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朋友，大家好。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我們看第四十二條，『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上次課我們講到了前面的八難。
在任用賢能之士方面有十重難處。第九，『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就是以邪說擾亂了正規的法度。這個法度，我們前面講過，是指治國的常理常法，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五倫、四維、八德等等。中國古人講「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但是現在家庭教育缺失了，學校教育也是以知識技能為核心內容，做人的教育幾乎看不到了，政府也沒有把教育擺在最重要的位置。現在承擔著教學任務的是誰？那就是網路、電視。
在去馬來西亞，師父上人參加了馬來西亞電視台的採訪。在採訪中，師父上人就談到，說孔老夫子去做魯國的司寇，這個司寇就相當於現在的警察局長，一個縣裡的警察局長。結果沒上任幾天，就把少正卯給殺了。為什麼要殺少正卯？就是因為少正卯這個人言偽而辯，他能言善道，你辯不過他。但是他所講的都是有違於大道的，這樣的話會擾亂民心、擾亂視聽，把人心都給迷惑了。對於這樣的人怎麼辦？辯也辯不過他，他有一套歪理論，就只好把他給殺掉。而師父上人又說，現在的媒體、電視、網路，相當於一百個、一千個少正卯都不止，孔老夫子來了也束手無措。
這個道理很深，我們仔細想一想，確實如此。現在的電視、網路打開來之後，宣揚的是什麼樣的教育？給大家起什麼樣的引導？可以說就是吃喝玩樂、驕奢淫逸、殺盜淫妄。
你看有很多的美食節目，告訴你什麼最好吃，還有很多酒的廣告。我們看新聞聯播特別有感慨，在新聞聯播前面的幾分鐘是黃金時間，結果這幾分鐘黃金時間的廣告，幾乎無一例外的全都是酒的廣告。我們看《群書治要》，禹王，有人把這個酒製造出來獻給他，他嘗了之後就說，以後肯定是有人因為飲酒而亡國喪身的，對於這件事特別地謹慎。但是我們現在的人，卻把酒的廣告放在了黃金時間來播送。
還有玩，到處去旅遊，哪個地方景點好。古代的人出去旅遊，他也不僅僅是享樂，而是增長自己的閱歷，是向有道德、有學問的人去求教。現在的人完全不是如此了，就是到哪裡去休閒。樂，到處宣傳的是遊樂的場所，怎麼樣追求刺激，追求享受。所以你打開電視之後，引導的就是這些內容，你想不吃喝玩樂都做不到。
還有驕奢淫逸。很多電視節目向西方學習，都是以競爭為手段，結果這個人贏了之後，就得意忘形，不可一世，也不會像古人說的，有那種謙讓、謙虛的表現。
奢，奢侈品、名牌廣告是最多的。特別是我們坐飛機的時候很感慨，像這些畫冊裡邊，大部分都是名牌奢侈品的廣告，讓你去買一個什麼樣的手包，什麼樣的手機，坐一個什麼樣的轎車，買什麼樣的別墅，都是引導人們奢侈。
淫，就是放縱。我們打開電視網路，如果這個電視劇沒有一個第三者插足，沒有一個情人小蜜，再來一段床上戲，這個電視劇都演不下去。
逸，就是安逸、不負責任，好吃懶做。據說現在年輕人找工作的標準是「錢多事少離家近，位高權重責任輕」，在那呼風喚雨都不用負責任。「睡覺睡到自然醒，數錢數到手抽筋」，橫批是什麼？橫批是「白日作夢」。哪有天下掉餡餅的道理？所以古人他們有一句俗話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些問題都是社會的不良引導所導致的，這些問題也只有靠人心解決，也都是因為教育所導致的。
再看殺盜淫妄，如果用四個字來概括現在電視、電影內容的話，那就是暴力色情。如果沒有這些內容，這個電影就沒有什麼看點。
所以這些電視、網路，每一天都在教導人以驕奢淫逸為榮。雖然我們提出了以驕奢淫逸為恥的榮辱觀，但是也沒有在實際中起到效果。這些都是「以邪說亂正度」。沒有人倡導傳統美德的教學，倡導五倫八德的規範，這個社會人心就亂了。如果我們的網路、電視，每一天都播送倫理、道德、因果、聖賢的教育，相信不出三、五年的時間，這個社會風氣就會煥然一新。
古代的人修身、教學是無所不用其極，是想方設法地提醒自己。譬如說湯王在他洗臉的盆子上有一句話，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一洗臉的時候，就提醒自己在德行上要有所提升，要改過自新。在座右銘上，就是他讀書的桌子右側，也有一句提醒自己的箴言，所以他所到之處所看到的，全都是提起自己的正知正見。我們現在是商業社會，我們發現所到之處全都是商業廣告，是做廣告無所不用其極。這個完全就是「以邪說亂正度」。不懂得以教學為先，而是以追求經濟利益為先，這個社會怎麼能不亂？
『十曰以讒嫉廢賢能。』因為讒言嫉妒而廢棄了賢能之士。在《戰國策》上有一個「三人成虎」的故事，這個故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在魏國有一個大臣叫龐蔥，他很受魏王的器重。有一次，魏國的一位世子要到趙國去做人質，魏王就派龐蔥陪同他一起去。這說明什麼？說明魏王對龐蔥的能力非常地認可，對他也非常地信任。龐蔥確實很有智慧，他知道這個國君很容易受左右人的影響，如果左右的人進奉讒言，這個國君久而久之可能就失去了對自己的信任。所以臨行之前，他特別對魏王做了一個比喻，他就問魏王，說：「大王，如果有人對您講，說大街上有一隻老虎在逛，您會相信嗎？」魏王想都沒想，哈哈一笑說：「我當然不信，老虎招搖過市，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龐蔥接著問道：「如果又有一個人從街市上回來了，告訴您大街上有一隻老虎，這回您信嗎？」魏王猶豫了一下，說：「這就很難說了，要考慮一下才行。」龐蔥繼續問：「如果第三個人也這樣說，您會信嗎？」魏王肯定地點了一下頭，說：「如果三個人跑來都這樣講，那肯定是真的了。」
這時候龐蔥就說：「街上怎麼可能有老虎？街上沒有老虎是事實，那些說有老虎的人只是在互相傳謠而已。可是大王您為什麼會相信？就是因為說的人太多了，所以您才相信。而現在我和世子要到趙國去做人質了，趙國遠離魏國，比這離大街不知道遠多少倍。大王對我們在那裡的情況肯定不清楚，而這個時候如果進讒言的人、誹謗我們的人又不止三個，可能您就會懷疑我了。希望大王您能夠明察。」魏王聽了之後就說：「我明白了，我知道該怎麼辦。」
於是龐蔥就告辭而去，陪著世子到趙國去做人質了。但是他走了之後，很快毀謗的聲音就傳到了魏王那裡。結果怎麼樣？結果世子結束了人質的生活，回到了魏國的時候，龐蔥就再也見不到魏王了。說明什麼？魏王已經不再信任他，也不想任用他了。從這裡可見，讒言的力量是多麼的可怕，即使魏王提前已經受到提醒，做過預防，但是仍然敵不過讒言的氾濫。
這個讒言不僅可以破壞君臣之間的關係，聽信讒言，父子關係、夫妻關係、兄弟關係同樣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古人有一首《聽讒詩》，說明了讒言對人際關係的危害。這個詩這樣寫道：「讒言慎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這個領導者聽了別人的誣詞讒言，可能在誣詞的蒙蔽之下把忠臣給殺害了；「父聽子當決」，假如父親聽信了讒言，父子關係也會出現障礙，可能要和兒子都決裂了；「夫妻聽之離」，夫妻之間聽信了讒言，可能要離婚了；「兄弟聽之別」，兄弟之間聽信謠言、讒言，兄弟之間也就分開了；「朋友聽之疏，骨肉聽之絕。」朋友之間聽信了讒言，這個關係就疏遠了。本來兩個人關係很好的，結果別人在朋友面前說了壞話，下一次再看到這個朋友就覺得怪怪的了。這些都是提醒我們要有明智的判斷，不要妄信讒言。「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謠言止於智者」。特別是做領導者的要知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因為一個真正有德行的人，真正希望我們幸福和諧的人，他絕對不會故意製造矛盾，影響人際的和諧。人要不聽信讒言，臣子才能不受災殃，父子、夫婦才能夠相保如初。
