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諸位朋友、諸位同學，大家好。我們今天繼續學習《群書治要》，請看第一百九十條：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九《論語》。
這個「說」字，古註同喜悅的悅是相通的；另外一種含義就是當說話的說講。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君子容易事奉而難以取悅，因為取悅君子而不合道理，君子不悅，所以說『難悅』。譬如說你去給他送禮、行賄，雖然是給他送禮，但是他也不會高興。至於君子用人，則量其能力而使他發揮特長，不求全責備，所以容易事奉。而小人恰恰相反，容易取悅而難以事奉，因為你取悅小人雖不合道理，小人也會喜悅，所以說是『易悅』。至於小人用人的時候，則是求全責備，因此很難事奉。這個是當悅字講。
在毛西河那裡他認為，漢儒對「說」字還有另外一種解法，這個「說」字就當言說的說的意思，並且還進行了引證。「君子厚重緘默，不輕說人長短。苟於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絕無苛求。小人相對喋喋然，議論蠭發，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而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君子厚重緘默」，君子人一般都很厚道、穩重，所以沉默寡言，不輕易說人的長短。像《弟子規》上就說：「彼說長，此說短，不關己，莫閒管。」君子人他不議論別人的是非，所以顯得沉默寡言。在《易經》上也說：「吉人寡言語。」吉人言語比較少。
「苟於義分不宜說」，如果不是出於道義就不應該去說，他不會張家長、李家短，說的不符合道義的話很多。「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你和他相對坐了一天，他也沒說一個字，「似乎深沉不可測」，看起來這個人好像深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絕無苛求」，但是他在用人的時侯，卻平易近人，沒有苛刻的要求。小人與此相反，「小人相對喋喋然，議論蠭發，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小人相對而言就是喋喋不休，經常發很多的議論，不是屬於他的道義或者他的本分責任所應該說的，他仍然去說、去議論。「而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一旦在他用人的時侯，就是求全責備、非常地苛刻。這個就是把「說」當作言說的意思。
這就是說明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君子易事而難悅也』，就是說君子人辦事容易，不瑣碎，辦好了不用說，他會讚歎你，即使你辦不好他也能夠原諒你，所以是「易事而難悅」。但是君子說話難，難在何處？如果你說的都是阿諛奉承、諂媚巴結的話，這個都不可靠，君子也不愛聽。但是可以就事說事，今天這個事好就是好，這件事壞就是壞，不可一言定終生，不能隨便說人，為什麼？
『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如果說人都是不符合道義的，都是零碎的小事，這就可以少談。『及其使人也，器之』，在用人的時候，這個人夠上什麼材料，就讓他做什麼事，做完就行了。若是他能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不再做別的事也不責備他。這說明君子在使用人的時侯是量才使用，而且不求全責備，非常地寬容。
『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小人恰恰相反，與他共同辦事很難，侍候不了他，他必須找全才。但是，哪裡有全才可找？所以小人很難共事，但是小人易說，見面不是張家長就是李家短，都是說是非，所以不聽也罷。
古人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你喜歡聽別人說是非，你就對人有成見了，往往把好人看成了壞人，把壞人看成了好人，這個就錯了。所以使用人不可以求全責備，只要他把本分的職務做到了就算好，這一點是我們值得學習的。
這章這裡邊的「說」字，雪公建議，在講解的時侯，可以兩種意思並存，但是讀的時侯還是給它讀作悅。
下面一句，一百九十一：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這句話也是出自《群書治要》卷九《論語》。
這個『鄙夫』就是既沒有學問又沒有知識的人，所見不廣，又沒有德行，他貪圖名利、行為卑鄙，所以把他稱為「鄙夫」。孔子先提疑問，『鄙夫可與事君也哉？』「事君」，就是指可以出來事奉君主、事奉元首做大官。「也哉？」可以嗎？可以出來替國家辦事嗎？
讀書是為了什麼，我們要明白。用古人的話來說，讀書志在聖賢，目的就是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必須為社會、為國家、為人民辦事，只要念過書的人都懂得這個道理，不會辦事就變成書呆子了。所以讀書明理，志在辦事。要走上社會的人都要先問問自己，有德才嗎？願意為人民犧牲一切嗎？如果既有才德，又有願意為天下人服務的精神，那就可以出來兼濟天下、利益天下的蒼生。如果只是有錢，或者出來辦事只是為了錢、為了一己私利，那就會誤盡蒼生。譬如說我們現在社會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貪污腐敗現象？就是因為我們把讀書志在聖賢變成了讀書志在賺錢，讀書的目的和古人不一樣了，所以有了權力之後，就是想方設法地去升官發財、謀取私利。
我們看一看，如果當老師的一心為了賺錢，這個老師也就不像以往那麼受人尊敬了。在傳統社會，當老師的人特別受人尊重，因為他看到這個學生家境很貧寒，繳不起學費，但是非常地刻苦，也有服務天下的這種用心，這個老師就願意教導他，甚至不收他的學費，還貼補他的生活費用。所以老師他志在為國家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所以怎麼樣？雖然自己沒有多少財富，但是備受社會大眾的尊重。但是現在的老師和以前老師的存心也不同了，很多老師在課堂上該教的內容不去教，為什麼？都留待補習班去教，而這個補習班的收費非常地高，為了是多得一些鐘點費。老師為了謀取財富而去教書，所以老師不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也就不像以往那麼受大眾尊重了。
與教師相類似的就是醫生，古代的醫生只要聽到有人敲門，他不管是夜半三更，他也會立刻起身，拿起藥箱就出門去看病。他也不會問這個病人家境，富裕也好、貧寒也好，首先把他的病治好。如果這個病人家境貧寒，掏不起醫藥費，他也會免費地給他出一些中藥，免收他的醫藥費。所以醫生也是以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為目的，所以也備受社會大眾的尊重。
如果官員、教師、醫生出來做事的目的只是為了錢，那我們想一想，這個社會的問題會是多麼嚴重。所以《孟子》上有一句話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為什麼社會出現了這麼多的社會問題？就是因為從上面的領導者到底下的老百姓都是交相地爭奪利益，這個社會就危險了。所以不能夠唯利是圖。
孔老夫子提出這個問題之後，就進行了解答，這種人不可以事君。「鄙夫可與事君也哉？」皇侃的註疏說：「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這個意思就是說，不可與鄙夫共同事君。這是一種解法。另一種解釋是王引之《經傳釋詞》中的解釋，他把「可與」的 「與」字解釋為「以」，並且進行了引證。意思是什麼？意思就是沒有品性的人確實不可以幹政治。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的註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這種類似的說法，譬如說韓愈的「敢將衰朽惜殘年」，這個「敢」，意思就是不敢的意思。鄙夫為得到名位利祿而來做事，尚沒有得到的時候唯恐得不到，為了求得財色名利而不擇手段。『既得之，患失之』，得到了名位利祿之後，他又恐怕失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康成的註解：「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
易得易失，終日是自私自利，為自己打算，這種人是鄙夫。這種患得患失的鄙夫，可為貪圖個人名利，未得到名利的時候，就想盡一切辦法來得到，只要有所得，不論來路明與不明，不論手段合不合道義，他都一概不管，甚至殺人放火、奸盜邪淫，只要有利的什麼都可以幹。既得到了這些財色名利之後，又想盡方法保證不丟失財色名利。這種人可以為國家辦事嗎？有意要從政的人，讀了這一章，要反省自己。
我們看這裡，「既得之，患失之」，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是因為什麼？因為他起心動念都是考慮自己的私利，這樣的人怎麼能夠福國利民？所以古人教導人要見得思義、見利思義。看到獲得、利益現前的時候，首先要想它符不符合道義，如果不符合，那是萬萬不能得的。這是我們講的這一句。
我們看第三個部分，「任使」。第一百九十二條：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這句話也是出自《群書治要》卷九《論語》。這個『服』就是信服、佩服的意思。『直』就是指公平正直的人。『枉』就是邪曲不正直。
魯哀公來向孔子請教，如何才能夠使百姓信服？怎麼樣做才能夠讓人民對國君心服口服、擁戴國君？魯哀公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問題？因為當時魯國長期以來是由三家執政，哪三家？就是孟孫氏、季孫氏還有叔孫氏三家大夫把持朝政，魯國的國君實際上是名存實亡。這個時候魯哀公很不得意，所以向孔子提出了這個問題。孔子的回答講的是「舉錯之道」。
『舉直錯諸枉』也是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東漢包咸的註解，他說：「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也就是說，要舉薦正直之人並且任用他，而捨置邪枉自私之人，人們都會得到利益，所以才會心悅誠服來擁戴國君。如果相反，舉用的都是邪曲不正之人、自私自利之人，而捨置了正直之人，人們就會深受其害，人們就會不服氣。這是一般的講法。這個講法就是告訴我們要舉用正直之人，而不能夠用自私自利的、邪曲不正的人，就是要徹底把邪曲不正的人廢置不用。這是第一種講法。
