夠順利進行，其實原因很簡單。譬如說，我們的電視、廣播、報紙，每一天都是在講人如何騙人，人如何自私自利、不擇手段，結果我們看這些看得多了，就往往形成了一個思惟定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當然，這個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我們看孔老夫子，他一生不為自己，也沒有天誅地滅。他培養徒弟，七十二個賢人，三千多弟子，而且代代有賢人出現，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貢獻都是非常地巨大。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很多的皇帝，但是不是每一個皇帝的名字我們都能夠清楚地記得，但是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孔夫子的。
所以，「助人為樂」。我們現在的人之所以不能夠坦坦蕩蕩，無論是貧富貴賤，都是身心不安，就是因為被這些錯誤的價值觀所引導、所導致的。總是想著自己的利益得失，就會「小人長戚戚」。小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想著，這件事對我有什麼好處，我應該從中獲得什麼利益，我有什麼損失。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就會想著和別人去競爭，競爭向上提升就變成鬥爭，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問題就出現了。鬥爭向上提升就是戰爭。為什麼現在世界上戰火頻繁？就是因為西方的價值觀普遍在世界上產生了影響，被人接受所導致的。戰爭再向上提升，在現代社會都是高科技，很發達，如果一方使用了原子武器，最後導致的就是世界末日，同歸於盡。所以，用西方的以競爭的方式獲得自我滿足的價值觀，沒有給人類帶上一個光明的前程，只是把人引向了窮途末日。
所以湯恩比先生他很明智，他在系統地考察了各個國家的文明歷史的基礎之上，從文化學的角度提出了這樣的論斷：能夠真正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的，只有中國的孔孟儒學和大乘佛法。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所以，我們尊敬的老法師現在特別提倡學習湯恩比先生的幾本書，像《在未來中生存》，還有《湯恩比的中國觀》。為什麼這麼提倡？就是因為我們中國人自己經過了五四運動，經過了十年文革，對自己的文化已經喪失了自信心，認為這些都是封建的、落後的，是糟粕。現在有一個世界著名的歷史哲學家，而且還是一個英國人，他來說「未來屬於中國，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唯有靠中國文化才能帶給世界安定和諧」，那就非常地有說服力了，這不是我們自己說的，這是世界級的專家說的。
在一九八八年，也有一批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他們在巴黎開會，面對當時世界性的道德危機、環境危機、恐怖主義等等，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呼籲，說「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二千五百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這些人也都是世界頂尖的科學家，富有科學的精神，他們提出一個呼籲絕對不是偶然的，說明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認同。這些都讓我們加強了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心。
我們學了這一段話，也讓我們想到古人有一句話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如觀人無數，觀人無數不如明師指路，明師指路不如自己開悟。」為什麼？因為你自己的心沒有達到水平如鏡、波瀾不興，我們還是用自己的知見，用我們自己的心態來看別人，所以往往把這個人事物全都看錯了。所以你看人看得準，根本的原因在哪裡？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己的心地清淨，你真正自己開悟了，你看什麼通都有了，那還能看不準人嗎？是吧？
我們再看下一句，第五十三句：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違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七《劉廙政論》。『小臣』就是指職位低的，而且德行不高的官吏；『佞』就是花言巧語、諂媚巴結；這個『忘』，這個裡邊的註解說「忘，疑忌」，實際上在《說文解字》中，這個「忘」的意思就是「不識也」，從語句上是通順的。這句話解釋過來就是：君主沒有不寵幸那些喜愛自己的人，卻不知道喜愛自己的人不應該被寵幸。所以迷戀於小臣的諂媚，而不能遠離罷黜；感受不到不順己意的人是有益於自己的，而不願意任用他。
這裡邊講的『人主莫不愛愛己』，這個「愛己」就是喜愛自己的人，特別指那些專門滿足自己的欲望、討好自己的人。用《韓子》上面的一句話來說，愛己的人有這樣一個特點，它說：「凡奸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它說大凡是奸臣、小人，都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都願意順著君主的心思去做。他為什麼這樣做？為的是取得君主的信任和寵幸。所以君主認為好的事，他一定會跟著去讚歎；君主所憎惡的事，他一定跟著去詆毀，這就是奸佞之臣最大的特點。所以《韓非子》上面這一句話就容易讓我們辨別自己身邊的臣子、屬下到底是忠臣還是奸臣。
在《傅子》上也指出：「正道之不行，常由佞人亂之也。」正道之所以不能夠順利地推行，是什麼原因？就是由於邪曲奸佞之人在作怪。譬如說在歷史上，桀他信任佞臣推役侈，把敢於犯顏直諫的諍臣關龍逢給誅殺了，結果夏朝就滅亡了。而商紂王信任佞臣惡來，把犯顏直諫的臣子比干剖視其心，最後殷朝也就滅亡了。