聽信讒言是一個結果，原因在哪裡？魏王也知道不能聽信讒言，但是他最終為什麼還是聽信了？原因就在於「讒不自來，因疑而來」，讒言不是自己來的，而是因為我們自己內心首先有了懷疑，才會感召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離間的話也是乘隙而入，是因為人與人當中有一些嫌隙、誤會了，離間的話才容易進去。所以古聖先賢教導我們「反求諸己」，問題不是那些離間人的話，更重要的是我們內心的疑心太重。還有，對身邊的人有成見、有嫌隙，這時候才會讓讒言進來。
讒言一般都是出於嫉妒之心，一般人之所以會因嫉妒而進讒言，也是因為不能夠深信因果所導致的，不明瞭嫉妒會對自己帶來嚴重的惡果。
在《遷善錄》中就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宋大夫蔣瑗有十個兒子，但是這十個兒子都非常地不幸，都有這樣或者那樣的疾病。一個兒子是駝背，一個兒子是跛子，一個四肢萎縮，一個雙足殘廢，一個瘋瘋癲癲，一個痴呆，一個耳聾，一個眼瞎，一個啞巴，還有一個不幸死在了獄中。
看到他這樣不幸的遭遇，公明子皋就問：「您平時有什麼樣的心行，為什麼得到如此的奇禍？」蔣瑗還不太在意地說：「我生平也沒有做別的惡事，只是喜歡嫉妒別人。看到別人勝過自己就嫉恨，看到別人諂媚自己就心生歡喜；聽到別人有善行就懷疑，聽到別人有惡行就信以為真；看到別人有所得，就如同自己有所失，看到別人有所失，就如同自己有所得罷了。」公明子皋聽到這裡，非常嘆息地說：「作為一個士大夫，如果有這樣的心態，馬上就會有滅門之災，難道您還覺得無所謂，沒有覺察到嗎？您的惡報恐怕還不止現在這個樣子！」
蔣瑗聽了之後，大驚失色。子皋又提醒他說：「老天雖然高遠，但是能看到世間發生的一切。如果您現在能夠痛改前非，肯定能夠轉禍為福，現在改正也不算遲。」聽了他的勸告，蔣瑗從此就提高警惕，盡改平生之所為，不再那麼嫉賢妒能了。過了幾年，他的境遇就漸漸的好轉了。
所以《易經》上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個嫉妒心讓人心理失衡，甚至還導致怨恨，甚至因此還做出一些誹謗、傷害他人的行為，這個心態就是一種惡的表現。蔣瑗有了這種心理，這就是惡由心生，得到了應有的惡果。在他改過自新之後，也就轉禍為福了。
我們看了這十難，其實有一個體會，就是治國的道理講起來很簡單，只要秉持修身為本、教學為先的原則就可以了。但是這個原則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又是難上加難。為什麼這麼說？譬如說我們修身要從克服習氣來做起，戒除貪瞋痴慢疑，這五個字光一個貪字就很難克服。貪財、貪色、貪名、貪利之心都沒有，你這個戒貪才做圓滿了。要做到像孔老夫子所說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個「動」就是動念頭，連一個惡的、不符合禮的念頭都不能夠起，談何容易！
所以你看一個貪字，那都是十幾年、二十幾年的功夫也可能不能完全克除。再說瞋，瞋恚嫉妒，我們從小在西方教育理念成長下生活起來、生長起來，結果這個競爭的意識非常地強，是見人之得，如己之失，見人之失，如己之得。這個心好像條件反射一樣，自然而然。要克服瞋恚嫉妒，這個也是需要十幾年、二十幾年的時間。再看愚痴，我們這個世界的人，就是情執特別重，有句話說「愛不重不生娑婆」，但是怎麼樣？情令智迷，利令智昏。一個人情執很重，就會昏頭昏腦，理智就提不起來了，做什麼事也打不起精神。懈怠、放逸、懶散、沉迷，這不都是愚痴的表現嗎？
再看傲慢。《群書治要．文子》中說，「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為非者寡矣。」生來就又富又貴的人，他就特別地容易傲慢。那如果生在富貴之家，特別是作為君王，作為領導者，卻不能夠熟讀聖賢經典、長時薰修，結果能不傲慢的、能不做錯事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所以你看這貪瞋痴慢疑，這幾個字要克除一個都不容易，所以修身要奠定好根基，確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
教學為先就是要尊重聖賢之人，但是聖賢之人雖然有，如果遇不到明君，也很難被重用。所以在重用賢才方面，還要排除這十種難處，才能夠使賢人、聖人受到重用。譬如說孔老夫子他是聖人，他在世的時候周遊列國，就是希望自己的仁愛學說能夠為哪一個國君所採用，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為天下的人做出一個良好的示範，讓天下人都來學習，但是卻遭遇了重重困難。
當孔子到達楚國的時候，楚昭王本來都想用孔子了，為了表示自己對孔子的敬重，就想把有居民的七百里方圓的土地封給孔子。但是這個時候，令尹子西就來進讒言了，他怎麼對楚昭王說的呢？他說：「大王您看看，您出使諸國的使者之中，有像孔子的弟子子貢這樣的人嗎？」楚昭王一想：「沒有。」子西又說：「大王的相國之中，有像顏回這樣的人嗎？有誰的德行能和顏回相比嗎？」楚昭王又說：「沒有。」子西說：「大王的將帥之中，有像子路這樣的人嗎？」楚昭王說：「沒有。」子西說：「大王的各部長官，有像宰予這樣的人嗎？」楚昭王仍然說：「沒有。」令尹子西就說了：「楚國的祖先在周朝受封的時候，他的封號是子男的爵位，封地僅有方圓五十里。現在孔子修治三王五帝統治天下的道術，彰明周公、召公的德業，大王如果任用他，那麼楚國還能世世代代保住泱泱數千里的土地嗎？周文王在豐地，周武王在鎬地，他們是在方圓百里的領地，是小國的國君，最後都能夠稱王天下。而現在如果孔丘佔有七百里的土地，又有賢能的弟子來輔佐他，這恐怕不是楚國的福分了。」意思是說，楚國要有危險了。
楚昭王聽了之後，犯糊塗了，認為他說得很有道理，於是就放棄了給孔子封地的想法。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聖人之腹。聖人他實際上周遊列國，推廣自己的仁愛學說，並不是自己想升官、想發財，像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解讀孔子一樣，是一個官迷。他是希望遇到一個明君，能夠把自己仁愛學說推廣於天下，讓百姓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社會得以和諧，天下得以治理。不要再打打殺殺了，不要再矛盾重重、戰爭不斷了。是想用一切方法救民眾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是聖人他的初衷。
但是這些國君、臣子往往以小人之心，自己狹隘的心理去揣度聖人的心意，結果聖人在世也沒有被重用。所以我們前面講到了，不世之臣要遇到不世之君，才能建立不世之功。卓越的臣子要遇到英明的君主，才能夠建立下不朽的功勛，否則即使是如聖人孔子也難免被埋沒。當然孔老夫子晚年著書立說，從事於教學工作，在對後世的影響上是歷代聖王都沒法比擬的。這也給我們顯示了教育的意義。