另外一種講法，這個「錯諸」的 「諸」是「之於」二字的合音字，「諸」的意思就是「之於」。譬如說我們說「反求諸己」，什麼意思？就是反之於自己，反求之於自己。所以「錯諸」就是放置在，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把正直之人舉薦出來，放置在邪曲不正的人之上。這個意思就是說，仍然用邪曲不正的小人，但是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由君子來控制他、引導他、教育他，這樣才不會對百姓造成大的傷害。
在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中他認為，「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民所以服」。他認為把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曲不正的、自私自利的人之上，這時人民仍然還是心悅誠服的；如果相反，把邪曲不正的人舉薦出來，放在了正直的人之上，那麼人民就不會服氣。這個意思就是說仍然要用小人，但是要把他放置在君子人之下，這樣的話他受制於在上的君子，不能夠隨意地作惡，人民也不會受到他的傷害，這個時候人民也是會心悅誠服。
在《論語講要》中，雪公認為這種講法比較好，因為這種講法和孔老夫子所提出的「尊賢而容眾」這個意思相合。也就是既要尊重推崇賢德的人，但是對於小人也不能夠完全的捨棄，還應該去寬容、引導、教育他。
我們把這句話和《論語．顏淵篇》上的一段對話合起來談，這個意思就更加地明顯了。《論語．顏淵篇》上記載，樊遲來問孔老夫子什麼是仁？什麼是智？孔老夫子這段對話，就能夠把這個意思看得更加鮮明。「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來請教孔子什麼是仁，孔子回答了兩個字，那就是「愛人」。愛什麼人？當然是愛一切人，即使是小人、邪曲不正的人也包括在其中，當然愛的方式是不一樣的，要引導他、教育他，也要把他放置在正人君子之下。「問知」，問什麼是智？孔老夫子也回答了兩個字，「知人」。所以中國人有句話說：「自知者明，知人者智」。
「樊遲未達」，樊遲沒有明白孔子這個話的意思，孔老夫子就給他進一步解釋，「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如果你把正直的人、正人君子舉薦出來，放置在小人之上，使這個小人受制於君子，這個時候小人也會受到君子的教導和影響，潛移默化地也逐漸變成了君子，這就叫「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告訴我們，小人也不能夠完全捨棄不用，只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受到君子人的教誨和引導，仍然是可以教得好的。所以《三字經》開篇就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
所以君子和小人的區別何在？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區別，其實就是一個是受了聖賢教誨的人，而另一個是沒有受到良好的聖賢教誨薰陶的人，他受到的是社會不良環境的影響，久而久之就把自己本有的善性給蒙蔽了。所以孟子也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說我們做學問提高自己修行、德行的方法和途徑，沒有什麼奧妙的，只不過是把自己放逸的心或者是丟失了的心給它找回來罷了。正是因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們要相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要有這種信心。
所以，「舉直錯諸枉」之所以意義重大，就是因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人的德行，就是在位者的德行像風一樣，在下位者，一般百姓的德行像草一樣，「草上之風，必偃」，這個風向哪邊吹，草自然就向哪邊倒。所以舉直，也就是把公平正直的人舉薦出來做領導，這是使國家得以治理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我們現代社會引導國家社會走向的，不僅僅是從政的領導者，而且還包含了各種媒體的領導者。特別是現在網際、網路、電視、媒體、廣播都非常地發達，如果我們的導演、製片人、記者，包括主持人等等，全都是正人君子，都是正直的人，他們播放的內容是什麼？自自然然地會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為主要內容，傳播正能量，社會大眾也自自然然地會受到好的影響，這個社會風氣就會正。相反，如果這些導演、製片人、主持人、記者等等，都是唯利是圖，他做不做這個節目，上不上這個內容，都以收視率的高低為標準，能賺多少錢為標準，那很可能把這些暴力的、色情的、殺盜淫妄的、吸引眼球的內容全都搬上了螢幕，這個時候整個社會的風氣也就變得烏煙瘴氣了。所以決定著這個現代社會道德風氣、甚至前途命運的有兩種人：一種人就是國家的領導者，另一種人就是媒體的領導者、工作者。所以這些媒體的工作者，特別應該選用那些正直無私的人，這樣才能夠使社會走向正路。
這個直的標準是什麼？什麼樣的人才能稱得上是正直之人？這個直，首先要以孝廉為前提。我們看在《論語》上記載著這樣一個對話，葉公來見孔子，對他說：「我們鄉里有一個直人，這個直人叫躬，他的直表現在什麼地方？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這個偷人家的羊不是主動地去偷，就是別人家的羊跑到他們家來了，他就順便把這個羊獲取了、佔有了。結果他作為兒子，就去證明他父親盜了別人家的羊」。葉公認為這個兒子是一個直人。但是孔子聽了之後怎麼說的？他說：「我們鄉里的直人與此不同，為什麼不同？他說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這個直就在父子互為隱瞞之中了。」所以他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這件事告訴我們，證明父親攘羊，證明這個父親偷羊，這件事情看起來是一件正直的事，但是實際上它是違背了人倫，違背了人之常情，違背了天理。因為父子有親，這是一種自然的親情，這是一種人之常情，而父子之倫也被稱為天倫，這個天倫就不是人為制定的，是自然而然地倫常大道。仁愛之心從哪裡培養起來？仁愛之心的原點就是對父母的孝敬，所以仁愛之心是從對父母的愛心培養起來的。所以孔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這個躬去證明父親偷了人家的羊，這個事情表面看起來是正直的，但是實際上卻違背了天倫之理，所以其中有詐，實在是不可取。而父子互相隱瞞，這是一種天然的人之常情，出於天然的人倫大道。所以父子有親，事看起來好像似乎不正直，但是它的理是非常直的。所以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父子有親是天性，要順著人的天性去教導人，才能夠把人教導好，才是合情合理的教育。
所以古人他判斷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要同時考慮三個因素，那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它不僅僅是符合法律的，它還要符合天理、符合人情，這樣才能夠讓人心服口服，所以這個法背後的精神也是天然的人倫之道。也就是說，這個法律的設置，都應該以幫助人達到父子有親為目的，不能夠引導父子反目成仇。就像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兒女可以去批鬥父母，學生可以去揪鬥老師，這個最親近的人、最信任的關係都被破壞了。它的結果是什麼？它的結果就是一直到今天，很多經過文革的人，連他最親近的兒女都不能夠信任，不能夠完全信任。那是什麼原因？那就是因為我們在文革的時候，連我們最親近的人、最值得信任的人，都可以把我們送上批鬥台，請問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誰值得真正信任？
所以這個直它要以孝為前提，如果父子不相隱諱就會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為直哉？」所以正直也必須以孝為前提。當然，並不是說做父親的做這樣的事，兒子就可以去慫恿他、包庇他，而是說父親做了這樣的事，雖然錯了，兒子有勸諫的義務，但是去揭發他、指正他的那個人不應該是兒子，因為這有損父子之親。這個就是講孝是直的前提。
剛才我們講到了孝廉，這個廉就是指廉正、剛直不阿，所以這個直還有剛直的意思。古代的皇帝他都喜歡用剛直不阿的人，當然我們是說開明的皇帝。為什麼？因為這樣才能夠使法律嚴明，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還有這個直它有忠直的意思，也就是能夠犯顏直諫的人，這樣的人也被稱為直。在《呂氏春秋》上說：「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賢明的君主最看重的是什麼？賢明的君主看中的不是金銀財富、土地等等，他最看重的是賢士，賢德的人才。那他為什麼要看重這些賢德的人才？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賢才能夠犯顏直諫，他看到這個國家有問題了、這個團隊有問題了，能夠及時地糾正，向領導者通報，這樣能夠使下情上達。
在《漢書》中有一個直諫君主的故事，這個故事講的就是周昌，他也是沛縣的人，和漢高祖是同鄉，當時周昌任御史大夫，他為人堅忍而有毅力，敢於直言，就是像蕭何、曹參這樣的人在這些方面都比不上他。有一次，周昌在漢高祖休息的時候進宮稟報事情，這個時候皇帝正在摟著戚夫人，周昌看了之後轉身就跑，漢高祖就過去追上他把他抓住，騎在周昌的脖子上問：「我是什麼樣的君主？」周昌就昂著頭說：「陛下是像桀紂一樣的君主。」漢高祖就笑了，但是從此以後更加地畏懼周昌。到了高帝想要廢掉太子的時候，群臣也都來勸諫，漢高祖都沒有聽從。周昌他在朝廷上爭辯得最厲害，漢高祖就問，為什麼不能夠廢掉太子。周昌這個人本來就有口吃的毛病，又在盛怒之下，他就說：「我嘴上說不出來，可是我心裡知道這不行，陛下要廢除太子，臣肯定肯定是不能聽從命令的。」所以這個故事就稱為「周昌期期敢直言」。他的這種表現也讓漢高祖欣然而笑，太子的地位也得以穩固了。
