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請看第一百九十七句：
【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七《劉廙政論》。這句話實際上是給我們講高薪養廉的必要性及其前提問題。
這句話翻譯過來意思是說，如果知道提倡清廉，而不懂得增加官員的俸祿，官員就會形成欺詐和貪污腐敗的風氣；懂得增加俸祿，而不知道怎樣減少官吏，財力就會空虛不足；知道減少官吏，而不懂得如何使他們發揮能力，事情就會繁多而顯得職位短缺。
在反腐倡廉的過程中，大家一直在熱議一個話題，那就是高薪對於養廉是否必要。古人認為，從國家招攬人才的角度而言，對於真正的人才，除了要提供給他們施展才華的舞台、發揮他們的能力之外，使他們富裕起來、受到尊重，並且給予良好的榮譽，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群書治要．墨子》中就記載，說治理國家的人，都想使國家富裕、人口眾多、民心安定，但是卻難以達到這一目的。這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治理國家的人不能夠以「尚賢使能」的原則來辦理政治。他們沒有認識到，國家的賢良之士愈多，社會風氣就愈淳厚。所以領導者的任務，就是要得到眾多的賢才。但是怎麼樣才能夠得到眾多的賢才？道理很簡單，就像如果想讓國家善於駕車、善於射箭的人愈來愈多，那就讓這些人富裕起來、受到尊重，並且得到很好的聲譽。所以要想國泰民安，就要使賢德之人富裕起來、受人尊重愛戴，讓他們處於高貴的地位、受到讚譽。這樣，國家就會使賢德之士愈聚愈多。所以古代的聖王治理國家都奉行這樣一句話：不讓不義的人富裕，不讓不義的人尊貴，不親愛不義之人，不接近不義之人。
關於給官員很高的俸祿有沒有必要這一點，在《群書治要．傅子》中也說：「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這句話說得很好，說凡是想治理好國家的人，誰不希望官員個個廉潔？但是不知道怎樣使官吏廉潔，而一味地要求官吏廉潔，這就好比是攪渾了水源，卻希望水流很清潔一樣。《傅子》上還做了一個比喻，它說，即使像伯夷、叔齊這樣廉潔的人，讓他們任官做事，但是給他們的俸祿（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工資）卻很微薄，結果他們既不能夠養活自己，也難以奉養家人，結果必定會導致他們營取私利。從孝道的角度而言，他們的做法無可厚非，因為骨肉之道不能虧失，他們要贍養父母。但是從國家法制的角度出發，營取私利又觸犯了刑法，要受到處罰。這樣就會使他們處於兩難的境地，久而久之就會對君主滋生怨恨。怨恨心一產生，仁義的道理也就衰落了。
所以在《群書治要．崔寔政論》上，對這種情況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對於俸祿不足的官員而言，希求他們奉公執法，就如同是像「渴馬守水」、「餓犬護肉」一樣的困難。你想想，讓飢渴的馬去守護水源，讓飢餓的狗去看護肥肉，還想讓牠們不越雷池，那幾乎是不可能的。雖然世間存在著有傲骨、夠清廉的人，但百中難覓其一。僅憑道德修養的約束，不能夠使所有的官員都潔身自好，聖王必須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國家必須給官員豐厚的俸祿，以防止其不必要的貪心。貪心止住了，為官者便不會與百姓爭利。
他們還舉了一個歷史上的例子，譬如說歷史上的晏子，他做宰相的時候，俸祿足夠養活五百家的人口。也就是說，在這種俸祿豐厚的條件下，他完全沒有必要去貪污受賄、以權謀私，他自己的俸祿都花費不了。所以首先要解決官員經濟上的後顧之憂，才能夠使他們竭忠盡力、心無旁騖。
在《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中也提出，假如官吏的俸祿很厚重，他們靠俸祿便可以奉養自己，那麼就沒有必要去與民爭利了。「無求於民，奸宄息矣」，如果對人民無所求，作奸犯科的事情就不會發生。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貪污受賄了，就會失去官位，你這麼多的俸祿也隨之失去，這就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得不償失，官員也就不會輕易地去權錢交易了。所以在這裡他說，『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
但是下面接著講道：『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你也懂得增加官員的俸祿了，但是卻不知道精減官員的數量，就會使國家的負擔過重，財力就會空虛不足、入不敷出。所以還要怎麼樣？必須「少其吏」，也就是要精減官員的數量。因為如果官員的人數太多，很多官員人浮於事，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提高他們的俸祿，人民的負擔就會加重，對高薪養廉的措施自然也會產生不滿。所以你要增加官員俸祿的前提，就是必須少其吏，也就是要使官員的人數減少。
後面又講道：『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你也知道增加官員的俸祿了，也知道要精減職位、減少官吏，但是卻不懂得如何使官員竭盡全力地盡好本分，就會出現什麼問題？因為官員的數量減少了，官員又不能夠竭盡全力、竭忠盡智，那就會顯得事情繁多而職位短缺。所以在精簡機構、減少官員數目的基礎上，還要提高官員的責任感，就是要讓他們「盡其力」，竭盡全力地、負責盡職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這樣才不致於顯得缺少人手。
從這幾句話我們可以看到，古人思考問題他是非常地縝密。換一句話說，在古人看來，提高官員的俸祿對於廉潔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高薪並不必然導致養廉的效果，如果沒有道德教育，還可能走向驕奢淫逸的反面。譬如說在《群書治要．文子》中就說：「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為非者，寡矣。」所以在提高官員俸祿的基礎上，還必須加強對官員的道德教育。因為雖然官員的數量減少了，但是如果官員的貪心很重，他的欲望沒有止境，也不知道節省財力物力、勤儉持家、勤儉治國，那麼即使百姓竭盡全力，也無法供養做官之人，結果仍然會為人民、為國家帶來沉重的負擔，當然也會為官員自身招致災禍。
所以要實現高薪養廉，既要精減職位，還要重視官德教育，使官員明白怎麼樣才能夠長久的保持富貴的道理。譬如說在《周易》中就說：「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君子要培養起儉這個德行，因為欲壑難填，欲是深淵，人的欲望一打開，貪財貪色、貪名貪利，沒有止境，自己想控制都控制不了。所以不能夠貪得無厭，不能夠過上驕奢淫逸的生活。
在《孝經》上也說：「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在官位上身處高位，但是沒有驕滿的表現，這樣你雖然身處高位，也沒有被顛覆的危險；雖然自己很富裕，但是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符合法度，謹小慎微，這樣也不會有入不敷出的危險。一個人身處高位，而沒有被顛覆的危險，這樣才能夠長久地保持高貴的地位；一個人雖然很富裕，但是還能夠勤儉持家，這樣才能夠長久地守住富裕。
在《群書治要．中論》中也說：「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這個「機」、「杼」都是形容，這個是古代人織布的工具。我們有權有勢，目的是幹什麼的？不是貪圖享樂、以權謀私的工具，而是應該把職位和權勢作為建立仁德、施行道義的工具，而不是驕奢淫逸的資本。這樣才能夠避免身敗名裂，或者說富不超過三代的悲劇。
這些論述都是告訴我們，高薪是養廉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也就是說，即使實行了高薪的制度，也不一定必然實現廉潔的效果，還必須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除了我們以上所講到的，其實除了給官員進行道德教育、官德修養之外，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條件。譬如說，君主、君王他必須修明道義、尊賢使能。如果我們只是讓手下的官員、臣子去接受道德教育，而高高在上的君主可以不去奉行，這就成了愚民政策，是不可能收到效果的。
在古人看來，真正的賢德之人，譬如說顏回、諸葛亮、文天祥等等，他們不會徒慕高名厚祿而來。你要招致這樣的賢者，用人之君就必須首先有道德、講禮義，這也就是《大學》上所說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也就是說，我們自己必須首先是個有德行的人，我們才能夠感召志同道合的人來到我們的身邊，來共同治理國家。
在《群書治要．三略》中也有這樣的闡述：「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有守節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脅。」意思是說，如果這個人志向高潔，就不能夠用高官厚祿來得到他；如果這個人堅守節操，就不能夠靠威刑來脅迫他。怎麼樣招致這樣的人？「故明君求臣，必視其所以為人者而致焉。」所以明智的君主求取臣子，一定要首先看一看這個人的志向，然後採用適當的方式來招致他。「致清白之士，修其禮」，對於那些很清高的、道德很純潔的士人，領導者就必須修明禮義，對士人表現出禮敬之心。「致守節之士，修其道」，若要招致堅守節操的人，領導者自己也要修明道義。「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這樣，賢士才能夠被招來，自己的名聲才可以保全。這就是《周易》上所說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就是有同樣氣質的人，自然會感召到一起，成為君臣、成為朋友等等。除此之外，要達到清廉的目的，還要確立「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的選人標準，確保所用之官為賢能之人。
在《傅子》上說：「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中國古人他設立這些制度，都特別地符合人情。人情是什麼？你看《論語》上孔老夫子就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哪一個人不希求富貴的地位？每一個人都希望得到富貴，這是人之常情。如何引導著人們正確地追求富貴的地位？《傅子》中就說道，封爵授祿是國家權力的根本，也是實現富貴的正路，不能不給以重視。既然如此，就應該做到無德的不授予爵位，無功的不給俸祿。就是這個人沒有德行，就不給他一定的領導的位置；如果這個人對國家沒有建功立業，就不給他工資、獎金。這兩條規矩確定了，賢良之士就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貴的爵位，敬業的臣子也不敢以微小的功績接受厚重的俸祿，更何況無德無功的人，他們怎麼敢以虛假追求爵位和俸祿？
建立爵祿的原則既已確立，就一定要公開選用合適之人並予以重用。怎麼樣選擇？怎麼樣用人？那就是品德高尚、功勞大的人，授予重爵高位，享受厚祿高官；而德行淺薄、功勞少的人，授予低爵小位，享有薄祿低官。所以你看，這樣的選拔人才的標準一確立，就保證了什麼？就保證了那個有德有才的人居於領導的位置。為了保證把有德有能的人選拔出來，你看，我們從漢代開始就實行了「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就是這個地方官負責把這個地方具有孝廉品質的孩子舉薦出來，作為官吏的後補，由國家來培養。因為一個人能夠孝敬父母，他就會忠於領導、忠於國家；一個人廉潔，就沒有貪心，不敢妄取錢財、以權謀私。這兩個標準是選拔官員最起碼、最重要、最基本的兩個標準。
為了進一步引導地方官舉薦公正，把真正具有孝廉品質的孩子舉薦出來，而不是把自己的親朋好友、關係近的人，或者給他賄賂的人舉薦出來，還有一個制度加以保證，那就是《傅子》上所說的：「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如果一個官員舉薦的人才為國家建功立業，國家一定對這個舉薦者給以最高的賞賜；相反，如果這個官員手下有人才，他卻不舉薦，因為嫉賢妒能把人才埋沒了，一經發現，這個官員也會受到國家最高的懲罰。當然，如果這個官員所舉薦的人做了禍國殃民的事，這個舉薦者也連帶受到相應的處罰，承擔相應的責任。實行了這樣的人才選拔機制，才保證了德才兼備的人出現在領導位置上。
所以我們看中國古人他對一件事情的考慮，思考得非常縝密，他不是以偏概全。譬如說，高薪養廉是不是必要？他告訴你是必要的，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前提條件的，不是你只要實行了高薪，就一定能夠達到養廉的目的，而必須還要具備其他的條件，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這些制度緊密地配合，最後才共同起到了反腐倡廉的效果。
我們再看下一句，一百九十八：
【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二十五《魏志上》。
這個『浮食』就是不作而食，『常式』就是常規、法式。這句話也是和我們剛才所講的高薪養廉的問題密切相關。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要撤除無事可幹的職位，減省不急需的俸祿，停發不做事、白領俸祿之人的費用，撤併無事可做的官員。讓每位官員一定有職責，有職責均需承擔事務，承擔事務一定要接受俸祿，用俸祿代替耕作的收入。這是古代的常規，也是當今社會應該採取的原則。
