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感應 不昧因果

善惡之報 如影隨形

　　親愛的聽眾朋友們：大家好！上一集我們說到朱柏廬先生立志效法父親孝敬存心、節義立身的事跡。這一集，我們繼續來看先生的家道和家學，如何成就了一個新時代。

　　父子有親成就《治家格言》——朱柏廬一家三代的故事（下）

　　清朝初年，有許多新思潮在民間流行，這對身處改朝換代的老百姓而言，有些不知所措。

　　一天，有人跑過來問柏廬先生說：「現在人們都重視金錢和利益，我怎麼覺得傳統的人倫之道不如名利重要呢？」先生回答說：「這是什麼話！沒錯，世界雖然是新世界，人倫依然是老人倫。」

　　柏廬先生這麼說，是有感而發。前兩年，同族有人醺酒鬧事，先生得知，感到十分難過！那位自甘墮落的族人，說來也和先生都是九世祖征東先生的後人。但是朱家那一支族人卻只知道務農，沒有人喜歡讀書。務農不是壞事，但卻因為不讀書，就沒有人傳授孝悌之道，數代之後，子孫慢慢變成了欲望和習氣的奴隸。不僅敗壞了門風，更重要的是擾亂了社會秩序、破壞了社會風氣。及至晚清，以宗族為單位的武裝械鬥變得非常普遍，西方歷史學家弗里德曼、科大衛等認為這是政府力量不足，未能有效管理民間社會，以至亡國。千百年來，這個歷史現象仍在不斷重演。

　　正因如此，先生在《治家格言》中特別寫道：「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原來，新世界成就於老人倫，這是他隱居教學的初衷啊！

　　如今，時間到了二十一世紀，柏盧先生作古已經三百二十年了。有識之士目睹家不齊，導致社會混亂，感歎這是「不讀聖賢書之過」。讀書人真正能夠讀懂聖賢教誨、修身、齊家，教好後代，如此感動親朋好友、鄰里鄉黨，社會風氣便能在星星之火中，迎來根本的改觀。世人自然能夠感受到祭祀祖宗與學習經典並非迂腐學者在閒來無事之間談玄說妙，而是真真切切的實學、實實在在地以最低的成本和投入化解各種社會難題。

　　德不孤，必有鄰。柏廬先生去世之後兩百多年，遠在千里之外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博士窺見了傳統文化的真義。他說：「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唯有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法。」如果儒家學者都如同柏廬先生那樣說實話、辦實事、誠意正心、父慈子孝、教子有方，不僅大家都會相信湯恩比博士的話，而且「老人倫」還能成就新世界了。

　　老子說過自己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朱家數代都是儒家學者，卻將老子的教誨也真真切切做了出來。當年，父親節孝先生將自己親筆抄寫的《孝經》交給兒子作為課本，對他說：「天地之廣大、性命之精微，都在此中。」從那以後，柏廬先生每天早上都會到家中的祠堂前禮拜，恭敬誦讀《孝經》，如此一生不改。父親為兒子親筆抄經傳授，這是慈；兒子一生恭讀力行，這是孝。父子一同為生民立命，畢生勤苦，不營華屋、不求名利，這是儉。

　　當年，柏廬先生在父親那裡學到的第一課是朱熹的《小學》；成年之後，先生又依據生活經歷，將一生所學深入淺出，述而不作地匯成《治家格言》，以報師恩。這是做學生之道：「善繼師之志，善述師之事」。

　　《治家格言》寫成之後，柏廬先生就將它端端正正地掛在中堂，勉勵家人。又掛一幅在書房，警策自己。這篇只有六百多字的格言，迅速傳抄大江南北。在山西，晉商將此文刻成石碑，樹立在家中，子弟凡有違背，就要跪著背誦，以指導認錯、改過，晉商因家教嚴謹而成為當時全球最成功的商人團體。在江蘇，人們更將它變成詞曲歌謠，到處傳唱，江蘇又因家學傳承而成為地靈人傑的文化重鎮……