所以你看這些古代的忠臣，他們都能夠把實情告訴給皇帝，為了使皇帝改變自己錯誤的做法，不惜犯顏直諫，並不擔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職位不保等等，完全是一片公心，沒有自私自利。所以這個就是忠直之人。
還有一種直，叫正直。怎麼樣才能做到正直？只有學道才能夠做到正。所以在《呂氏春秋》上就說，古代的這些君主都希望有忠臣，父親都希望有孝子，作為臣子的也都希望能夠得到高官厚祿，但是為什麼人們往往得不到他們所希望的？也就是君主得不到忠臣，父親得不到孝子，而臣子也得不到高官厚祿，為什麼？因為往往半途而廢，鋃鐺入獄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不知禮義，而不知禮義的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沒有人教導，沒有人教導所以才不知道禮義。所以古人對於那些講道之人特別地尊崇，尊師才能夠重道，所以對這些講道德的人給以特別地重視。
我們現在為什麼整個社會風氣不是很好？就是因為整個社會對於那些講道德的人不尊重了。對什麼特別尊重？特別尊重有權位的、有財富的人。如果有財富的人最受尊重，大家會怎麼樣？當然大家都會爭相去賺錢。所以你看現在的大學生都以能夠找到一個薪水很高的工作為榮，一個人成功的標誌就是自己賺了多少錢。古人讀書是為了成聖成賢，而今人讀書是為了賺更多的錢。我們社會都以一個人的財富多少作為成功的標誌，這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那就會促使人們爭先恐後地去賺錢，為了獲得財富而不擇手段，甚至還會出現笑貧不笑娼的現象。所以這個社會為什麼道德淪喪、為什麼五倫關係都紊亂？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我們不重視這些正直之人來教導百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所以社會風氣敗壞它是有原因的。原因在哪裡？因為我們對金錢的崇拜滲透到各個角落。譬如說我們去坐飛機，經常聽到在機場有這樣的招呼：「請頭等艙和公務艙的人先行登機」。你看為什麼他有優先權？因為他有錢，所以有錢的人有優先權，受到尊重，這樣就會促使整個社會的人都去幹什麼？都爭相地去賺錢，不擇手段。
所以古人他是重德不重財，而現在人是重財不重德。如果我們社會能夠把那些德才兼備的人選出來，到電視台、廣播等等，去宣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而且讓國家領導人帶頭來學習，那我們想一想，整個社會會興起什麼樣的風氣？大家一看國家領導人都來學習傳統文化，學習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對於這個講道德的人、有道之人，身體力行聖賢教誨的人如此地敬重，那上行而下效，整個社會也興起了尊崇道德之風。所以你看清朝為什麼能夠有盛世出現？康乾盛世，就是因為在康乾盛世的時候，皇帝親自禮請儒釋道的大德到宮廷裡去講經，甚至把他們聘為國師，皇帝帶著文武百官親自來聽他們講經。對這些儒釋道的大德以尊師之禮來崇敬，這樣上行下效，整個社會興起了道德教化之風，所以才出現了盛世。
你看在歷史上朝代更替，三到五年之間，因為興起了道德的教化，三、五年之後就從亂世變成了治世，天下太平、國泰民安。什麼原因？那就是因為有禮樂的教育，重視倫理道德的教化。如果我們向古人學習，特別是利用現代發達的網路、廣播、電視、媒體等工具，來宣講傳統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相信在一、二年之內就可以使社會風氣大為改觀。這個講要用正直之人。這幾個標準就是告訴領導者，在選人、用人的時候，應該怎樣去選人，應該任用什麼樣的人。
雖然「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個道理很簡單，很容易理解，因為上行而下效。那為什麼在現實生活中「舉直」卻這麼難？為什麼正直的人往往不受重用？這個難難在何處？
第一個原因，就是舉薦者，也就是他在任用人才的時候沒有知人之明，他很可能被那些看似善良的人、看似有德的人、看似忠正的人給蒙蔽了。因為很多人很會說話，話說得很好聽，但是怎麼樣？做起來和他說的不一致，這就是孔老夫子說的「巧言令色，鮮矣仁」。其實很多特別能幹事的人，他卻不怎麼能說，沒有什麼口才，而實際上在一個團隊中最能幹事的往往是這些人。如果領導者缺乏知人之明，只看這個人怎麼說，那往往把真正的人才給遺漏了。
第二個原因，就是領導者自己是不是一個賢德之人。為什麼？因為如果領導者自己私心很重、貪欲很重，小人就會利用他的貪欲來滿足他的私心。結果怎麼樣？結果這些小人受寵了，就不可能把真正正直的人再舉薦出來。所以在蕅益大師的《論語點睛》中，最後說了一句這樣的話：「惟格物誠意之仁人，為能舉直錯枉，可見民之服與不服，全由己之公私，不可求之於民也。」這句話說得特別好，意思是說只有真正做到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仁人，才能夠做到「舉直錯諸枉」。也就是說，民眾服與不服的根本在哪裡？在於你自己有沒有公心，是公正無私，還是自私自利，充滿了私欲？「不可以求之於民」，不可以一味地想讓人民服從你，要求人民服從你，這個「服」一定是心服而不是口服。所以你看《弟子規》上說得多好，「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所以領導者要能做到公正無私，不要舉薦那些和自己關係親密的人，舉薦那些和我送禮的人，或者是滿足我的私欲的人，這樣才能夠讓民眾心悅誠服，不能夠因為私心而放棄了公義。
所以在《群書治要》上也說：「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這個「仁者」就是有仁德之心的人，他在領導的位置上，他自自然然地會感召有仁愛之心的人從遠方慕名而來。講道義的人在朝中為官，他也會自自然然地感召道義之人從遠方而來，他和你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業辦好。這個就是《易經》上講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就是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個道理很簡單，但是難就難在領導者自己能不能夠克服私心，如果領導者自己的私欲克服不了，是不能夠做到舉直錯諸枉的。
所以你看《大學》上說：「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個順序不能夠顛倒。「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從哪裡修起？就是從格物來修起，克服、克除自己的私欲。如果自己的私欲克服不了，你不可能真正舉用正直公正的人。這個是我們講的這一句話。
一百九十三：
【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二十二《後漢書二》。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天下最重要的職位就『在於尚書』，尚書的選拔豈能不重視？然而現任尚書大多是從郎官提升上來的，儘管他們通曉文法、善於應對，但這只是小聰明，大多沒有辦大事的能力。因此應當選拔那些做過州官，而且素有名聲的人來任職，他們應對雖然遲緩，有時比不上別人，但他們一心向著國家，忠於職守而且辦事周密。
天下最重要的職位「在於尚書」。這個「樞」就是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位置，『樞要』。這個「尚書」，用我們現在話來說就是部長級的幹部。『尚書之選，豈可不重』，所以尚書的選拔怎麼可以不慎重？譬如說一個民政部要管理整個國家老百姓的生活，如果用錯了人，影響的是千千萬萬的人民。再譬如教育部，如果用錯了人，會影響整個民族的素質，教育的水平，教育政策的對錯。所以這裡就講到選拔尚書，往往比較多是『從郎官，超升此位』，這個「郎官」就是副部長，通常都是把副部長提升上來當部長。這有什麼弊端？這個郎官雖然『曉習文法』，他很通曉這個部門的事務，包含這些文件的往來，應對回答問題等等，譬如說起草一個文件報告，寫一個領導的發言稿，甚至於答記者問等等，他都能夠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但是這些只是小聰明，或者說是紙上談兵，大多沒有辦大事的能力。做副職的往往能夠體會領導的心意，他配合部長工作配合得也很好，部長安排他去工作，他也會盡心盡力地去完成，用得也很順手，這個時候，這個部長可能就會比較喜歡這個副部長。等他要推薦候選人的時候，後繼的人才的時候，他可能就會推薦這個跟他配合得很好的人，但是這是出於情感的考慮。他配合得挺好，但是很可能只適合於輔助性的工作，假如要推薦他做部長，那很可能有很多事情要他拿決斷，就要考慮他做事有沒有魄力，有沒有領導的素質和決斷的能力。所以每個人的才質是不一樣的，推薦不能夠憑情感去判斷，要理性的、慎重地去評估。
應該選擇什麼樣的人？這裡邊說，『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這個「簡」就是挑選、揀選的意思。因為這個尚書要做全國的部長，要找什麼樣的人？要找那些當過州宰，也就是當過省長或省委書記，而且頗有政績和口碑的人來擔任。因為他有真正治理過一個大省的經驗，然後再來讓他負責全國性的事情，比較有把握。
「雖進退舒遲」，雖然他可能在跟人應對進退的過程，反應不是那麼快，或者說口才、禮節都沒有那麼到位。「時有不逮」，就是有的時候會有一些疏漏，做得不到位的地方。「然端心向公」，但是他一心一意都是為了公家的事、人民的事。你看他做省長、省委書記的時候，他考慮事情要為千萬人、甚至上億人著想，那這種歷鍊就不得了。而且他又享有盛名，為什麼享有盛名？說明他確實有政績，他確實是為人民著想，所以老百姓才擁戴他、懷念他，這都是真正做出來的。「奉職周密」，他做事很冷靜、考慮問題很周全。所以負責這麼高的位置，就必須有定力，而且愈高的位置需要定力愈強，能夠做到處變而不驚，甚至是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
