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諸位同學，大家好！我們今天繼續學習《群書治要》。上次我們看到了第十句：
【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
上次我們講到禁令不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條文太多，使人迷惑而犯罪。而法律條文太多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人們誤以為社會諸多亂象的出現，是因為法制不健全而導致的，所以把設計規則和制度做為治理社會亂象的重點，而忽視了道德教育這一個根本。我們今天再補充一些論述和案例。
在《漢書》上有這樣一句話，說「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用禮義治理國家的，積累起來的就是禮義；而用刑罰治理國家的，積累的就是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刑罰用多了人民就會怨恨背叛，禮義積多了人民就會和睦親愛。「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本來世代君王都想讓人民德行美好，這個意願都是相同的，但是他們用以使人們德行美好的辦法卻不相同。「或導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有的是用道德教化來引導，有的是用法令來驅使。用道德教化引導，德教和諧的時候，人民的精神狀態就表現出歡樂；用法令來驅使的，法令嚴酷而民風也就呈現出哀怨。
在《漢書》上，還給我們記載著一個酷吏嚴延年的故事。嚴延年他身材短小，卻精明強悍，辦事靈活敏捷，甚至可以勝過以精通政務而著稱的子貢、冉有。他做為一個郡的長官，凡是下屬忠誠奉公的，他都會像對待自家人一樣的優待、親近，而且一心為他們著想，居官辦事也不顧個人的得失，所以在他所治理的地區內，沒有什麼事是他不知道的。但是，嚴延年他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他痛恨壞人、壞事太過分了，所以被他傷害的人很多。他尤其擅長寫獄詞以及官府的文書，他想要誅殺的人，他就親自寫奏摺。因為他很擅長寫獄詞、寫奏摺，所以上面核准判定一個人的死罪，很快就通過。因為他獄詞寫得很好，大家都覺得他很有道理，所以這個人也很快就判處了死刑。到了冬天要行刑的時候，他命令郡下所屬的各縣把這些犯人都押解到郡上，集中在郡府一起處死，一時間竟血流數里。因此，這個郡裡的人給他取了一個外號，把他稱為「屠伯」。「伯」就是老大的意思，說他是屠宰的老大。結果在他管轄的地區裡，是「有令則行，有禁則止」，全郡上下一派清明。
有一次，嚴延年的母親從東海來看望他，本來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禮的。但是他母親到洛陽的時候，正好碰上嚴延年在處決犯人。她一看，血流流了好幾里地，她非常地震驚，於是就住在了道旁的亭舍裡，不肯進入郡府裡去住。嚴延年他就出城到亭舍裡拜見母親，但是他的母親卻關門不見他。他在門外脫帽叩頭，過了好一陣他的母親才願意見他。見了他的面，他的母親就斥責說：「你有幸當了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圓千里的地方，但是沒有聽說你以仁愛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讓他們平安，反而利用刑罰大肆殺人，以此來建立威信。難道身為百姓的父母官，就應該這樣行事嗎？」你看從這裡我們也看到，他的母親是深明大義之人，知道他做得不妥當。嚴延年就趕緊向母親認錯，重重的叩頭謝罪，還親自為母親駕車，把他母親帶回郡府去住。
祭祀完畢之後，他的母親就對嚴延年這樣說：「蒼天在上，明察秋毫，豈有亂殺人而不遭報應的？想不到我人老了，還要看著壯年的兒子身受刑戮。」你看他的母親在這個時候已經預測到，他以後的結果一定不是很好。他母親說：「我走了，離開你回到東邊的老家去為你準備好葬身之地。」他的母親回到了家鄉，見著了他同族的兄弟，又把以上的這些話講給了他們聽。結果怎麼樣？過了一年多，嚴延年果然出了事。這個時候，東海郡的人沒有不稱頌嚴延年的母親賢明智慧的。
我們看古書，確實看到有一些聰明智慧的讀書人，他們深明大義，他看一個人現前的所作所為，就可以推斷出他以後的結果如何。結果和他預測的一模一樣，那是什麼原因？那是因為古人他讀書明理，知道天道的規律。天道有什麼規律？上天有好生之德。那我們從政也應該順應天道，要以仁恕之心對待百姓，而不应该對他們特別地苛刻。
古人把地方官稱為父母官，所謂的「民之父母」，本應該是愛民如子。所以在《鹽鐵論》上有這樣一句話說：「故為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這個犯了罪的百姓就像生了病的孩子一樣，做為百姓的父母官，對待百姓就應該是像父母對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樣，不過是增施恩惠、寬厚罷了。哪有父母官對兒女這樣屠戮的道理？如果把人民，包括犯罪的人，放在了自己的對立面，把能夠逮捕多少人、殺戮多少人、判了多少人刑罰做為自己的功績去稱頌，而毫無憐憫之心，這是與天道不相符合的，結果一定不是很好。所以古人看這個人的所作所為，主要看他是不是和天道相應，那就能夠評價出他的興衰成敗了。
同樣在《新序》上也記載著一個「臧孫行猛政」的故事。臧孫這個人也是實施很嚴苛的政治，結果受到了子貢的批評。臧孫就不明白了，他覺得自己做事很嚴明，也沒有私心，為什麼子貢批評他？於是他就把子貢召過來向他請教，說：「我沒有奉公守法嗎？」子貢回答說：「你是守法的。」他又問：「我不夠廉潔嗎？」子貢說：「你也很廉潔。」臧孫又問：「我沒有執政能力嗎？不能辦事嗎？」子貢說：「你也很有執政能力，很能辦事。」臧孫聽了之後就說：「這三者我都唯恐自己做不到，那麼既然這三者我都能夠做到，為什麼您還批評我？」子貢怎麼回答的呢？子貢說：「你雖然守法，但是好以法來損害人；你雖然很廉潔，但是因為廉潔就很驕慢；你雖然有執政能力，但是却以此來欺凌屬下。」
子貢接著說，為政的人就像調琴瑟一樣，如果大弦上得太緊，小弦就會崩斷。所以有尊位的人，德行不可以淺薄；官階高的人，管理不可以瑣碎。如果事必躬親，他就沒有時間、精力去策劃大的謀略。所以能夠分出去的雜事，要分給手下人去做，這樣他才有更多的時間考慮大事。轄地廣闊的人，制度不可以偏狹；管理眾多人口的人，法律不能夠嚴苛。這是自然的法則，是自然而然的規律。所以，「罰得則奸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如果你的刑罰得當，邪曲不正、作奸犯科的事就能夠制止。如果你的獎賞得當，屬下的人都應該歡心喜悅地擁護你。但是，你現在卻不是這樣。
子貢又說，你有沒有聽說過子產是怎麼治國的？我們知道子產治理鄭國，他把法律監督機制設立得很嚴密、很合理，但是他並沒有就此而已，他特別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所以子產治國的時候，他是用仁愛禮義來教導人們，役使人們從不違背，所以政事非常寬鬆。對於獎賞的多少，難於確定的時候就從重；對於刑罰的輕重，難於判斷的時候就從輕。因為這樣他實施了寬鬆的政治，結果怎麼樣？結果子產治理鄭國七年之後，社會風俗非常地和平。自然災害都沒有了，國家也沒有需要用刑罰處罰的人，監獄都空虛了，沒有人去違法亂紀。
到子產過世的時候，老百姓是怎麼表現的呢？這個國家的百姓聽了之後都是痛哭流涕，非常地哀傷。百姓說：「子產已經死了，我們還怎麼能過上安定的生活？我們把安定的生活寄託給誰呢？如果能夠讓子產重新活過來，用我們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換，我們都願意。」所以子產活著的時候，被人們所愛戴。他死了的時候，人們都為他感到悲傷。做官的人在朝廷裡哭泣，商人們在市場上哭泣，農民們在原野裡哭泣，姑娘在她自己家的內室裡哭泣。整個國家都聽不到彈琴瑟的聲音，大夫的玦佩都不戴了，婦人把她的簪子、耳飾，這些裝飾品全都摘下來了，人們在大街小巷痛哭流涕。什麼原因？就是因為他行了仁恕之道的緣故。