下面說：『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如果以上列舉的十難不排除，賢臣就不能起用；賢臣不起用，國家就不成其為國家了。如果不能任用賢德之人、遠離奸佞之人，或者是任人出於個人的愛好，任人唯親，就必然招致國家的敗亡。
《昌言》上有一段話說得很好。說：「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為善惡，以喜怒為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蓍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群於麗碑之間，馮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
這段話什麼意思？這段話就是說，君主所任用的人，不是自己的親屬就是自己所寵幸的人，沒有任人唯賢而是任人唯親，任人出於自己的喜好；所愛的不是美女，就是諂媚巴結的人；以和自己的觀點相同與否做為評判好人壞人的標準，根據自己的喜怒來行賞、行罰。自己一高興了就賞，自己一不高興了就罰、就遷怒於人。喜歡美女就忽視了朝政，不理國家大事，黎民被冤枉、被殘害。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對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毫不違背四時之禮，該祭祀的時候就去祭祀；審判案件都是嚴格地在冬日行刑。古代行刑都是按著春夏秋冬的時節，安排在冬日行刑，按著四時的規律來處理國家大事。用於占卜的蓍草和龜甲，堆積於廟門之中。你看他喜歡占卜，結果用於占卜的蓍草和龜甲，都成堆成堆地堆於廟門之中。用以祭祀的純色牲畜，都成群成對地繫在豎石之上。占星的人坐在占星台上不下來，祝史跪在祭壇旁不離去。縱使做到了所有這些，也無益於挽救他的敗亡。
這段話給我們的教育意義很深刻，告訴我們什麼？告訴我們「任人唯賢」。賢德之人能夠教導百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真正把人心轉變了，這個社會、這個國家才能夠治理好。相反只是迷於形式，即使去搞這些占卜、祭祀等等，占星這些儀式，但是人心轉換不了，那也無益於（免於）敗亡。說明這些儀式的目的是什麼？這些儀式的目的從根本上還是要改變人心，而不是為了儀式而儀式。
所以要從根本上尋找國家治亂安危的原因。國家治亂的安危，不在於你找人來算一卦，就可以避免不好的事情發生。即使算卦的人能夠推斷出災禍，但是要避免，仍然是要改變人心、積德行善。積德行善才能夠使整個社會風氣轉好，人人都做有道德的事。當然上行下效，在上的人要率先垂範，任用賢德之人，用自己的所作所為給百姓作一個表率，這一點是尤其重要的。
關於任人、尊賢的重要性，在《說苑》上也有一段闡述：「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君主要想平治天下，使自己的名聲不朽，必須要任用賢德的人，禮敬讀書人、士大夫。所以《易經．益卦》上說：「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身處上位，而能夠以禮敬的態度對待在下位的人，他的前途一片光明。《易經．屯卦》又說：「以貴下賤，大得民。」雖然身處高位，但能夠謙恭地尊敬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夠大得民心。「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夠布施恩德，並且以謙恭的態度對待地位卑微的人，就能夠使遠方的人得以安撫，使近處的人得以親附。
「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如果朝中沒有賢德的人，就像什麼？就像鴻鵠沒有翅膀一樣，雖然想翱翔千里，但最終也不能夠達到。如何才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呢？「是故絕江海者，托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如果你想橫渡江海，就要依託於舟船；你要想走很遠的路，就要依賴於馬車；你想稱霸天下興起王業，就必須依託賢德的人。
「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這個比喻很形象。如果你所任用的不是合宜的人，而想成就功業，那就像什麼？就像是在夏至那一天，還期望夜晚更長一樣。夏至這一天的夜是最短的。如果你所任用的不是合適的人才，還想成就功業，就如同是在夏至當天，還期望夜晚更長；向天射箭以求能射到魚一樣，這是不可能的了。「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這樣的事情對於虞舜、大禹這樣的人都是很困難的，他們都會陷於困境，更何況是一般的君主呢？這就是說，要成就霸業，要把國家治理好，必須依託賢明的人。
依託賢明的人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在《袁子正書》上說：「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群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你想安處天下大道，你的智慧無窮無盡；興辦天下的大業，思慮不會枯竭；能夠統一百家之言，而不費口舌；兼聽古今言論，而心智不感到疲倦，靠什麼來達到的？只有靠任用賢德的人才能辦得到。這就說明，任用賢德之人，能夠使君主不費勞苦、自身安逸，而國家天下還能得到治理，這就是任賢的功效。
我們再看第四十三條：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也。無得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譽。不得其真賢。】
這一段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一《六韜》。
周文王問姜太公，說：「國君致力於舉薦賢才，而沒有收到功效，社會混亂愈加嚴重，以致於國家危亡，這是什麼原因？」太公說：「選出賢才而沒有加以重用，這是有舉賢的虛名，而沒有用賢的實質。」文王說：「那錯在哪呢？」太公說：「錯誤在於國君喜好重用世俗所稱譽的人，而沒有用到真正的賢才。」
接著文王又問，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譽者何也？」太公曰：「好聽世俗之所譽者，或以非賢為賢，或以非智為智，或以非忠為忠，或以非信為信。」文王就接著問，說：「喜歡用世俗所稱譽的人，有什麼不可以？」太公回答說：「相信世俗讚譽的人，很可能會把並非賢能的人當作賢能的人；把沒有才智的人當作有才智的人；把不忠的人當作忠臣；也可能把不誠信的人當作誠信的人。」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太公接著分析：「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這段話好像說的恰恰是民主政治的弊端，因為民主制都是取決於多數人的意願，那這就是以世俗之所稱譽的人為賢德的、有智慧的人，把世俗大眾所毀謗的人稱為不賢德的人。結果黨羽很多的人就被舉薦成為領導者，不願意結黨營私的人反而被罷退了。那些邪曲不正的人，因為結黨營私，把真正賢德的人給蒙蔽了，忠臣無罪而被處死，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虛有的聲譽獲得了領導的位置。這樣，這個世間的亂象就會愈來愈嚴重，最後國家也就免不了危亡。