剛才我們講到了，官員的數量太多，會給國家造成負擔。而官員數量多的一個原因，就是機構重疊、官員的位置很多。因為職位很多，官員的數目龐大，人浮於事，結果官員的俸祿都很微薄，不足以維持自己和家人體面的生活。他們對自己的收入不滿意，還不能夠養家糊口，就可能會出現貪污受賄、與民爭利的現象。怎麼解決這個問題？那就要精減官員，使人當於事、俸祿充足，這樣官員就不必與民爭利。官員一旦腐敗，會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樣他們就會更加珍惜自己的職位，並且廉潔奉公，這樣才會走向一個良性的循環。
所以在《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中記載，明智的君主設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稱，不會讓人浮於事。人和事相稱，官吏的數目減少，人民就眾多，也就是從事農業的人口就多了，物質基礎就豐厚；另一方面，官吏數目減少，你即使提高官員的收入水平，但是整體所需的俸祿還是相對減少了，這樣才不至於給國家造成過重的負擔。
我們再看下一句，一百九十九：
【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矣。失於小人。其為禍深矣。】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二《管子》。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德行厚實的人反而屈居下位，這被稱為過；德行淺薄的人反而地位尊貴，這被稱為失誤。寧可委屈了君子，而不能誤用小人。委屈了君子，他的抱怨不深；而誤用了小人，他引發的禍患卻是深遠的。
我們一句話一句話地看。『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一個人的道德很崇高，但是他的官位很低，這是君主用人上的過錯，他對德厚的人沒有重用，甚至還可能對他不恭敬。『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一個人德行淺薄，但是給他的位置卻很尊貴，這是用人上的失誤。古人說「德不配位，必有災殃」，不僅僅會對這個當事人他的福報有折損，而且對於整個國家、整個團隊也有大的壞處。為什麼？下面就接著分析：『寧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寧可犯了不尊重君子的過錯，也就是說他的德行很厚，但是給他的位置相對低，寧可犯這種委屈君子的過錯，也不要怎麼樣？也不要犯那種誤用小人的過失。『過於君子，其為怨淺矣』，君子雖然受了委屈，他有德行，屈居卑位，但是這個君子人有修養，他不會跟你計較，而且他對領導的忠心還能夠保持不變。我們看像歷史上的范仲淹，雖然多次被貶，但是他對君主的忠誠還是「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沒有改變。甚至於對於陷害他的官員，他都不埋怨。所以得罪君子人問題不大，但是對於國家治理有損害，所以說「其為怨淺矣」。
『失於小人，其為禍深矣』，假如這個人德行淺薄，但是卻給了他一個尊貴的位置，這是誤用了小人，他引起的禍患就會非常深遠。為什麼？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在《論語》上有很多的闡述，一個最重要的區別那就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人他一心為公，沒有自己的私利，而小人恰恰相反，他一起心動念就是為自己的利益打算，這樣他自私自利的心一擴展，最後就會危及到整個團隊的利益。所以說「其為禍深矣」。
孟子也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從這裡我們就理解了，把那個沒有德行的小人選拔在高高的領導位置上，就等於把他的過惡播撒給廣大的民眾，傳播出去了，形成了風氣，他對社會整個風氣的影響就有負面的帶動作用。譬如說我們看清朝乾隆皇帝，重用了貪得無厭的和珅，結果怎麼樣？結果這個風氣就很難扭轉，貪污腐敗就是非常地嚴重，所以清朝從乾隆以後就慢慢地垮了下來。所以從歷史上的這些奸臣當宰相、受重用的這些例子，我們就可以看到「失於小人，其為禍深矣」。
所以一個人位置愈高，但是他愈傲慢、愈強勢、愈貪得無厭，結果都會上行下效，形成一種風氣。這個風氣形成了，想再扭轉過來就非常地困難了。所以中國古人他懂得防患於未然，懂得防微杜漸，懂得慎於始，一有這些徵兆就懂得防範。
這個是我們學的這一句話。我們再看下一句，第二百句：
【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八《孫卿子》，也就是《荀子》。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讓賢能的人為政，卻讓不賢的人去規正；讓有智慧的人謀劃政事，卻讓愚昧的人去評論；讓品德良好的人施行政令，卻讓奸邪的人去懷疑。雖然想成功，怎麼可能辦得到？
這句話講得非常好，告訴我們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特別是對於賢德之人，更應該用而不疑。如果產生了疑慮之心，那就會使得這些賢德之才他們的才華不能夠得以施展，辦事也很難辦成。
在《劉廙政論》上也講道：「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眾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這句話意思是說，自古以來，當君主的、當領導的人，沒有不想得到忠賢之士而任用他們的，有了忠賢之士的輔佐，自己治理國家、治理天下就會容易得多。而得到這些忠賢之士之後，對他們又有疑心，所以又不免向眾人去調查，問問這些忠賢之士到底如何。但是忠於君主的人哪裡能夠事事都有利於他人？譬如說他要奉公守法，可能就會觸及一些人的私利，就會得罪某些人，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沒有給人帶來利益，那怎麼能夠讓眾人都稱讚他，在眾人中都得到好的名聲？
所以為人君主、為人領導者的，如果自己不賢明，他就不能夠辨別什麼樣的人是真正的忠賢之士。即使得到了忠賢之士，忠賢之士已經來到他的身邊輔佐他，他也仍然會懷著一種猜疑之心，向眾人去調查。而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賢德的人，不一定都沒有嫉賢妒能之心，他看到這個賢德的人有德行、有能力，才華出眾，如果有嫉妒之心的話，難免就會對這個賢德之士有一些偏頗的言語和評論。如果君主聽之任之，那就可能對忠賢之士產生了懷疑，從而不予重用。所以你看，君主賢明與否，他用人是否得當，能否做到用人不疑，對於事情的成敗至關重要。
在《群書治要．新序》中也講到，賢明的人之所以不被重用，也是有原因的。什麼原因？因為「不肖嫉賢，愚者妒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這句話言簡意賅，一句話就把賢德之人不被重用的原因給我們指出來了。不賢德的人會嫉妒賢德之人，愚鈍的人也會嫉妒有智慧的人，所以賢明的人就會被阻隔，不能夠被君主所用，以至於君主千載也難以碰到一個德才兼備的人。有的是不肯用賢德之士；有的是用了賢德之士，但不能夠持久；有的是用了很久，但不能夠善始善終；還有的是不肖的兒子把父親的賢明忠臣給廢棄了，所有這些現象不一而足。這樣所導致的災禍和敗亡難以一一地記錄。但是要點在於什麼？關鍵在於什麼？為什麼會產生這些現象？關鍵在於君主自己不明智，他分不清什麼是賢德之人，什麼是不賢德之人，所以就一味地聽從大家的評論。群臣認為一個人好，他就認為這個人好；群臣如果對一個人有誹謗，他就認為這個人不行。所以書中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故譖訴不行，斯為明矣。」「譖」就是誣陷的話，「訴」就是誹謗的話。如果誣陷、誹謗的話都不能夠通行，君主能夠判斷什麼樣的人在說什麼樣的話，這才叫真正的明智。
你看，古人把賢德的人為什麼不被重用，它的原因分析得一清二楚，確實值得我們現在人參考。
我們再看第四個部分「至公」，請看第二百零一條：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是謂大同。】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七《禮記》。我們常說的《禮記．大同篇》講的大同世界，就是這一段。在《群書治要》選篇之中，對這句話也有所刪減。
我們看一看這一句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句話描述的是，夫子講在堯舜治理的時期，他們能夠完全為天下人著想，沒有私心。所以這段話描述的是堯舜時期實行了禪讓制，社會治理的真實狀況，而不是所謂的理想，是古聖先賢所達到的社會治理的狀況。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就是大道實行的時代，天下是為大家所共有、共享的。這個「公」就是共的意思。也就是說，當時享有權力、擁有權力的人，他存心不是拿著這個權位來自己享受，而是藉著這個權位去愛護、照顧人民，他是以公心來行使自己的權力。天子是這樣的存心，他手下的官員也是這樣的存心，整個社會都以私心而感到羞恥，以公心而感到合乎道德，這樣的治理就會使天下太平。
在《群書治要．六韜》中也講了一句話，講的這句話讓我們看到聖賢之人的公心是如何體現的。它說：「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他的政治公平合理，官吏不苛虐，他所收的賦稅有節制，而他自己的俸祿、用度都非常地微薄，不會因為自私自利而損害了國家的法律。賞賜不加於無功之人，刑罰不施於無罪之人。不因為自己高興了就給別人以封賞，也不會因為自己不高興、發怒了就濫殺無辜。對人們有害的人，一定會判以刑罰、給以定罪；能夠為國家推薦賢良的人，一定要受到封賞。這樣官員之中就沒有腐敗蛀蟲之類的人藏身，國家也沒有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吃不飽飯的百姓。這就是聖賢政治的特徵，也是聖人治理國家所達到的效果。為什麼能夠達到這種效果？就是因為他認為天下是大眾共有的天下，他處在天子之位，完全是一片公心，沒有自私自利。所以他處事公平，他量刑公平，提拔官員很公正，都沒有私心。
這種「天下為公」的態度，我們講是用在治國上會起到這樣的效果。這種態度是從哪裡培養起來的？是從哪裡扎的根？是從家庭。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有一些歐洲的學者就在研究，說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華文明承傳至今，沒有中斷，這是什麼原因？最後他們研究得出了一個結論，那是中國人特別重視家庭教育的結果。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而中國古人的家庭它不是像我們現在的核心家庭，二、三個人，三、四個人，而是大家族，少則七、八十口，多則二、三百口，甚至上千口人都有。每一個人從小生活在一個大家族之中，他一生下來他就開始看，結果他看到什麼？每一個人都在為家族著想，都是一片公心，沒有誰有自私自利的念頭，起心動念都是為別人服務，關心別人，為整個家族的長遠利益在付出，沒有人斤斤計較、自私自利。然後他就很自然地學會了起心動念為父母著想、為長者著想，尊老愛幼，為整個家族的延續繁榮而著想。我們想一想，一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他到哪裡去學自私自利？他連自私自利這個詞都不懂。這才是真正的大同世界。
所以《三字經》上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人都有純淨純善的本性，但是為什麼後天差得那麼遠？就是因為人們的環境、所受的教育不同，所以習性不一樣了。所以說「苟不教，性乃遷」，如果沒有良好的教育，這個純淨純善的本性就會變了，就會受到污染。就像我們說有一個水晶的燈泡，它本來是光芒四射、晶瑩剔透的，但是我們把它掛在了廚房裡，結果久而久之，這個水晶的燈泡都沾滿了油垢，它本有的光明也難以顯現了。後天的教育是什麼？就是把這層層的油污給它一層一層地擦掉，使它本性、本有的光亮閃現出來，這就是教育的目的。所以在《大學》上開篇也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它肯定人都有純淨純善的本性，這叫明德。所以教育的目的、修養的目的，都是要讓我們從習性回歸到本性。因為你按著本性來生活，你才真正的幸福、美滿、快樂。
這些習染，最重要的習染就是自私自利，所以毛主席說，「狠鬥私字一閃念」。我們修身從哪裡修起？就是從我們的起心動念的那一剎那觀察，第一剎那我們是為公還是為私。一件事情來了，我們考慮這件事應不應該做，我們第一出發點是想到對我有什麼利益、對我有什麼好處，還是想到對大眾、對國家、對社會有什麼利益。所以這個一閃念特別地重要。我們大部分人一閃念都是自私自利，第二念才換成了為大眾著想，這個已經是第二念了。
所以我們看古聖先賢的教誨，他都是教我們要有公心，而不是自私自利。譬如說我們看《了凡四訓》上講，一個人應該存什麼樣的心？「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母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什麼叫聖賢書？和我們自己本性純淨純善相應的，這個才叫聖賢書。所以它教你起心動念要「遠思揚祖宗之德」，要把祖先的德風、道統傳承下去，發揚光大。「近思蓋父母之愆」，不僅我們的父母沒有學習傳統文化，我們的祖父母、曾祖父母可能也沒有受到傳統文化的薰陶，這個傳統文化已經斷了好幾代了，所以父母犯了過失，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做來彌補父母的過失？「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沒有國哪有家，要有愛國的情感，你要知道這個國家的歷史，要懂得去報答國家的培育之恩。「下思造家之福」，我們整個家族的延續，歷史我們也要懂得，要把家族的道統、家風都給振興起來。「外思濟人之急」，現在人最急需的是什麼？最急需的就是精神上的空虛，道德上的這種不足、缺失，我們要濟人之急，就要把好的傳統文化，能夠給人帶來幸福生活的這些方法，給大家講解出來，把他們的智慧開啟出來，讓人知道怎麼樣謀求幸福的人生。「內思閑己之邪」，自己的自私自利、貪瞋痴慢疑等等邪念都要給伏住，使我們起心動念念念都是正念。所以內要克除貪瞋痴慢疑，對外表現出溫良恭儉讓，保持著一種為人著想的仁愛之心，處處為整個團隊著想、整個國家著想、整個大眾著想，這才是「天下為公」的公心。