但是從歷史上看，從古至今，奸佞之人，就是那些善於諂媚、巴結、討好領導者的人，卻大多受到重用。這是什麼原因？《傅子》上這樣說，奸佞之人他善於養人的私欲，所以私利、欲望很重的領導者就喜歡奸佞之人。「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聖人是沒有私欲的，而賢者也能夠去除自己的私利和欲望。「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看到人的私利、欲望生起來了，就用正道來矯正、勸告他，這就是正直的人。「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如果違背了正道，順從人的私利和欲望，看到人的私欲生起來了，不僅不去勸告他，反而還順從他，一味地滿足他，這就是奸佞之人。我們看了這一個標準，領導者以這個標準進行考察，就能夠了解佞正的區別了。
在歷史上，有很多的臣子為了取媚君主，就特別善於觀察領導者有什麼喜好，他一味地投其所好，他喜歡什麼就順著什麼去說；喜歡什麼就送給他什麼。像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曾經遇到一位搞建築的朋友，他說為什麼這些貪官都能夠無一例外地被他們拉下水？他說就是因為人他都有私心、都有私欲、都有喜好，不是貪財就是貪色，不是貪名就是貪利。你看他喜歡財的就送給他財，喜歡色的就送他色，喜歡字畫的送給他字畫，喜歡什麼就送給他什麼。即使他自己不喜歡，他的家人也有喜歡，譬如說他的妻子、他的父母、他的兒女，看到他喜歡什麼就送他什麼，看到他重視什麼就討好他什麼。所以怎麼樣？最後無一例外地都被他們給拉下水了。所以聽到這句話，我們就想到了古人所說的「無欲則剛」。只要人有貪求，有一樣東西放不下，他就沒有辦法能夠達到高尚的境界。所以古人說「人到無求品自高」。如果有貪求的話，可能就會被人所控制、被人所蒙蔽。
我們知道管仲在有病的時候，齊桓公去探問他，說：「仲父的病變重了，如果發生不可避諱的事（古人說話很委婉，意思說一旦您病故了），你有什麼話要提前告訴我嗎？」管仲他很忠心，他就說：「我希望您能疏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為什麼？易牙他很擅長烹飪，他的廚藝很高，他用烹飪侍候您。他聽說您唯有嬰兒的肉沒有嘗過，結果不惜蒸了他的第一個兒子獻給您。就人之常情而言，人最喜愛的、最疼愛的、最重視的就是自己的兒女了，但是他居然對自己的兒子都不愛，怎麼會愛您呢？您喜愛美色，但是後宮的這些女子互相嫉妒，勾心鬥角很嚴重，結果豎刁他就自己把自己變成了太監來替您管理內宮。就人之常情而言，誰不重視自己的身體呢？一個人最重視的就是自己的身體了，但是豎刁他連自己的身體都不愛，怎麼能夠愛您呢？公子開方侍奉您，十五年都沒有回國去探望親人。他是衛國的公子，結果來到齊國一住十五年，這十五年之間，再也沒有回家去探望過父母，即使他的父母病故，他都沒有回去探望一下。他連自己父母這麼大的養育之恩都不能夠記在心上，連父母都不愛，怎麼能夠愛您呢？」桓公一聽連連點頭，說：「您說得太好了，說得對，我一定謹記在心。」結果管仲去世了，殯葬之後，齊桓公就把這四個人召見來，罷免了他們的官職。
但是怎麼樣？驅逐了堂巫之後，各種雜症就不斷地發生。把易牙驅逐走了之後，很多的美味吃不到了；驅逐了豎刁之後，後宮的秩序開始混亂；驅逐了公子開方之後，朝堂管理就變得沒有秩序了。這個時候桓公就開始懷疑管仲的說法了，他說：「原來聖人也有謬誤之處！」於是就把四個人的官職給恢復了。結果過了一年，這四個人作亂，把桓公給拘禁在一間屋子裡，十天都不能和外界溝通。桓公這個時候才想起了管仲的勸導，他說：「死了沒有知覺就罷了，如果有知覺，我還有什麼面目見仲父於地下呢？」於是他就拿著自己白色的頭巾裹頭而死。死了十一天，他的屍首腐爛了，蛆蟲都爬出了門，人們才知道桓公死了，於是用廢棄的門板給他收葬了屍體。
歷史上評論說，齊桓公之所以落得這樣的下場，就是因為他沒有能夠始終如一地聽從管仲的話，任用賢能之人。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就任用了奸佞之人，結果也被這些奸佞之人所害。這個故事就是告訴我們，領導者喜歡任用奸佞之臣還是忠正之人，關鍵在於端正己身，只有自己徹底放下了私心、名利、面子、欲望，才願意任用那些敢於違背自己意願、直言不諱的忠正之人。
好，我們看五十四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還自遺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四《老子》。『金玉滿堂』，形容極為富有；『莫之能守』，這個「莫」就是沒有誰；『遺』就是留下；『咎』就是災禍、不幸之事；『遂』就是成就、成功；『身退』就是退位，不再眷戀了。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四《老子》。翻譯過來就是：金玉滿堂、豐富的物質生活，很難長久地保有；富貴時生活驕縱奢侈，就給自己種下禍根；功成名就之後能夠懂得不居功貪位，適時退下，才符合大自然的運行之道。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我們知道中國古人有一句話說：「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那些不義之財為五家所共有，這五家首先就是官府。譬如說我們這個錢是貪污受賄、坑蒙拐騙而來，最後東窗事發，自己鋃鐺入獄，不義之財也被沒收、被充公；還有自然的水災、火災，也會把不義之財給焚燒掉、漂奪走；盜賊也專會偷盜、敲詐勒索為富不仁的人，最後，不肖子孫、敗家子、啃老族也會把不義之財給揮霍掉。所以古人把這個財富分為兩種：一種叫吉財，一種叫凶財。財富不是正當而來的，一定會以不正當的、不好的方式給敗散掉。
譬如說在歷史上，被人們所熟知的極度貪財的官員就是和珅，他被稱為中國古今第一貪。和珅他出身官宦世家，祖上有戰功，還受過封賞。到了他父親這一代，因為為官清廉，而且大多數的時候都是在守衛邊疆，家裡並沒有很多的產業，等他父親去世之後，他們家的家境就開始愈來愈困窘。按理說，這樣一個出身官宦，但是卻受過苦的人，為官之後更應該知道底層人民的疾苦，應該為官清廉。但是卻意想不到的是，和珅為官期間，由於深受乾隆帝的信任，位極人臣，他一個人便掌握了清朝用人、財政、刑罰、撫夷等等幾乎所有重要部門的大權，於是他就開始利用職權肆無忌憚地大開受賄之門。他斂財的主要方式、最快的方式，就是在用人方面收取賄賂。因為他能夠任命那些有重要權力的官員，於是那些一心想要當官、想往上爬的這些人，就開始大把大把地給和珅送錢。不向他獻納金銀珠寶，或者沒有和他有親屬關係的，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做官的。在史書上把當時的情景描述為：「和相專權，補者皆以貲進」「政以賄成」。能夠去後補做官的人，都是要給他送錢的，政治是以行賄、受賄來成就的。