在《晏子》上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就給我們同樣的啟發。晏子起初是奉命到阿城去當地方官，結果他治理了三年之後，各種毀謗的聲音就傳到了齊景公的耳裡。齊景公聽了之後非常地不滿意，就把晏子召回來要罷免他。晏子非常有智慧，他怎麼說？他說：「君主，我知道自己錯了，請再給我三年時間，讓我重新回去治理阿邑，一定會讓讚譽之聲傳到您的耳朵裡。」於是，他回去又開始治理阿邑，果然三年之後讚歎的聲音不絕於耳。
齊景公很高興，要給晏子封賞，這個時候晏子推辭不受。齊景公很奇怪，他就問：「你治理有功，這個封賞應該接受，但是你為什麼要推辭？」晏子說：「三年之前我剛剛到阿城的時候，我非常注意修理小路，注意家家戶戶的防衛，使得那些邪曲不正的人不得其便。譬如說他想去人家家裡偷東西，因為注重了這些門戶的防衛，這些人就不能夠得其便，所以這些人就很厭惡我。我又提倡節儉，興起了孝悌的教育，告訴人要孝敬父母、尊重兄長，而且還懲罰那些苟且偷懶之人，懶惰的人就不高興，就厭惡我。在判斷訴訟的時候，我不對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有所偏向，這些權貴、豪強之人就厭惡我，這是對外。對內呢？對我身邊的人，他們有什麼要求，合法的我就同意，不合法的我就拒絕，我身邊的人也厭惡我。對於那些權貴之人，到這個地方來考察，我是嚴格地按照禮儀的規定來接待他們，沒有給他們過分的招待，這些權貴之人也厭惡我。有三種邪佞之人毀謗於外，有兩種讒曲不正的人毀謗於內，所以不到三年，毀謗之聲就被您聽到了。」
當我重新回去治理阿邑的時候，我改變了做法。不再要求人們修整小路，也不加強家家戶戶的防衛，邪惡之人便高興；不再提倡節儉，對那些懶惰之人也不給以懲罰了，也不教導他們孝敬父母、友愛兄弟了，那麼懶惰苟且的人也就高興了；斷案的時候，偏向那些富有的、有權勢的人，這些豪強、有權勢的、有財富的人也就高興了；對我周邊的人，他們要什麼我就滿足他們什麼，也不管是不是符合於法律，身邊的人也就高興了；那些權貴來訪的時候，我招待他們大大地超過了禮儀的規定，給他們很高的待遇，結果這些權貴之人也就高興了。因此不出三年，讚譽之聲就跑到您的耳朵裡了。其實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是應該給以獎賞的，而三年之後我所做的事，是應該給予懲罰的。但是您現在卻要給予我獎賞，所以這個獎賞我不應該接受，不能接受。」
齊景公聽到這裡，深有所悟，於是他提拔了晏子，委任晏子來主持國政。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世俗人所讚譽的人不一定就是賢德之人，世俗人所毀謗的人也不一定是不賢德之人。所以孔老夫子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如果大家喜歡他，你要去考察他是不是有真才實德，是不是大家都和他是同黨，他被提拔了，他的這些同黨也同樣得到好處，所以大家才稱歎他。如果大家都說他不好，甚至厭惡他，那也很可能是這個人他不願意同流合污，別人都貪污受賄，他自己很清高，特立獨行，不願意和他們結黨營私。
所以民主制、民主選舉要想取得良好的成效，也是有條件、有前提的，那就是要以公民一定的理性能力和道德素質為前提。如果公民的好惡之心、自私自利的心都很嚴重，或者沒有足夠的遠見，看得不夠長遠，就不可能選出德才兼備的領導者。這也告訴我們，無論是哪種政治制度，人的道德素質和理智都是使制度得以良好的實行、發揮效用的根本所在。
所以古人重視讀聖賢書，原因在哪裡？因為讀書明理，他就有一定的明辨是非、善惡、美醜的能力，這樣於他個人而言，行為不會有大的偏頗，也知道要選擇怎樣的領導者才真正有利於國家和人民。所以我們讀《群書治要》，我們發現《群書治要》裡並沒有很多具體的治國的方術，它都是在講道理，這個道理你明白了，你自然知道應該怎麼去做。
我們再看四十四條：
【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辨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鬥。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鬥。則邊境侵。】
這句話出自於《群書治要》卷四十二《新序》。這句話是有一個故事，我們先看一下它的背景。
說趙簡子走上一條崎嶇的羊腸山路，群臣都下車光著一隻膀子幫他推車，只有虎會不幫忙，自己扛著戟，還唱著歌，也不去推車。趙簡子一看就很不高興了，他就說：「群臣都來幫助推車，而虎會你單單地扛著一枝戟，還唱著歌，你身為人臣，而侮辱了君主，該當何罪？」虎會回答說：「作為人臣的侮辱了他的君主，他的罪過是死而又死。」趙簡子就問：「什麼叫死而又死？」虎會說：「首先罪臣自己被處死，然後他的妻子和兒女也受到牽連，也被處死，這叫死而又死。」趙簡子一聽覺得很高興，你看這個臣子侮辱了君主，得的罪過很嚴重。
結果虎會接著說了，他說：「君主您已經聽到了臣子侮辱君主的下場了，您還想聽一聽做人君的侮辱臣子的結果嗎？」趙簡子說：「那是什麼結果？」虎會就說了這段話。他說：「做君主的侮辱他的臣子，有智慧的人就不會為他出謀劃策，能言善辯的人就不會為他出使其他的國家，勇敢善戰的人也不會為他去作戰。有智慧的人不為他出謀劃策，國家就危險了；能言善辯的人不為他出使，那就不能夠和別的國家交好，外交關係搞不好；勇敢的人不為他去作戰，邊境就會受到侵犯。」趙簡子一聽，覺得非常有道理，於是就拜虎會為上客，對他非常地敬重。所以，趙簡子之所以還有一些成就，那也不是偶然的，那與他對待賢士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是我們講的四十四條。
下面我們看四十五條：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甚矣。】
這句話是說，國家之所以能治理得好，是因為君主英明；而國家之所以敗亂，是因為君主昏庸。君主之所以英明，是因為他能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君主之所以昏庸，是因為偏聽偏信。所以，君主內心通達、廣聽兼納，聖德就會日漸擴大；偏信奸佞之言，昏庸愚昧就會與日俱增。
這句話也是為我們點出了為政之道非常重要的態度，那就是「兼聽則明，偏聽則闇」。國家能治理好是一個結果，根源就在於國君英明。國家之所以敗亂，也是因為「君闇」，也就是君主昏庸。君主在哪裡表現出他的英明？『君之所以明者』，是因為他「兼聽」，就是能夠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能夠客觀地了解各種情況，這樣就不至於誤下判斷。而君主的昏庸最主要的就是偏信，偏聽、偏信。『是故人君通必兼聽』，這個「必」也就是心字，君主的聖心通達，就是因為他能廣聽兼納，這樣他的德行也日益提升、擴大，這樣可以做到「德日進，過日少」。『庸說偏信』，就是偏聽、偏信奸佞之言、一面之詞，這樣他的昏庸、愚昧就愈加嚴重了。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先學習到此地，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諸位朋友，大家好。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我們看第四十二條，『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上次課我們講到了前面的八難。