『選賢與能』，這個「與」通那個舉，舉薦的意思。就是要選拔賢德之人為天下人服務。也就是做到孟子所說的「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這樣人就不僅僅親愛自己的父母雙親，不僅僅慈愛自己的子女，這也是孝慈之道的推廣。當然，一個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他的核心、基礎、原點還在於孝敬自己的父母，慈愛自己的兒女，把這種慈愛之心推而廣之，才能夠做到「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果一個人不愛自己的父母親，卻對領導者很恭敬，對領導的父母很恭敬，那這都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就是《孝經》上所說的，一個人「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所以這個人一定是從孝敬自己的父母、慈愛自己的兒女推而廣之，才能做到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就是使老年人都能夠安度晚年，得到很好的贍養，能夠養老送終，使所有的孩童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長。
『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個「鰥」就是老而無妻的人；「寡」就是指老而無夫的人；「孤」就是幼而無父的人；「獨」就是老而無子的人；「廢疾」，就是身體或精神有殘缺而不能做事的人。用我們現在人的話來說，這些人都屬於弱勢群體。所以要使所有的鰥夫、寡婦、孤兒、無後嗣的老人，以及身殘和有病的人，都得到照顧和贍養。我們現在講福利社會，關心弱勢群體，其實中國自古以來都是行仁政，而仁政的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能夠讓「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讓他們的生活得到保障，無憂無慮。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是謂大同』。這樣一來，奸邪之謀就會被杜絕，盜竊作亂、害人的事情也不會發生，這就是所謂的大同社會。這也是我們現在所追求的和諧社會的狀態，我們現在所說的和諧社會，也是要具有這些特徵。
這樣的好的社會是從何得來的？這些全都是教育的結果。所以我們看《孟子》就記載，說在舜的時候，就使契做司徒，教以五倫之道。哪五倫之道？「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司徒就是教育部長。所以在舜的時候，就非常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舜從哪裡學來的？他也是沿襲了古聖先賢的治國之道。而且這個教更重要的就是身教，所以《說文解字》上把「教」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也」。也就是說，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中，從上至下的人都能夠明理，追求一種幸福美滿的生活，都是過著一種有德行的生活，才能夠幸福美滿。
所以對於幸福，是從古至今一個不變的話題。從古希臘的哲學家那裡，就開始研究怎麼樣才能夠幸福。怎麼樣才能夠達到幸福？不同的哲學家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歷史證明，中國傳統文化給出的這個答案是禁得起歷史的考驗的。怎麼樣才能夠幸福？不是要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功利主義才能夠最終達到幸福，這種幸福是不踏實的、不久遠的，是急功近利的，只有中國人講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讓人明理，理得心安，這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人不學這些古聖先賢的道理，他想追求幸福成功，但是所採取的手段策略恰恰把自己帶上了不歸之路。所以學習傳統文化特別地重要，它告訴我們怎麼樣做才能夠實現社會和諧、個人幸福的人生。
我們再看下一句，第二百零二句：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一《六韜》。
這個『擅』就是專的意思，獨攬。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共享利益的人，可以得到天下；獨佔天下利益的人，最後會失去天下。
我們看『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在《管子》中就指出：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這個君主能夠讓人民安定，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那麼人民事奉君主就如同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樣。「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如果君主有了憂困，人民就會為他感覺到憂傷；國君有了困難、有了危難，人民也會拼死地為他效力。反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君主把人民看得如同泥土、草芥一樣的低賤不值錢，人民反過來就不會為君主所使用。君主有什麼憂困的，人民也不會為他憂困，也不會為他感到憂心；國君有困難，人民也不會為國君去赴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如果你不能夠使人民安樂，人民也不會為君主感到悲哀，君主有了困難的時候，人民也不會為你分憂；如果君主不能讓人民安居樂業，人民也不會拼死地為君主效力。這一句話告訴我們，要想治理好一個國家，得到老百姓的擁護，這君主必須能夠安其民。怎麼樣能夠安其民？那就是要與天下人共享利益。
所以後面說：『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如果你想獨佔天下的利益，最終反而會失去天下。我們看歷史就知道了，譬如說《漢書》上記載，過去在周朝的時候，大概有一千八百個諸侯國，有一千八百多個諸侯國的國君。他們役使民眾非常地輕微，每一年百姓服徭役不超過三天，國君還有很多的財富用之不盡，國庫還非常充實。但是到了秦始皇統一之後，他讓這一千八百個國家的人民來奉養自己，人民筋疲力盡，還有服不完的勞役，財富用盡了，還供不上他的需求。為了供養他一個人的享用，天下的人都很辛苦，可還是不能夠讓他滿足。結果怎麼樣？「勞疲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告訴」，疲勞的人得不到休息，飢寒交迫的人沒有衣服穿、沒有食物吃，無辜被判處死刑的人沒有地方去上告。結果人人與他結怨，家家與他結仇，所以天下就這樣的敗壞了。你看，秦始皇之所以失去天下，正是因為他「擅天下之利」，他想獨佔天下的利益，讓天下人都服務自己，不懂得與天下人共享利益。
所以在《群書治要．呂氏春秋》中有一篇文章，它就把這個道理講得非常地明白，它說：「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古聖先王留名青史的，他要治理好天下，必須首先具備的就是公心。「公則天下平」，因為他有公心，大家都會很佩服他，沒有憤憤不平的心，天下也就能治理得太平。「嘗觀於上志」，「嘗」就是說這個作者，就是《呂氏春秋》的作者他曾經看以往的經典和古籍。「上志」就是古代留存下來的經典。「有得天下者眾矣」，得到天下的人很多。他們為什麼能夠得到天下？「其得之必以公」，他之所以能夠得到天下，關鍵在於他有公心，他一定是因為公心才得到天下的。「其失之必以偏」，後來他失去了天下，也一定是因為偏私。不管是同一個皇帝，從得天下到失天下，還是同一個朝代，他的後代子孫失去天下，都是因為一個私字。所以為公還是偏私是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所在。所以我們觀察歷史，無論是一個家庭還是一個企業，它的興衰成敗都符合這個規律。
「凡主之立也生於公」，凡是開國的君主，他之所以能夠建立天下，是因為什麼？就是因為有公心。「故洪範曰」，所以在《尚書．洪範》中就說道：「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這個「偏」就是偏袒，這個「黨」也就是偏私，我們經常說結黨營私，黨有偏私的意思。「王道蕩蕩」，就是行王道的這個道路非常地平坦、寬闊。如果一個人沒有偏袒、沒有偏私，他治理天下會愈來愈順暢，道路會愈走愈寬廣，政通人和。為什麼他的道路會愈走愈寬廣？因為他的存心對了。如何存心才能使王道蕩蕩，治理國家政通人和？那就是要符合天道。天道的特點是什麼？像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們觀察這些自然天道是什麼特點？它的特點就是無私。所以「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天地日月所表現出來的都是無私之德。譬如說太陽和月亮，它不是說這個人是惡人，我就不去照他；不是說這個地方很髒，我就不去照它。天地化育萬物，也沒有說這個物種我不喜歡，我就不去化育，都是平等無私。所以後面說「陰陽之和，不長一類」，陰陽之氣化育萬物，它不是只對某一種物種特別地偏私，它也是平等地化育，這叫「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甘露水、應時的雨，都是平等地滋潤萬物，不會偏私哪一個物種。用這些比喻引出下面這一句重點，「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作為萬民之主的天子、君主，或者我們說作為一個團隊的最高領導者，就要展現公平，具有天下為公的精神，不能夠偏私某一個人。
後面還舉例來說明，「桓公行公去私惡」。開始的時候，齊桓公具有公天下的心，希望造福天下國家，所以他對仇敵都能夠包容，還重用了管仲。所以能夠團結天下，成為五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這都是因為他有公心才做到的。到後來，後來就變了，所以這裡邊講「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成為五霸之首。後來他「行私阿所愛……而蟲出於戶」，後來他有了私欲，任用自己所寵愛的人，結果用了易牙、豎刁、開方等等這樣的小人，結果自己死了六十多天，蟲子都跑了出來，還不得安葬，導致了死無葬身之地的悲哀。齊桓公一生前後截然相反的結局，都是因為他的存心不同而導致的。
所以最後得了結論，「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人年少的時候，你看小孩的時候，他比較純潔，天真無邪，比較憨直，這個「愚」就是憨厚正直的意思，想法也很單純。但是長大之後，受到社會一些不良風氣的影響，比較會耍小聰明了，所以說「其長也智」。但是如果把聰明用於謀取私利，就會聰明反被聰明誤。所以「不若愚而用公」，不如保持自己的純樸、善良、憨直，處處公心，為人著想，所以事業反而能夠做得好、做得長遠。我們看現在的人聰明，確實比起古人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企業的壽命卻愈來愈短。中國歷史上的老字號，少則上百年，多則上千年，經久不衰，而現在世界五百強的企業，平均壽命就是四十到五十年，可以說是說垮就垮。你說到底哪一個更聰明？
所以你看，中國人這句話說得特別地有味道，「聰明反被聰明誤」。小聰明沒有大智慧，把小聰明用於謀取私利、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上，結果怎麼樣？都是貽誤了大事，誤人誤己、害人害己。所以古聖先賢的這些教誨我們要常聽，而且拿著這個去比照歷史和現實的諸多案例，我們就知道古聖先賢的教誨的確是真實不虛，能夠禁得起歷史的驗證。
我們再看下一句，二百零三：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九《傅子》。
能通達天下人心意的，最重要的在於大公無私。能做到大公無私的人，最重要的是沒有猜忌之心，念念利益天下人民。
『能通天下之志者』，這個「志」就是心之所之，也就是他心裡的願望，也就是心意。天下人的心願是什麼？那就是人人都希求幸福美滿的人生。他有公心，他就能夠感通老百姓人生、家庭的需要，知道老百姓在想什麼，從而使得自己的政治都符合老百姓的需要。『莫大乎至公』，這個「至公」就是極其公平。能夠極其公平，就能夠和天下人同心。而能做到極其公平，這裡邊有一個重點、有一個關鍵，所以這個「要」就是很重要的關鍵所在。這個關鍵在哪裡？就是自身沒有猜忌的心、沒有嫉妒之心。我們知道國君治理天下，不可能是他一個人去治理，他一定要任用一些幹部、任用一些臣子。怎麼樣領導整個朝廷的臣子？如果他有嫉妒心，他不可能重用德才兼備的人；如果他有猜忌心，這個臣子也不敢對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要有公心，要想利益天下的人，還要從君主自身的修身做起、格物做起，否則的話，他的嫉妒心、猜忌的心一上來，天下不可能治理好，也不可能感召志士仁人來一起效忠於他。