乾隆死後，他的兒子嘉慶皇帝將和珅革職下獄，沒收家產。根據歷史上的記載，查抄和珅家產清單上面記載，他的家產中，金銀珠寶、字畫珍玩無所不有。而他的家產到底有多少？據記載，一共是十一億兩白銀。而清朝當時每年國庫庫銀的收入是多少？是七千萬兩白銀。也就是說，十五年清朝國庫的收入才能和和珅的家產相比。所以當時有一句話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但是和珅的經歷也正應驗了《大學》上的這句話，那就是「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他雖然聚積了大量的不義之財，但是沒有等自己享受，就把這些不義之財給沒收充公，自己也自盡身亡，而且殃及子孫。
對於不義之財，會導致不好的結果，守不住。即使是你正當收入所賺來的錢，也應該用在正當的地方。中國有一句話說「積財喪道」，為什麼積財喪道？你看你自己很有錢，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但是還有很多人吃不飽、穿不暖，過著衣不蔽體、食不飽腹的生活，上學也沒有辦法繳學費，結果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所以你過得太奢侈了，就會導致人的嫉妒和怨恨。所以，各個宗教對於貪財都有這樣的說法，譬如說基督教說：「貪財是萬惡之根。」巴哈伊教說：「你所擁有的不必喜悅，今晚它們是你的，明天別人就會佔有它們。」猶太教言：「人有金子，卻沒有知識，他有什麼？」這些教誨都是提醒，不要把這個錢財積在自己的手中，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這樣太有損自己的福報。
也有人說，其實富家子弟很可憐，為什麼很可憐？因為他們窮得就只剩下錢了，這個話說得很有味道。我們看中國古人造字，現在老法師特別強調要學習中國古代的文字，要懂得漢字，因為每一個漢字都有著教育的內涵。這個「錢」字，左邊是一個金，右邊是戈戈，就是兩把刀、兩把槍。如果人沒有智慧，把金看得太重要，那就會導致拿著兩把刀、兩把槍去互相殘殺。我們看一看現在社會是不是出現了這種狀況？有的人因為爭財產，把兄弟告上了法庭；有的人因為財產，夫妻同床異夢；現在有的因為財產，父子都起了冤仇。這些就告訴我們，如果人只是為了財產而不擇手段的話，忘記了恩義、情義、道義的話，確實就窮得只剩下錢了。金錢沒有給他帶來幸福安樂的生活，反而還成了他們墮落的助緣。
在從前印度有一個地方，很多人都信仰文殊菩薩，就想塑一尊文殊菩薩的像來拜。但是他不知道文殊菩薩的相貌是怎麼樣的，那怎麼辦？有人建議就說，找一個最英俊的青年來做模特，按他的相貌來雕一尊文殊菩薩像拜就可以了。大家覺得這個主意好，都紛紛贊成，於是，有一位很英俊的青年被選來做模特。像塑好了，這位青年得了一筆數目可觀的賞金，他好像中了彩票一樣，歡天喜地地回去了。
過了二、三年，離這個地方不遠的另外一個鄉村，有一班人信仰夜叉鬼，他們說夜叉鬼是保護神，要塑一尊夜叉鬼的像來拜，但是卻不知道夜叉鬼是什麼樣子。後來有人建議說，夜叉鬼屬於鬼類，鬼的樣子一定是非常醜陋的，我們可以從監獄裡找一個最醜的犯人，照他的樣子塑一個像來拜就可以了。大家覺得這個主意也不錯，都紛紛贊成，於是他們就從監獄裡找到了一個最醜陋的犯人做模特，塑了一個夜叉鬼的像。
這個像塑好了，主事的人也送了一大筆賞金給這位犯人，哪知道這個犯人一看到賞金，竟然號啕大哭起來。大家覺得很奇怪，問：「你為什麼哭？得這麼多賞金應該高興才對。」結果這個犯人說：「二、三年之前，我是最英俊的青年，曾經被選為塑文殊菩薩像的模特，得了一筆數目可觀的賞金。我有了錢，就整天尋花問柳、賭博喝酒，遊手好閒，染上了一身的壞習慣。錢用光了，謀生又沒有能力，只好去做小偷，有一次偷東西失手，被抓起來坐牢，在監牢裡受盡折磨，現在竟然被你們選為塑夜叉鬼的模特，金錢害得我好苦！今天我看到賞金，便想起我的從前，使我感到懊悔、感到慚愧！」
你看，我們世間的人都認為有了錢就有了幸福，但是事實上，幾十年下來，追求金錢、追求財富的結果，是讓人身心俱疲，愈追求，幸福離我們愈來愈遠了，所以才引起了人們對幸福指數的探討。實際上擁有金錢而沒有智慧，金錢反而成為作惡的資本，特別是那些不是通過辛勤勞動而獲得的財富，自然也不懂得去珍惜。所以中國古人有句話說「富不過三代」，而這個「富不過三代」如今已經變成了「富不過當代」。為什麼？因為他在賺錢的時候，就不是靠勤勞致富、辛辛苦苦地付出累積的財富，所以有了錢之後，也不懂得去克勤克儉、珍惜，有了錢就過上了驕奢淫逸的生活，結果怎麼樣？自己這一生還沒有過完，就已經身敗名裂了，入不敷出了。
所以明智的人，他是福慧雙修，愈是有錢，愈要謹小慎微，愈要拿著這些錢去做有利於社會和人民的事。像美國微軟公司的董事長比爾．蓋茨，在二ＯＯ八年的時候，他就把五百八十億的美元，把這些個人財產捐到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他在遺囑中宣布要拿出百分之九十八的財產給自己創辦的這個基金會。而這筆錢用於幹什麼？用於研究愛滋病和瘧疾的疫苗，並為世界貧窮國家提供援助。他希望能夠改變世界，並指責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是「資本主義的失敗」所造成的。他說，一架飛機失事墜毀造成一百多人死亡，全球都有報導，但是在很多的落後國家，每天都有八千名兒童死於營養不良和缺乏醫療藥物，媒體卻隻字不提。他因為有這樣的善心，所以他確實是愈施愈多，財富不斷地增長。
所以《易經》上有一句話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以很多有遠見的成功人士，有了錢之後，並沒有拿著這些錢去競奢鬥富，看誰的車子更豪華、誰的別墅更闊綽，而是把自己的金錢捐獻給慈善教育事業。他們能夠想到在當今的世界上，有多少人正在忍飢挨餓，有多少貧困的學生繳不起學費，於是把自己富餘的財物拿出來，雪中送炭，救人一命，解人急困。那我們想到，他們所得到的喜悅，比一時的揮霍所帶來的滿足要更加真實、更加踏實、更加長久。