　　然而，由於柏盧先生一家低調做人，以至於《格言》雖然遍頌全國，但老百姓卻一直以為作者是朱熹夫子。柏盧先生一家聽聞，更是沉默笑納，畢竟「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朱家「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的生活方式，成就的是儒家的內聖外王。

　　柏盧先生說：「實實做得聖賢學問，不逾一分;實實盡得聖賢道理，不欠一分，方始是『誠』。」「與人接物而不失其敬，故修己而人安、百姓安。」這是說一個普通老百姓，也能因誠敬立身、修身齊家而安定天下。這一點，看似理想化，但事實上卻真的能夠在冥冥之中兼濟天下。其因緣還在於康熙皇帝好學、懂得愛護下一代。

　　公元一六九九年，康熙皇帝南巡，聽說了《朱子治家格言》，就將此文帶回北京，和《三字經》、《千字文》一起，作為皇子啟蒙的必修課。康熙皇帝不僅愛護自己的子女，更將此文抄寫成對聯，送給官員的子女，勉勵他們。清朝皇宮貴族之好學，由此可見。

　　事實上，滿清皇族子弟對於儒釋道經典的誠敬，讓許多漢族的士大夫都自歎不如，他們在筆記中寫道：清晨五點，北京城還籠罩在黎明前的黑暗與靜謐之中，皇城的宮人們不敵令人昏沉的寧靜，一個不小心就打起了盹兒；可是，皇子們已經挑著白紗燈籠，穿過半個紫禁城，走到上書房學習了。師生行禮之後，老師就開始檢查背書。對那些在上書房任老師的漢人學者，皇子們都很是敬畏，即便做了皇帝，也不改對老師的恭敬。在皇帝以身作則、嚴格要求之下，舉國上下的王公貴族，都懂得尊重老師、恭敬經書。清朝從建立到全盛，對落實《治家格言》中「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的教誨，可以說是不遺餘力。

　　乾隆三十年，時任禮部左侍郎的滿族人德保又將這篇格言譯成滿文，以教八旗子弟。後來，民國取代了滿清，當年的外族統治者因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已是十分深厚，轉而成為大家心目中的「國人」。教育變化了氣質、成就了家道、創造了和諧。

　　當康熙皇帝在一六九九年第一次讀到《朱子治家格言》時，柏廬先生已於一年前去世了。想必，在皇帝深受感動的那一刻，一定會睹物思人吧？能夠感動天下者，必道出天下人共同的心聲——父子有親、修身持家、貴在恭行。

　　《朱子治家格言》樸實無華、恭謹力行的生活態度，促成當時樸素、嚴謹、務實的社會風氣，梁啟超稱讚清朝學者有實事求是之風，許多學者認為清代是文化、學問的盛世。這些成就，與朱柏廬等明朝遺民，教化世人、端正家風、成就家學有很大關係。

　　晚年的柏廬先生盛名在外，卻對修身日益嚴格。在他六十三歲時，依然孜孜不倦、務求誠敬。即便在病中，也警醒自己「時時操守此心」，不敢懈怠退轉。

　　當人們走向晚年，似乎可以含飴弄孫、享受人生了。可是，勤苦一生的柏盧先生卻依然面臨重重考驗。他說：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大家都說這是上天還沒有降大任之前的情況。可是，哪裡知道，大任降臨之後，不但沒有安樂，面臨的卻是更多的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然而，正是這憂患讓人一步步邁向生命的真諦。

　　「生於憂患」四個字，可以說是柏廬先生一生求作聖賢、要做聖賢、做得聖賢的真實寫照。他雖然沒有成為顧炎武那樣的學問家，也沒有像自己的學生那樣進入翰林院；但是，他卻成就了千千萬萬的家庭，讓無數的後代因為有了良好的家風和家學而成就了人生。他的名言「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鼓舞了一代學人，他的《治家格言》，不僅指導了中國人，更在民國初年被翻譯成為英文韻文，流傳海外。