而您現在是什麼樣的呢？聽說您有病了，人民都非常地歡喜，互相祝賀。說：「臧孫子病了，最好他能夠死去。」而你的病剛剛有一些好轉，人民都非常地恐懼，說：「臧孫子的病又痊癒了，我的命運太不幸了，為什麼臧孫子沒有死？」所以你看，你病了的時候，人們都非常歡喜，互相祝賀。你生活在這個世間，人們都以你為恐懼。可見你害人的心有多深了！你這樣辦理政治，怎麼還能夠不遭受批評？臧孫子還是一個很明理的人，聽了子貢的這番話，覺得很符合道理，於是怎麼樣？他就主動地把位置讓給別人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雖然你賞罰分明，也很廉潔，但是如果對老百姓忽視了道德教育，對待人民過於苛刻，人民也不會感恩戴德，反而還會怨聲載道。所以，子貢說了這樣一句話：「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德行深厚的人，回報給他的也是很美好的；與人結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有災禍。所以說，最大的德行莫過於「仁」，最大的禍害莫過於苛刻。這個故事也是告訴我們，為政要寬和、要行仁恕，而不能夠過於苛刻。
而愛民最大的表現就是教民，讓每個人都懂得五倫、八德的道理，拥有幸福美滿的人生。所以為國必須秉持「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理念。誰來教呢？誰來教？首先是國家領導人。自己能夠在生活中表現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上行則下效，整個社會才能興起這種道德的風氣。這個國家領導人必須對教育有深刻的認識，知道這個「教」是「上所施，下所效」，而不僅僅是言教。
要想在全國興起道德教化的風氣，還必須怎麼樣？必須尊師重道。也就是國家領導人必須率先垂範，把那些有德行的人、懂道理的人、賢德之士選拔出來，甚至推為國師，自己對他們非常地尊重。而這個國師受到皇帝、最高領導者的尊重，全國上下也願意聽從他的教誨。這樣的話，這個道德的風氣才能夠在全國普遍地流行。
在選拔人才的時候，還必須秉持「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就是這個國家把具有孝廉品質的孩子舉薦出來，做為國家官吏的後補，由國家來培養。為了保證把孝廉品質的孩子舉薦出來，而不是把自己的親朋好友推薦出來了，誰給他的錢多，他就把誰推薦出來了，還有一個制度也是必須實行的，那就是「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誰推薦的人為國家建功立業，他也受到國家最高的賞賜。如果他手下有人才，但是他嫉賢妒能，把這個人才給蒙蔽了、埋沒了，一旦發現，也受到國家最高的懲罰。這個就是能夠落實「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一些做法。
當然在中國傳統社會，僧侶，也就是出家人，也承擔著教育的工作。所以這個寺院都是講經教學的場所。我們看到幾乎每一個縣都有寺廟，如果每一個寺廟都承擔起講經教學的功能，那我們相信這個民風也會非常地純樸。出家人就要求有德行，而且要讀聖賢書，能夠講經說法，被稱為人天師表。古人說「以先覺覺後覺」，自己如果還不覺悟，還有貪瞋痴慢，那怎麼能夠幫助別人覺悟？所以你想去幫助別人覺悟，自己首先克服貪瞋痴慢疑，而且必須是一個德才兼備的人。把這些人作為社會大眾的示範，作為老師講經教學，才能夠在社會上產生好的影響。
用什麼教？就用《群書治要》教。如果大家都能夠學習《群書治要》，思想觀念高度統一，這個社會就很容易治理了。《群書治要》幫助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建立了貞觀盛世，又傳到日本，為日本的貞觀、承和兩代盛世做出了貢獻，說明它的道理是普遍的，在中國適用，在其他國家也適用；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依然適用。
而在我們現代社會，怎麼樣教才能夠效果很快、很理想？那就是要用現代的科技手段和傳播工具，特別是在現在師資缺乏的情況下，通過衛星電視、網路等遠程教學的方式，就可以擴大教學的影響。這個我們看到潮州有成功的案例，因為現在學習弘揚傳統文化的老師非常地稀缺，請不到老師又想教育，怎麼辦？那就是用光盤教學，效果是一樣好。
下面一句說：
【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
對國家的大事謀劃不當，卻竭盡兵力去侵犯鄰國。為什麼竭盡兵力去侵犯鄰國？為了緩解或轉嫁國內的危機。看到這句話，我們就立刻聯想到當代的美國。美國由於採取了高福利、高待遇、高保障的政策，造成了財務透支，直接導致了高消費、高浪費的快速發展模式，而這種模式還走到了氾濫的地步。為了保持高消費這種生活水平，就必須借債過日子。結果到了二０一一年的時候，美國的國債達到了十四點二九億萬美元的歷史新高，這也是觸及到他們國會所允許的上限了。為什麼借了這麼多的國債，而這個國債問題卻屢屢解決不了？那就是因為西方的制度是民主選舉。為了爭取選民、獲得選票，任何政黨都不願意採取增加稅收、降低福利的改革辦法，而這個辦法是治國的良策，也是解決國債危機的出路。這樣的政策如果一實施，就影響到選民的利益，選民就不投你的票了。所以哪一個政黨也不能夠採取這樣的措施。
這樣的民主制度，被認為是至今歷史上出現的最合理的制度。但是我們看了《群書治要》之後，就發現其實並非如此。為什麼？因為在現代社會的民主選舉，它至少有以下幾個弊端是難以避免的：
第一，這個民主制，它是通過什麼了解候選人、通過什麼來選舉領導人？主要是通過候選人的演講。那這就會導致什麼傾向？這就會導致我們古人所說的「以言取人」的傾向。
在《論語》中有很多關於言語的經典之談。譬如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一個人花言巧語，致力於言辭的好聽，而偽裝出和善的面目，一味地去取悅別人，這樣的人很少有仁德之心。又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在言語上應該很遲緩，但是在行為上要敏捷、雷厲風行。正是因為一個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不因為他說得很好聽，就對他委以重任。他對你做了很多漂亮的承諾，但是一旦被選舉上來，事實上根本做不到。所以《論語》上說：「有言者不必有德」，這個人言語很好聽，但是他不一定有那個實德。所以我們既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
在《群書治要．中論》上也有一段關於言語和德行的論述，說得非常有道理。它說：「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諜諜如也。」能言善辯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細小的環節，他的言辭也非常地巧妙、很有修飾，他的伶牙俐齒足以應對急切的追問，他的反駁也足以讓世俗之人斷定疑惑。但是他喜歡言談，不知疲倦，喋喋不休。「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然而在世間，那些可以按類歸納推理、明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鈍的、容易被蒙蔽的、不通達的人是多數，那誰知道他說得正不正確？因為他的口才很好，甚至還有很高的學歷，講出話來頭頭是道，一般的世俗之人就很容易相信他的話。但是他所說的可能是有違大道的。「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這就是他之所以沒有什麼用處但是卻不被廢棄，雖然很低賤但是卻不被人遺棄的原因所在。
「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者殺之，為其疑眾惑民而澆亂至道也。」古聖先王的法律規定，巧說詭辯而曲解法令、混亂禮法和名分使其失去原意、行為邪僻卻堅持不改，言語虛偽、能言善辯的人，要處以死刑。就像孔老夫子，他當了大司寇沒有幾天，就把「行僻而堅，言偽而辯」的少正卯給誅殺了。為什麼？因為少正卯口才非常好，致使孔老夫子的很多弟子都被吸引去聽講。你看這些弟子跟著孔老夫子學了很長時間了，但是少正卯一去講課，他們都被吸引，分不清楚哪一個是符合道的。為什麼？就是因為少正卯的口才好，能言善辯，就被吸引了。對於這樣的人，只有把他給殺掉。為什麼？因為他會使民眾產生疑惑，而且使治道混亂，讓人分不清是非善惡美醜。這就是說，雖然他口才很好，但講的都不符合道，不符合自然規律，也不符合人性，而這些東西又是很能夠迷惑民眾的。所以，古人絕不以言取人。