這次清明祭祖期間，有一位新加坡來的老法師的學生，他們有了錢之後，贊助非洲的貧困兒童，領養了很多的貧困兒童，不僅僅供他們吃、供他們穿、供他們上學，最重要的、最有智慧的一點，就是讓他們都來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他們拍了照片我們看到，這些孩子都在讀《弟子規》，甚至在讀《群書治要３６Ｏ》。所以我們看了之後非常地感慨，你看我們自己的孩子都學西方，都崇洋媚外，但是現在這些非洲的小男孩，他們在學習中華傳統文化，都學得很認真，還非常地有成就。這都是因為老法師的教導，在世界各國大力弘揚漢字、傳統文化，還有《群書治要》，所取得的一個顯著成果。
中國古人講：「一陰一陽之謂道。」我們明白了「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規律，我們就更加地理解為什麼老子提出「富貴而驕，還自遺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我們觀察天地變化的規律，都是盛極必衰，消極必長。你看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規律。
在《說苑》上，在《孔子家語》上也都有記載，說孔子在瞻仰魯桓公的廟時，看到廟中有一個攲器。什麼是攲器？就是一個很容易傾斜易覆的器皿。孔子就向守廟的人問：「這是什麼器具？」守廟的人回答說：「這可能就是叫做『宥坐』的器物了。」孔子說：「我聽說過『宥坐』這種器具，這個器具有一個特點，裡面空的時候它就傾斜，裝水適中的時候它就端正，裝滿的時候就傾覆了。賢明的君主以此來警戒自己，所以放置在座位旁邊，叫『宥坐』。」他回頭對學生們說：「來，我們試著往裡面裝水看一看。」結果把水灌進裡邊，達到容器一半的時候，這個容器就直立起來，裝滿了，這個容器就傾倒了。孔子看了之後，非常感嘆地說：「萬物之中，哪有一個東西是裝滿了而不顛覆的？哪有一個是滿而不覆的？」
這個時候他的弟子子路就上前來問，他說：「可不可以問一下，想要持滿而不傾覆，有什麼辦法嗎？」這個問題問得也很好，孔老夫子怎麼回答的？孔老夫子說：「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聰明能幹又有智慧，就要用愚笨的姿態來保持；功蓋天下，就要用推讓的姿態來保持；勇力震撼當世，就要用膽怯的姿態來保持；擁有四海的土地財富，就要用謙遜的姿態來保持。這就是所說的「損之又損之之道」。換句話說，就是「謙退再謙退」「低再低」的方法。
所以老子在這裡邊也說，『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功成名就了，就要懂得退位。後面的註解還講道：「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跡稱遂。」他的名聲顯揚起來了，「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這個時候還不懂得急流勇退，就往往容易遭人陷害。因為名和利是人之所必爭，你不懂得退下來，人家有嫉妒心產生了，可能跟著就來毀謗、陷害你，所以要懂得退。「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也」，這些都是大自然給我們的啟示。所以你看有的人歡喜，歡喜太過分了，樂極就生悲了。所以你看有多少歡喜，往往也就伴隨著多少的苦痛。所以人明白這個道理，這個心就平了，不要去追求什麼刺激、追求什麼過分的歡樂。心平氣和，這樣的話，平平淡淡才是真。
在弘一大師所編輯的《格言別錄》中也有這樣幾句話，說：「物忌全勝，事忌全美，人忌全盛。」第一個「勝」是勝利的勝，最後這個「盛」是茂盛的盛，昌盛的盛。「步步佔先者，必有人以擠之。事事爭勝者，必有人以挫之。」可以說這些道理教導人如何去為人處世，這個都是從「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規律推論而來的。
我們看第五十五句：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八《體論》。『聽察』就是聽取和考察各種意見；『門戶』，這個是比喻，它比喻事物的關鍵；『機要』也是關鍵的意思；『無方』，沒有方法；『數』就是策略的意思。這句話翻譯過來意思是說：聽和察是國家存亡安危的關鍵。假如君主不能廣泛地聽取和明察，只接受親信者的言論，那麼謀劃必定有疏漏，不能盡收好的策略；假如能廣泛地聽取和明察，但採納的方法不對，考察也不精確，那麼策略必然混亂無章。這一句話是提醒做領導者的，要廣泛地聽察，但是聽取建議的時候，還要認真地去考察，不能夠什麼話都聽。
在《體論》上說，為什麼君主要靠忠臣謀士幫助他處理很多的政務？為什麼要去廣泛地聽取和考察各種意見？因為君主他如果不去廣泛地聽察，就一定會有很多細微之處注意不到。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君主的尊貴不同於一般的人，他之所以尊貴，就在於他能夠隨順自己的志趣來調養自身。當他想享受歡樂時，就有高雅的音樂充盈於耳，古玩珍寶足以悅目，美麗的姿色滿足欲望，漂亮的衣服正合其身；想要登高遠眺、極目展望的時候，就可以登上聳立入雲的高台；想逍遙自在，就穿過有飛閣的樓觀，嬉戲於碧水清池，遊覽於桂林芳園，戲射野雞與大雁，跟蹤飛鳥，追逐走獸；出行的時候有佳麗為伴，回宮的時候與美女共處。像這樣，又怎能體會到窮困、憂愁的悲哀，了解鰥寡孤獨的難以忍受？
用餐的時候，就有蒸煮食物的鐘鼎，用以切肉的砧板，美味佳餚多種多樣，五味俱全。珍饈美味擺滿了廳堂，音樂聲起開始用餐，鳴鐘之後撤去宴席，一道一道的美食交替而上，口中的美味不斷，這又怎能感受到飢餒的苦楚、困窘的難堪？
天熱的時候，蓋上薄如雲霧的縐紗，穿上細葛布做的衣裳，居住在有華麗帳幔的高大房舍，安處於有重重濃蔭的北向庭堂，揭開美觀的絲帳，迎來清涼的微風，破開凝凍的冰塊，遏止輕微的暑熱，侍奉起居的人搖動著粉扇，主管穿衣服的人更換薄衫，飄飄然似有秋日的涼爽，又怎能體會到炎夏的酷熱，怎能知道酷熱的難耐？
寒冷的時候，則身著棉袍，套上軟軟的皮衣，蓋上錦繡的被子，鋪上貂皮褥子，還有層層疊疊的墊子，處於幽深的居室之中，身在重重的帷幕裡，房角燒紅火炭以提高溫度，獻上玉杯盛著的美酒來抵禦寒氣，暖呼呼的猶如夏日的溫熱，又怎能體會到隆冬的慘烈、知道嚴寒的難耐？