我們看歷史上的唐太宗，為什麼能夠成就貞觀之治的一代盛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夠欣賞、重用、信任魏徵等等大臣，這些大臣雖然德才兼備，能力都超出於唐太宗，但是他能夠用之不疑。相反你看其他的朝代，像范仲淹這樣的聖哲人，都會被貶到他方，甚至還有功臣被殺的。所以你看，這些結果都是因為君王的猜忌之心、忌妒之心所導致的。
我們看下面接著講，「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只有君主沒有私心，念念想著利益天下的蒼生，身邊的人才會很安定，因為他們知道君主不會嫉妒、猜疑自己，還會重用他，聽他的諫言；遠方的人也會歸附，因為君主能夠任用這些公正的人。
「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是非曲直都有正確的標準，所以能夠贏得天下人的信任。「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唯有做到沒有忌妒心、猜忌之心，才會使得向他進諫的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怕因為自己的言語過於耿直而得罪他。進諫完之後離開了，也不怕別人說他的壞話。所以這樣一來，他治國的大道很安定，小人也不敢進讒言。所以「浸潤之譖，不敢干也」，這個讒言、流言蜚語都不能夠冒犯。
後面說，在《虞書》中還講道，「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這是形容這些聖王在世的時候，能夠廣開言路、虛心納諫，所以天下之人從四面八方雲集而來。來幹嘛？來為君主提建議。「明四目，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聽矣。」因為這個君主能夠廣泛地接納眾人的意見，所以眾人所看、所聽的，他能夠虛心地去接受，進而做出正確的判斷，這樣就能夠政通人和，下情而上達。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這裡邊講，江海之所以能夠匯聚百谷，能夠匯聚各種各樣的河流，就是因為他能夠低下、能夠謙卑，所有人的意見他都能夠接受，就像這些河流都能夠流進百谷，不會被截斷，所以很多重要的情況、好的諫言都能夠被接受。「苟有所逆，眾流之不至者多矣」，假如他不高興，有猜疑之心，亂發脾氣，這樣，很多好的建議就不能夠流進來了。所以「眾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很多的河流都流不進來了，它就不能夠成為江海。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他有為公的心，他做出來的事情、制定出來的政策制度，一定也是符合公平、公道。下面還舉了一些例子，「丹朱、商均，子也」，「丹朱」是堯帝的兒子，「商均」是舜王的兒子。「不肖」，他們不夠賢德，所以「堯舜黜之」，所以堯舜沒有選他們做天子接替自己的位置，而是選了賢德之人。譬如說堯選了舜，舜選用了禹，讓天下之人得到明君。這都是從公心做出的舉動。
「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管叔、蔡叔作亂，對天下的安危造成影響，這個時候周公要安定天下，在這種情況下，聖賢人就必須選擇公心，所以把管叔、蔡叔給誅殺了。
「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如果真的做了不善的事情，即使是自己的至親，也不能夠用私心去縱容他們、赦免他們。「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這樣他們對於天下就沒有私心。「鯀亂政，舜殛之」，大禹的父親鯀，他沒有承擔好自己的責任，所以被判刑。但是他的兒子禹，「禹聖明，舉用之」，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而且他很會治理朝政，非常地聖明，所以對他也沒有嫌隙，仍然重用他。「戮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你看這些聖王他出於公心，雖然把他的父親判刑，給以刑罰的處分，但是他的兒子賢明，仍然重用他，沒有忌心。正是因為他們做出這樣的行為，這樣公正，所以天下的人對他們也沒有絲毫的懷疑。所以君王不懷疑大臣，臣子和老百姓也不懷疑君王，整個天下人，人與人之間都非常地信任，沒有猜忌之心，這樣的時候天下就能治理得好，天下人也非常地和樂。
我們再看下一句，二百零四：
【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明分職。序事業。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八《孫卿子》。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為人君者，愛護人民就可以使人心安定，喜好親近賢士就能使國家興盛，這兩者一項都沒有就會敗亡。明確各部門掌管的職務，依據事情的輕重緩急來安排工作，選拔賢才，任用有能力的人為官，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條，那麼為公家效忠的道路就會暢通，而行私請託的門徑就會被杜絕；為公義的風氣能彰顯，而個人謀私的事能止息。這樣一來，品德淳厚的人得到任用，奸佞諂媚的人受到遏止；貪圖利益的人被辭退，廉潔奉公的人得到重用。
這句話在《群書治要．孫卿子》，也就是《荀子》中，告訴我們，做君主的人一定要把兩件事做好，第一就是『愛民』，第二就是『好士』。「愛民」就是告訴我們要把人民當作是國家的根本。在《孫卿子》中有這樣一段話，來論述愛民的重要性：「有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擁有國家的君主，不能夠愛民、不能夠利益人民，而期求人民欽服自己、愛戴自己，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人們不欽服你、不愛戴你，還期求人民為自己所使用，能夠為自己效死，這也是不可能的。「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人民不能為自己所使用，也不會為自己效死，而期求兵力的強勁、城池的堅固，也是不可能的。「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兵不強勁，城池不堅固，而期求敵人不來侵犯，也是不可能的。外敵都是看到這個國家有機可乘才會發起戰爭，如果看到這個國家上下齊心協力，防備很堅固，他也不會輕易就挑起戰爭。「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敵兵來了，而期求沒有危險，不被削弱、不被滅亡，這也是不可能的。「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所以君主想要國家富強、穩固、安樂，就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對人民的態度。
《孟子》上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如果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然也包括人民，當作是手足一樣加以關愛、加以愛戴，人民、被領導者就會對領導者像心腹一樣加以重視、加以關愛。「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牛做馬地來使喚，結果老百姓也會把國君當成是一般的國人、一般的陌生人一樣對待，沒有更多的親密。更有甚者，「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成是泥土和小草一樣的低賤、不值錢，可以隨意地踐踏，老百姓就會把君主，被領導者就會把領導者當成是仇敵一樣加以痛恨。所以你看，君主對人民的態度決定了人民對君主的態度。
所以下面講：「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如果你想使下屬都欽服，使人民都團結一致，和自己一條心，那你就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的政事辦得如何，你的政策制度是不是有利於人民、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如果你想修明政治，使國家美善，最好的辦法就是求得德才兼備的人來輔佐自己，幫助你治理朝政。
由此，荀子就得出了這一個結論，『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作為國家君主的人，因為愛民而安定，因為喜歡德才兼備的人而榮耀，如果這兩者一個都不具備了，這個國家就會滅亡。
這一段的論述邏輯非常地清晰，最後給你得出的結論是，君主一定要「愛民而安，好士而榮」。這個「好士」就是喜歡德才兼備的人。下面就講具體應該怎樣做。
『明分職』，「分職」就是分掌的職務，也就是我們要講求分工，把這個職位的職責都明確，讓官員能夠分治其事，明確各部門掌管的職務。『序事業』，就是把事情的輕重緩急給它排一個次序，按照事情的輕重緩急來安排工作，不能夠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後面，而把不重要的事情擺在前面，這樣就會本末倒置。『拔材官能』，也就是要選拔賢才，任用有能力的人為官。要做到「拔材官能」，前面我們講了，這個君主、領導者必須沒有猜忌之心，做到用人不疑。
『莫不治理』，就是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條，沒有不得到治理的。『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這樣為公家效忠的道路就會暢通無阻，而行私請託的門徑就會被杜絕了。『公義明而私事息矣』，為公這樣的風氣就會彰顯，而為個人謀私的事情就會止息了。
『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這樣做了之後，品德淳厚的人就得到重用，而諂媚奸佞的人受到遏止，不會重用諂媚巴結的人。「貪利者退」，貪圖利益的人就被辭退了，「廉節者起」，廉潔奉公的人受到重用。這個都是喜好賢士的結果。
在《說苑》上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講的是齊宣王的故事。齊宣王到社山來打獵，老百姓聽說了，都趕快過來慰勞他。齊宣王看了很高興，就賜令百姓父老可以免收租稅。老百姓一聽都非常地歡喜，紛紛地拜謝，只有一位老人家閭丘先生沒有拜謝。齊宣王看了之後就說：「可能我的封賞不夠豐厚，大家嫌我封賜得太少了，那麼我再賜令百姓父老不用去服徭役。」大家聽了之後更加歡喜，又紛紛地拜謝大王的恩典，但是閭丘先生還是沒有拜謝。齊宣王就問他：「先生是不是覺得我有什麼過失，所以兩次都沒有拜謝？」閭丘先生說：「我聽說大王到此遊獵，所以特地來拜見大王。為什麼來拜見大王？我希望從大王那裡得到長壽，希望從大王那裡得到富裕，還希望從大王那裡得到尊貴。」
齊宣王一聽這話，可能覺得這個老人家太貪心了，於是他就說：「人死生有命，人的生死都是有定數的，天會定時地奪去人的壽命，我也沒有辦法讓你長壽。雖然我的倉廩府庫很充實，但是那是用來防備不時之需的，也不能夠讓你富裕。我們國家大的官職沒有缺額，小的官位又太卑賤，所以也沒有辦法讓你富貴。」齊宣王很委婉地把這個老人家給拒絕了，意思是說，我沒有辦法讓你得到長壽，沒有辦法讓你富裕，也沒有辦法讓你尊貴。閭丘先生一聽，知道齊宣王誤會了自己的意思，所以他就說：「願大王選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他說我希望的不是這些，我希望的是您能選拔那些有德行的人來做官吏，讓他的法度、制度公平合理，這樣我就可以稍微得到長壽了。意思是說，我不會無緣無故地被抓去判刑，這樣我不就可以稍得長壽了嗎？
「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賑濟百姓要適時，不要有事沒事地隨便煩擾百姓，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少許地得到富裕了。遇到災荒的時候，能夠開倉賑濟百姓，讓百姓能夠適時地得到糧食、衣服等等急需的東西，還不要經常地騷擾百姓，這樣的話他就可以得到富裕了。
「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還希望您再發布一個命令，命令什麼？命令年少的人都要尊敬年長的人，廣布教化，興起孝悌之風，這樣作為年老的我就可以稍微地得到尊貴了。你看這個老人家對國家這個時事看得很清楚，他不是自私自利、有貪心，而是希望齊宣王能任用這些好的官吏，實行好的政策，這樣老百姓都能夠受到實際的利益。
最後閭丘先生又說，如果您讓我們不交田租，也不去服徭役，倉廩必然會空虛，國家也沒有可指使的人了，這本來就不是我所希望的。你看，閭丘先生雖然是一介布衣，一個平頭百姓，但是他看問題思慮非常深遠，不是只看到眼前的蠅頭小利，不是只想到自己的自私自利，而是從整個國家的治理、前途命運來考慮。齊宣王聽了這樣的話也非常地讚歎，稱許他說：「你說得太好了！」
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真正的愛民如子，就應該選擇委任那些德才兼備的人來做官，這樣的話，百姓才能夠真正得到長壽、富裕和尊貴。
所以愛民而安，好士而榮，這兩者是治國的最根本的兩個原則。既然愛民，就必然會選擇德才兼備的人來做官，這樣才能給百姓帶來真實的利益；而德才兼備的人來做官，他也必然會提醒、勸告君主，要愛民如子、視民如傷，要勸導君主實施那些有利於百姓的政策。所以這兩者它也是密切相關的。
我們今天就先學習到這裡，我們下一次再見，謝謝大家。