在《漢書》上也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說張釋之他當時任廷尉，和漢文帝一起出行。文帝登上了虎圈，就是飼養虎的地方，向上林苑的主管詢問關於禽獸簿上的各種事情。結果他問了十多個問題，上林尉左顧右盼，一個都回答不上來。而在旁邊有一個官職很低的嗇夫，就代替上林尉來回答這些問題。皇上所問的有關禽獸簿上的問題他都非常地清楚，而且為了讓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問必答、滔滔不絕。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對這個禽獸簿很熟悉，而且口才也很好。文帝看了之後，果然很歡喜。這個時候也忘記了孔老夫子的教誨「巧言令色，鮮矣仁」。於是就說：「當官吏的難道不就應該是這樣的嗎？」因此他就准备下詔拜這個嗇夫為上林令。上林令是管理上林苑的最高長官，他比上林尉的職位還要高，就是超級提拔他了。
張釋之看了之後，就趕忙上來勸諫。他就問文帝，他說：「您覺得絳侯周勃是什麼樣的人呢？」周勃是西漢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也是西漢的功臣，因為他被封在絳縣，所以被稱為絳侯。文帝說：「他當然是長者了。」長者就是德才兼備的人，年紀很大，德高望重。張釋之又問：「東陽侯張相如是怎樣的人呢？」張相如也是因為有戰功才被封侯的，他在西漢的一百四十三位功臣中列居一百一十八位。文帝回答說：「他當然也是長者。」張釋之就說了：「絳侯、東陽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長者，但是他們兩個人在上書言事的時候，口裡竟然說不出話來。您現在超級提拔這個嗇夫，那不就是想讓人們都效仿此人喋喋不休的口辯之才嗎？秦國任用了只會舞文弄墨的刀筆之吏，這些人爭相以亟疾苛察相比試，做事很急迫，督察又非常地嚴苛，認為這才是盡職盡責。結果徒有官文的形式，卻沒有實際的德行，沒有惻隱之心。秦始皇因為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所以逐漸地衰敗。到了秦二世的時候，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現在陛下您因為這個嗇夫能言善辯，就超級提拔他，我恐怕天下會隨風響應，爭相去追求能言善辯，而不求實德。況且下級順從上級，他們的速度就像響之應聲、影之隨行一樣的迅速。因此，皇帝的一個政策、一個舉動都不能夠不謹慎小心。」文帝聽了之後，受到了提醒，稱他說得好，於是就廢棄了要把這個人封為上林令的詔書，就是不再封他為上林令了。所以你看我們古人他很有智慧，評判一個人才，不是僅僅看他的話講得多麼漂亮。
在《群書治要．傅子》上也說：「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如果君王喜歡的是德行，那麼屬下都會紛紛的去修養自己的品行；如果上面的人喜歡言談，下邊的人都會爭相的修飾自己的言辭，向能言善辯方向去發展。「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偽起焉」，如果人人都重視修養，重視道德和品行，天下的仁義之風就興起來了；人人都去學能言善辯，虛偽的風氣就會興起，這是必然的徵兆。「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但是德行的成就是很難的，也很難被發現、被看見；而言語很容易撰寫，也很容易取悅於人。「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眾，故不尚焉」，古聖先王都知道言語很容易，很容易學得口才很好，演講術很高，文章寫得很漂亮，而且愛聽好話的人很多，所以並不崇尚言談。「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如果不尊崇賢德之人，也就是通過尊師重道、通過舉薦和褒獎善人教導百姓向善，卻只以言辭說得好、能夠取悅於人來選用人才，結果怎麼樣？天下背棄道德，只追求言辭修飾、能言善辯來要求他們的君主給他們封賞的人就不會少了。
「德難為而言易飾也」，德行很難修養、很難成就，但是言語卻很容易修飾。當然這個容易也是相對於德行的修養而言的。把口才鍛鍊很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它相對於德行的修養是容易的。我們想一想，我們克服一個習氣，譬如說我們嫉妒心很強，我們很容易看人不滿意，很容易傲慢，要想克服這一個習氣都得十年、二十年的工夫。但是我們只要學一學演講術，很容易就可以上台去演講。所以古人看到了這些問題，告訴我們不要因為一個人言語好聽，講得很好聽，就對他委以重任。但是西方的民主選舉，確實是通過一個人的演說來了解一個人。
第二個弊端，就是民主制依靠的是多數人的意願來選舉。像香港還在提倡普選，一人一票，這樣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它很難避免結黨營私，而且選舉出來的人不一定是最有德行的人。
在《論語》上，孔老夫子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如果大家都厭惡他，你也一定要去觀察，為什麼他被人厭惡，不能夠輕易相信眾人的意思。也有人都被人所喜好，大家一談起來都讚歎他，你也不要輕易的相信，你要考察一下，他為什麼被人讚歎？子貢曾經向孔老夫子提過這樣一個問題，說：「鄉人皆好之，何如？」全鄉的人都讚歎他好，這個人怎麼樣？能不能判斷他就是一個善人呢？孔老夫子說：「未可也。」還不一定。子貢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如果全鄉的人都厭惡他，可不可以判定這個人就是個惡人呢？孔老夫子說：「未可也。」也不一定。「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不如全鄉裡善良的人都喜歡他，不善良的人都厭惡他，這樣才能夠判斷出這個人的善惡。
在《群書治要．史記》上就有這樣一個歷史故事。說齊威王剛即位的時候，九年之間，諸侯都來討伐他，致使國家得不到治理。於是，齊威王就把即墨的大夫，也就是治理即墨的地方官，給召來了。齊威王對他說：「自從你到即墨去了之後，毀謗你的言語我每一天都能夠聽到。但是我派人去視察即墨，發現田野都得以開闢，人民都豐衣足食，官府也沒有積壓的公事，齊國東部地區因此得以安寧，這是因為你不會討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讚譽的緣故。」於是，他封了一萬户的食邑給即墨大夫。接著，他又把阿地的大夫給召來了，對他說：「自從派你去駐守阿城，每一天都能夠聽到讚譽你的聲音。但是我派人到阿地去視察，田野沒有得到開闢，人民過著貧苦的生活。趙國攻打甄地的時候，你不能出兵去救援；衛國取得薛陵的時候，你居然連這件事都不知道。這是因為你善於以重金巴結我的左右以求取聲譽所導致的。」所以當天他就烹殺了阿地的大夫，而且怎麼樣呢？而且把他身邊曾經讚譽阿大夫的人也一起給烹殺了。這樣一來，齊國上下都感到很恐懼，人人都不敢文過飾非，做事務求真實，盡自己的本分，最終齊國也得到了治理。諸侯聽到這件事，再也不敢輕易地和齊國打仗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即使有很多人稱讚一個人好，你也要考察一下這個人是不是受了他們的賄賂，所以才幫他說好話。即使這個人受到很多人的毀謗，你也要考察一下，是不是這些人都貪污受賄，只有這一個人廉潔自守，不願意同流合污。所以，鄭板橋說「難得糊塗」。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為什麼難得糊塗？因為世間人都是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為了一己私利不擇手段。鄭板橋他是一個讀書人，他明理，他有道義，不願意和他們同流合污，但是又改變不了當時的風氣，所以怎麼樣呢？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算了，難得糊塗。