我們以上描述的這些情況，確實是君主無從知道的事情。從此就可以知道，還有很多眾多的隱微之事，和這些情況來類比，就知道必定會有被君主遺漏而不被明察的。在這種情況下，就依靠忠心的臣子來輔助君主開闊視聽，使他醒悟。
君主身處萬人之上，日理萬機，要關心的事情很多。君主有榮華富貴可以享受，而且被服侍得很周到，自然會有很多細小的事情被他遺漏，不能體會到一般百姓的苦楚。所以要依靠賢明的臣子來輔助他，洞察百姓的疾苦。
這就是他必須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情況，對全局有所了解的原因，否則的話，很難做出正確的決策。所以這裡邊就講：『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如果他不能廣泛地聽取和明察，只是接受親信者的言論，一味地順從他的欲望的言論，那麼謀劃必定會有所疏漏，不能把所有好的策略都能夠用得上。但是另一方面，『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假如他能夠廣泛地聽取和明察，但是採納的時候又沒有一定的方法，考察也不精確，那麼謀略也會雜亂無章。
我們看一看唐太宗他是怎麼樣來對待讒言的，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一句話。在貞觀時期，尚書右僕射杜如晦上奏（這個尚書右僕射、左僕射就相當於宰相），他上奏說：「監察御史陳師合，上了一篇奏摺叫做『拔士論』（就是要選拔、提拔這些讀書人）。在這個奏摺裡就講道，人的思慮是有限的，一個人不能擔任好幾個職務，所以應當多選拔一些人來擔任這些工作，不能一個人身兼數職。」杜如晦就講道，他說：「這一段話應該是講我們（就是房玄齡、杜如晦）這些兼任了好幾個國家重要職位的人。」
太宗聽了之後，就對戴胄說：「我是以至公來治理天下，不是因為這幾個臣子跟我關係不錯就委以重任；不是因為他們是跟了我很長時間的舊臣，我才偏向他們，而是因為他們都是有真正的才能和德行。所以陳師合這麼講，其實就是在毀謗這些大臣，刻意地離間我們君臣之間的關係。過去三國時期的蜀後主雖然昏弱，南北朝時期的齊文宣雖然狂悖，但是因為他們信任諸葛亮，還有楊尊彥，沒有絲毫的懷疑，他們的國家才能夠得以安定。今天我也是因為有杜如晦、房玄齡等這些大臣，才能夠讓國家得以治理。」於是，他就下令把陳師合流放到嶺南去了。你看，太宗雖然引導群臣要直言不諱、要勸諫他，但是他在接受勸諫的時候，也是要明辨是非邪正，不能什麼話都聽。
在貞觀三年的時候，太宗又對房玄齡和杜如晦說，他聽聞自古這些帝王上合天心，都是能以上天的仁慈之心來治國，因而能讓天下太平。但是，除了這些帝王他有仁愛之心之外，關鍵還在於有這些股肱大臣的輔佐。所以他體會到這一點，就廣開直言之路，讓臣子勸諫。他廣開言路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自己政事的得失，看看老百姓之中有沒有被冤枉的。但是近來卻發現，這些上奏言事的人都是在揭發人家的隱私，談論百官的缺點，而且有時講的這個事情非常地細小，和國家的安定根本沒有什麼關係。結果怎麼樣？太多的人都是在利用皇帝廣開言路的機會批判別人的隱私。
太宗接著就說，他考查歷史上的很多皇帝，都是因為一些人攻擊臣子的隱私，造成君主懷疑臣子，對臣子不信任了。而一旦君王不信任臣子，下情就不能上達了。所以，臣子「欲盡忠極慮」，這個臣子想竭盡全力地為國家出謀劃策也做不到了。所以你看，中國人他講事情都非常講中庸之道，沒有偏在一邊。雖然是鼓勵人們犯顏直諫，提不同的意見，直言不諱，但是也懂得不能夠諂媚的話也聽，誹謗別人的話也聽，不符合公義的話也聽。就是說，不能夠因為那些沒有見識的人專門告發別人的隱私，進獻讒言，而去懷疑臣子，亂了君臣之間的關係，這樣對國家一點幫助都沒有。所以唐太宗下令，從今以後，假如有人上書攻擊別人的陰私小惡，就要定他進讒言的罪。
所以唐太宗一方面廣開言路、聽取諫言，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能夠明察、分辨這些勸言的邪正，這樣才能做出正確的決定，使謀劃、策略不至於錯誤。這個是我們學習的第五十五條。
我們看第五十六條：
【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眾。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
『專己』，就是固執己見，獨斷專行；『度』，就是考慮、推測；『舉』，就是推薦、選用。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孔老夫子說：眾人都喜歡他，一定要仔細考察詳情；眾人都厭惡他，一定要仔細考察詳情。所以聖人的定奪取捨不一定都聽取大眾之言，也不一定非要固執己見，而是一定要全面考量自己和別人的想法，並以道義來衡量，所以選拔賢才時沒有遺漏，政事就不會敗壞喪亡。孔老夫子說的這句話對我們非常地有啟發。
『眾惡之必察焉』，大眾厭惡某一個人，某一個人不一定可惡，必須考察某人確實可惡，然後才厭惡他；同樣，大眾都喜歡一個人，這一個人不一定就是好人，也必須考察某人確實好，然後才喜好他。孟子也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就是大王左右的人都說這個人好，不可聽信；甚至所有的大夫都說這個人賢德，也不一定可用可聽；乃至於全國的人都說他好，然後考察考察，見他確實可用，才去舉用他。依王肅的註解說，或許某人特立不群，因而為眾人所惡。可能因為這個人特立獨行，他的見識卓越，一般人都認識不到，而且見識卓越通常會為一般的世俗人所不解，甚至厭惡。我們看在自古英雄不得意的時候，大家都看不起他。譬如說韓信，他雖然有將才，但是一般人看不出來。劉邦用兵十萬，韓信用兵是多多益善，一般人看不出這種卓立不群的人才，必須要英雄慧眼識英雄。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現在的民主制度它也不是很合理的。因為世俗大眾如果都是有貪心的，私欲很嚴重的、自私自利的，又沒有足夠的慧眼，他所選的人可能都是好好人，平庸之才，那些英雄人物、卓越的人才都很可能被埋沒。所以，「眾惡之必察焉」。另一方面，『眾好之必察焉』。或許這個人結黨營私，所以為他的同黨所喜好，他給大家帶來的是利益，大家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才喜歡他。所以，眾好眾惡都不可不察。