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請看第一百九十七句：
【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七《劉廙政論》。這句話實際上是給我們講高薪養廉的必要性及其前提問題。
這句話翻譯過來意思是說，如果知道提倡清廉，而不懂得增加官員的俸祿，官員就會形成欺詐和貪污腐敗的風氣；懂得增加俸祿，而不知道怎樣減少官吏，財力就會空虛不足；知道減少官吏，而不懂得如何使他們發揮能力，事情就會繁多而顯得職位短缺。
在反腐倡廉的過程中，大家一直在熱議一個話題，那就是高薪對於養廉是否必要。古人認為，從國家招攬人才的角度而言，對於真正的人才，除了要提供給他們施展才華的舞台、發揮他們的能力之外，使他們富裕起來、受到尊重，並且給予良好的榮譽，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群書治要．墨子》中就記載，說治理國家的人，都想使國家富裕、人口眾多、民心安定，但是卻難以達到這一目的。這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治理國家的人不能夠以「尚賢使能」的原則來辦理政治。他們沒有認識到，國家的賢良之士愈多，社會風氣就愈淳厚。所以領導者的任務，就是要得到眾多的賢才。但是怎麼樣才能夠得到眾多的賢才？道理很簡單，就像如果想讓國家善於駕車、善於射箭的人愈來愈多，那就讓這些人富裕起來、受到尊重，並且得到很好的聲譽。所以要想國泰民安，就要使賢德之人富裕起來、受人尊重愛戴，讓他們處於高貴的地位、受到讚譽。這樣，國家就會使賢德之士愈聚愈多。所以古代的聖王治理國家都奉行這樣一句話：不讓不義的人富裕，不讓不義的人尊貴，不親愛不義之人，不接近不義之人。
關於給官員很高的俸祿有沒有必要這一點，在《群書治要．傅子》中也說：「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這句話說得很好，說凡是想治理好國家的人，誰不希望官員個個廉潔？但是不知道怎樣使官吏廉潔，而一味地要求官吏廉潔，這就好比是攪渾了水源，卻希望水流很清潔一樣。《傅子》上還做了一個比喻，它說，即使像伯夷、叔齊這樣廉潔的人，讓他們任官做事，但是給他們的俸祿（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工資）卻很微薄，結果他們既不能夠養活自己，也難以奉養家人，結果必定會導致他們營取私利。從孝道的角度而言，他們的做法無可厚非，因為骨肉之道不能虧失，他們要贍養父母。但是從國家法制的角度出發，營取私利又觸犯了刑法，要受到處罰。這樣就會使他們處於兩難的境地，久而久之就會對君主滋生怨恨。怨恨心一產生，仁義的道理也就衰落了。
所以在《群書治要．崔寔政論》上，對這種情況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對於俸祿不足的官員而言，希求他們奉公執法，就如同是像「渴馬守水」、「餓犬護肉」一樣的困難。你想想，讓飢渴的馬去守護水源，讓飢餓的狗去看護肥肉，還想讓牠們不越雷池，那幾乎是不可能的。雖然世間存在著有傲骨、夠清廉的人，但百中難覓其一。僅憑道德修養的約束，不能夠使所有的官員都潔身自好，聖王必須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國家必須給官員豐厚的俸祿，以防止其不必要的貪心。貪心止住了，為官者便不會與百姓爭利。
他們還舉了一個歷史上的例子，譬如說歷史上的晏子，他做宰相的時候，俸祿足夠養活五百家的人口。也就是說，在這種俸祿豐厚的條件下，他完全沒有必要去貪污受賄、以權謀私，他自己的俸祿都花費不了。所以首先要解決官員經濟上的後顧之憂，才能夠使他們竭忠盡力、心無旁騖。
在《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中也提出，假如官吏的俸祿很厚重，他們靠俸祿便可以奉養自己，那麼就沒有必要去與民爭利了。「無求於民，奸宄息矣」，如果對人民無所求，作奸犯科的事情就不會發生。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貪污受賄了，就會失去官位，你這麼多的俸祿也隨之失去，這就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得不償失，官員也就不會輕易地去權錢交易了。所以在這裡他說，『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
但是下面接著講道：『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你也懂得增加官員的俸祿了，但是卻不知道精減官員的數量，就會使國家的負擔過重，財力就會空虛不足、入不敷出。所以還要怎麼樣？必須「少其吏」，也就是要精減官員的數量。因為如果官員的人數太多，很多官員人浮於事，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提高他們的俸祿，人民的負擔就會加重，對高薪養廉的措施自然也會產生不滿。所以你要增加官員俸祿的前提，就是必須少其吏，也就是要使官員的人數減少。
後面又講道：『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你也知道增加官員的俸祿了，也知道要精減職位、減少官吏，但是卻不懂得如何使官員竭盡全力地盡好本分，就會出現什麼問題？因為官員的數量減少了，官員又不能夠竭盡全力、竭忠盡智，那就會顯得事情繁多而職位短缺。所以在精簡機構、減少官員數目的基礎上，還要提高官員的責任感，就是要讓他們「盡其力」，竭盡全力地、負責盡職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這樣才不致於顯得缺少人手。
從這幾句話我們可以看到，古人思考問題他是非常地縝密。換一句話說，在古人看來，提高官員的俸祿對於廉潔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高薪並不必然導致養廉的效果，如果沒有道德教育，還可能走向驕奢淫逸的反面。譬如說在《群書治要．文子》中就說：「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為非者，寡矣。」所以在提高官員俸祿的基礎上，還必須加強對官員的道德教育。因為雖然官員的數量減少了，但是如果官員的貪心很重，他的欲望沒有止境，也不知道節省財力物力、勤儉持家、勤儉治國，那麼即使百姓竭盡全力，也無法供養做官之人，結果仍然會為人民、為國家帶來沉重的負擔，當然也會為官員自身招致災禍。
所以要實現高薪養廉，既要精減職位，還要重視官德教育，使官員明白怎麼樣才能夠長久的保持富貴的道理。譬如說在《周易》中就說：「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君子要培養起儉這個德行，因為欲壑難填，欲是深淵，人的欲望一打開，貪財貪色、貪名貪利，沒有止境，自己想控制都控制不了。所以不能夠貪得無厭，不能夠過上驕奢淫逸的生活。
在《孝經》上也說：「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在官位上身處高位，但是沒有驕滿的表現，這樣你雖然身處高位，也沒有被顛覆的危險；雖然自己很富裕，但是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符合法度，謹小慎微，這樣也不會有入不敷出的危險。一個人身處高位，而沒有被顛覆的危險，這樣才能夠長久地保持高貴的地位；一個人雖然很富裕，但是還能夠勤儉持家，這樣才能夠長久地守住富裕。
在《群書治要．中論》中也說：「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這個「機」、「杼」都是形容，這個是古代人織布的工具。我們有權有勢，目的是幹什麼的？不是貪圖享樂、以權謀私的工具，而是應該把職位和權勢作為建立仁德、施行道義的工具，而不是驕奢淫逸的資本。這樣才能夠避免身敗名裂，或者說富不超過三代的悲劇。
這些論述都是告訴我們，高薪是養廉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也就是說，即使實行了高薪的制度，也不一定必然實現廉潔的效果，還必須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除了我們以上所講到的，其實除了給官員進行道德教育、官德修養之外，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條件。譬如說，君主、君王他必須修明道義、尊賢使能。如果我們只是讓手下的官員、臣子去接受道德教育，而高高在上的君主可以不去奉行，這就成了愚民政策，是不可能收到效果的。
在古人看來，真正的賢德之人，譬如說顏回、諸葛亮、文天祥等等，他們不會徒慕高名厚祿而來。你要招致這樣的賢者，用人之君就必須首先有道德、講禮義，這也就是《大學》上所說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也就是說，我們自己必須首先是個有德行的人，我們才能夠感召志同道合的人來到我們的身邊，來共同治理國家。
在《群書治要．三略》中也有這樣的闡述：「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有守節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脅。」意思是說，如果這個人志向高潔，就不能夠用高官厚祿來得到他；如果這個人堅守節操，就不能夠靠威刑來脅迫他。怎麼樣招致這樣的人？「故明君求臣，必視其所以為人者而致焉。」所以明智的君主求取臣子，一定要首先看一看這個人的志向，然後採用適當的方式來招致他。「致清白之士，修其禮」，對於那些很清高的、道德很純潔的士人，領導者就必須修明禮義，對士人表現出禮敬之心。「致守節之士，修其道」，若要招致堅守節操的人，領導者自己也要修明道義。「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這樣，賢士才能夠被招來，自己的名聲才可以保全。這就是《周易》上所說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就是有同樣氣質的人，自然會感召到一起，成為君臣、成為朋友等等。除此之外，要達到清廉的目的，還要確立「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的選人標準，確保所用之官為賢能之人。
在《傅子》上說：「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中國古人他設立這些制度，都特別地符合人情。人情是什麼？你看《論語》上孔老夫子就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哪一個人不希求富貴的地位？每一個人都希望得到富貴，這是人之常情。如何引導著人們正確地追求富貴的地位？《傅子》中就說道，封爵授祿是國家權力的根本，也是實現富貴的正路，不能不給以重視。既然如此，就應該做到無德的不授予爵位，無功的不給俸祿。就是這個人沒有德行，就不給他一定的領導的位置；如果這個人對國家沒有建功立業，就不給他工資、獎金。這兩條規矩確定了，賢良之士就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貴的爵位，敬業的臣子也不敢以微小的功績接受厚重的俸祿，更何況無德無功的人，他們怎麼敢以虛假追求爵位和俸祿？
建立爵祿的原則既已確立，就一定要公開選用合適之人並予以重用。怎麼樣選擇？怎麼樣用人？那就是品德高尚、功勞大的人，授予重爵高位，享受厚祿高官；而德行淺薄、功勞少的人，授予低爵小位，享有薄祿低官。所以你看，這樣的選拔人才的標準一確立，就保證了什麼？就保證了那個有德有才的人居於領導的位置。為了保證把有德有能的人選拔出來，你看，我們從漢代開始就實行了「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就是這個地方官負責把這個地方具有孝廉品質的孩子舉薦出來，作為官吏的後補，由國家來培養。因為一個人能夠孝敬父母，他就會忠於領導、忠於國家；一個人廉潔，就沒有貪心，不敢妄取錢財、以權謀私。這兩個標準是選拔官員最起碼、最重要、最基本的兩個標準。
為了進一步引導地方官舉薦公正，把真正具有孝廉品質的孩子舉薦出來，而不是把自己的親朋好友、關係近的人，或者給他賄賂的人舉薦出來，還有一個制度加以保證，那就是《傅子》上所說的：「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如果一個官員舉薦的人才為國家建功立業，國家一定對這個舉薦者給以最高的賞賜；相反，如果這個官員手下有人才，他卻不舉薦，因為嫉賢妒能把人才埋沒了，一經發現，這個官員也會受到國家最高的懲罰。當然，如果這個官員所舉薦的人做了禍國殃民的事，這個舉薦者也連帶受到相應的處罰，承擔相應的責任。實行了這樣的人才選拔機制，才保證了德才兼備的人出現在領導位置上。
所以我們看中國古人他對一件事情的考慮，思考得非常縝密，他不是以偏概全。譬如說，高薪養廉是不是必要？他告訴你是必要的，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前提條件的，不是你只要實行了高薪，就一定能夠達到養廉的目的，而必須還要具備其他的條件，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這些制度緊密地配合，最後才共同起到了反腐倡廉的效果。
我們再看下一句，一百九十八：
【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二十五《魏志上》。
這個『浮食』就是不作而食，『常式』就是常規、法式。這句話也是和我們剛才所講的高薪養廉的問題密切相關。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要撤除無事可幹的職位，減省不急需的俸祿，停發不做事、白領俸祿之人的費用，撤併無事可做的官員。讓每位官員一定有職責，有職責均需承擔事務，承擔事務一定要接受俸祿，用俸祿代替耕作的收入。這是古代的常規，也是當今社會應該採取的原則。