　　一六九八年的春天，距離七十三歲生日還有一週，柏廬先生自知大限已到，便讓弟子扶著他整理衣冠、拜祭先祖；然後，將自己所撰寫的《易經蒙引》和《四書講義》交給兒子，說：「我將以這兩部書去見先人。」接著，他啟發身邊的學生說：「你們要是能夠將世道人倫、士品學術一擔挑去，我也會願拜下風！」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句振聾發聵的遺言，令世人為之一振！即便是今天，人們讀到狀元彭定求為柏盧先生所寫的墓志銘，都會感動不已，也會發起勇猛心「一擔挑去」。即便力所不及，精誠所至，必有感應。畢竟，越是亂世，就越是需要柏盧先生這樣真正的勇士。

　　縱觀柏盧先生的一生，既傳承了宋明理學，又發揚了漢儒學風；既是子承父業的孝子，又是孔子的「知己」、先儒的「化身」、老子教誨的篤行者。他所成就的，不是高深玄妙的「道學」，而是愛敬存心、具體而微的「學道」——既要觀照心念萌動，又要反省言語行為。

　　柏盧先生很像歷史學家湯恩比所讚歎的「能夠在亂世中傳承文化的隱士」。湯恩比博士認為，這些隱士對於社會發展有著巨大的貢獻。以歐洲為例，正是那些基督教的隱士，在中世紀時繼承了傳統，成為西方新文明的奠基人。同樣的，中國在朝代更迭的亂世中，總會有一批讀書人遺世獨立，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默默地做出來。他們有人青史留名，大多數卻不為人知。然而，他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的教化，卻在潤物無聲中，成就文明後繼有人。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期待回歸傳統，在存亡繼絕的邊緣拯救文化、挽救世道人心。柏盧先生的話猶言在耳：「世界是新世界，人倫還是老人倫。」成就每一個家庭的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成就全社會的君臣有義、朋友有信，需要的是許許多多像朱家這樣父子相承的學者，也需要慈愛子女、明智持家的領導人。無論貧富貴賤，做聖賢的當世傳人，成就親愛精誠的家道，只要能夠主敬存誠，每一個人都能做得到。

學歷史、說感應；知善惡，明因果

　　親愛的聽眾朋友們，今天的時間到了，下次再見！

歷史感應 不昧因果

善惡之報 如影隨形

　　親愛的聽眾朋友們：大家好！上一集我們說到朱柏廬先生立志效法父親孝敬存心、節義立身的事跡。這一集，我們繼續來看先生的家道和家學，如何成就了一個新時代。

　　父子有親成就《治家格言》——朱柏廬一家三代的故事（下）

　　清朝初年，有許多新思潮在民間流行，這對身處改朝換代的老百姓而言，有些不知所措。

　　一天，有人跑過來問柏廬先生說：「現在人們都重視金錢和利益，我怎麼覺得傳統的人倫之道不如名利重要呢？」先生回答說：「這是什麼話！沒錯，世界雖然是新世界，人倫依然是老人倫。」

　　柏廬先生這麼說，是有感而發。前兩年，同族有人醺酒鬧事，先生得知，感到十分難過！那位自甘墮落的族人，說來也和先生都是九世祖征東先生的後人。但是朱家那一支族人卻只知道務農，沒有人喜歡讀書。務農不是壞事，但卻因為不讀書，就沒有人傳授孝悌之道，數代之後，子孫慢慢變成了欲望和習氣的奴隸。不僅敗壞了門風，更重要的是擾亂了社會秩序、破壞了社會風氣。及至晚清，以宗族為單位的武裝械鬥變得非常普遍，西方歷史學家弗里德曼、科大衛等認為這是政府力量不足，未能有效管理民間社會，以至亡國。千百年來，這個歷史現象仍在不斷重演。

　　正因如此，先生在《治家格言》中特別寫道：「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原來，新世界成就於老人倫，這是他隱居教學的初衷啊！

　　如今，時間到了二十一世紀，柏盧先生作古已經三百二十年了。有識之士目睹家不齊，導致社會混亂，感歎這是「不讀聖賢書之過」。讀書人真正能夠讀懂聖賢教誨、修身、齊家，教好後代，如此感動親朋好友、鄰里鄉黨，社會風氣便能在星星之火中，迎來根本的改觀。世人自然能夠感受到祭祀祖宗與學習經典並非迂腐學者在閒來無事之間談玄說妙，而是真真切切的實學、實實在在地以最低的成本和投入化解各種社會難題。