所以這裡邊講道，聖人任用或者捨棄一個人，不一定都聽取大眾之言，也不一定要固執己見，而是一定要全面考察自己和別人的意圖、想法。『而度之以義』，這個「義」就是要用道德規範來衡量，用道義來衡量，看看這件事是不是合情、合理、合法。這樣才能『舉無遺失』，舉薦的時候沒有遺漏人才。沒有遺漏人才，使「德者在位，能者在職」，這個政事才能推展得好。這個「度之以義」，就是選擇人才一定要用道德的標準來考察。所以古人他用人也強調「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為什麼要以德為先？在《孔子家語》上，他給我們做了這樣一個比喻：「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也。」這個弓必須調好之後，才能夠使它成為強勁的弓；馬也必須讓牠馴服之後，才能夠成為良馬；士必須謹慎、誠實，才再求他有智能。如果這個士沒有誠敬之心，卻多才多藝、能力很強，就像什麼？就像豺狼一樣不可親近。
所以古人這個比喻，比喻得非常好，就像我們現在也有人用現代話把人才分了幾個層次：說「有德有才是正品」，這個人又有德行又有才能，這是我們社會、團體所急需的，就像正品一樣。第二就是「有德無才是次品」，這個人有德行，沒有才能，我們培養他一下，還是可以使用的，雖然不像正品那樣好用，但是也不會給國家、團隊造成危害。第三就是「有才無德是毒品」，這個人很有才能、很聰明，但是沒有德行，那就是毒品，那就是對我們的國家、社會、團隊會造成很大的傷害。就像現在大家都用電腦，有一個人電腦技術很好，但是他沒有用這個電腦來傳播聖賢文化，弘揚《群書治要》，而是用它去黑別人的網站，給別人造成障礙，這樣的人，才能愈高，對社會的危害就愈大。但是我們現在的學校，都把培養有才無德的人做為人才了。他知道把三聚氰胺放到奶粉裡是什麼效果，結果怎麼樣？結果就給我們社會人群帶來巨大的危害。最後一個層次就是「無才無德是廢品」，當然這樣的人是屬於少數。
我們看現在很多國家選拔人才，用考試制度，但是現在的公務員考試和過去不一樣了，現在的國家公務員考試考不出一個人的德行，主要看這個人反應能力怎麼樣，知識面怎麼樣。所以你看用的方法不對，不是「度之以義」，而是度之以考卷，結果怎麼樣？結果德行考不出來，貪污受賄的就很多。所以古人特別強調要「度之以義」，要用道德規範，而不是度之以聰明、能力、家庭出身、相貌、背景等等。
在《韓詩外傳》上記載，孔老夫子說，士有五種，有五種士。就是讀書人，有家裡有權勢的士人；有家庭富裕、資財雄厚的士人；有天資勇猛、強悍的士人；有智慧聰敏的士人；有相貌美好的士人。這五種士人，按理說都是有五種美好的品質。但是，如果家裡有權勢的士人，卻不用尊貴的權勢愛護民眾、實行道義，反而以尊貴的權勢橫行無忌、暴戾傲慢；家庭富裕的士人，不用財富賑濟窮苦的人，反而憑著財富奢侈糜爛，過著沒有節制的生活；天資勇猛、強悍的士人，不用勇敢保衛國君、攻城野戰、建功立業，反而因為勇敢而欺凌百姓，甚至挑起私人之間的爭鬥；智慧聰敏的士人，不用智慧為國家出謀劃策，反而用聰明做邪惡的事，掩飾奸詐的行為；相貌美好的士人，不用美貌統御群臣、治理民眾，反而用美貌蠱惑女子，以滿足私欲，這些士人就喪失了他們各自的美好的稟賦。
這段闡述告訴我們，雖然一些人很有優勢，但是沒有道德，就不能夠利用自己的優勢來為國家、為人民做出貢獻、帶來福祉，反而還會因為這些優勢對國家、人民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孔老夫子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領導者任用人才，就要以公義為出發點，不能夠出於私欲私心來用人。能夠把人用好，這個政事才能夠辦得好。
我們再看第五十七：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六《中論》。『大道』，就是指最高的治世原則，包括倫理綱常等等；『遠數』，深遠的謀劃。這句話意思是說：君主最大的弊病，莫過於詳察小事而忽略了治國的重要綱領；莫過於只看到眼前的事物，卻忽略長遠的謀劃。從古至今，只要如此，沒有不滅亡的。這句話給我們很多的啟示。
在隋朝的時候，隋文帝也是很勤奮，而且常常是從早晨理政到太陽落山了還在辦，結果那些侍衛站了一整天都沒有辦法離開，還要別人送飯給那些侍衛吃。所以太宗的很多臣子都說，隋文帝應該也是很勤奮的。但是太宗怎麼說？太宗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雖然很勤奮，但是因為當時他對北周的周靜帝，還有周靜帝的母后，不是很善待，也就是沒有仁厚之心。隋文帝又怕自己的做法，臣子會對他有不滿，不同意他，所以很多事情統統都是由他自己來做決定。因為他什麼都要管，當然要從早晨忙到晚上。」所以太宗說：「假如他今天決定了十件事情，但是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心力，可能有五件會判斷得很不妥當。每天都有判斷不對的，那國家遲早會亂。所以應該怎麼樣？應該知人善任，靠群臣的智慧來治理國家。」這就是唐太宗和隋文帝不同的地方。所以做為君主、做為領導者，不是什麼事都要管，事必躬親，而是要懂得把這些重要的事情分派給大臣去做。
所以這裡就講到人君的大患：『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在細小的事情上很明察，但是卻忽略了治國的重要綱領。愈是在上位的人，愈要明白自己的職責所在，他的工作就是以身作則，教化好人民，而且還要下對決策，任用國家的棟梁，這是他最重要的事。可是他管的事情很多，精力就會全部分散，還哪有時間靜下心來做決策呢？管的事情愈多，心愈散亂、愈定不下來。所以《大學》上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所以人要靜才有定，有定才有智慧，才能夠下對決策。所以做為領導者，特別是最高的領導者，絕對事情不能太多，不然他的決策一定會有偏差。
很多領導者每天做很多的事情，怕下屬說他不認真，其實這樣做並不是盡本分。愈是身居高位，責任愈是重大，所以他的任務就是要下對決策。不能怕下屬說我做的事情還沒有下屬多，不能凡事都是自己去親力親為，做一大堆的事情，那就是等於跟底下的人搶事做。那麼結果會什麼樣？底下的人說，好了，你來做，我們就不做了。甚至於事情都被領導者做了，底下人的積極性就調動不起來了。所以下屬能做的，應該充分授權，讓他們去發揮、讓他們去成長，然後自己有更多的時間靜下來提升智慧，下對決策。