所以要選擇部長這樣重要的官員，首先要看什麼？古人告訴我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首先看他的胸懷、看他的氣度，他是不是胸懷天下、心繫蒼生，還是目光短淺，總是想到自己個人、家庭的私事。所以你看這個氣度，這個不是容易培養出來的。所以培養人才，看得到的東西好培養，譬如說他的口才、他的專業素質、演講能力等等，這些是看得到的地方；但是看不到的地方就很難培養了。譬如說他的胸懷、他的氣度、他的人格特質，這個看不到，但是這些是選拔人才要最先考慮的因素。所以一個副部長，他可能沒有胸懷天下的心，這個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任何事情也都有例外。主要的是這個副部長他沒有獨自決斷、治理眾多百姓、處理紛繁複雜的政事的歷鍊，所以你怎麼知道他有沒有能力來擔任這個部長的職位？所以要選擇就要選擇那種有胸懷，而且治理過大省經驗的、享有盛名的州宰來負責全國的事情，這樣比較有把握。這是我們講的這一句話。
我們再看下一句，一百九十四。
【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八《周書》。
這個 『無庸』就是沒有用處。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根據一個人的言論來判斷人品，人們就會用技巧來修飾言語；如果是依據行為來判斷人品，人們就會盡力充實內在的德行。巧飾言語毫無用處，盡力完善德行必將會有成就。這一句話就是提醒我們觀察一個人或者任用一個人，不僅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如果我們僅僅憑一個人的言語好聽就任用他，人們都會就追求修飾自己的言語，讓自己的言語聽起來比較動人。如果我們根據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品行來判斷一個人的人品，人們就會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德行。
在《漢書》上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對我們理解這一句話非常地有啟發。張釋之和漢文帝一起出行，文帝登上了虎圈，這個虎圈就是飼養虎的地方，向上林苑的主管詢問關於禽獸簿上的各種事情。結果他問了十多個問題，這個上林尉卻左顧右盼，一個也回答不上來。而在旁邊一個官職很低的嗇夫，他就主動代替上林尉來回答這些問題。皇上所問的有關禽獸簿上的問題他都非常地熟悉，而且為了讓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問必答、滔滔不絕，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對這個禽獸簿非常熟悉，而且口才很好。漢文帝一看，果然很歡喜。此刻，他也忘了孔老夫子的教誨，說：「巧言令色，鮮矣仁」，「有言者，不必有德」，於是就怎麼樣？他就想下詔拜嗇夫為上林令。這個上林令是管理上林苑的最高長官，比上林尉的官職還要高，這個可以說是越級提拔，連升了幾級。
張釋之看到之後，就趕忙上來勸諫。他勸諫的時候非常善巧方便，他就問漢文帝：「您覺得絳侯周勃是什麼樣的人？」周勃是西漢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也是西漢的功臣，因為他被封在絳縣，所以稱為絳侯。文帝說：「他當然是長者了。」張釋之又問：「東陽侯張相如是怎樣的人？」張相如也是因為有戰功才被封侯，他在西漢的一百四十三位功臣中位居一百一十八位。文帝又回答：「他當然也是長者。那都是很有德行的人，德行很高的人。」張釋之就說：「絳侯、東陽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長者，但是這兩個人在上書言事的時候，口裡竟說不出話。您現在越級提拔這個嗇夫，那不就是讓大家都效仿此人，喋喋不休的口辯之才嗎？在歷史上秦國就是因為任用了只會舞文弄墨的刀筆之吏，這些人爭相以亟疾苛察相比試，做事很急迫，督察又非常地嚴苛，認為這才是負責盡職。結果是徒有官文的形式，卻並沒有實際的德行，沒有惻隱同情心。秦始皇因為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所以才逐漸地衰敗。到了秦二世的時侯，天下土崩瓦解了。現在陛下您因為這個嗇夫能言善辯，就越級提拔他，我恐怕天下會隨風響應，上行下效，爭相去追求能言善辯，而不求實德了。況且下級順從上級，速度就像響之應聲、影之隨形一樣地迅速。因此，皇帝的一個政策、一個舉動，都不能夠不審慎明察。」漢文帝一聽，也受到了提醒，稱他說得好，就廢棄了要把這個人封為上林令的詔書，就不再封他為上林令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我們選拔一個人才，不能僅僅聽他的話說得多麼漂亮，他的承諾多麼好，而要看這個人是不是能夠有真才實德，能夠聽其言，還要觀其行。
再下一句，一百九十五句：
【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三《晏子》。
這個意思就是說，賢明的君主任用人選時，諂媚阿諛的人不放在身邊，結黨營私的人不得治理政事；用人要發揮他的優點，不強求他的不足；任用他的專長，不強求他的短處。這就是用人的基本原則。
在《晏子》上記載，齊景公向晏子請教古代治理國家的人是怎麼樣任用賢德之士的？晏子回答說：「就像土地有很多差別，適宜不同種類的作物。如果各種土地不同，卻只種一種作物，還希望它都能夠長得好，這是不可能的。人的才能是不一樣的，讓他們去做同一件事，那就不可能讓他們都能做得好、都能有成就。如果對人才求全責備，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夠完全勝任。如果貪求的心沒有厭倦、沒有止境，即使是天地自然，也有不能夠滿足他的時候。」接下來就說了這些話，『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所以明智的君主任用人才的時候，本著這樣一個原則，諂媚阿諛的人不放在身邊，結黨營私的人不得治理朝政。
在《韓子》中就告訴我們，如果君主、領導者親近君子，遠離小人，事業就會昌達。如果相反，親近小人，遠離君子，這個事業就會衰敗。小人、君子的特點是什麼？我們怎麼區分身邊的人是奸臣小人還是賢德之人？《韓子》中這樣說：「凡奸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這就是告訴我們奸臣小人有一個最大的特點，非常明顯。凡是奸臣小人，都願意順著君主的心思去做，為的是取得君主的信任和寵幸。因此君主認為好的事，他一定就跟著去讚歎；君主所憎惡的事，他一定跟著去詆毀，這就是奸臣。所以你看歷史上有很多的朝代非常地短命，什麼原因？很大程度都是因為用人不當，皇帝任用了奸佞之臣所導致的。
譬如說隋朝，也是歷史上非常短命的王朝之一。三十多年就滅亡了。這是什麼原因？這就是和開國皇帝隋文帝他的特點有關係。其實隋文帝在一開始的時候也是做得不錯，但是後來就是因為他喜歡聽好聽的話，任用佞臣，結果愈偏愈厲害了，到了隋煬帝的時候就敗亡了。隋文帝有一個喜好，你看在位者的喜好確實不能夠不謹慎，他喜好什麼？他喜好占卜，喜歡知道這個事情的吉凶禍福，結果有一個官員就看到他有這種嗜好，這個官員叫蕭吉，就故意說，說「占卜的天象，都說皇帝和皇后有聖德」，你看這個諂媚巴結的話非常地明顯，他還在大眾面前說：「你看我們皇上長得，頭上這裡還有一塊肉，這都是很特殊的相貌，這都是真龍天子的面相。」他這樣稱讚皇帝、皇后，隋文帝就很高興，賜給他五百段的布匹。結果這樣的做法獎勵一做出來，下面就會有人跟進，愈來愈諂媚巴結的話都出現了。有人一讚歎他，他一高興就給他封官。有一個臣子叫王劭，也是稱讚隋文帝，說他相貌不凡，頭上有肉突出來就像角一樣，說這個都不是一般人的相貌，於是隋文帝就封他做著作郎。王劭做了著作郎之後，就去蒐集所謂的天下吉祥的一些瑞相，他蒐集了多少？他蒐集了三十卷文字來歌頌隋文帝，意思是說隋文帝他有聖德，把國家治理得很好，結果國家出現了這麼多吉祥的瑞相。隋文帝把它編成了一本書，還帶頭閱讀，這本書叫《皇隋靈感志》。你看這本書這樣地厚，王劭要讀十幾天才讀完。因為這些諂媚巴結的人愈來愈多，隋文帝就愈來愈自視清高、傲慢，結果怎麼樣？結果隋朝很快就滅亡了。
所以明智的君主任用人才，不把阿諛奉承的人放在身邊。結黨營私的人不能夠治理朝政，因為他結黨營私就會排除異己，真正德才兼備的人就會因為他們的嫉妒之心而背棄不用。
後邊還說，『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用人要發揮他的優點，不強求他的不足；要任用他的專長，不強求他的短處。這句話主要告訴我們，用人不能夠求全責備。只要一個人在大的方面是好的，他的本質、主流是不錯的，那就可以委以重任。
在《文子》中記載：「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現在，君主評論臣子的時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勞和貢獻，而是在他細小的行為上做文章，求取他小的不善、小的錯誤，這是失去賢士的原因。
孔子的孫子子思在衛國的時候，他發現苟變是一個人才。有一天，子思就向衛侯推薦說：「苟變這個人可以擔任統率五百輛戰車的將領，不知主公是否了解他？」結果衛侯怎麼說？衛侯說：「我知道他可以擔任將軍，但苟變過去在擔任官吏的時候，曾經偷過人家兩個雞蛋，所以我不能夠任用他。」你看，這個人只是偷過人家的兩個雞蛋，但是怎麼樣？就被衛侯廢棄不用。子思聽到了之後就對衛侯說：「聖人在用人的時候，就像匠人選用木料，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所以杞樹、梓樹連抱那麼粗，即使有幾尺的朽爛，好的木匠也不會丟棄它。如今君王處在戰事連綿不斷的時代，選用作為爪牙的武士，卻為兩個雞蛋就捨棄可以攻城略地的將軍，這種事情可不能讓鄰國知道。」衛侯聽了之後一再拜謝說：「我誠懇地接受你的教誨。」
你看苟變他只是犯了一個小錯誤，偷吃了兩顆雞蛋，結果衛侯就不用他可以帶領五百輛兵車的軍事才幹，這就是因小失大。「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人哪有沒有犯錯的時候？因為人犯下的一個小錯誤，就把一個將才閒置不用，那對國家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所以愈是高位的人愈要嚴格，但是這個嚴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要能夠寬容屬下的不足。為什麼他是你的屬下，他不是你的領導？如果他又有德行、又有才能，做事能力很強，那他應該是你的領導了。他之所以是你的屬下，那定然有很多不如你的地方，在德才上都有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所以對屬下要寬容，要恕其愚、恕其拘、恕其肆等等，就是要寬容屬下的拘泥、愚鈍、放肆等等。而且看到屬下的不足，還要想著怎樣盡到君親師的責任，讓他去改善提升，而不是一直盯著屬下的缺點看。看，自己也煩惱，讓別人也不愉快，這個態度就錯誤了。