　　德不孤，必有鄰。柏廬先生去世之後兩百多年，遠在千里之外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博士窺見了傳統文化的真義。他說：「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唯有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法。」如果儒家學者都如同柏廬先生那樣說實話、辦實事、誠意正心、父慈子孝、教子有方，不僅大家都會相信湯恩比博士的話，而且「老人倫」還能成就新世界了。

　　老子說過自己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朱家數代都是儒家學者，卻將老子的教誨也真真切切做了出來。當年，父親節孝先生將自己親筆抄寫的《孝經》交給兒子作為課本，對他說：「天地之廣大、性命之精微，都在此中。」從那以後，柏廬先生每天早上都會到家中的祠堂前禮拜，恭敬誦讀《孝經》，如此一生不改。父親為兒子親筆抄經傳授，這是慈；兒子一生恭讀力行，這是孝。父子一同為生民立命，畢生勤苦，不營華屋、不求名利，這是儉。

　　當年，柏廬先生在父親那裡學到的第一課是朱熹的《小學》；成年之後，先生又依據生活經歷，將一生所學深入淺出，述而不作地匯成《治家格言》，以報師恩。這是做學生之道：「善繼師之志，善述師之事」。

　　《治家格言》寫成之後，柏廬先生就將它端端正正地掛在中堂，勉勵家人。又掛一幅在書房，警策自己。這篇只有六百多字的格言，迅速傳抄大江南北。在山西，晉商將此文刻成石碑，樹立在家中，子弟凡有違背，就要跪著背誦，以指導認錯、改過，晉商因家教嚴謹而成為當時全球最成功的商人團體。在江蘇，人們更將它變成詞曲歌謠，到處傳唱，江蘇又因家學傳承而成為地靈人傑的文化重鎮……

　　然而，由於柏盧先生一家低調做人，以至於《格言》雖然遍頌全國，但老百姓卻一直以為作者是朱熹夫子。柏盧先生一家聽聞，更是沉默笑納，畢竟「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朱家「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的生活方式，成就的是儒家的內聖外王。

　　柏盧先生說：「實實做得聖賢學問，不逾一分;實實盡得聖賢道理，不欠一分，方始是『誠』。」「與人接物而不失其敬，故修己而人安、百姓安。」這是說一個普通老百姓，也能因誠敬立身、修身齊家而安定天下。這一點，看似理想化，但事實上卻真的能夠在冥冥之中兼濟天下。其因緣還在於康熙皇帝好學、懂得愛護下一代。

　　公元一六九九年，康熙皇帝南巡，聽說了《朱子治家格言》，就將此文帶回北京，和《三字經》、《千字文》一起，作為皇子啟蒙的必修課。康熙皇帝不僅愛護自己的子女，更將此文抄寫成對聯，送給官員的子女，勉勵他們。清朝皇宮貴族之好學，由此可見。

　　事實上，滿清皇族子弟對於儒釋道經典的誠敬，讓許多漢族的士大夫都自歎不如，他們在筆記中寫道：清晨五點，北京城還籠罩在黎明前的黑暗與靜謐之中，皇城的宮人們不敵令人昏沉的寧靜，一個不小心就打起了盹兒；可是，皇子們已經挑著白紗燈籠，穿過半個紫禁城，走到上書房學習了。師生行禮之後，老師就開始檢查背書。對那些在上書房任老師的漢人學者，皇子們都很是敬畏，即便做了皇帝，也不改對老師的恭敬。在皇帝以身作則、嚴格要求之下，舉國上下的王公貴族，都懂得尊重老師、恭敬經書。清朝從建立到全盛，對落實《治家格言》中「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的教誨，可以說是不遺餘力。

　　乾隆三十年，時任禮部左侍郎的滿族人德保又將這篇格言譯成滿文，以教八旗子弟。後來，民國取代了滿清，當年的外族統治者因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已是十分深厚，轉而成為大家心目中的「國人」。教育變化了氣質、成就了家道、創造了和諧。