在《六韜》上也講，如果我們不審慎地考察一個人所做的事情，只聽眾人對他的讚譽來評價一個人，往往我們會做出錯誤的判斷。這句話說得很好，它說：「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如果君主以世俗大眾所稱讚的人為賢德的、有智慧的人，以世俗大眾所毀謗的人稱為是不肖之徒，結果會怎麼樣？黨徒多的人、喜歡結黨營私的人，往往被舉薦出來擔任了領導；而不願意結黨營私的人、黨羽少的人就會被罷退。結果，這些邪曲不正的人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把真正賢德的人給蒙蔽了、埋沒了。忠臣還可能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虛有的聲譽取得了領導的位置。這個世間的亂象就會愈來愈嚴重，這個國家也就免不了要危亡。
所以你看，民主制依靠眾人的意思，依靠一人一票的選舉，往往可能把那些喜歡結黨營私的人給選舉出來了。特別是這個候選人，他為了提高自己在全國的知名度，讓更多的選民了解和支持自己，必須依賴於大的財團進行宣傳。一旦當選之後，也必須考慮回報他們，考慮到他們的利益，所以基本上是被大的財團所掌控，而財團的性質就是唯利是圖。所以在民主制度之下，結黨營私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這也是導致西方國家的政策雖然出現了病態，但是卻不能夠改變的原因。
從這裡我們看到，無論是什麼樣的制度，即使是民主制，也是以民眾的道德水平做基礎的。最重要的是把一個人教成好人、一個能夠有公心的人、不唯利是圖的人、不以權謀私的人，這個才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法。
第三，民主制度的第三個可能出現的弊端，就是民主制它鼓勵的是競選，這種選舉方式往往會把最上等的人才給遺漏。
在《晏子》中記載，齊景公向晏子問求賢之道。晏子他把人才分為三個等級，他說：「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最上等的人才，是很難舉進的，而且他輕易地就會退位而去；次一等的賢才，他很容易出來當官，但是同時也很容易罷官而去；最下等的人，是最容易被舉薦出來做官的，但是也最難以被罷退的人。為什麼？真正有德行的人，他是與人無爭，於世無求，他沒有私心，沒有功利之心。就像古人所說的，「進則兼善天下，退則獨善其身」。是進是退完全是看緣分，有緣分、有條件，我就出來用自己的所學、自己的德行來為社會、為人民做貢獻。條件不成熟，我就退而獨善其身，不斷地提升自己的品德。所以古人說「人到無求品自高」。像諸葛亮這樣的人才，要三顧茅廬。他看你的心很誠，他才願意出來幫助你，你要非常恭敬地、以拜師之禮去求見，他才出來做官。出來做官的目的不是為了升官發財、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而是想幫助這個國君治理天下，讓天下的百姓過上幸福美滿的日子。
那我們現在提倡競選，現在我們也向西方學習提倡競爭上崗，那就不能排除競爭應聘者急功近利，是為利而來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競選、競爭上崗往往選不出像諸葛亮、像顏回這樣最上等的人才。這樣的人才是不願意出來競爭的。願意出來競爭的，大體都是有一些私心的。古人任用賢才有一個辦法，就是任用那個最謙虛、最禮讓的人，重在讓而不在於爭。
第四點，民主制的選舉，它採取的是競選的方式，結果怎麼樣？它帶動的是一種競爭的風氣。因為喜歡競爭，競爭向上提升就是鬥爭，為了獲得自己的利益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不惜想方設法去謀算別人。所以我們看在競選的過程中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自讚毀他，稱歎自己，抨擊別人。而鬥爭向上提升就是戰爭，戰爭再向上提升就是世界末日。所以說，家和萬事興。一個國家也像一個家庭一樣，但是大家不是互相地欣賞、互相地激勵，而是互相地競爭、盡拆別人的台、說別人的不是，這個國家怎麼能夠治理好呢？上行下效，上邊的人怎麼做，下邊的人怎麼效仿。整個社會都是競爭的風氣，這個社會確實很難治理好。
所以正是因為美國採取了錯誤的治國理念，這叫廟筭不精，結果為了滿足人的欲望，愈想滿足愈滿足不了。為了滿足不斷膨脹的欲望，不得不借債過日子。所以美國人一出生就背著債。有的專家學者就說怎麼樣解決這個國債危機？有的人就說，那就可以通過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國債問題。所以下面說：「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那麼能不能解決問題呢？在《鹽鐵論》上說：「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土地廣闊，但不實行德政的人，國家就有危險；倚仗兵力強大來欺凌別的國家的人，自己也會滅亡。所以《群書治要》上有一句話，習主席也引用過，說：「國雖大，好戰必亡。」
但是西方人他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我們看到，西方許多國家近百年來所奉行的都是霸權文化，提倡科學和競爭。早在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就對西方的霸道文化和東方的王道文化做了一個很好的對比，他在《大亞洲主義》的演講中這樣講道：就最近幾百年的文化講，歐洲的物質文明極發達，我們東洋的這種文明不進步。從表面的觀瞻比較起來，歐洲自然好於亞洲。但是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幾年是什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見物質文明，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炮，這是一種武力的文化。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來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而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但是很多人卻認識不到這一點。
正如《淮南子》上所說的：「今謂強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現在有人認為只要強大就可以致勝，於是便丈量本國的地域、計算本國的人口；認為只要富有，國事就順利，所以熱衷於計量儲存的糧食、稱量金銀。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有千輛馬車的君主無不可以稱霸諸侯，有萬輛馬車的大國更是永遠不會滅亡。一個國家將亡，再大也是靠不住的；如果道義暢行，國雖小也不能輕視。由此看來，國家得以存在，是因為有道，而不在於其大；國家所以滅亡，在於失道，而不在於其小。
所以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用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而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
孫中山先生在演講中也指出：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也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明。
所以當前世界危機四伏，湯恩比等有識之士認為，要拯救今天的災難，唯有從中華文化中尋找答案。這一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簡單的來說，就是要放棄霸道文化，施行王道的文化。而《群書治要》就是一個以王道治國的綱領。所以「廟筭不精」，必致內憂；「窮兵侵鄰」，必招外患。內憂外患，豈有不亡之理？像現在的美國，還有西方國家，應該好好學一學《群書治要》。
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裡。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尊敬的諸位同學，大家好！我們今天繼續學習《群書治要》。上次我們看到了第十句：