蔡老師就講到他曾經聽過老法師講過一個故事，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的最高指揮官是艾森豪將軍。艾森豪將軍管幾個人？他就管四個人：海軍總司令、陸軍總司令、空軍總司令，還有一個參謀總長。艾森豪將軍每天做什麼事？常常去打高爾夫球。假如你是士兵，會不會罵艾森豪將軍，「我們都在前線衝殺，你怎麼去打高爾夫球？」為什麼？因為他是下決策的人，他必須保持放鬆，很冷靜，否則他下錯一個決策，可能傷亡的都是數萬人，甚至幾十萬人。他放鬆才能考慮事情，如果他每天雜事很多，神經很緊繃，那就考慮不了重要的事。現在很多做領導的人，都誤以為做很多事才是勤奮努力，這得要進一步冷靜去考慮，因為每一個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不同的。而且艾森豪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善於發現和任用人才，像喬治．巴頓、范佛里特等一大批名將，都為他所用。所以領導者的重要任務是任人，而不是做事。
關於這一點，在《慎子》上有一段話說得非常好。它說：「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臣相處的道理和原則是什麼？百官各司其職，臣事事，臣要去做事，而君主用不著做具體的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君主安逸享樂，臣子勤奮工作，臣子要盡智盡力把事情做好，而君主不要參與具體事務，仰仗臣下成功就可以了。這樣，國家政事沒有治理不好的。「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君主如果什麼事情都親自去做，而且務求比臣下還做得好，這是代替臣下擔任責任而承受勞苦，臣下反而安逸了。「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不敢與君爭為善以先君矣」，這句話就是說，君主如果喜歡搶在臣下之先把事情做好，那麼臣下就不敢搶在君主之前去做好事。「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如果臣子都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隱藏起來了，國事一旦有了失誤，臣子反而會反責君主，這是臣子背叛君主，國家出現禍亂的做法。
後邊它還說：「君之智，未必最賢於眾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則不贍矣。」君主的才智不一定是群臣中最賢明的，不是最賢明的，還要自視為最高明，從而掩蔽臣子之謀，就會力不從心。「若使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贍之道也。」假使君主的才智是最高明的，但是僅憑君主一個人的智慧，而把臣下的智慧全都掩蓋了，也會導致過於勞累。勞累過度就會使身體產生疲倦，身體產生疲倦也會使才智枯竭，才智枯竭又會回到力不從心的道路上去。
「是以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矣」，所以君主、當領導者的，如果事事都親自去做，事必躬親，那麼臣下就不必去做事了。「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這就等於說君主和臣子交換了位置。君主本來應該是下決策，很清閒；臣子應該是去做事情。結果現在好了，領導把事情全做了，臣子、下屬反而安逸了，無事可做了，這個叫君臣易位。君主和臣子的位置交換了、顛倒了，這樣叫做事顛倒，做事顛倒就會導致混亂。
「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君主如果放手將具體實事都交由屬下去做，而不必事必躬親，怎麼樣？臣下就會盡職盡責地去做事了，把自己的積極性也調動起來了，聰明智慧也發揮出來了。這是君臣和順，治亂區分的大事，君主不能不明察。這就是所謂的「任人者逸,自任者勞也」，如果你任用人才，調動大家的積極性，領導者就會安逸；如果什麼事都自己親力親為，領導者就會很勞苦。
像我們以前講過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賤的故事。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賤治理單父的時候是怎麼治理的？是彈著琴，自己從來沒有離開過公堂，單父就得到了治理。而孔老夫子的另一個弟子巫馬期也治理單父，但他怎麼治理？他披星戴月、事必躬親，忙碌得不能安居，不過單父也得到了治理。那巫馬期就問了：「為什麼子賤彈著琴，很安逸地就把單父治理好了？」子賤怎麼回答？子賤說：「我的做法是任人，就是任用賢人。而你的做法是任力，靠的是出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出力的人當然會勞苦奔波，能夠任用賢德的人，自身就會很安逸，而國家也能夠治理好。子賤就屬於任人者，所以他四肢安逸、耳目不勞、平心靜氣就把百官的事情給治理好了。巫馬期卻恰恰相反，他損害自己的性情，而且辛苦地親自去教誨百姓。雖然使單父也得到了治理，但是並沒有達到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無為而治。而要達到無為而治的根本就在於領導者自身要有德行，還要能夠不嫉賢妒能，信任那些德才兼備的人，對他們委以重任，用之不疑，這樣才能夠達到無為而治的最高境界。所以「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就是他選用了五個很有才華的人、很有德行的人，他們各司其職，他就非常地安逸了。
在《淮南子》上也說，說在古代雖然法律設立起來，但沒有人觸犯，刑罰都可以放置不用。並不是因為該懲罰時沒懲罰，而是因為什麼？因為百官都能各守其責，所以各種政績都興盛、成功，各項事業都治理得很好，禮義道德都建立起來了，根本就沒有人觸犯法律。