　　當康熙皇帝在一六九九年第一次讀到《朱子治家格言》時，柏廬先生已於一年前去世了。想必，在皇帝深受感動的那一刻，一定會睹物思人吧？能夠感動天下者，必道出天下人共同的心聲——父子有親、修身持家、貴在恭行。

　　《朱子治家格言》樸實無華、恭謹力行的生活態度，促成當時樸素、嚴謹、務實的社會風氣，梁啟超稱讚清朝學者有實事求是之風，許多學者認為清代是文化、學問的盛世。這些成就，與朱柏廬等明朝遺民，教化世人、端正家風、成就家學有很大關係。

　　晚年的柏廬先生盛名在外，卻對修身日益嚴格。在他六十三歲時，依然孜孜不倦、務求誠敬。即便在病中，也警醒自己「時時操守此心」，不敢懈怠退轉。

　　當人們走向晚年，似乎可以含飴弄孫、享受人生了。可是，勤苦一生的柏盧先生卻依然面臨重重考驗。他說：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大家都說這是上天還沒有降大任之前的情況。可是，哪裡知道，大任降臨之後，不但沒有安樂，面臨的卻是更多的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然而，正是這憂患讓人一步步邁向生命的真諦。

　　「生於憂患」四個字，可以說是柏廬先生一生求作聖賢、要做聖賢、做得聖賢的真實寫照。他雖然沒有成為顧炎武那樣的學問家，也沒有像自己的學生那樣進入翰林院；但是，他卻成就了千千萬萬的家庭，讓無數的後代因為有了良好的家風和家學而成就了人生。他的名言「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鼓舞了一代學人，他的《治家格言》，不僅指導了中國人，更在民國初年被翻譯成為英文韻文，流傳海外。

　　一六九八年的春天，距離七十三歲生日還有一週，柏廬先生自知大限已到，便讓弟子扶著他整理衣冠、拜祭先祖；然後，將自己所撰寫的《易經蒙引》和《四書講義》交給兒子，說：「我將以這兩部書去見先人。」接著，他啟發身邊的學生說：「你們要是能夠將世道人倫、士品學術一擔挑去，我也會願拜下風！」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句振聾發聵的遺言，令世人為之一振！即便是今天，人們讀到狀元彭定求為柏盧先生所寫的墓志銘，都會感動不已，也會發起勇猛心「一擔挑去」。即便力所不及，精誠所至，必有感應。畢竟，越是亂世，就越是需要柏盧先生這樣真正的勇士。

　　縱觀柏盧先生的一生，既傳承了宋明理學，又發揚了漢儒學風；既是子承父業的孝子，又是孔子的「知己」、先儒的「化身」、老子教誨的篤行者。他所成就的，不是高深玄妙的「道學」，而是愛敬存心、具體而微的「學道」——既要觀照心念萌動，又要反省言語行為。

　　柏盧先生很像歷史學家湯恩比所讚歎的「能夠在亂世中傳承文化的隱士」。湯恩比博士認為，這些隱士對於社會發展有著巨大的貢獻。以歐洲為例，正是那些基督教的隱士，在中世紀時繼承了傳統，成為西方新文明的奠基人。同樣的，中國在朝代更迭的亂世中，總會有一批讀書人遺世獨立，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默默地做出來。他們有人青史留名，大多數卻不為人知。然而，他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的教化，卻在潤物無聲中，成就文明後繼有人。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期待回歸傳統，在存亡繼絕的邊緣拯救文化、挽救世道人心。柏盧先生的話猶言在耳：「世界是新世界，人倫還是老人倫。」成就每一個家庭的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成就全社會的君臣有義、朋友有信，需要的是許許多多像朱家這樣父子相承的學者，也需要慈愛子女、明智持家的領導人。無論貧富貴賤，做聖賢的當世傳人，成就親愛精誠的家道，只要能夠主敬存誠，每一個人都能做得到。

學歷史、說感應；知善惡，明因果

　　親愛的聽眾朋友們，今天的時間到了，下次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