【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
上次我們講到禁令不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條文太多，使人迷惑而犯罪。而法律條文太多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人們誤以為社會諸多亂象的出現，是因為法制不健全而導致的，所以把設計規則和制度做為治理社會亂象的重點，而忽視了道德教育這一個根本。我們今天再補充一些論述和案例。
在《漢書》上有這樣一句話，說「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用禮義治理國家的，積累起來的就是禮義；而用刑罰治理國家的，積累的就是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刑罰用多了人民就會怨恨背叛，禮義積多了人民就會和睦親愛。「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本來世代君王都想讓人民德行美好，這個意願都是相同的，但是他們用以使人們德行美好的辦法卻不相同。「或導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有的是用道德教化來引導，有的是用法令來驅使。用道德教化引導，德教和諧的時候，人民的精神狀態就表現出歡樂；用法令來驅使的，法令嚴酷而民風也就呈現出哀怨。
在《漢書》上，還給我們記載著一個酷吏嚴延年的故事。嚴延年他身材短小，卻精明強悍，辦事靈活敏捷，甚至可以勝過以精通政務而著稱的子貢、冉有。他做為一個郡的長官，凡是下屬忠誠奉公的，他都會像對待自家人一樣的優待、親近，而且一心為他們著想，居官辦事也不顧個人的得失，所以在他所治理的地區內，沒有什麼事是他不知道的。但是，嚴延年他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他痛恨壞人、壞事太過分了，所以被他傷害的人很多。他尤其擅長寫獄詞以及官府的文書，他想要誅殺的人，他就親自寫奏摺。因為他很擅長寫獄詞、寫奏摺，所以上面核准判定一個人的死罪，很快就通過。因為他獄詞寫得很好，大家都覺得他很有道理，所以這個人也很快就判處了死刑。到了冬天要行刑的時候，他命令郡下所屬的各縣把這些犯人都押解到郡上，集中在郡府一起處死，一時間竟血流數里。因此，這個郡裡的人給他取了一個外號，把他稱為「屠伯」。「伯」就是老大的意思，說他是屠宰的老大。結果在他管轄的地區裡，是「有令則行，有禁則止」，全郡上下一派清明。
有一次，嚴延年的母親從東海來看望他，本來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禮的。但是他母親到洛陽的時候，正好碰上嚴延年在處決犯人。她一看，血流流了好幾里地，她非常地震驚，於是就住在了道旁的亭舍裡，不肯進入郡府裡去住。嚴延年他就出城到亭舍裡拜見母親，但是他的母親卻關門不見他。他在門外脫帽叩頭，過了好一陣他的母親才願意見他。見了他的面，他的母親就斥責說：「你有幸當了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圓千里的地方，但是沒有聽說你以仁愛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讓他們平安，反而利用刑罰大肆殺人，以此來建立威信。難道身為百姓的父母官，就應該這樣行事嗎？」你看從這裡我們也看到，他的母親是深明大義之人，知道他做得不妥當。嚴延年就趕緊向母親認錯，重重的叩頭謝罪，還親自為母親駕車，把他母親帶回郡府去住。
祭祀完畢之後，他的母親就對嚴延年這樣說：「蒼天在上，明察秋毫，豈有亂殺人而不遭報應的？想不到我人老了，還要看著壯年的兒子身受刑戮。」你看他的母親在這個時候已經預測到，他以後的結果一定不是很好。他母親說：「我走了，離開你回到東邊的老家去為你準備好葬身之地。」他的母親回到了家鄉，見著了他同族的兄弟，又把以上的這些話講給了他們聽。結果怎麼樣？過了一年多，嚴延年果然出了事。這個時候，東海郡的人沒有不稱頌嚴延年的母親賢明智慧的。
我們看古書，確實看到有一些聰明智慧的讀書人，他們深明大義，他看一個人現前的所作所為，就可以推斷出他以後的結果如何。結果和他預測的一模一樣，那是什麼原因？那是因為古人他讀書明理，知道天道的規律。天道有什麼規律？上天有好生之德。那我們從政也應該順應天道，要以仁恕之心對待百姓，而不应该對他們特別地苛刻。
古人把地方官稱為父母官，所謂的「民之父母」，本應該是愛民如子。所以在《鹽鐵論》上有這樣一句話說：「故為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這個犯了罪的百姓就像生了病的孩子一樣，做為百姓的父母官，對待百姓就應該是像父母對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樣，不過是增施恩惠、寬厚罷了。哪有父母官對兒女這樣屠戮的道理？如果把人民，包括犯罪的人，放在了自己的對立面，把能夠逮捕多少人、殺戮多少人、判了多少人刑罰做為自己的功績去稱頌，而毫無憐憫之心，這是與天道不相符合的，結果一定不是很好。所以古人看這個人的所作所為，主要看他是不是和天道相應，那就能夠評價出他的興衰成敗了。
同樣在《新序》上也記載著一個「臧孫行猛政」的故事。臧孫這個人也是實施很嚴苛的政治，結果受到了子貢的批評。臧孫就不明白了，他覺得自己做事很嚴明，也沒有私心，為什麼子貢批評他？於是他就把子貢召過來向他請教，說：「我沒有奉公守法嗎？」子貢回答說：「你是守法的。」他又問：「我不夠廉潔嗎？」子貢說：「你也很廉潔。」臧孫又問：「我沒有執政能力嗎？不能辦事嗎？」子貢說：「你也很有執政能力，很能辦事。」臧孫聽了之後就說：「這三者我都唯恐自己做不到，那麼既然這三者我都能夠做到，為什麼您還批評我？」子貢怎麼回答的呢？子貢說：「你雖然守法，但是好以法來損害人；你雖然很廉潔，但是因為廉潔就很驕慢；你雖然有執政能力，但是却以此來欺凌屬下。」
子貢接著說，為政的人就像調琴瑟一樣，如果大弦上得太緊，小弦就會崩斷。所以有尊位的人，德行不可以淺薄；官階高的人，管理不可以瑣碎。如果事必躬親，他就沒有時間、精力去策劃大的謀略。所以能夠分出去的雜事，要分給手下人去做，這樣他才有更多的時間考慮大事。轄地廣闊的人，制度不可以偏狹；管理眾多人口的人，法律不能夠嚴苛。這是自然的法則，是自然而然的規律。所以，「罰得則奸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如果你的刑罰得當，邪曲不正、作奸犯科的事就能夠制止。如果你的獎賞得當，屬下的人都應該歡心喜悅地擁護你。但是，你現在卻不是這樣。
子貢又說，你有沒有聽說過子產是怎麼治國的？我們知道子產治理鄭國，他把法律監督機制設立得很嚴密、很合理，但是他並沒有就此而已，他特別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所以子產治國的時候，他是用仁愛禮義來教導人們，役使人們從不違背，所以政事非常寬鬆。對於獎賞的多少，難於確定的時候就從重；對於刑罰的輕重，難於判斷的時候就從輕。因為這樣他實施了寬鬆的政治，結果怎麼樣？結果子產治理鄭國七年之後，社會風俗非常地和平。自然災害都沒有了，國家也沒有需要用刑罰處罰的人，監獄都空虛了，沒有人去違法亂紀。
到子產過世的時候，老百姓是怎麼表現的呢？這個國家的百姓聽了之後都是痛哭流涕，非常地哀傷。百姓說：「子產已經死了，我們還怎麼能過上安定的生活？我們把安定的生活寄託給誰呢？如果能夠讓子產重新活過來，用我們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換，我們都願意。」所以子產活著的時候，被人們所愛戴。他死了的時候，人們都為他感到悲傷。做官的人在朝廷裡哭泣，商人們在市場上哭泣，農民們在原野裡哭泣，姑娘在她自己家的內室裡哭泣。整個國家都聽不到彈琴瑟的聲音，大夫的玦佩都不戴了，婦人把她的簪子、耳飾，這些裝飾品全都摘下來了，人們在大街小巷痛哭流涕。什麼原因？就是因為他行了仁恕之道的緣故。