那麼怎麼樣任用賢德的人？怎麼樣任用這個人才，值得信任？任用賢德的人，具體的做法就是把天下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三公；把國家中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九卿；把一縣之中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二十七大夫；把一鄉之中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用為八十一元士，都是以他們的德行、才能的高低大小，給以適當的官職，讓他們做合適的事。這樣一來，道德教化由天子達至百姓，以位重的人來制約位輕的人。所以上面一倡導什麼，下面的民眾就會跟著應和什麼；上面有行動，下面也會自然跟隨。四海之內同歸一心，都背棄貪婪鄙陋，而心向道義。用這樣的方法來教化百姓，就像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一樣，沒有人不跟從。所以古人任才都是以德行才能的高低為取捨，而不是任人唯親，或者徇私枉法，根據自己的喜好和親近的關係來任用人才。
在《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上也有一段類似的話，它說：「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為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撝。」這就是說君主之所以尊敬人臣，是因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並且對他們信任，然後把重要的事情託付給他們，他們就能夠幫助自己治理國家，保住太平。如果君主很多疑，自己親自去做事，結果是什麼？他的臣子就不再思考怎麼樣可以治國，而是去思慮怎麼樣可以得到君主的歡心。他們一心一意想方設法要得到君主的歡心，而不是怎麼樣把事情做好，換句話說，大家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就是因為君主對於任用的臣子有所懷疑，所以想事必躬親，不想真正讓臣子去做，造成過多的干預。結果臣子也比較聰明，他不想怎麼樣把事做好，因為做得太好，君主、領導可能還嫉妒他、擔心他，所以他就想方設法地投君主所好，君主喜歡什麼他就說什麼，君主愛好什麼他就做什麼，這樣君主對他也沒有什麼疑慮和防範了。
這就是說領導者之所以事必躬親，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對屬下不能夠完全信任。而如果領導者盡管這些小事，而忽略了做決策、任賢使能等治國的重要事情，就導致了『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就是只看到了近處的東西，卻忽略了長遠的謀劃。這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而另一個原因，就是導致「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本末倒置。只顧眼前利益，看不到長遠的流弊。我們很冷靜地看現在整個國家、社會、家庭，在做決策的時候都有急功近利、捨本逐末的問題。《大學》上告訴我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但是你看男女在擇偶的時候，往往看這個人的家庭條件、出身、財富、背景，而忽視了他的德行。在國家做決策的時候，往往只看到這件事能夠給我們帶來多少經濟利益，而忽視了它給社會人心帶來的影響。
譬如說，新加坡以前中國文化的氣氛很濃，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很深，民風也非常地好。在一九九九年的時候，老法師在新加坡，還幫助新加坡的九大宗教做和諧宗教的活動，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效果，結果九大宗教手牽手，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去匯報，共同為世界和諧祈禱。說明那個時候民風很純樸，宗教團結也做得起來。但是後來這個國家也有急功近利的決策，就建了兩個賭場，把casino都引到國家裡。結果自從這兩個賭場建立起來之後，對社會人心的影響潛移默化，很多人就為了去賭場，不惜去借錢，然後把很多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賭博之上，導致整個民風也是急功近利的傾向。所以這個就是國家做決策，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給我帶來多少經濟的收益，而要看到這個賭場的設立，對於我們社會民心的影響，那個是很大，也是很長遠的。如果人心都壞了，人心都見利忘義、急功近利了，那社會問題就會層出不窮。
所以中國古人他講「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都是把人心的治理，把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不是把經濟的增長、ＧＤＰ的增長看作是最重要的。幾十年我們經濟發展了，但是給環境造成的污染、給生態造成的破壞，還有資源的浪費，全都是巨大的。從這裡我們更能夠體會到古人的這種深謀遠慮，不能夠「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這個都是我們學習《群書治要》所得到的啟發。
特別是在現代這個社會，教育已經沒有人來重視了，家庭沒有教，學校沒有教，社會國家也沒有在重視。因為現在國家的電視台、網路、報紙、廣播在承擔著教化的職責，但是裡邊的內容卻很少有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當然我們看到在十八大之後，這些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觀，如果我們國家能夠進一步專門開闢一個頻道，專門講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相信對社會的和諧、民風的改善將起到很大的作用，這也是我們共同期待的。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就先學習到這裡，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