在任用賢能之士方面有十重難處。第九，『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就是以邪說擾亂了正規的法度。這個法度，我們前面講過，是指治國的常理常法，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五倫、四維、八德等等。中國古人講「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但是現在家庭教育缺失了，學校教育也是以知識技能為核心內容，做人的教育幾乎看不到了，政府也沒有把教育擺在最重要的位置。現在承擔著教學任務的是誰？那就是網路、電視。
在去馬來西亞，師父上人參加了馬來西亞電視台的採訪。在採訪中，師父上人就談到，說孔老夫子去做魯國的司寇，這個司寇就相當於現在的警察局長，一個縣裡的警察局長。結果沒上任幾天，就把少正卯給殺了。為什麼要殺少正卯？就是因為少正卯這個人言偽而辯，他能言善道，你辯不過他。但是他所講的都是有違於大道的，這樣的話會擾亂民心、擾亂視聽，把人心都給迷惑了。對於這樣的人怎麼辦？辯也辯不過他，他有一套歪理論，就只好把他給殺掉。而師父上人又說，現在的媒體、電視、網路，相當於一百個、一千個少正卯都不止，孔老夫子來了也束手無措。
這個道理很深，我們仔細想一想，確實如此。現在的電視、網路打開來之後，宣揚的是什麼樣的教育？給大家起什麼樣的引導？可以說就是吃喝玩樂、驕奢淫逸、殺盜淫妄。
你看有很多的美食節目，告訴你什麼最好吃，還有很多酒的廣告。我們看新聞聯播特別有感慨，在新聞聯播前面的幾分鐘是黃金時間，結果這幾分鐘黃金時間的廣告，幾乎無一例外的全都是酒的廣告。我們看《群書治要》，禹王，有人把這個酒製造出來獻給他，他嘗了之後就說，以後肯定是有人因為飲酒而亡國喪身的，對於這件事特別地謹慎。但是我們現在的人，卻把酒的廣告放在了黃金時間來播送。
還有玩，到處去旅遊，哪個地方景點好。古代的人出去旅遊，他也不僅僅是享樂，而是增長自己的閱歷，是向有道德、有學問的人去求教。現在的人完全不是如此了，就是到哪裡去休閒。樂，到處宣傳的是遊樂的場所，怎麼樣追求刺激，追求享受。所以你打開電視之後，引導的就是這些內容，你想不吃喝玩樂都做不到。
還有驕奢淫逸。很多電視節目向西方學習，都是以競爭為手段，結果這個人贏了之後，就得意忘形，不可一世，也不會像古人說的，有那種謙讓、謙虛的表現。
奢，奢侈品、名牌廣告是最多的。特別是我們坐飛機的時候很感慨，像這些畫冊裡邊，大部分都是名牌奢侈品的廣告，讓你去買一個什麼樣的手包，什麼樣的手機，坐一個什麼樣的轎車，買什麼樣的別墅，都是引導人們奢侈。
淫，就是放縱。我們打開電視網路，如果這個電視劇沒有一個第三者插足，沒有一個情人小蜜，再來一段床上戲，這個電視劇都演不下去。
逸，就是安逸、不負責任，好吃懶做。據說現在年輕人找工作的標準是「錢多事少離家近，位高權重責任輕」，在那呼風喚雨都不用負責任。「睡覺睡到自然醒，數錢數到手抽筋」，橫批是什麼？橫批是「白日作夢」。哪有天下掉餡餅的道理？所以古人他們有一句俗話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些問題都是社會的不良引導所導致的，這些問題也只有靠人心解決，也都是因為教育所導致的。
再看殺盜淫妄，如果用四個字來概括現在電視、電影內容的話，那就是暴力色情。如果沒有這些內容，這個電影就沒有什麼看點。
所以這些電視、網路，每一天都在教導人以驕奢淫逸為榮。雖然我們提出了以驕奢淫逸為恥的榮辱觀，但是也沒有在實際中起到效果。這些都是「以邪說亂正度」。沒有人倡導傳統美德的教學，倡導五倫八德的規範，這個社會人心就亂了。如果我們的網路、電視，每一天都播送倫理、道德、因果、聖賢的教育，相信不出三、五年的時間，這個社會風氣就會煥然一新。
古代的人修身、教學是無所不用其極，是想方設法地提醒自己。譬如說湯王在他洗臉的盆子上有一句話，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一洗臉的時候，就提醒自己在德行上要有所提升，要改過自新。在座右銘上，就是他讀書的桌子右側，也有一句提醒自己的箴言，所以他所到之處所看到的，全都是提起自己的正知正見。我們現在是商業社會，我們發現所到之處全都是商業廣告，是做廣告無所不用其極。這個完全就是「以邪說亂正度」。不懂得以教學為先，而是以追求經濟利益為先，這個社會怎麼能不亂？
『十曰以讒嫉廢賢能。』因為讒言嫉妒而廢棄了賢能之士。在《戰國策》上有一個「三人成虎」的故事，這個故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在魏國有一個大臣叫龐蔥，他很受魏王的器重。有一次，魏國的一位世子要到趙國去做人質，魏王就派龐蔥陪同他一起去。這說明什麼？說明魏王對龐蔥的能力非常地認可，對他也非常地信任。龐蔥確實很有智慧，他知道這個國君很容易受左右人的影響，如果左右的人進奉讒言，這個國君久而久之可能就失去了對自己的信任。所以臨行之前，他特別對魏王做了一個比喻，他就問魏王，說：「大王，如果有人對您講，說大街上有一隻老虎在逛，您會相信嗎？」魏王想都沒想，哈哈一笑說：「我當然不信，老虎招搖過市，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龐蔥接著問道：「如果又有一個人從街市上回來了，告訴您大街上有一隻老虎，這回您信嗎？」魏王猶豫了一下，說：「這就很難說了，要考慮一下才行。」龐蔥繼續問：「如果第三個人也這樣說，您會信嗎？」魏王肯定地點了一下頭，說：「如果三個人跑來都這樣講，那肯定是真的了。」
這時候龐蔥就說：「街上怎麼可能有老虎？街上沒有老虎是事實，那些說有老虎的人只是在互相傳謠而已。可是大王您為什麼會相信？就是因為說的人太多了，所以您才相信。而現在我和世子要到趙國去做人質了，趙國遠離魏國，比這離大街不知道遠多少倍。大王對我們在那裡的情況肯定不清楚，而這個時候如果進讒言的人、誹謗我們的人又不止三個，可能您就會懷疑我了。希望大王您能夠明察。」魏王聽了之後就說：「我明白了，我知道該怎麼辦。」
於是龐蔥就告辭而去，陪著世子到趙國去做人質了。但是他走了之後，很快毀謗的聲音就傳到了魏王那裡。結果怎麼樣？結果世子結束了人質的生活，回到了魏國的時候，龐蔥就再也見不到魏王了。說明什麼？魏王已經不再信任他，也不想任用他了。從這裡可見，讒言的力量是多麼的可怕，即使魏王提前已經受到提醒，做過預防，但是仍然敵不過讒言的氾濫。
這個讒言不僅可以破壞君臣之間的關係，聽信讒言，父子關係、夫妻關係、兄弟關係同樣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古人有一首《聽讒詩》，說明了讒言對人際關係的危害。這個詩這樣寫道：「讒言慎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這個領導者聽了別人的誣詞讒言，可能在誣詞的蒙蔽之下把忠臣給殺害了；「父聽子當決」，假如父親聽信了讒言，父子關係也會出現障礙，可能要和兒子都決裂了；「夫妻聽之離」，夫妻之間聽信了讒言，可能要離婚了；「兄弟聽之別」，兄弟之間聽信謠言、讒言，兄弟之間也就分開了；「朋友聽之疏，骨肉聽之絕。」朋友之間聽信了讒言，這個關係就疏遠了。本來兩個人關係很好的，結果別人在朋友面前說了壞話，下一次再看到這個朋友就覺得怪怪的了。這些都是提醒我們要有明智的判斷，不要妄信讒言。「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謠言止於智者」。特別是做領導者的要知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因為一個真正有德行的人，真正希望我們幸福和諧的人，他絕對不會故意製造矛盾，影響人際的和諧。人要不聽信讒言，臣子才能不受災殃，父子、夫婦才能夠相保如初。