所以《文子》上說：「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從古至今、從歷史上看，沒有十全十美的、德行無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責備於任何一個人。後邊它還做了兩個比喻：「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夏禹所佩戴的璧玉，也不是沒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沒有污點的。但是天下人仍然認為它們是寶貴的東西，不以小小的瑕疵來妨礙它們的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現在卻只記著別人的短處，而忘記了他的長處，還想在天下求得賢才，這是難上加難。
你看這些論述比喻得很恰當、很精闢，告訴我們，即使是很珍貴的璧玉、夜明珠，都不是沒有瑕疵、斑點的。如果我們對人求全責備，我們還想求得賢才，那就是太難了。
我們再看下一句，一百九十六：
【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權辱。】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八《典語》。意思是說選拔大臣，不能不精確恰當；任命大臣，不能不信任；進用為官，不能不以禮相待；辭退官職，也不能使他們受到屈辱。這也是用人的四條基本的原則。我們一條一條地來看。
『選不可以不精』，選人不能夠不精確恰當，選人的前提就是要充分地知人，知人才能夠善任。所以你看《群書治要》中有很多知人、觀人的方法，確保所選之人是合適之人。
譬如說在《群書治要．管子》上提出了「四慎」，也就是君主要選官員的時候，要秉持四種謹慎的原則。「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授國柄」。「大德不至仁」，就是雖然他崇尚道德、標榜道德，但是卻沒有仁愛、同情、惻隱之心，不可以輕易地把國家的權柄交給這樣的人。因為如果他握有生殺大權，但卻沒有仁愛之心，這樣的人可能會非常地苛刻、暴虐，會導致民心背離、怨恨。你看這句話對我們現在的國家任用選拔人才非常地有幫助。很多的人才就是因為沒有仁德之心，所以給他了一個很高的、很重要的位置，結果用這個位置來暴虐地對待人民，做出了很多違背人權的事。
「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看到有賢德的人，甚至比他更好的人，他不能夠把這個位置推讓給別人，不能夠讓賢，說明什麼？說明這個人還是有私心的，甚至私心很重，這樣的人就不可以把高位授予給他。
「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他進行刑罰的時候，對於親戚之人和權貴之人不給以刑罰的處分，這叫「罰避親貴」。如果這個人和他有親屬關係，和他的關係很密切，或者這個人是權貴之人，他就可以給他法外開恩，這樣的人不可以讓他當率領軍隊的將軍。為什麼？因為他有偏私之心，有偏私之心就會引起屬下的不平，不平積累多了就會產生怨氣，他不能服眾，將士不能夠同心協力，那就很難打勝仗。
「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古代是以農業為本，其實包括我們現代都應該以農業為本，因為民以食為天。但是這個人不重視農業生產，不重視地利，而輕易地去徵收賦斂，就不可以讓這樣的人做地方官治理都邑。這四種考慮是安危的根本，所以稱為「四慎」。
在《群書治要．政要論》中還提出「九慮」，就是你要選拔一個官員的時候，要從九個方面來觀察他、考察他。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說臣下，有的是在小事上忠誠，為的是實現在大事上的不忠誠；有的是在小事上誠信，為的是成就在大事上的不誠信。怎能不考慮這是欺詐？
「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下，有的外表剛強，但內心其實很軟弱；有的外表上看起來很仁愛，但實際行為和它相違背。怎能不考慮這是虛偽？所以我們觀察人不能只憑自己的感受，要很客觀地看他怎麼樣處理這些人際關係。
在《五種遺規》的《從政遺規》中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它說：「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謙以和。小人之事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你看我們觀察這個人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從他對上、對下的態度中就可以看出來了。君子人對領導者很忠誠、也很恭敬，對下面的人很謙虛、和睦、愛護，這是君子人；而小人對上面的人是諂媚，贏得上面人的信任，但是他對底下的人卻是很嚴苛。所以我們不能看他對我好不好，就判斷他這個人德行如何，那個判斷一定是出於人情，一定是錯誤的。我們要看什麼？看他怎麼樣對底下的人，甚至對根本不起眼的人，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他是不是尊重對方、感恩對方？這才可以看出一個人，是不是從內心裡有這種愛心和恭敬心。其實這些觀察都不難，因為我們在相處的過程中有很多境遇都可以觀察得到。
「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下，有傷害同僚來獨攬大權，閉塞下情來蒙蔽君上，怎能不考慮這是嫉妒？很多人嫉妒心很重，所以欺上瞞下，
這個做領導的都要非常地有警覺之心。
「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奸乎？」臣下，還有的進獻邪說來混亂是非，用似是而非的道理來傷害賢德之人，怎能不考慮這是奸猾？
「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佐威，可不慮之以奸乎？」臣下，也有靠行賞來推展自己的私恩，靠實施刑罰來樹立自己的威信，怎麼不考慮這是營私？我們觀察這個人，他賞給別人東西，都是挑那個和他關係比較好的人，還有他刻意要討好的。這說明什麼？說明他是要經營他的關係，他不公平。他罰人，好像要給人一種氣勢，這是要樹立他的權威，所以這個態度「可不慮之以奸乎」？這是一種要做大他的勢力的一種態勢。
「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托公而實俠私，可不慮之以欺乎？」有的臣子，在外表上顯現的是互相推薦，其實內部勾心鬥角，假借為公辦事之名，實際上挾持私心，怎能不考慮這是欺詐？
「臣有事左右以求進，托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臣下，有的是通過討好君主左右的人來求取晉身之階，依靠權貴私下來結交，怎麼不考慮這是欺偽？
「臣有和同以取諧，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有的臣下，為了一味地和人和諧相處，而苟且認同別人，一味地迎合長上的意思來求取被推薦，這樣的人怎能不考慮是禍害？
「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臣下，有的投合君主的意思來求得親附，投合君主的言語來讓自己苟且容身，怎能不考慮這是奸佞？
你看，要觀察一個人，要從這以上九個方面來考慮，這才能夠防止惡人、防止惡行。
『任之不可以不信』。你任用了他，就不可以再懷疑，不能夠不信任他，所以用之不疑。
《袁子正書》上也說：「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寧戚也，知之矣。」凡是君主用人、領導用人，都不能夠求全責備。齊桓公與寧戚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寧戚想去齊桓公那裡求取一個祿位，他想去事奉齊桓公，但是他窮困潦倒，沒有辦法舉薦自己。於是他就隨著那些流動做生意的人，給他們駕車，來到了齊國，晚上住在城門外。
這時候，齊桓公到郊外去迎接客人，晚上開了城門，讓趕車的人都迴避。寧戚正好在車下餵牛，他看到齊桓公，就趕緊地敲擊牛角，唱起了淒厲的商歌。齊桓公聽到了歌聲，就說：「這個唱歌的人可不是一個平凡之人。」於是就命後面的車把寧戚載著進城去了。
齊桓公返回國內，寧戚來求見，勸說他要統一整個國家。第二天寧戚又來求見，勸說他要稱霸天下。齊桓公聽了他的進諫非常高興，就想任命他做官，委以重任。但是群臣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說，寧戚是衛國人，衛國離齊國也不遠，不如派人去問一問，打聽一下，如果他確實是一個賢才、一個有德行的人，再任用他也不遲。桓公說：「你講得不對！如果你去打聽他，恐怕他會有小的過惡。因為他小的過惡，就忘記了他大的好處，這是君主所以失去天下賢士的原因。而且人本來就難以用尺度去衡量，他不是十全十美的，我們只要用他最擅長的地方就可以了」。所以他沒有派人去打聽寧戚的為人，而是對他委以重任，授之為卿。正是因為齊桓公用人不疑，這個舉動很得當，所以得到了賢士，能夠稱霸天下。這個就是講「任之不可以不信」。
『進不可以不禮』。就是你進薦一個、晉升提拔一個官員，一定要禮遇他。為什麼要禮遇他？就像《孟子》上所說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如果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成是手足一樣加以關愛、加以重視，被領導者就會對領導者加倍地回饋，把領導者當成是自己的心腹一樣更加地重視。這說明什麼？說明君臣原本就是一體的關係。怎麼樣保持這種一體的關係？那就是領導者對被領導者要有禮遇之心，以禮相待。
在《群書治要．中論》中也說：「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意思是什麼？明智的君主得到賢才，不僅僅是得到他的身，而是得到他的心。如果你只是得到了他的身，但是他「身在曹營心在漢」，對你也沒有太多的幫助。所以對待下屬，最關鍵的是做到用真誠恭敬心和禮遇的態度來感動，這樣才能夠君臣一心，上下一體。