剛才我們講到了，官員的數量太多，會給國家造成負擔。而官員數量多的一個原因，就是機構重疊、官員的位置很多。因為職位很多，官員的數目龐大，人浮於事，結果官員的俸祿都很微薄，不足以維持自己和家人體面的生活。他們對自己的收入不滿意，還不能夠養家糊口，就可能會出現貪污受賄、與民爭利的現象。怎麼解決這個問題？那就要精減官員，使人當於事、俸祿充足，這樣官員就不必與民爭利。官員一旦腐敗，會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樣他們就會更加珍惜自己的職位，並且廉潔奉公，這樣才會走向一個良性的循環。
所以在《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中記載，明智的君主設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稱，不會讓人浮於事。人和事相稱，官吏的數目減少，人民就眾多，也就是從事農業的人口就多了，物質基礎就豐厚；另一方面，官吏數目減少，你即使提高官員的收入水平，但是整體所需的俸祿還是相對減少了，這樣才不至於給國家造成過重的負擔。
我們再看下一句，一百九十九：
【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矣。失於小人。其為禍深矣。】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二《管子》。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德行厚實的人反而屈居下位，這被稱為過；德行淺薄的人反而地位尊貴，這被稱為失誤。寧可委屈了君子，而不能誤用小人。委屈了君子，他的抱怨不深；而誤用了小人，他引發的禍患卻是深遠的。
我們一句話一句話地看。『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一個人的道德很崇高，但是他的官位很低，這是君主用人上的過錯，他對德厚的人沒有重用，甚至還可能對他不恭敬。『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一個人德行淺薄，但是給他的位置卻很尊貴，這是用人上的失誤。古人說「德不配位，必有災殃」，不僅僅會對這個當事人他的福報有折損，而且對於整個國家、整個團隊也有大的壞處。為什麼？下面就接著分析：『寧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寧可犯了不尊重君子的過錯，也就是說他的德行很厚，但是給他的位置相對低，寧可犯這種委屈君子的過錯，也不要怎麼樣？也不要犯那種誤用小人的過失。『過於君子，其為怨淺矣』，君子雖然受了委屈，他有德行，屈居卑位，但是這個君子人有修養，他不會跟你計較，而且他對領導的忠心還能夠保持不變。我們看像歷史上的范仲淹，雖然多次被貶，但是他對君主的忠誠還是「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沒有改變。甚至於對於陷害他的官員，他都不埋怨。所以得罪君子人問題不大，但是對於國家治理有損害，所以說「其為怨淺矣」。
『失於小人，其為禍深矣』，假如這個人德行淺薄，但是卻給了他一個尊貴的位置，這是誤用了小人，他引起的禍患就會非常深遠。為什麼？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在《論語》上有很多的闡述，一個最重要的區別那就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人他一心為公，沒有自己的私利，而小人恰恰相反，他一起心動念就是為自己的利益打算，這樣他自私自利的心一擴展，最後就會危及到整個團隊的利益。所以說「其為禍深矣」。
孟子也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從這裡我們就理解了，把那個沒有德行的小人選拔在高高的領導位置上，就等於把他的過惡播撒給廣大的民眾，傳播出去了，形成了風氣，他對社會整個風氣的影響就有負面的帶動作用。譬如說我們看清朝乾隆皇帝，重用了貪得無厭的和珅，結果怎麼樣？結果這個風氣就很難扭轉，貪污腐敗就是非常地嚴重，所以清朝從乾隆以後就慢慢地垮了下來。所以從歷史上的這些奸臣當宰相、受重用的這些例子，我們就可以看到「失於小人，其為禍深矣」。
所以一個人位置愈高，但是他愈傲慢、愈強勢、愈貪得無厭，結果都會上行下效，形成一種風氣。這個風氣形成了，想再扭轉過來就非常地困難了。所以中國古人他懂得防患於未然，懂得防微杜漸，懂得慎於始，一有這些徵兆就懂得防範。
這個是我們學的這一句話。我們再看下一句，第二百句：
【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八《孫卿子》，也就是《荀子》。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讓賢能的人為政，卻讓不賢的人去規正；讓有智慧的人謀劃政事，卻讓愚昧的人去評論；讓品德良好的人施行政令，卻讓奸邪的人去懷疑。雖然想成功，怎麼可能辦得到？
這句話講得非常好，告訴我們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特別是對於賢德之人，更應該用而不疑。如果產生了疑慮之心，那就會使得這些賢德之才他們的才華不能夠得以施展，辦事也很難辦成。
在《劉廙政論》上也講道：「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眾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這句話意思是說，自古以來，當君主的、當領導的人，沒有不想得到忠賢之士而任用他們的，有了忠賢之士的輔佐，自己治理國家、治理天下就會容易得多。而得到這些忠賢之士之後，對他們又有疑心，所以又不免向眾人去調查，問問這些忠賢之士到底如何。但是忠於君主的人哪裡能夠事事都有利於他人？譬如說他要奉公守法，可能就會觸及一些人的私利，就會得罪某些人，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沒有給人帶來利益，那怎麼能夠讓眾人都稱讚他，在眾人中都得到好的名聲？
所以為人君主、為人領導者的，如果自己不賢明，他就不能夠辨別什麼樣的人是真正的忠賢之士。即使得到了忠賢之士，忠賢之士已經來到他的身邊輔佐他，他也仍然會懷著一種猜疑之心，向眾人去調查。而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賢德的人，不一定都沒有嫉賢妒能之心，他看到這個賢德的人有德行、有能力，才華出眾，如果有嫉妒之心的話，難免就會對這個賢德之士有一些偏頗的言語和評論。如果君主聽之任之，那就可能對忠賢之士產生了懷疑，從而不予重用。所以你看，君主賢明與否，他用人是否得當，能否做到用人不疑，對於事情的成敗至關重要。
在《群書治要．新序》中也講到，賢明的人之所以不被重用，也是有原因的。什麼原因？因為「不肖嫉賢，愚者妒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這句話言簡意賅，一句話就把賢德之人不被重用的原因給我們指出來了。不賢德的人會嫉妒賢德之人，愚鈍的人也會嫉妒有智慧的人，所以賢明的人就會被阻隔，不能夠被君主所用，以至於君主千載也難以碰到一個德才兼備的人。有的是不肯用賢德之士；有的是用了賢德之士，但不能夠持久；有的是用了很久，但不能夠善始善終；還有的是不肖的兒子把父親的賢明忠臣給廢棄了，所有這些現象不一而足。這樣所導致的災禍和敗亡難以一一地記錄。但是要點在於什麼？關鍵在於什麼？為什麼會產生這些現象？關鍵在於君主自己不明智，他分不清什麼是賢德之人，什麼是不賢德之人，所以就一味地聽從大家的評論。群臣認為一個人好，他就認為這個人好；群臣如果對一個人有誹謗，他就認為這個人不行。所以書中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故譖訴不行，斯為明矣。」「譖」就是誣陷的話，「訴」就是誹謗的話。如果誣陷、誹謗的話都不能夠通行，君主能夠判斷什麼樣的人在說什麼樣的話，這才叫真正的明智。
你看，古人把賢德的人為什麼不被重用，它的原因分析得一清二楚，確實值得我們現在人參考。
我們再看第四個部分「至公」，請看第二百零一條：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是謂大同。】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七《禮記》。我們常說的《禮記．大同篇》講的大同世界，就是這一段。在《群書治要》選篇之中，對這句話也有所刪減。
我們看一看這一句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句話描述的是，夫子講在堯舜治理的時期，他們能夠完全為天下人著想，沒有私心。所以這段話描述的是堯舜時期實行了禪讓制，社會治理的真實狀況，而不是所謂的理想，是古聖先賢所達到的社會治理的狀況。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就是大道實行的時代，天下是為大家所共有、共享的。這個「公」就是共的意思。也就是說，當時享有權力、擁有權力的人，他存心不是拿著這個權位來自己享受，而是藉著這個權位去愛護、照顧人民，他是以公心來行使自己的權力。天子是這樣的存心，他手下的官員也是這樣的存心，整個社會都以私心而感到羞恥，以公心而感到合乎道德，這樣的治理就會使天下太平。
在《群書治要．六韜》中也講了一句話，講的這句話讓我們看到聖賢之人的公心是如何體現的。它說：「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他的政治公平合理，官吏不苛虐，他所收的賦稅有節制，而他自己的俸祿、用度都非常地微薄，不會因為自私自利而損害了國家的法律。賞賜不加於無功之人，刑罰不施於無罪之人。不因為自己高興了就給別人以封賞，也不會因為自己不高興、發怒了就濫殺無辜。對人們有害的人，一定會判以刑罰、給以定罪；能夠為國家推薦賢良的人，一定要受到封賞。這樣官員之中就沒有腐敗蛀蟲之類的人藏身，國家也沒有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吃不飽飯的百姓。這就是聖賢政治的特徵，也是聖人治理國家所達到的效果。為什麼能夠達到這種效果？就是因為他認為天下是大眾共有的天下，他處在天子之位，完全是一片公心，沒有自私自利。所以他處事公平，他量刑公平，提拔官員很公正，都沒有私心。
這種「天下為公」的態度，我們講是用在治國上會起到這樣的效果。這種態度是從哪裡培養起來的？是從哪裡扎的根？是從家庭。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有一些歐洲的學者就在研究，說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華文明承傳至今，沒有中斷，這是什麼原因？最後他們研究得出了一個結論，那是中國人特別重視家庭教育的結果。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而中國古人的家庭它不是像我們現在的核心家庭，二、三個人，三、四個人，而是大家族，少則七、八十口，多則二、三百口，甚至上千口人都有。每一個人從小生活在一個大家族之中，他一生下來他就開始看，結果他看到什麼？每一個人都在為家族著想，都是一片公心，沒有誰有自私自利的念頭，起心動念都是為別人服務，關心別人，為整個家族的長遠利益在付出，沒有人斤斤計較、自私自利。然後他就很自然地學會了起心動念為父母著想、為長者著想，尊老愛幼，為整個家族的延續繁榮而著想。我們想一想，一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他到哪裡去學自私自利？他連自私自利這個詞都不懂。這才是真正的大同世界。
所以《三字經》上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人都有純淨純善的本性，但是為什麼後天差得那麼遠？就是因為人們的環境、所受的教育不同，所以習性不一樣了。所以說「苟不教，性乃遷」，如果沒有良好的教育，這個純淨純善的本性就會變了，就會受到污染。就像我們說有一個水晶的燈泡，它本來是光芒四射、晶瑩剔透的，但是我們把它掛在了廚房裡，結果久而久之，這個水晶的燈泡都沾滿了油垢，它本有的光明也難以顯現了。後天的教育是什麼？就是把這層層的油污給它一層一層地擦掉，使它本性、本有的光亮閃現出來，這就是教育的目的。所以在《大學》上開篇也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它肯定人都有純淨純善的本性，這叫明德。所以教育的目的、修養的目的，都是要讓我們從習性回歸到本性。因為你按著本性來生活，你才真正的幸福、美滿、快樂。
這些習染，最重要的習染就是自私自利，所以毛主席說，「狠鬥私字一閃念」。我們修身從哪裡修起？就是從我們的起心動念的那一剎那觀察，第一剎那我們是為公還是為私。一件事情來了，我們考慮這件事應不應該做，我們第一出發點是想到對我有什麼利益、對我有什麼好處，還是想到對大眾、對國家、對社會有什麼利益。所以這個一閃念特別地重要。我們大部分人一閃念都是自私自利，第二念才換成了為大眾著想，這個已經是第二念了。
所以我們看古聖先賢的教誨，他都是教我們要有公心，而不是自私自利。譬如說我們看《了凡四訓》上講，一個人應該存什麼樣的心？「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母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什麼叫聖賢書？和我們自己本性純淨純善相應的，這個才叫聖賢書。所以它教你起心動念要「遠思揚祖宗之德」，要把祖先的德風、道統傳承下去，發揚光大。「近思蓋父母之愆」，不僅我們的父母沒有學習傳統文化，我們的祖父母、曾祖父母可能也沒有受到傳統文化的薰陶，這個傳統文化已經斷了好幾代了，所以父母犯了過失，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做來彌補父母的過失？「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沒有國哪有家，要有愛國的情感，你要知道這個國家的歷史，要懂得去報答國家的培育之恩。「下思造家之福」，我們整個家族的延續，歷史我們也要懂得，要把家族的道統、家風都給振興起來。「外思濟人之急」，現在人最急需的是什麼？最急需的就是精神上的空虛，道德上的這種不足、缺失，我們要濟人之急，就要把好的傳統文化，能夠給人帶來幸福生活的這些方法，給大家講解出來，把他們的智慧開啟出來，讓人知道怎麼樣謀求幸福的人生。「內思閑己之邪」，自己的自私自利、貪瞋痴慢疑等等邪念都要給伏住，使我們起心動念念念都是正念。所以內要克除貪瞋痴慢疑，對外表現出溫良恭儉讓，保持著一種為人著想的仁愛之心，處處為整個團隊著想、整個國家著想、整個大眾著想，這才是「天下為公」的公心。