聽信讒言是一個結果，原因在哪裡？魏王也知道不能聽信讒言，但是他最終為什麼還是聽信了？原因就在於「讒不自來，因疑而來」，讒言不是自己來的，而是因為我們自己內心首先有了懷疑，才會感召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離間的話也是乘隙而入，是因為人與人當中有一些嫌隙、誤會了，離間的話才容易進去。所以古聖先賢教導我們「反求諸己」，問題不是那些離間人的話，更重要的是我們內心的疑心太重。還有，對身邊的人有成見、有嫌隙，這時候才會讓讒言進來。
讒言一般都是出於嫉妒之心，一般人之所以會因嫉妒而進讒言，也是因為不能夠深信因果所導致的，不明瞭嫉妒會對自己帶來嚴重的惡果。
在《遷善錄》中就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宋大夫蔣瑗有十個兒子，但是這十個兒子都非常地不幸，都有這樣或者那樣的疾病。一個兒子是駝背，一個兒子是跛子，一個四肢萎縮，一個雙足殘廢，一個瘋瘋癲癲，一個痴呆，一個耳聾，一個眼瞎，一個啞巴，還有一個不幸死在了獄中。
看到他這樣不幸的遭遇，公明子皋就問：「您平時有什麼樣的心行，為什麼得到如此的奇禍？」蔣瑗還不太在意地說：「我生平也沒有做別的惡事，只是喜歡嫉妒別人。看到別人勝過自己就嫉恨，看到別人諂媚自己就心生歡喜；聽到別人有善行就懷疑，聽到別人有惡行就信以為真；看到別人有所得，就如同自己有所失，看到別人有所失，就如同自己有所得罷了。」公明子皋聽到這裡，非常嘆息地說：「作為一個士大夫，如果有這樣的心態，馬上就會有滅門之災，難道您還覺得無所謂，沒有覺察到嗎？您的惡報恐怕還不止現在這個樣子！」
蔣瑗聽了之後，大驚失色。子皋又提醒他說：「老天雖然高遠，但是能看到世間發生的一切。如果您現在能夠痛改前非，肯定能夠轉禍為福，現在改正也不算遲。」聽了他的勸告，蔣瑗從此就提高警惕，盡改平生之所為，不再那麼嫉賢妒能了。過了幾年，他的境遇就漸漸的好轉了。
所以《易經》上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個嫉妒心讓人心理失衡，甚至還導致怨恨，甚至因此還做出一些誹謗、傷害他人的行為，這個心態就是一種惡的表現。蔣瑗有了這種心理，這就是惡由心生，得到了應有的惡果。在他改過自新之後，也就轉禍為福了。
我們看了這十難，其實有一個體會，就是治國的道理講起來很簡單，只要秉持修身為本、教學為先的原則就可以了。但是這個原則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又是難上加難。為什麼這麼說？譬如說我們修身要從克服習氣來做起，戒除貪瞋痴慢疑，這五個字光一個貪字就很難克服。貪財、貪色、貪名、貪利之心都沒有，你這個戒貪才做圓滿了。要做到像孔老夫子所說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個「動」就是動念頭，連一個惡的、不符合禮的念頭都不能夠起，談何容易！
所以你看一個貪字，那都是十幾年、二十幾年的功夫也可能不能完全克除。再說瞋，瞋恚嫉妒，我們從小在西方教育理念成長下生活起來、生長起來，結果這個競爭的意識非常地強，是見人之得，如己之失，見人之失，如己之得。這個心好像條件反射一樣，自然而然。要克服瞋恚嫉妒，這個也是需要十幾年、二十幾年的時間。再看愚痴，我們這個世界的人，就是情執特別重，有句話說「愛不重不生娑婆」，但是怎麼樣？情令智迷，利令智昏。一個人情執很重，就會昏頭昏腦，理智就提不起來了，做什麼事也打不起精神。懈怠、放逸、懶散、沉迷，這不都是愚痴的表現嗎？
再看傲慢。《群書治要．文子》中說，「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為非者寡矣。」生來就又富又貴的人，他就特別地容易傲慢。那如果生在富貴之家，特別是作為君王，作為領導者，卻不能夠熟讀聖賢經典、長時薰修，結果能不傲慢的、能不做錯事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所以你看這貪瞋痴慢疑，這幾個字要克除一個都不容易，所以修身要奠定好根基，確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
教學為先就是要尊重聖賢之人，但是聖賢之人雖然有，如果遇不到明君，也很難被重用。所以在重用賢才方面，還要排除這十種難處，才能夠使賢人、聖人受到重用。譬如說孔老夫子他是聖人，他在世的時候周遊列國，就是希望自己的仁愛學說能夠為哪一個國君所採用，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為天下的人做出一個良好的示範，讓天下人都來學習，但是卻遭遇了重重困難。
當孔子到達楚國的時候，楚昭王本來都想用孔子了，為了表示自己對孔子的敬重，就想把有居民的七百里方圓的土地封給孔子。但是這個時候，令尹子西就來進讒言了，他怎麼對楚昭王說的呢？他說：「大王您看看，您出使諸國的使者之中，有像孔子的弟子子貢這樣的人嗎？」楚昭王一想：「沒有。」子西又說：「大王的相國之中，有像顏回這樣的人嗎？有誰的德行能和顏回相比嗎？」楚昭王又說：「沒有。」子西說：「大王的將帥之中，有像子路這樣的人嗎？」楚昭王說：「沒有。」子西說：「大王的各部長官，有像宰予這樣的人嗎？」楚昭王仍然說：「沒有。」令尹子西就說了：「楚國的祖先在周朝受封的時候，他的封號是子男的爵位，封地僅有方圓五十里。現在孔子修治三王五帝統治天下的道術，彰明周公、召公的德業，大王如果任用他，那麼楚國還能世世代代保住泱泱數千里的土地嗎？周文王在豐地，周武王在鎬地，他們是在方圓百里的領地，是小國的國君，最後都能夠稱王天下。而現在如果孔丘佔有七百里的土地，又有賢能的弟子來輔佐他，這恐怕不是楚國的福分了。」意思是說，楚國要有危險了。
楚昭王聽了之後，犯糊塗了，認為他說得很有道理，於是就放棄了給孔子封地的想法。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聖人之腹。聖人他實際上周遊列國，推廣自己的仁愛學說，並不是自己想升官、想發財，像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解讀孔子一樣，是一個官迷。他是希望遇到一個明君，能夠把自己仁愛學說推廣於天下，讓百姓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社會得以和諧，天下得以治理。不要再打打殺殺了，不要再矛盾重重、戰爭不斷了。是想用一切方法救民眾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是聖人他的初衷。
但是這些國君、臣子往往以小人之心，自己狹隘的心理去揣度聖人的心意，結果聖人在世也沒有被重用。所以我們前面講到了，不世之臣要遇到不世之君，才能建立不世之功。卓越的臣子要遇到英明的君主，才能夠建立下不朽的功勛，否則即使是如聖人孔子也難免被埋沒。當然孔老夫子晚年著書立說，從事於教學工作，在對後世的影響上是歷代聖王都沒法比擬的。這也給我們顯示了教育的意義。