對於這一點，《尸子》之中還列舉了周文王和桓公的例子。周文王去求見姜太公的時候，一天五次往返，也就是說他去求見姜太公，一天去了五次才見到姜太公，把他請出山。桓公對待管仲也是極為慷慨，賜予他數座城池作為封賞。所以周文王之所以能夠得人心，桓公之所以能夠稱霸天下，都是因為他們能夠任用並且禮遇賢才，這些賢才為他出謀劃策，彌補了他們自身的不足，所以才受到了天下的尊重和認可。
『退之不可以權辱』。當你真的要辭退他們，免去他們官職的時候，也不要侮辱他們，要怎麼樣？要能夠好聚好散，善始善終，不僅不能夠與人結怨，還要以感恩的心，感謝他們曾經的付出和貢獻。所以即使是罷免他們，也不能夠因為自己有權力、身處高位而侮辱他們。
所以人生在世，確實要做到「隨緣消舊業，莫再造新殃」。也就是隨著我們的緣分，我們所處的人際關係，把該欠的還了，該報的報了，不要再在這個關係中和人結怨，結下新的冤仇，為自己埋下新的禍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無非就是四種，那就是報恩的、報怨的、討債的、還債的，我們明白這個因果的道理，把該欠的債給還掉，把該報的恩給報掉，下一次再見到的時候就是朋友了。如果我們不明白這個道理，在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過程之中，又和人家不僅沒有把該報的報掉、該還的還掉，還結下了新的仇怨，那就得不償失了，這個怨仇就會愈結愈深，彼此再見面的時候就會更加痛苦。所以《弟子規》上也教導我們說：「恩欲報，怨欲忘。報怨短，報恩長。」我們彼此有恩，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湧泉相報，自己一有機會要去報答。但是我們彼此之間有仇怨，就不要老是耿耿於懷，一提起來就把自己氣一頓，這個對自己身體不好，而且也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即使是這個人不合適在這個位置上繼續做下去，或者是有了新的更好的人選要罷退他、辭退他，也不能夠和人家結怨，也要好聚好散，善始善終，仍然以感恩的心來感謝他的付出，這才是我們正確的態度。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先學習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
尊敬的諸位朋友、諸位同學，大家好。我們今天繼續學習《群書治要》，請看第一百九十條：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九《論語》。
這個「說」字，古註同喜悅的悅是相通的；另外一種含義就是當說話的說講。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君子容易事奉而難以取悅，因為取悅君子而不合道理，君子不悅，所以說『難悅』。譬如說你去給他送禮、行賄，雖然是給他送禮，但是他也不會高興。至於君子用人，則量其能力而使他發揮特長，不求全責備，所以容易事奉。而小人恰恰相反，容易取悅而難以事奉，因為你取悅小人雖不合道理，小人也會喜悅，所以說是『易悅』。至於小人用人的時候，則是求全責備，因此很難事奉。這個是當悅字講。
在毛西河那裡他認為，漢儒對「說」字還有另外一種解法，這個「說」字就當言說的說的意思，並且還進行了引證。「君子厚重緘默，不輕說人長短。苟於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絕無苛求。小人相對喋喋然，議論蠭發，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而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君子厚重緘默」，君子人一般都很厚道、穩重，所以沉默寡言，不輕易說人的長短。像《弟子規》上就說：「彼說長，此說短，不關己，莫閒管。」君子人他不議論別人的是非，所以顯得沉默寡言。在《易經》上也說：「吉人寡言語。」吉人言語比較少。
「苟於義分不宜說」，如果不是出於道義就不應該去說，他不會張家長、李家短，說的不符合道義的話很多。「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你和他相對坐了一天，他也沒說一個字，「似乎深沉不可測」，看起來這個人好像深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絕無苛求」，但是他在用人的時侯，卻平易近人，沒有苛刻的要求。小人與此相反，「小人相對喋喋然，議論蠭發，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小人相對而言就是喋喋不休，經常發很多的議論，不是屬於他的道義或者他的本分責任所應該說的，他仍然去說、去議論。「而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一旦在他用人的時侯，就是求全責備、非常地苛刻。這個就是把「說」當作言說的意思。
這就是說明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君子易事而難悅也』，就是說君子人辦事容易，不瑣碎，辦好了不用說，他會讚歎你，即使你辦不好他也能夠原諒你，所以是「易事而難悅」。但是君子說話難，難在何處？如果你說的都是阿諛奉承、諂媚巴結的話，這個都不可靠，君子也不愛聽。但是可以就事說事，今天這個事好就是好，這件事壞就是壞，不可一言定終生，不能隨便說人，為什麼？
『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如果說人都是不符合道義的，都是零碎的小事，這就可以少談。『及其使人也，器之』，在用人的時候，這個人夠上什麼材料，就讓他做什麼事，做完就行了。若是他能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不再做別的事也不責備他。這說明君子在使用人的時侯是量才使用，而且不求全責備，非常地寬容。
『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小人恰恰相反，與他共同辦事很難，侍候不了他，他必須找全才。但是，哪裡有全才可找？所以小人很難共事，但是小人易說，見面不是張家長就是李家短，都是說是非，所以不聽也罷。
古人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你喜歡聽別人說是非，你就對人有成見了，往往把好人看成了壞人，把壞人看成了好人，這個就錯了。所以使用人不可以求全責備，只要他把本分的職務做到了就算好，這一點是我們值得學習的。
這章這裡邊的「說」字，雪公建議，在講解的時侯，可以兩種意思並存，但是讀的時侯還是給它讀作悅。
下面一句，一百九十一：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這句話也是出自《群書治要》卷九《論語》。
這個『鄙夫』就是既沒有學問又沒有知識的人，所見不廣，又沒有德行，他貪圖名利、行為卑鄙，所以把他稱為「鄙夫」。孔子先提疑問，『鄙夫可與事君也哉？』「事君」，就是指可以出來事奉君主、事奉元首做大官。「也哉？」可以嗎？可以出來替國家辦事嗎？
讀書是為了什麼，我們要明白。用古人的話來說，讀書志在聖賢，目的就是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必須為社會、為國家、為人民辦事，只要念過書的人都懂得這個道理，不會辦事就變成書呆子了。所以讀書明理，志在辦事。要走上社會的人都要先問問自己，有德才嗎？願意為人民犧牲一切嗎？如果既有才德，又有願意為天下人服務的精神，那就可以出來兼濟天下、利益天下的蒼生。如果只是有錢，或者出來辦事只是為了錢、為了一己私利，那就會誤盡蒼生。譬如說我們現在社會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貪污腐敗現象？就是因為我們把讀書志在聖賢變成了讀書志在賺錢，讀書的目的和古人不一樣了，所以有了權力之後，就是想方設法地去升官發財、謀取私利。
我們看一看，如果當老師的一心為了賺錢，這個老師也就不像以往那麼受人尊敬了。在傳統社會，當老師的人特別受人尊重，因為他看到這個學生家境很貧寒，繳不起學費，但是非常地刻苦，也有服務天下的這種用心，這個老師就願意教導他，甚至不收他的學費，還貼補他的生活費用。所以老師他志在為國家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所以怎麼樣？雖然自己沒有多少財富，但是備受社會大眾的尊重。但是現在的老師和以前老師的存心也不同了，很多老師在課堂上該教的內容不去教，為什麼？都留待補習班去教，而這個補習班的收費非常地高，為了是多得一些鐘點費。老師為了謀取財富而去教書，所以老師不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也就不像以往那麼受大眾尊重了。
與教師相類似的就是醫生，古代的醫生只要聽到有人敲門，他不管是夜半三更，他也會立刻起身，拿起藥箱就出門去看病。他也不會問這個病人家境，富裕也好、貧寒也好，首先把他的病治好。如果這個病人家境貧寒，掏不起醫藥費，他也會免費地給他出一些中藥，免收他的醫藥費。所以醫生也是以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為目的，所以也備受社會大眾的尊重。
如果官員、教師、醫生出來做事的目的只是為了錢，那我們想一想，這個社會的問題會是多麼嚴重。所以《孟子》上有一句話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為什麼社會出現了這麼多的社會問題？就是因為從上面的領導者到底下的老百姓都是交相地爭奪利益，這個社會就危險了。所以不能夠唯利是圖。
孔老夫子提出這個問題之後，就進行了解答，這種人不可以事君。「鄙夫可與事君也哉？」皇侃的註疏說：「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這個意思就是說，不可與鄙夫共同事君。這是一種解法。另一種解釋是王引之《經傳釋詞》中的解釋，他把「可與」的 「與」字解釋為「以」，並且進行了引證。意思是什麼？意思就是沒有品性的人確實不可以幹政治。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的註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這種類似的說法，譬如說韓愈的「敢將衰朽惜殘年」，這個「敢」，意思就是不敢的意思。鄙夫為得到名位利祿而來做事，尚沒有得到的時候唯恐得不到，為了求得財色名利而不擇手段。『既得之，患失之』，得到了名位利祿之後，他又恐怕失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康成的註解：「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