『選賢與能』，這個「與」通那個舉，舉薦的意思。就是要選拔賢德之人為天下人服務。也就是做到孟子所說的「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這樣人就不僅僅親愛自己的父母雙親，不僅僅慈愛自己的子女，這也是孝慈之道的推廣。當然，一個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他的核心、基礎、原點還在於孝敬自己的父母，慈愛自己的兒女，把這種慈愛之心推而廣之，才能夠做到「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果一個人不愛自己的父母親，卻對領導者很恭敬，對領導的父母很恭敬，那這都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就是《孝經》上所說的，一個人「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所以這個人一定是從孝敬自己的父母、慈愛自己的兒女推而廣之，才能做到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就是使老年人都能夠安度晚年，得到很好的贍養，能夠養老送終，使所有的孩童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長。
『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個「鰥」就是老而無妻的人；「寡」就是指老而無夫的人；「孤」就是幼而無父的人；「獨」就是老而無子的人；「廢疾」，就是身體或精神有殘缺而不能做事的人。用我們現在人的話來說，這些人都屬於弱勢群體。所以要使所有的鰥夫、寡婦、孤兒、無後嗣的老人，以及身殘和有病的人，都得到照顧和贍養。我們現在講福利社會，關心弱勢群體，其實中國自古以來都是行仁政，而仁政的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能夠讓「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讓他們的生活得到保障，無憂無慮。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是謂大同』。這樣一來，奸邪之謀就會被杜絕，盜竊作亂、害人的事情也不會發生，這就是所謂的大同社會。這也是我們現在所追求的和諧社會的狀態，我們現在所說的和諧社會，也是要具有這些特徵。
這樣的好的社會是從何得來的？這些全都是教育的結果。所以我們看《孟子》就記載，說在舜的時候，就使契做司徒，教以五倫之道。哪五倫之道？「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司徒就是教育部長。所以在舜的時候，就非常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舜從哪裡學來的？他也是沿襲了古聖先賢的治國之道。而且這個教更重要的就是身教，所以《說文解字》上把「教」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也」。也就是說，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中，從上至下的人都能夠明理，追求一種幸福美滿的生活，都是過著一種有德行的生活，才能夠幸福美滿。
所以對於幸福，是從古至今一個不變的話題。從古希臘的哲學家那裡，就開始研究怎麼樣才能夠幸福。怎麼樣才能夠達到幸福？不同的哲學家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歷史證明，中國傳統文化給出的這個答案是禁得起歷史的考驗的。怎麼樣才能夠幸福？不是要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功利主義才能夠最終達到幸福，這種幸福是不踏實的、不久遠的，是急功近利的，只有中國人講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讓人明理，理得心安，這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人不學這些古聖先賢的道理，他想追求幸福成功，但是所採取的手段策略恰恰把自己帶上了不歸之路。所以學習傳統文化特別地重要，它告訴我們怎麼樣做才能夠實現社會和諧、個人幸福的人生。
我們再看下一句，第二百零二句：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一《六韜》。
這個『擅』就是專的意思，獨攬。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共享利益的人，可以得到天下；獨佔天下利益的人，最後會失去天下。
我們看『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在《管子》中就指出：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這個君主能夠讓人民安定，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那麼人民事奉君主就如同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樣。「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如果君主有了憂困，人民就會為他感覺到憂傷；國君有了困難、有了危難，人民也會拼死地為他效力。反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君主把人民看得如同泥土、草芥一樣的低賤不值錢，人民反過來就不會為君主所使用。君主有什麼憂困的，人民也不會為他憂困，也不會為他感到憂心；國君有困難，人民也不會為國君去赴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如果你不能夠使人民安樂，人民也不會為君主感到悲哀，君主有了困難的時候，人民也不會為你分憂；如果君主不能讓人民安居樂業，人民也不會拼死地為君主效力。這一句話告訴我們，要想治理好一個國家，得到老百姓的擁護，這君主必須能夠安其民。怎麼樣能夠安其民？那就是要與天下人共享利益。
所以後面說：『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如果你想獨佔天下的利益，最終反而會失去天下。我們看歷史就知道了，譬如說《漢書》上記載，過去在周朝的時候，大概有一千八百個諸侯國，有一千八百多個諸侯國的國君。他們役使民眾非常地輕微，每一年百姓服徭役不超過三天，國君還有很多的財富用之不盡，國庫還非常充實。但是到了秦始皇統一之後，他讓這一千八百個國家的人民來奉養自己，人民筋疲力盡，還有服不完的勞役，財富用盡了，還供不上他的需求。為了供養他一個人的享用，天下的人都很辛苦，可還是不能夠讓他滿足。結果怎麼樣？「勞疲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告訴」，疲勞的人得不到休息，飢寒交迫的人沒有衣服穿、沒有食物吃，無辜被判處死刑的人沒有地方去上告。結果人人與他結怨，家家與他結仇，所以天下就這樣的敗壞了。你看，秦始皇之所以失去天下，正是因為他「擅天下之利」，他想獨佔天下的利益，讓天下人都服務自己，不懂得與天下人共享利益。
所以在《群書治要．呂氏春秋》中有一篇文章，它就把這個道理講得非常地明白，它說：「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古聖先王留名青史的，他要治理好天下，必須首先具備的就是公心。「公則天下平」，因為他有公心，大家都會很佩服他，沒有憤憤不平的心，天下也就能治理得太平。「嘗觀於上志」，「嘗」就是說這個作者，就是《呂氏春秋》的作者他曾經看以往的經典和古籍。「上志」就是古代留存下來的經典。「有得天下者眾矣」，得到天下的人很多。他們為什麼能夠得到天下？「其得之必以公」，他之所以能夠得到天下，關鍵在於他有公心，他一定是因為公心才得到天下的。「其失之必以偏」，後來他失去了天下，也一定是因為偏私。不管是同一個皇帝，從得天下到失天下，還是同一個朝代，他的後代子孫失去天下，都是因為一個私字。所以為公還是偏私是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所在。所以我們觀察歷史，無論是一個家庭還是一個企業，它的興衰成敗都符合這個規律。
「凡主之立也生於公」，凡是開國的君主，他之所以能夠建立天下，是因為什麼？就是因為有公心。「故洪範曰」，所以在《尚書．洪範》中就說道：「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這個「偏」就是偏袒，這個「黨」也就是偏私，我們經常說結黨營私，黨有偏私的意思。「王道蕩蕩」，就是行王道的這個道路非常地平坦、寬闊。如果一個人沒有偏袒、沒有偏私，他治理天下會愈來愈順暢，道路會愈走愈寬廣，政通人和。為什麼他的道路會愈走愈寬廣？因為他的存心對了。如何存心才能使王道蕩蕩，治理國家政通人和？那就是要符合天道。天道的特點是什麼？像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們觀察這些自然天道是什麼特點？它的特點就是無私。所以「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天地日月所表現出來的都是無私之德。譬如說太陽和月亮，它不是說這個人是惡人，我就不去照他；不是說這個地方很髒，我就不去照它。天地化育萬物，也沒有說這個物種我不喜歡，我就不去化育，都是平等無私。所以後面說「陰陽之和，不長一類」，陰陽之氣化育萬物，它不是只對某一種物種特別地偏私，它也是平等地化育，這叫「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甘露水、應時的雨，都是平等地滋潤萬物，不會偏私哪一個物種。用這些比喻引出下面這一句重點，「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作為萬民之主的天子、君主，或者我們說作為一個團隊的最高領導者，就要展現公平，具有天下為公的精神，不能夠偏私某一個人。
後面還舉例來說明，「桓公行公去私惡」。開始的時候，齊桓公具有公天下的心，希望造福天下國家，所以他對仇敵都能夠包容，還重用了管仲。所以能夠團結天下，成為五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這都是因為他有公心才做到的。到後來，後來就變了，所以這裡邊講「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成為五霸之首。後來他「行私阿所愛……而蟲出於戶」，後來他有了私欲，任用自己所寵愛的人，結果用了易牙、豎刁、開方等等這樣的小人，結果自己死了六十多天，蟲子都跑了出來，還不得安葬，導致了死無葬身之地的悲哀。齊桓公一生前後截然相反的結局，都是因為他的存心不同而導致的。
所以最後得了結論，「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人年少的時候，你看小孩的時候，他比較純潔，天真無邪，比較憨直，這個「愚」就是憨厚正直的意思，想法也很單純。但是長大之後，受到社會一些不良風氣的影響，比較會耍小聰明了，所以說「其長也智」。但是如果把聰明用於謀取私利，就會聰明反被聰明誤。所以「不若愚而用公」，不如保持自己的純樸、善良、憨直，處處公心，為人著想，所以事業反而能夠做得好、做得長遠。我們看現在的人聰明，確實比起古人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企業的壽命卻愈來愈短。中國歷史上的老字號，少則上百年，多則上千年，經久不衰，而現在世界五百強的企業，平均壽命就是四十到五十年，可以說是說垮就垮。你說到底哪一個更聰明？
所以你看，中國人這句話說得特別地有味道，「聰明反被聰明誤」。小聰明沒有大智慧，把小聰明用於謀取私利、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上，結果怎麼樣？都是貽誤了大事，誤人誤己、害人害己。所以古聖先賢的這些教誨我們要常聽，而且拿著這個去比照歷史和現實的諸多案例，我們就知道古聖先賢的教誨的確是真實不虛，能夠禁得起歷史的驗證。
我們再看下一句，二百零三：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九《傅子》。
能通達天下人心意的，最重要的在於大公無私。能做到大公無私的人，最重要的是沒有猜忌之心，念念利益天下人民。
『能通天下之志者』，這個「志」就是心之所之，也就是他心裡的願望，也就是心意。天下人的心願是什麼？那就是人人都希求幸福美滿的人生。他有公心，他就能夠感通老百姓人生、家庭的需要，知道老百姓在想什麼，從而使得自己的政治都符合老百姓的需要。『莫大乎至公』，這個「至公」就是極其公平。能夠極其公平，就能夠和天下人同心。而能做到極其公平，這裡邊有一個重點、有一個關鍵，所以這個「要」就是很重要的關鍵所在。這個關鍵在哪裡？就是自身沒有猜忌的心、沒有嫉妒之心。我們知道國君治理天下，不可能是他一個人去治理，他一定要任用一些幹部、任用一些臣子。怎麼樣領導整個朝廷的臣子？如果他有嫉妒心，他不可能重用德才兼備的人；如果他有猜忌心，這個臣子也不敢對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要有公心，要想利益天下的人，還要從君主自身的修身做起、格物做起，否則的話，他的嫉妒心、猜忌的心一上來，天下不可能治理好，也不可能感召志士仁人來一起效忠於他。