下面說：『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如果以上列舉的十難不排除，賢臣就不能起用；賢臣不起用，國家就不成其為國家了。如果不能任用賢德之人、遠離奸佞之人，或者是任人出於個人的愛好，任人唯親，就必然招致國家的敗亡。
《昌言》上有一段話說得很好。說：「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為善惡，以喜怒為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蓍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群於麗碑之間，馮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
這段話什麼意思？這段話就是說，君主所任用的人，不是自己的親屬就是自己所寵幸的人，沒有任人唯賢而是任人唯親，任人出於自己的喜好；所愛的不是美女，就是諂媚巴結的人；以和自己的觀點相同與否做為評判好人壞人的標準，根據自己的喜怒來行賞、行罰。自己一高興了就賞，自己一不高興了就罰、就遷怒於人。喜歡美女就忽視了朝政，不理國家大事，黎民被冤枉、被殘害。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對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毫不違背四時之禮，該祭祀的時候就去祭祀；審判案件都是嚴格地在冬日行刑。古代行刑都是按著春夏秋冬的時節，安排在冬日行刑，按著四時的規律來處理國家大事。用於占卜的蓍草和龜甲，堆積於廟門之中。你看他喜歡占卜，結果用於占卜的蓍草和龜甲，都成堆成堆地堆於廟門之中。用以祭祀的純色牲畜，都成群成對地繫在豎石之上。占星的人坐在占星台上不下來，祝史跪在祭壇旁不離去。縱使做到了所有這些，也無益於挽救他的敗亡。
這段話給我們的教育意義很深刻，告訴我們什麼？告訴我們「任人唯賢」。賢德之人能夠教導百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真正把人心轉變了，這個社會、這個國家才能夠治理好。相反只是迷於形式，即使去搞這些占卜、祭祀等等，占星這些儀式，但是人心轉換不了，那也無益於（免於）敗亡。說明這些儀式的目的是什麼？這些儀式的目的從根本上還是要改變人心，而不是為了儀式而儀式。
所以要從根本上尋找國家治亂安危的原因。國家治亂的安危，不在於你找人來算一卦，就可以避免不好的事情發生。即使算卦的人能夠推斷出災禍，但是要避免，仍然是要改變人心、積德行善。積德行善才能夠使整個社會風氣轉好，人人都做有道德的事。當然上行下效，在上的人要率先垂範，任用賢德之人，用自己的所作所為給百姓作一個表率，這一點是尤其重要的。
關於任人、尊賢的重要性，在《說苑》上也有一段闡述：「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君主要想平治天下，使自己的名聲不朽，必須要任用賢德的人，禮敬讀書人、士大夫。所以《易經．益卦》上說：「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身處上位，而能夠以禮敬的態度對待在下位的人，他的前途一片光明。《易經．屯卦》又說：「以貴下賤，大得民。」雖然身處高位，但能夠謙恭地尊敬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夠大得民心。「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夠布施恩德，並且以謙恭的態度對待地位卑微的人，就能夠使遠方的人得以安撫，使近處的人得以親附。
「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如果朝中沒有賢德的人，就像什麼？就像鴻鵠沒有翅膀一樣，雖然想翱翔千里，但最終也不能夠達到。如何才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呢？「是故絕江海者，托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如果你想橫渡江海，就要依託於舟船；你要想走很遠的路，就要依賴於馬車；你想稱霸天下興起王業，就必須依託賢德的人。
「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這個比喻很形象。如果你所任用的不是合宜的人，而想成就功業，那就像什麼？就像是在夏至那一天，還期望夜晚更長一樣。夏至這一天的夜是最短的。如果你所任用的不是合適的人才，還想成就功業，就如同是在夏至當天，還期望夜晚更長；向天射箭以求能射到魚一樣，這是不可能的了。「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這樣的事情對於虞舜、大禹這樣的人都是很困難的，他們都會陷於困境，更何況是一般的君主呢？這就是說，要成就霸業，要把國家治理好，必須依託賢明的人。
依託賢明的人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在《袁子正書》上說：「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群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你想安處天下大道，你的智慧無窮無盡；興辦天下的大業，思慮不會枯竭；能夠統一百家之言，而不費口舌；兼聽古今言論，而心智不感到疲倦，靠什麼來達到的？只有靠任用賢德的人才能辦得到。這就說明，任用賢德之人，能夠使君主不費勞苦、自身安逸，而國家天下還能得到治理，這就是任賢的功效。
我們再看第四十三條：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也。無得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譽。不得其真賢。】
這一段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一《六韜》。
周文王問姜太公，說：「國君致力於舉薦賢才，而沒有收到功效，社會混亂愈加嚴重，以致於國家危亡，這是什麼原因？」太公說：「選出賢才而沒有加以重用，這是有舉賢的虛名，而沒有用賢的實質。」文王說：「那錯在哪呢？」太公說：「錯誤在於國君喜好重用世俗所稱譽的人，而沒有用到真正的賢才。」
接著文王又問，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譽者何也？」太公曰：「好聽世俗之所譽者，或以非賢為賢，或以非智為智，或以非忠為忠，或以非信為信。」文王就接著問，說：「喜歡用世俗所稱譽的人，有什麼不可以？」太公回答說：「相信世俗讚譽的人，很可能會把並非賢能的人當作賢能的人；把沒有才智的人當作有才智的人；把不忠的人當作忠臣；也可能把不誠信的人當作誠信的人。」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太公接著分析：「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這段話好像說的恰恰是民主政治的弊端，因為民主制都是取決於多數人的意願，那這就是以世俗之所稱譽的人為賢德的、有智慧的人，把世俗大眾所毀謗的人稱為不賢德的人。結果黨羽很多的人就被舉薦成為領導者，不願意結黨營私的人反而被罷退了。那些邪曲不正的人，因為結黨營私，把真正賢德的人給蒙蔽了，忠臣無罪而被處死，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虛有的聲譽獲得了領導的位置。這樣，這個世間的亂象就會愈來愈嚴重，最後國家也就免不了危亡。