易得易失，終日是自私自利，為自己打算，這種人是鄙夫。這種患得患失的鄙夫，可為貪圖個人名利，未得到名利的時候，就想盡一切辦法來得到，只要有所得，不論來路明與不明，不論手段合不合道義，他都一概不管，甚至殺人放火、奸盜邪淫，只要有利的什麼都可以幹。既得到了這些財色名利之後，又想盡方法保證不丟失財色名利。這種人可以為國家辦事嗎？有意要從政的人，讀了這一章，要反省自己。
我們看這裡，「既得之，患失之」，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是因為什麼？因為他起心動念都是考慮自己的私利，這樣的人怎麼能夠福國利民？所以古人教導人要見得思義、見利思義。看到獲得、利益現前的時候，首先要想它符不符合道義，如果不符合，那是萬萬不能得的。這是我們講的這一句。
我們看第三個部分，「任使」。第一百九十二條：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這句話也是出自《群書治要》卷九《論語》。這個『服』就是信服、佩服的意思。『直』就是指公平正直的人。『枉』就是邪曲不正直。
魯哀公來向孔子請教，如何才能夠使百姓信服？怎麼樣做才能夠讓人民對國君心服口服、擁戴國君？魯哀公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問題？因為當時魯國長期以來是由三家執政，哪三家？就是孟孫氏、季孫氏還有叔孫氏三家大夫把持朝政，魯國的國君實際上是名存實亡。這個時候魯哀公很不得意，所以向孔子提出了這個問題。孔子的回答講的是「舉錯之道」。
『舉直錯諸枉』也是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東漢包咸的註解，他說：「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也就是說，要舉薦正直之人並且任用他，而捨置邪枉自私之人，人們都會得到利益，所以才會心悅誠服來擁戴國君。如果相反，舉用的都是邪曲不正之人、自私自利之人，而捨置了正直之人，人們就會深受其害，人們就會不服氣。這是一般的講法。這個講法就是告訴我們要舉用正直之人，而不能夠用自私自利的、邪曲不正的人，就是要徹底把邪曲不正的人廢置不用。這是第一種講法。
另外一種講法，這個「錯諸」的 「諸」是「之於」二字的合音字，「諸」的意思就是「之於」。譬如說我們說「反求諸己」，什麼意思？就是反之於自己，反求之於自己。所以「錯諸」就是放置在，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把正直之人舉薦出來，放置在邪曲不正的人之上。這個意思就是說，仍然用邪曲不正的小人，但是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由君子來控制他、引導他、教育他，這樣才不會對百姓造成大的傷害。
在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中他認為，「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民所以服」。他認為把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曲不正的、自私自利的人之上，這時人民仍然還是心悅誠服的；如果相反，把邪曲不正的人舉薦出來，放在了正直的人之上，那麼人民就不會服氣。這個意思就是說仍然要用小人，但是要把他放置在君子人之下，這樣的話他受制於在上的君子，不能夠隨意地作惡，人民也不會受到他的傷害，這個時候人民也是會心悅誠服。
在《論語講要》中，雪公認為這種講法比較好，因為這種講法和孔老夫子所提出的「尊賢而容眾」這個意思相合。也就是既要尊重推崇賢德的人，但是對於小人也不能夠完全的捨棄，還應該去寬容、引導、教育他。
我們把這句話和《論語．顏淵篇》上的一段對話合起來談，這個意思就更加地明顯了。《論語．顏淵篇》上記載，樊遲來問孔老夫子什麼是仁？什麼是智？孔老夫子這段對話，就能夠把這個意思看得更加鮮明。「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來請教孔子什麼是仁，孔子回答了兩個字，那就是「愛人」。愛什麼人？當然是愛一切人，即使是小人、邪曲不正的人也包括在其中，當然愛的方式是不一樣的，要引導他、教育他，也要把他放置在正人君子之下。「問知」，問什麼是智？孔老夫子也回答了兩個字，「知人」。所以中國人有句話說：「自知者明，知人者智」。
「樊遲未達」，樊遲沒有明白孔子這個話的意思，孔老夫子就給他進一步解釋，「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如果你把正直的人、正人君子舉薦出來，放置在小人之上，使這個小人受制於君子，這個時候小人也會受到君子的教導和影響，潛移默化地也逐漸變成了君子，這就叫「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告訴我們，小人也不能夠完全捨棄不用，只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受到君子人的教誨和引導，仍然是可以教得好的。所以《三字經》開篇就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
所以君子和小人的區別何在？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區別，其實就是一個是受了聖賢教誨的人，而另一個是沒有受到良好的聖賢教誨薰陶的人，他受到的是社會不良環境的影響，久而久之就把自己本有的善性給蒙蔽了。所以孟子也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說我們做學問提高自己修行、德行的方法和途徑，沒有什麼奧妙的，只不過是把自己放逸的心或者是丟失了的心給它找回來罷了。正是因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們要相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要有這種信心。
所以，「舉直錯諸枉」之所以意義重大，就是因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人的德行，就是在位者的德行像風一樣，在下位者，一般百姓的德行像草一樣，「草上之風，必偃」，這個風向哪邊吹，草自然就向哪邊倒。所以舉直，也就是把公平正直的人舉薦出來做領導，這是使國家得以治理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我們現代社會引導國家社會走向的，不僅僅是從政的領導者，而且還包含了各種媒體的領導者。特別是現在網際、網路、電視、媒體、廣播都非常地發達，如果我們的導演、製片人、記者，包括主持人等等，全都是正人君子，都是正直的人，他們播放的內容是什麼？自自然然地會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為主要內容，傳播正能量，社會大眾也自自然然地會受到好的影響，這個社會風氣就會正。相反，如果這些導演、製片人、主持人、記者等等，都是唯利是圖，他做不做這個節目，上不上這個內容，都以收視率的高低為標準，能賺多少錢為標準，那很可能把這些暴力的、色情的、殺盜淫妄的、吸引眼球的內容全都搬上了螢幕，這個時候整個社會的風氣也就變得烏煙瘴氣了。所以決定著這個現代社會道德風氣、甚至前途命運的有兩種人：一種人就是國家的領導者，另一種人就是媒體的領導者、工作者。所以這些媒體的工作者，特別應該選用那些正直無私的人，這樣才能夠使社會走向正路。
這個直的標準是什麼？什麼樣的人才能稱得上是正直之人？這個直，首先要以孝廉為前提。我們看在《論語》上記載著這樣一個對話，葉公來見孔子，對他說：「我們鄉里有一個直人，這個直人叫躬，他的直表現在什麼地方？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這個偷人家的羊不是主動地去偷，就是別人家的羊跑到他們家來了，他就順便把這個羊獲取了、佔有了。結果他作為兒子，就去證明他父親盜了別人家的羊」。葉公認為這個兒子是一個直人。但是孔子聽了之後怎麼說的？他說：「我們鄉里的直人與此不同，為什麼不同？他說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這個直就在父子互為隱瞞之中了。」所以他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這件事告訴我們，證明父親攘羊，證明這個父親偷羊，這件事情看起來是一件正直的事，但是實際上它是違背了人倫，違背了人之常情，違背了天理。因為父子有親，這是一種自然的親情，這是一種人之常情，而父子之倫也被稱為天倫，這個天倫就不是人為制定的，是自然而然地倫常大道。仁愛之心從哪裡培養起來？仁愛之心的原點就是對父母的孝敬，所以仁愛之心是從對父母的愛心培養起來的。所以孔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這個躬去證明父親偷了人家的羊，這個事情表面看起來是正直的，但是實際上卻違背了天倫之理，所以其中有詐，實在是不可取。而父子互相隱瞞，這是一種天然的人之常情，出於天然的人倫大道。所以父子有親，事看起來好像似乎不正直，但是它的理是非常直的。所以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父子有親是天性，要順著人的天性去教導人，才能夠把人教導好，才是合情合理的教育。
所以古人他判斷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要同時考慮三個因素，那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它不僅僅是符合法律的，它還要符合天理、符合人情，這樣才能夠讓人心服口服，所以這個法背後的精神也是天然的人倫之道。也就是說，這個法律的設置，都應該以幫助人達到父子有親為目的，不能夠引導父子反目成仇。就像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兒女可以去批鬥父母，學生可以去揪鬥老師，這個最親近的人、最信任的關係都被破壞了。它的結果是什麼？它的結果就是一直到今天，很多經過文革的人，連他最親近的兒女都不能夠信任，不能夠完全信任。那是什麼原因？那就是因為我們在文革的時候，連我們最親近的人、最值得信任的人，都可以把我們送上批鬥台，請問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誰值得真正信任？