而您現在是什麼樣的呢？聽說您有病了，人民都非常地歡喜，互相祝賀。說：「臧孫子病了，最好他能夠死去。」而你的病剛剛有一些好轉，人民都非常地恐懼，說：「臧孫子的病又痊癒了，我的命運太不幸了，為什麼臧孫子沒有死？」所以你看，你病了的時候，人們都非常歡喜，互相祝賀。你生活在這個世間，人們都以你為恐懼。可見你害人的心有多深了！你這樣辦理政治，怎麼還能夠不遭受批評？臧孫子還是一個很明理的人，聽了子貢的這番話，覺得很符合道理，於是怎麼樣？他就主動地把位置讓給別人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雖然你賞罰分明，也很廉潔，但是如果對老百姓忽視了道德教育，對待人民過於苛刻，人民也不會感恩戴德，反而還會怨聲載道。所以，子貢說了這樣一句話：「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德行深厚的人，回報給他的也是很美好的；與人結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有災禍。所以說，最大的德行莫過於「仁」，最大的禍害莫過於苛刻。這個故事也是告訴我們，為政要寬和、要行仁恕，而不能夠過於苛刻。
而愛民最大的表現就是教民，讓每個人都懂得五倫、八德的道理，拥有幸福美滿的人生。所以為國必須秉持「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理念。誰來教呢？誰來教？首先是國家領導人。自己能夠在生活中表現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上行則下效，整個社會才能興起這種道德的風氣。這個國家領導人必須對教育有深刻的認識，知道這個「教」是「上所施，下所效」，而不僅僅是言教。
要想在全國興起道德教化的風氣，還必須怎麼樣？必須尊師重道。也就是國家領導人必須率先垂範，把那些有德行的人、懂道理的人、賢德之士選拔出來，甚至推為國師，自己對他們非常地尊重。而這個國師受到皇帝、最高領導者的尊重，全國上下也願意聽從他的教誨。這樣的話，這個道德的風氣才能夠在全國普遍地流行。
在選拔人才的時候，還必須秉持「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就是這個國家把具有孝廉品質的孩子舉薦出來，做為國家官吏的後補，由國家來培養。為了保證把孝廉品質的孩子舉薦出來，而不是把自己的親朋好友推薦出來了，誰給他的錢多，他就把誰推薦出來了，還有一個制度也是必須實行的，那就是「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誰推薦的人為國家建功立業，他也受到國家最高的賞賜。如果他手下有人才，但是他嫉賢妒能，把這個人才給蒙蔽了、埋沒了，一旦發現，也受到國家最高的懲罰。這個就是能夠落實「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一些做法。
當然在中國傳統社會，僧侶，也就是出家人，也承擔著教育的工作。所以這個寺院都是講經教學的場所。我們看到幾乎每一個縣都有寺廟，如果每一個寺廟都承擔起講經教學的功能，那我們相信這個民風也會非常地純樸。出家人就要求有德行，而且要讀聖賢書，能夠講經說法，被稱為人天師表。古人說「以先覺覺後覺」，自己如果還不覺悟，還有貪瞋痴慢，那怎麼能夠幫助別人覺悟？所以你想去幫助別人覺悟，自己首先克服貪瞋痴慢疑，而且必須是一個德才兼備的人。把這些人作為社會大眾的示範，作為老師講經教學，才能夠在社會上產生好的影響。
用什麼教？就用《群書治要》教。如果大家都能夠學習《群書治要》，思想觀念高度統一，這個社會就很容易治理了。《群書治要》幫助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建立了貞觀盛世，又傳到日本，為日本的貞觀、承和兩代盛世做出了貢獻，說明它的道理是普遍的，在中國適用，在其他國家也適用；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依然適用。
而在我們現代社會，怎麼樣教才能夠效果很快、很理想？那就是要用現代的科技手段和傳播工具，特別是在現在師資缺乏的情況下，通過衛星電視、網路等遠程教學的方式，就可以擴大教學的影響。這個我們看到潮州有成功的案例，因為現在學習弘揚傳統文化的老師非常地稀缺，請不到老師又想教育，怎麼辦？那就是用光盤教學，效果是一樣好。
下面一句說：
【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
對國家的大事謀劃不當，卻竭盡兵力去侵犯鄰國。為什麼竭盡兵力去侵犯鄰國？為了緩解或轉嫁國內的危機。看到這句話，我們就立刻聯想到當代的美國。美國由於採取了高福利、高待遇、高保障的政策，造成了財務透支，直接導致了高消費、高浪費的快速發展模式，而這種模式還走到了氾濫的地步。為了保持高消費這種生活水平，就必須借債過日子。結果到了二０一一年的時候，美國的國債達到了十四點二九億萬美元的歷史新高，這也是觸及到他們國會所允許的上限了。為什麼借了這麼多的國債，而這個國債問題卻屢屢解決不了？那就是因為西方的制度是民主選舉。為了爭取選民、獲得選票，任何政黨都不願意採取增加稅收、降低福利的改革辦法，而這個辦法是治國的良策，也是解決國債危機的出路。這樣的政策如果一實施，就影響到選民的利益，選民就不投你的票了。所以哪一個政黨也不能夠採取這樣的措施。
這樣的民主制度，被認為是至今歷史上出現的最合理的制度。但是我們看了《群書治要》之後，就發現其實並非如此。為什麼？因為在現代社會的民主選舉，它至少有以下幾個弊端是難以避免的：
第一，這個民主制，它是通過什麼了解候選人、通過什麼來選舉領導人？主要是通過候選人的演講。那這就會導致什麼傾向？這就會導致我們古人所說的「以言取人」的傾向。
在《論語》中有很多關於言語的經典之談。譬如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一個人花言巧語，致力於言辭的好聽，而偽裝出和善的面目，一味地去取悅別人，這樣的人很少有仁德之心。又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在言語上應該很遲緩，但是在行為上要敏捷、雷厲風行。正是因為一個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不因為他說得很好聽，就對他委以重任。他對你做了很多漂亮的承諾，但是一旦被選舉上來，事實上根本做不到。所以《論語》上說：「有言者不必有德」，這個人言語很好聽，但是他不一定有那個實德。所以我們既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
在《群書治要．中論》上也有一段關於言語和德行的論述，說得非常有道理。它說：「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諜諜如也。」能言善辯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細小的環節，他的言辭也非常地巧妙、很有修飾，他的伶牙俐齒足以應對急切的追問，他的反駁也足以讓世俗之人斷定疑惑。但是他喜歡言談，不知疲倦，喋喋不休。「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然而在世間，那些可以按類歸納推理、明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鈍的、容易被蒙蔽的、不通達的人是多數，那誰知道他說得正不正確？因為他的口才很好，甚至還有很高的學歷，講出話來頭頭是道，一般的世俗之人就很容易相信他的話。但是他所說的可能是有違大道的。「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這就是他之所以沒有什麼用處但是卻不被廢棄，雖然很低賤但是卻不被人遺棄的原因所在。
「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者殺之，為其疑眾惑民而澆亂至道也。」古聖先王的法律規定，巧說詭辯而曲解法令、混亂禮法和名分使其失去原意、行為邪僻卻堅持不改，言語虛偽、能言善辯的人，要處以死刑。就像孔老夫子，他當了大司寇沒有幾天，就把「行僻而堅，言偽而辯」的少正卯給誅殺了。為什麼？因為少正卯口才非常好，致使孔老夫子的很多弟子都被吸引去聽講。你看這些弟子跟著孔老夫子學了很長時間了，但是少正卯一去講課，他們都被吸引，分不清楚哪一個是符合道的。為什麼？就是因為少正卯的口才好，能言善辯，就被吸引了。對於這樣的人，只有把他給殺掉。為什麼？因為他會使民眾產生疑惑，而且使治道混亂，讓人分不清是非善惡美醜。這就是說，雖然他口才很好，但講的都不符合道，不符合自然規律，也不符合人性，而這些東西又是很能夠迷惑民眾的。所以，古人絕不以言取人。