我們看歷史上的唐太宗，為什麼能夠成就貞觀之治的一代盛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夠欣賞、重用、信任魏徵等等大臣，這些大臣雖然德才兼備，能力都超出於唐太宗，但是他能夠用之不疑。相反你看其他的朝代，像范仲淹這樣的聖哲人，都會被貶到他方，甚至還有功臣被殺的。所以你看，這些結果都是因為君王的猜忌之心、忌妒之心所導致的。
我們看下面接著講，「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只有君主沒有私心，念念想著利益天下的蒼生，身邊的人才會很安定，因為他們知道君主不會嫉妒、猜疑自己，還會重用他，聽他的諫言；遠方的人也會歸附，因為君主能夠任用這些公正的人。
「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是非曲直都有正確的標準，所以能夠贏得天下人的信任。「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唯有做到沒有忌妒心、猜忌之心，才會使得向他進諫的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怕因為自己的言語過於耿直而得罪他。進諫完之後離開了，也不怕別人說他的壞話。所以這樣一來，他治國的大道很安定，小人也不敢進讒言。所以「浸潤之譖，不敢干也」，這個讒言、流言蜚語都不能夠冒犯。
後面說，在《虞書》中還講道，「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這是形容這些聖王在世的時候，能夠廣開言路、虛心納諫，所以天下之人從四面八方雲集而來。來幹嘛？來為君主提建議。「明四目，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聽矣。」因為這個君主能夠廣泛地接納眾人的意見，所以眾人所看、所聽的，他能夠虛心地去接受，進而做出正確的判斷，這樣就能夠政通人和，下情而上達。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這裡邊講，江海之所以能夠匯聚百谷，能夠匯聚各種各樣的河流，就是因為他能夠低下、能夠謙卑，所有人的意見他都能夠接受，就像這些河流都能夠流進百谷，不會被截斷，所以很多重要的情況、好的諫言都能夠被接受。「苟有所逆，眾流之不至者多矣」，假如他不高興，有猜疑之心，亂發脾氣，這樣，很多好的建議就不能夠流進來了。所以「眾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很多的河流都流不進來了，它就不能夠成為江海。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他有為公的心，他做出來的事情、制定出來的政策制度，一定也是符合公平、公道。下面還舉了一些例子，「丹朱、商均，子也」，「丹朱」是堯帝的兒子，「商均」是舜王的兒子。「不肖」，他們不夠賢德，所以「堯舜黜之」，所以堯舜沒有選他們做天子接替自己的位置，而是選了賢德之人。譬如說堯選了舜，舜選用了禹，讓天下之人得到明君。這都是從公心做出的舉動。
「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管叔、蔡叔作亂，對天下的安危造成影響，這個時候周公要安定天下，在這種情況下，聖賢人就必須選擇公心，所以把管叔、蔡叔給誅殺了。
「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如果真的做了不善的事情，即使是自己的至親，也不能夠用私心去縱容他們、赦免他們。「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這樣他們對於天下就沒有私心。「鯀亂政，舜殛之」，大禹的父親鯀，他沒有承擔好自己的責任，所以被判刑。但是他的兒子禹，「禹聖明，舉用之」，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而且他很會治理朝政，非常地聖明，所以對他也沒有嫌隙，仍然重用他。「戮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你看這些聖王他出於公心，雖然把他的父親判刑，給以刑罰的處分，但是他的兒子賢明，仍然重用他，沒有忌心。正是因為他們做出這樣的行為，這樣公正，所以天下的人對他們也沒有絲毫的懷疑。所以君王不懷疑大臣，臣子和老百姓也不懷疑君王，整個天下人，人與人之間都非常地信任，沒有猜忌之心，這樣的時候天下就能治理得好，天下人也非常地和樂。
我們再看下一句，二百零四：
【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明分職。序事業。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八《孫卿子》。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為人君者，愛護人民就可以使人心安定，喜好親近賢士就能使國家興盛，這兩者一項都沒有就會敗亡。明確各部門掌管的職務，依據事情的輕重緩急來安排工作，選拔賢才，任用有能力的人為官，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條，那麼為公家效忠的道路就會暢通，而行私請託的門徑就會被杜絕；為公義的風氣能彰顯，而個人謀私的事能止息。這樣一來，品德淳厚的人得到任用，奸佞諂媚的人受到遏止；貪圖利益的人被辭退，廉潔奉公的人得到重用。
這句話在《群書治要．孫卿子》，也就是《荀子》中，告訴我們，做君主的人一定要把兩件事做好，第一就是『愛民』，第二就是『好士』。「愛民」就是告訴我們要把人民當作是國家的根本。在《孫卿子》中有這樣一段話，來論述愛民的重要性：「有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擁有國家的君主，不能夠愛民、不能夠利益人民，而期求人民欽服自己、愛戴自己，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人們不欽服你、不愛戴你，還期求人民為自己所使用，能夠為自己效死，這也是不可能的。「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人民不能為自己所使用，也不會為自己效死，而期求兵力的強勁、城池的堅固，也是不可能的。「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兵不強勁，城池不堅固，而期求敵人不來侵犯，也是不可能的。外敵都是看到這個國家有機可乘才會發起戰爭，如果看到這個國家上下齊心協力，防備很堅固，他也不會輕易就挑起戰爭。「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敵兵來了，而期求沒有危險，不被削弱、不被滅亡，這也是不可能的。「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所以君主想要國家富強、穩固、安樂，就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對人民的態度。
《孟子》上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如果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然也包括人民，當作是手足一樣加以關愛、加以愛戴，人民、被領導者就會對領導者像心腹一樣加以重視、加以關愛。「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牛做馬地來使喚，結果老百姓也會把國君當成是一般的國人、一般的陌生人一樣對待，沒有更多的親密。更有甚者，「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成是泥土和小草一樣的低賤、不值錢，可以隨意地踐踏，老百姓就會把君主，被領導者就會把領導者當成是仇敵一樣加以痛恨。所以你看，君主對人民的態度決定了人民對君主的態度。
所以下面講：「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如果你想使下屬都欽服，使人民都團結一致，和自己一條心，那你就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的政事辦得如何，你的政策制度是不是有利於人民、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如果你想修明政治，使國家美善，最好的辦法就是求得德才兼備的人來輔佐自己，幫助你治理朝政。
由此，荀子就得出了這一個結論，『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作為國家君主的人，因為愛民而安定，因為喜歡德才兼備的人而榮耀，如果這兩者一個都不具備了，這個國家就會滅亡。
這一段的論述邏輯非常地清晰，最後給你得出的結論是，君主一定要「愛民而安，好士而榮」。這個「好士」就是喜歡德才兼備的人。下面就講具體應該怎樣做。
『明分職』，「分職」就是分掌的職務，也就是我們要講求分工，把這個職位的職責都明確，讓官員能夠分治其事，明確各部門掌管的職務。『序事業』，就是把事情的輕重緩急給它排一個次序，按照事情的輕重緩急來安排工作，不能夠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後面，而把不重要的事情擺在前面，這樣就會本末倒置。『拔材官能』，也就是要選拔賢才，任用有能力的人為官。要做到「拔材官能」，前面我們講了，這個君主、領導者必須沒有猜忌之心，做到用人不疑。
『莫不治理』，就是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條，沒有不得到治理的。『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這樣為公家效忠的道路就會暢通無阻，而行私請託的門徑就會被杜絕了。『公義明而私事息矣』，為公這樣的風氣就會彰顯，而為個人謀私的事情就會止息了。
『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這樣做了之後，品德淳厚的人就得到重用，而諂媚奸佞的人受到遏止，不會重用諂媚巴結的人。「貪利者退」，貪圖利益的人就被辭退了，「廉節者起」，廉潔奉公的人受到重用。這個都是喜好賢士的結果。
在《說苑》上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講的是齊宣王的故事。齊宣王到社山來打獵，老百姓聽說了，都趕快過來慰勞他。齊宣王看了很高興，就賜令百姓父老可以免收租稅。老百姓一聽都非常地歡喜，紛紛地拜謝，只有一位老人家閭丘先生沒有拜謝。齊宣王看了之後就說：「可能我的封賞不夠豐厚，大家嫌我封賜得太少了，那麼我再賜令百姓父老不用去服徭役。」大家聽了之後更加歡喜，又紛紛地拜謝大王的恩典，但是閭丘先生還是沒有拜謝。齊宣王就問他：「先生是不是覺得我有什麼過失，所以兩次都沒有拜謝？」閭丘先生說：「我聽說大王到此遊獵，所以特地來拜見大王。為什麼來拜見大王？我希望從大王那裡得到長壽，希望從大王那裡得到富裕，還希望從大王那裡得到尊貴。」
齊宣王一聽這話，可能覺得這個老人家太貪心了，於是他就說：「人死生有命，人的生死都是有定數的，天會定時地奪去人的壽命，我也沒有辦法讓你長壽。雖然我的倉廩府庫很充實，但是那是用來防備不時之需的，也不能夠讓你富裕。我們國家大的官職沒有缺額，小的官位又太卑賤，所以也沒有辦法讓你富貴。」齊宣王很委婉地把這個老人家給拒絕了，意思是說，我沒有辦法讓你得到長壽，沒有辦法讓你富裕，也沒有辦法讓你尊貴。閭丘先生一聽，知道齊宣王誤會了自己的意思，所以他就說：「願大王選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他說我希望的不是這些，我希望的是您能選拔那些有德行的人來做官吏，讓他的法度、制度公平合理，這樣我就可以稍微得到長壽了。意思是說，我不會無緣無故地被抓去判刑，這樣我不就可以稍得長壽了嗎？
「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賑濟百姓要適時，不要有事沒事地隨便煩擾百姓，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少許地得到富裕了。遇到災荒的時候，能夠開倉賑濟百姓，讓百姓能夠適時地得到糧食、衣服等等急需的東西，還不要經常地騷擾百姓，這樣的話他就可以得到富裕了。
「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還希望您再發布一個命令，命令什麼？命令年少的人都要尊敬年長的人，廣布教化，興起孝悌之風，這樣作為年老的我就可以稍微地得到尊貴了。你看這個老人家對國家這個時事看得很清楚，他不是自私自利、有貪心，而是希望齊宣王能任用這些好的官吏，實行好的政策，這樣老百姓都能夠受到實際的利益。
最後閭丘先生又說，如果您讓我們不交田租，也不去服徭役，倉廩必然會空虛，國家也沒有可指使的人了，這本來就不是我所希望的。你看，閭丘先生雖然是一介布衣，一個平頭百姓，但是他看問題思慮非常深遠，不是只看到眼前的蠅頭小利，不是只想到自己的自私自利，而是從整個國家的治理、前途命運來考慮。齊宣王聽了這樣的話也非常地讚歎，稱許他說：「你說得太好了！」
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真正的愛民如子，就應該選擇委任那些德才兼備的人來做官，這樣的話，百姓才能夠真正得到長壽、富裕和尊貴。
所以愛民而安，好士而榮，這兩者是治國的最根本的兩個原則。既然愛民，就必然會選擇德才兼備的人來做官，這樣才能給百姓帶來真實的利益；而德才兼備的人來做官，他也必然會提醒、勸告君主，要愛民如子、視民如傷，要勸導君主實施那些有利於百姓的政策。所以這兩者它也是密切相關的。
我們今天就先學習到這裡，我們下一次再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