在《晏子》上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就給我們同樣的啟發。晏子起初是奉命到阿城去當地方官，結果他治理了三年之後，各種毀謗的聲音就傳到了齊景公的耳裡。齊景公聽了之後非常地不滿意，就把晏子召回來要罷免他。晏子非常有智慧，他怎麼說？他說：「君主，我知道自己錯了，請再給我三年時間，讓我重新回去治理阿邑，一定會讓讚譽之聲傳到您的耳朵裡。」於是，他回去又開始治理阿邑，果然三年之後讚歎的聲音不絕於耳。
齊景公很高興，要給晏子封賞，這個時候晏子推辭不受。齊景公很奇怪，他就問：「你治理有功，這個封賞應該接受，但是你為什麼要推辭？」晏子說：「三年之前我剛剛到阿城的時候，我非常注意修理小路，注意家家戶戶的防衛，使得那些邪曲不正的人不得其便。譬如說他想去人家家裡偷東西，因為注重了這些門戶的防衛，這些人就不能夠得其便，所以這些人就很厭惡我。我又提倡節儉，興起了孝悌的教育，告訴人要孝敬父母、尊重兄長，而且還懲罰那些苟且偷懶之人，懶惰的人就不高興，就厭惡我。在判斷訴訟的時候，我不對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有所偏向，這些權貴、豪強之人就厭惡我，這是對外。對內呢？對我身邊的人，他們有什麼要求，合法的我就同意，不合法的我就拒絕，我身邊的人也厭惡我。對於那些權貴之人，到這個地方來考察，我是嚴格地按照禮儀的規定來接待他們，沒有給他們過分的招待，這些權貴之人也厭惡我。有三種邪佞之人毀謗於外，有兩種讒曲不正的人毀謗於內，所以不到三年，毀謗之聲就被您聽到了。」
當我重新回去治理阿邑的時候，我改變了做法。不再要求人們修整小路，也不加強家家戶戶的防衛，邪惡之人便高興；不再提倡節儉，對那些懶惰之人也不給以懲罰了，也不教導他們孝敬父母、友愛兄弟了，那麼懶惰苟且的人也就高興了；斷案的時候，偏向那些富有的、有權勢的人，這些豪強、有權勢的、有財富的人也就高興了；對我周邊的人，他們要什麼我就滿足他們什麼，也不管是不是符合於法律，身邊的人也就高興了；那些權貴來訪的時候，我招待他們大大地超過了禮儀的規定，給他們很高的待遇，結果這些權貴之人也就高興了。因此不出三年，讚譽之聲就跑到您的耳朵裡了。其實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是應該給以獎賞的，而三年之後我所做的事，是應該給予懲罰的。但是您現在卻要給予我獎賞，所以這個獎賞我不應該接受，不能接受。」
齊景公聽到這裡，深有所悟，於是他提拔了晏子，委任晏子來主持國政。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世俗人所讚譽的人不一定就是賢德之人，世俗人所毀謗的人也不一定是不賢德之人。所以孔老夫子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如果大家喜歡他，你要去考察他是不是有真才實德，是不是大家都和他是同黨，他被提拔了，他的這些同黨也同樣得到好處，所以大家才稱歎他。如果大家都說他不好，甚至厭惡他，那也很可能是這個人他不願意同流合污，別人都貪污受賄，他自己很清高，特立獨行，不願意和他們結黨營私。
所以民主制、民主選舉要想取得良好的成效，也是有條件、有前提的，那就是要以公民一定的理性能力和道德素質為前提。如果公民的好惡之心、自私自利的心都很嚴重，或者沒有足夠的遠見，看得不夠長遠，就不可能選出德才兼備的領導者。這也告訴我們，無論是哪種政治制度，人的道德素質和理智都是使制度得以良好的實行、發揮效用的根本所在。
所以古人重視讀聖賢書，原因在哪裡？因為讀書明理，他就有一定的明辨是非、善惡、美醜的能力，這樣於他個人而言，行為不會有大的偏頗，也知道要選擇怎樣的領導者才真正有利於國家和人民。所以我們讀《群書治要》，我們發現《群書治要》裡並沒有很多具體的治國的方術，它都是在講道理，這個道理你明白了，你自然知道應該怎麼去做。
我們再看四十四條：
【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辨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鬥。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鬥。則邊境侵。】
這句話出自於《群書治要》卷四十二《新序》。這句話是有一個故事，我們先看一下它的背景。
說趙簡子走上一條崎嶇的羊腸山路，群臣都下車光著一隻膀子幫他推車，只有虎會不幫忙，自己扛著戟，還唱著歌，也不去推車。趙簡子一看就很不高興了，他就說：「群臣都來幫助推車，而虎會你單單地扛著一枝戟，還唱著歌，你身為人臣，而侮辱了君主，該當何罪？」虎會回答說：「作為人臣的侮辱了他的君主，他的罪過是死而又死。」趙簡子就問：「什麼叫死而又死？」虎會說：「首先罪臣自己被處死，然後他的妻子和兒女也受到牽連，也被處死，這叫死而又死。」趙簡子一聽覺得很高興，你看這個臣子侮辱了君主，得的罪過很嚴重。
結果虎會接著說了，他說：「君主您已經聽到了臣子侮辱君主的下場了，您還想聽一聽做人君的侮辱臣子的結果嗎？」趙簡子說：「那是什麼結果？」虎會就說了這段話。他說：「做君主的侮辱他的臣子，有智慧的人就不會為他出謀劃策，能言善辯的人就不會為他出使其他的國家，勇敢善戰的人也不會為他去作戰。有智慧的人不為他出謀劃策，國家就危險了；能言善辯的人不為他出使，那就不能夠和別的國家交好，外交關係搞不好；勇敢的人不為他去作戰，邊境就會受到侵犯。」趙簡子一聽，覺得非常有道理，於是就拜虎會為上客，對他非常地敬重。所以，趙簡子之所以還有一些成就，那也不是偶然的，那與他對待賢士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是我們講的四十四條。
下面我們看四十五條：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甚矣。】
這句話是說，國家之所以能治理得好，是因為君主英明；而國家之所以敗亂，是因為君主昏庸。君主之所以英明，是因為他能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君主之所以昏庸，是因為偏聽偏信。所以，君主內心通達、廣聽兼納，聖德就會日漸擴大；偏信奸佞之言，昏庸愚昧就會與日俱增。
這句話也是為我們點出了為政之道非常重要的態度，那就是「兼聽則明，偏聽則闇」。國家能治理好是一個結果，根源就在於國君英明。國家之所以敗亂，也是因為「君闇」，也就是君主昏庸。君主在哪裡表現出他的英明？『君之所以明者』，是因為他「兼聽」，就是能夠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能夠客觀地了解各種情況，這樣就不至於誤下判斷。而君主的昏庸最主要的就是偏信，偏聽、偏信。『是故人君通必兼聽』，這個「必」也就是心字，君主的聖心通達，就是因為他能廣聽兼納，這樣他的德行也日益提升、擴大，這樣可以做到「德日進，過日少」。『庸說偏信』，就是偏聽、偏信奸佞之言、一面之詞，這樣他的昏庸、愚昧就愈加嚴重了。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先學習到此地，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