在《漢書》上也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說張釋之他當時任廷尉，和漢文帝一起出行。文帝登上了虎圈，就是飼養虎的地方，向上林苑的主管詢問關於禽獸簿上的各種事情。結果他問了十多個問題，上林尉左顧右盼，一個都回答不上來。而在旁邊有一個官職很低的嗇夫，就代替上林尉來回答這些問題。皇上所問的有關禽獸簿上的問題他都非常地清楚，而且為了讓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問必答、滔滔不絕。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對這個禽獸簿很熟悉，而且口才也很好。文帝看了之後，果然很歡喜。這個時候也忘記了孔老夫子的教誨「巧言令色，鮮矣仁」。於是就說：「當官吏的難道不就應該是這樣的嗎？」因此他就准备下詔拜這個嗇夫為上林令。上林令是管理上林苑的最高長官，他比上林尉的職位還要高，就是超級提拔他了。
張釋之看了之後，就趕忙上來勸諫。他就問文帝，他說：「您覺得絳侯周勃是什麼樣的人呢？」周勃是西漢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也是西漢的功臣，因為他被封在絳縣，所以被稱為絳侯。文帝說：「他當然是長者了。」長者就是德才兼備的人，年紀很大，德高望重。張釋之又問：「東陽侯張相如是怎樣的人呢？」張相如也是因為有戰功才被封侯的，他在西漢的一百四十三位功臣中列居一百一十八位。文帝回答說：「他當然也是長者。」張釋之就說了：「絳侯、東陽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長者，但是他們兩個人在上書言事的時候，口裡竟然說不出話來。您現在超級提拔這個嗇夫，那不就是想讓人們都效仿此人喋喋不休的口辯之才嗎？秦國任用了只會舞文弄墨的刀筆之吏，這些人爭相以亟疾苛察相比試，做事很急迫，督察又非常地嚴苛，認為這才是盡職盡責。結果徒有官文的形式，卻沒有實際的德行，沒有惻隱之心。秦始皇因為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所以逐漸地衰敗。到了秦二世的時候，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現在陛下您因為這個嗇夫能言善辯，就超級提拔他，我恐怕天下會隨風響應，爭相去追求能言善辯，而不求實德。況且下級順從上級，他們的速度就像響之應聲、影之隨行一樣的迅速。因此，皇帝的一個政策、一個舉動都不能夠不謹慎小心。」文帝聽了之後，受到了提醒，稱他說得好，於是就廢棄了要把這個人封為上林令的詔書，就是不再封他為上林令了。所以你看我們古人他很有智慧，評判一個人才，不是僅僅看他的話講得多麼漂亮。
在《群書治要．傅子》上也說：「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如果君王喜歡的是德行，那麼屬下都會紛紛的去修養自己的品行；如果上面的人喜歡言談，下邊的人都會爭相的修飾自己的言辭，向能言善辯方向去發展。「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偽起焉」，如果人人都重視修養，重視道德和品行，天下的仁義之風就興起來了；人人都去學能言善辯，虛偽的風氣就會興起，這是必然的徵兆。「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但是德行的成就是很難的，也很難被發現、被看見；而言語很容易撰寫，也很容易取悅於人。「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眾，故不尚焉」，古聖先王都知道言語很容易，很容易學得口才很好，演講術很高，文章寫得很漂亮，而且愛聽好話的人很多，所以並不崇尚言談。「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如果不尊崇賢德之人，也就是通過尊師重道、通過舉薦和褒獎善人教導百姓向善，卻只以言辭說得好、能夠取悅於人來選用人才，結果怎麼樣？天下背棄道德，只追求言辭修飾、能言善辯來要求他們的君主給他們封賞的人就不會少了。
「德難為而言易飾也」，德行很難修養、很難成就，但是言語卻很容易修飾。當然這個容易也是相對於德行的修養而言的。把口才鍛鍊很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它相對於德行的修養是容易的。我們想一想，我們克服一個習氣，譬如說我們嫉妒心很強，我們很容易看人不滿意，很容易傲慢，要想克服這一個習氣都得十年、二十年的工夫。但是我們只要學一學演講術，很容易就可以上台去演講。所以古人看到了這些問題，告訴我們不要因為一個人言語好聽，講得很好聽，就對他委以重任。但是西方的民主選舉，確實是通過一個人的演說來了解一個人。
第二個弊端，就是民主制依靠的是多數人的意願來選舉。像香港還在提倡普選，一人一票，這樣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它很難避免結黨營私，而且選舉出來的人不一定是最有德行的人。
在《論語》上，孔老夫子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如果大家都厭惡他，你也一定要去觀察，為什麼他被人厭惡，不能夠輕易相信眾人的意思。也有人都被人所喜好，大家一談起來都讚歎他，你也不要輕易的相信，你要考察一下，他為什麼被人讚歎？子貢曾經向孔老夫子提過這樣一個問題，說：「鄉人皆好之，何如？」全鄉的人都讚歎他好，這個人怎麼樣？能不能判斷他就是一個善人呢？孔老夫子說：「未可也。」還不一定。子貢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如果全鄉的人都厭惡他，可不可以判定這個人就是個惡人呢？孔老夫子說：「未可也。」也不一定。「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不如全鄉裡善良的人都喜歡他，不善良的人都厭惡他，這樣才能夠判斷出這個人的善惡。
在《群書治要．史記》上就有這樣一個歷史故事。說齊威王剛即位的時候，九年之間，諸侯都來討伐他，致使國家得不到治理。於是，齊威王就把即墨的大夫，也就是治理即墨的地方官，給召來了。齊威王對他說：「自從你到即墨去了之後，毀謗你的言語我每一天都能夠聽到。但是我派人去視察即墨，發現田野都得以開闢，人民都豐衣足食，官府也沒有積壓的公事，齊國東部地區因此得以安寧，這是因為你不會討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讚譽的緣故。」於是，他封了一萬户的食邑給即墨大夫。接著，他又把阿地的大夫給召來了，對他說：「自從派你去駐守阿城，每一天都能夠聽到讚譽你的聲音。但是我派人到阿地去視察，田野沒有得到開闢，人民過著貧苦的生活。趙國攻打甄地的時候，你不能出兵去救援；衛國取得薛陵的時候，你居然連這件事都不知道。這是因為你善於以重金巴結我的左右以求取聲譽所導致的。」所以當天他就烹殺了阿地的大夫，而且怎麼樣呢？而且把他身邊曾經讚譽阿大夫的人也一起給烹殺了。這樣一來，齊國上下都感到很恐懼，人人都不敢文過飾非，做事務求真實，盡自己的本分，最終齊國也得到了治理。諸侯聽到這件事，再也不敢輕易地和齊國打仗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即使有很多人稱讚一個人好，你也要考察一下這個人是不是受了他們的賄賂，所以才幫他說好話。即使這個人受到很多人的毀謗，你也要考察一下，是不是這些人都貪污受賄，只有這一個人廉潔自守，不願意同流合污。所以，鄭板橋說「難得糊塗」。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為什麼難得糊塗？因為世間人都是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為了一己私利不擇手段。鄭板橋他是一個讀書人，他明理，他有道義，不願意和他們同流合污，但是又改變不了當時的風氣，所以怎麼樣呢？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算了，難得糊塗。
在《六韜》上也講，如果我們不審慎地考察一個人所做的事情，只聽眾人對他的讚譽來評價一個人，往往我們會做出錯誤的判斷。這句話說得很好，它說：「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如果君主以世俗大眾所稱讚的人為賢德的、有智慧的人，以世俗大眾所毀謗的人稱為是不肖之徒，結果會怎麼樣？黨徒多的人、喜歡結黨營私的人，往往被舉薦出來擔任了領導；而不願意結黨營私的人、黨羽少的人就會被罷退。結果，這些邪曲不正的人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把真正賢德的人給蒙蔽了、埋沒了。忠臣還可能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虛有的聲譽取得了領導的位置。這個世間的亂象就會愈來愈嚴重，這個國家也就免不了要危亡。
所以你看，民主制依靠眾人的意思，依靠一人一票的選舉，往往可能把那些喜歡結黨營私的人給選舉出來了。特別是這個候選人，他為了提高自己在全國的知名度，讓更多的選民了解和支持自己，必須依賴於大的財團進行宣傳。一旦當選之後，也必須考慮回報他們，考慮到他們的利益，所以基本上是被大的財團所掌控，而財團的性質就是唯利是圖。所以在民主制度之下，結黨營私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這也是導致西方國家的政策雖然出現了病態，但是卻不能夠改變的原因。
從這裡我們看到，無論是什麼樣的制度，即使是民主制，也是以民眾的道德水平做基礎的。最重要的是把一個人教成好人、一個能夠有公心的人、不唯利是圖的人、不以權謀私的人，這個才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法。
第三，民主制度的第三個可能出現的弊端，就是民主制它鼓勵的是競選，這種選舉方式往往會把最上等的人才給遺漏。
在《晏子》中記載，齊景公向晏子問求賢之道。晏子他把人才分為三個等級，他說：「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最上等的人才，是很難舉進的，而且他輕易地就會退位而去；次一等的賢才，他很容易出來當官，但是同時也很容易罷官而去；最下等的人，是最容易被舉薦出來做官的，但是也最難以被罷退的人。為什麼？真正有德行的人，他是與人無爭，於世無求，他沒有私心，沒有功利之心。就像古人所說的，「進則兼善天下，退則獨善其身」。是進是退完全是看緣分，有緣分、有條件，我就出來用自己的所學、自己的德行來為社會、為人民做貢獻。條件不成熟，我就退而獨善其身，不斷地提升自己的品德。所以古人說「人到無求品自高」。像諸葛亮這樣的人才，要三顧茅廬。他看你的心很誠，他才願意出來幫助你，你要非常恭敬地、以拜師之禮去求見，他才出來做官。出來做官的目的不是為了升官發財、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而是想幫助這個國君治理天下，讓天下的百姓過上幸福美滿的日子。
那我們現在提倡競選，現在我們也向西方學習提倡競爭上崗，那就不能排除競爭應聘者急功近利，是為利而來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競選、競爭上崗往往選不出像諸葛亮、像顏回這樣最上等的人才。這樣的人才是不願意出來競爭的。願意出來競爭的，大體都是有一些私心的。古人任用賢才有一個辦法，就是任用那個最謙虛、最禮讓的人，重在讓而不在於爭。
第四點，民主制的選舉，它採取的是競選的方式，結果怎麼樣？它帶動的是一種競爭的風氣。因為喜歡競爭，競爭向上提升就是鬥爭，為了獲得自己的利益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不惜想方設法去謀算別人。所以我們看在競選的過程中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自讚毀他，稱歎自己，抨擊別人。而鬥爭向上提升就是戰爭，戰爭再向上提升就是世界末日。所以說，家和萬事興。一個國家也像一個家庭一樣，但是大家不是互相地欣賞、互相地激勵，而是互相地競爭、盡拆別人的台、說別人的不是，這個國家怎麼能夠治理好呢？上行下效，上邊的人怎麼做，下邊的人怎麼效仿。整個社會都是競爭的風氣，這個社會確實很難治理好。
所以正是因為美國採取了錯誤的治國理念，這叫廟筭不精，結果為了滿足人的欲望，愈想滿足愈滿足不了。為了滿足不斷膨脹的欲望，不得不借債過日子。所以美國人一出生就背著債。有的專家學者就說怎麼樣解決這個國債危機？有的人就說，那就可以通過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國債問題。所以下面說：「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那麼能不能解決問題呢？在《鹽鐵論》上說：「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土地廣闊，但不實行德政的人，國家就有危險；倚仗兵力強大來欺凌別的國家的人，自己也會滅亡。所以《群書治要》上有一句話，習主席也引用過，說：「國雖大，好戰必亡。」
但是西方人他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我們看到，西方許多國家近百年來所奉行的都是霸權文化，提倡科學和競爭。早在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就對西方的霸道文化和東方的王道文化做了一個很好的對比，他在《大亞洲主義》的演講中這樣講道：就最近幾百年的文化講，歐洲的物質文明極發達，我們東洋的這種文明不進步。從表面的觀瞻比較起來，歐洲自然好於亞洲。但是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幾年是什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見物質文明，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炮，這是一種武力的文化。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來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而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但是很多人卻認識不到這一點。
正如《淮南子》上所說的：「今謂強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現在有人認為只要強大就可以致勝，於是便丈量本國的地域、計算本國的人口；認為只要富有，國事就順利，所以熱衷於計量儲存的糧食、稱量金銀。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有千輛馬車的君主無不可以稱霸諸侯，有萬輛馬車的大國更是永遠不會滅亡。一個國家將亡，再大也是靠不住的；如果道義暢行，國雖小也不能輕視。由此看來，國家得以存在，是因為有道，而不在於其大；國家所以滅亡，在於失道，而不在於其小。
所以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用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而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
孫中山先生在演講中也指出：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也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明。
所以當前世界危機四伏，湯恩比等有識之士認為，要拯救今天的災難，唯有從中華文化中尋找答案。這一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簡單的來說，就是要放棄霸道文化，施行王道的文化。而《群書治要》就是一個以王道治國的綱領。所以「廟筭不精」，必致內憂；「窮兵侵鄰」，必招外患。內憂外患，豈有不亡之理？像現在的美國，還有西方國家，應該好好學一學《群書治要》。
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裡。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