所以這個直它要以孝為前提，如果父子不相隱諱就會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為直哉？」所以正直也必須以孝為前提。當然，並不是說做父親的做這樣的事，兒子就可以去慫恿他、包庇他，而是說父親做了這樣的事，雖然錯了，兒子有勸諫的義務，但是去揭發他、指正他的那個人不應該是兒子，因為這有損父子之親。這個就是講孝是直的前提。
剛才我們講到了孝廉，這個廉就是指廉正、剛直不阿，所以這個直還有剛直的意思。古代的皇帝他都喜歡用剛直不阿的人，當然我們是說開明的皇帝。為什麼？因為這樣才能夠使法律嚴明，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還有這個直它有忠直的意思，也就是能夠犯顏直諫的人，這樣的人也被稱為直。在《呂氏春秋》上說：「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賢明的君主最看重的是什麼？賢明的君主看中的不是金銀財富、土地等等，他最看重的是賢士，賢德的人才。那他為什麼要看重這些賢德的人才？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賢才能夠犯顏直諫，他看到這個國家有問題了、這個團隊有問題了，能夠及時地糾正，向領導者通報，這樣能夠使下情上達。
在《漢書》中有一個直諫君主的故事，這個故事講的就是周昌，他也是沛縣的人，和漢高祖是同鄉，當時周昌任御史大夫，他為人堅忍而有毅力，敢於直言，就是像蕭何、曹參這樣的人在這些方面都比不上他。有一次，周昌在漢高祖休息的時候進宮稟報事情，這個時候皇帝正在摟著戚夫人，周昌看了之後轉身就跑，漢高祖就過去追上他把他抓住，騎在周昌的脖子上問：「我是什麼樣的君主？」周昌就昂著頭說：「陛下是像桀紂一樣的君主。」漢高祖就笑了，但是從此以後更加地畏懼周昌。到了高帝想要廢掉太子的時候，群臣也都來勸諫，漢高祖都沒有聽從。周昌他在朝廷上爭辯得最厲害，漢高祖就問，為什麼不能夠廢掉太子。周昌這個人本來就有口吃的毛病，又在盛怒之下，他就說：「我嘴上說不出來，可是我心裡知道這不行，陛下要廢除太子，臣肯定肯定是不能聽從命令的。」所以這個故事就稱為「周昌期期敢直言」。他的這種表現也讓漢高祖欣然而笑，太子的地位也得以穩固了。
所以你看這些古代的忠臣，他們都能夠把實情告訴給皇帝，為了使皇帝改變自己錯誤的做法，不惜犯顏直諫，並不擔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職位不保等等，完全是一片公心，沒有自私自利。所以這個就是忠直之人。
還有一種直，叫正直。怎麼樣才能做到正直？只有學道才能夠做到正。所以在《呂氏春秋》上就說，古代的這些君主都希望有忠臣，父親都希望有孝子，作為臣子的也都希望能夠得到高官厚祿，但是為什麼人們往往得不到他們所希望的？也就是君主得不到忠臣，父親得不到孝子，而臣子也得不到高官厚祿，為什麼？因為往往半途而廢，鋃鐺入獄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不知禮義，而不知禮義的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沒有人教導，沒有人教導所以才不知道禮義。所以古人對於那些講道之人特別地尊崇，尊師才能夠重道，所以對這些講道德的人給以特別地重視。
我們現在為什麼整個社會風氣不是很好？就是因為整個社會對於那些講道德的人不尊重了。對什麼特別尊重？特別尊重有權位的、有財富的人。如果有財富的人最受尊重，大家會怎麼樣？當然大家都會爭相去賺錢。所以你看現在的大學生都以能夠找到一個薪水很高的工作為榮，一個人成功的標誌就是自己賺了多少錢。古人讀書是為了成聖成賢，而今人讀書是為了賺更多的錢。我們社會都以一個人的財富多少作為成功的標誌，這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那就會促使人們爭先恐後地去賺錢，為了獲得財富而不擇手段，甚至還會出現笑貧不笑娼的現象。所以這個社會為什麼道德淪喪、為什麼五倫關係都紊亂？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我們不重視這些正直之人來教導百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所以社會風氣敗壞它是有原因的。原因在哪裡？因為我們對金錢的崇拜滲透到各個角落。譬如說我們去坐飛機，經常聽到在機場有這樣的招呼：「請頭等艙和公務艙的人先行登機」。你看為什麼他有優先權？因為他有錢，所以有錢的人有優先權，受到尊重，這樣就會促使整個社會的人都去幹什麼？都爭相地去賺錢，不擇手段。
所以古人他是重德不重財，而現在人是重財不重德。如果我們社會能夠把那些德才兼備的人選出來，到電視台、廣播等等，去宣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而且讓國家領導人帶頭來學習，那我們想一想，整個社會會興起什麼樣的風氣？大家一看國家領導人都來學習傳統文化，學習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對於這個講道德的人、有道之人，身體力行聖賢教誨的人如此地敬重，那上行而下效，整個社會也興起了尊崇道德之風。所以你看清朝為什麼能夠有盛世出現？康乾盛世，就是因為在康乾盛世的時候，皇帝親自禮請儒釋道的大德到宮廷裡去講經，甚至把他們聘為國師，皇帝帶著文武百官親自來聽他們講經。對這些儒釋道的大德以尊師之禮來崇敬，這樣上行下效，整個社會興起了道德教化之風，所以才出現了盛世。
你看在歷史上朝代更替，三到五年之間，因為興起了道德的教化，三、五年之後就從亂世變成了治世，天下太平、國泰民安。什麼原因？那就是因為有禮樂的教育，重視倫理道德的教化。如果我們向古人學習，特別是利用現代發達的網路、廣播、電視、媒體等工具，來宣講傳統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相信在一、二年之內就可以使社會風氣大為改觀。這個講要用正直之人。這幾個標準就是告訴領導者，在選人、用人的時候，應該怎樣去選人，應該任用什麼樣的人。
雖然「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個道理很簡單，很容易理解，因為上行而下效。那為什麼在現實生活中「舉直」卻這麼難？為什麼正直的人往往不受重用？這個難難在何處？
第一個原因，就是舉薦者，也就是他在任用人才的時候沒有知人之明，他很可能被那些看似善良的人、看似有德的人、看似忠正的人給蒙蔽了。因為很多人很會說話，話說得很好聽，但是怎麼樣？做起來和他說的不一致，這就是孔老夫子說的「巧言令色，鮮矣仁」。其實很多特別能幹事的人，他卻不怎麼能說，沒有什麼口才，而實際上在一個團隊中最能幹事的往往是這些人。如果領導者缺乏知人之明，只看這個人怎麼說，那往往把真正的人才給遺漏了。
第二個原因，就是領導者自己是不是一個賢德之人。為什麼？因為如果領導者自己私心很重、貪欲很重，小人就會利用他的貪欲來滿足他的私心。結果怎麼樣？結果這些小人受寵了，就不可能把真正正直的人再舉薦出來。所以在蕅益大師的《論語點睛》中，最後說了一句這樣的話：「惟格物誠意之仁人，為能舉直錯枉，可見民之服與不服，全由己之公私，不可求之於民也。」這句話說得特別好，意思是說只有真正做到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仁人，才能夠做到「舉直錯諸枉」。也就是說，民眾服與不服的根本在哪裡？在於你自己有沒有公心，是公正無私，還是自私自利，充滿了私欲？「不可以求之於民」，不可以一味地想讓人民服從你，要求人民服從你，這個「服」一定是心服而不是口服。所以你看《弟子規》上說得多好，「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所以領導者要能做到公正無私，不要舉薦那些和自己關係親密的人，舉薦那些和我送禮的人，或者是滿足我的私欲的人，這樣才能夠讓民眾心悅誠服，不能夠因為私心而放棄了公義。
所以在《群書治要》上也說：「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這個「仁者」就是有仁德之心的人，他在領導的位置上，他自自然然地會感召有仁愛之心的人從遠方慕名而來。講道義的人在朝中為官，他也會自自然然地感召道義之人從遠方而來，他和你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業辦好。這個就是《易經》上講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就是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個道理很簡單，但是難就難在領導者自己能不能夠克服私心，如果領導者自己的私欲克服不了，是不能夠做到舉直錯諸枉的。
所以你看《大學》上說：「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個順序不能夠顛倒。「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從哪裡修起？就是從格物來修起，克服、克除自己的私欲。如果自己的私欲克服不了，你不可能真正舉用正直公正的人。這個是我們講的這一句話。
一百九十三：
【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二十二《後漢書二》。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天下最重要的職位就『在於尚書』，尚書的選拔豈能不重視？然而現任尚書大多是從郎官提升上來的，儘管他們通曉文法、善於應對，但這只是小聰明，大多沒有辦大事的能力。因此應當選拔那些做過州官，而且素有名聲的人來任職，他們應對雖然遲緩，有時比不上別人，但他們一心向著國家，忠於職守而且辦事周密。
天下最重要的職位「在於尚書」。這個「樞」就是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位置，『樞要』。這個「尚書」，用我們現在話來說就是部長級的幹部。『尚書之選，豈可不重』，所以尚書的選拔怎麼可以不慎重？譬如說一個民政部要管理整個國家老百姓的生活，如果用錯了人，影響的是千千萬萬的人民。再譬如教育部，如果用錯了人，會影響整個民族的素質，教育的水平，教育政策的對錯。所以這裡就講到選拔尚書，往往比較多是『從郎官，超升此位』，這個「郎官」就是副部長，通常都是把副部長提升上來當部長。這有什麼弊端？這個郎官雖然『曉習文法』，他很通曉這個部門的事務，包含這些文件的往來，應對回答問題等等，譬如說起草一個文件報告，寫一個領導的發言稿，甚至於答記者問等等，他都能夠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但是這些只是小聰明，或者說是紙上談兵，大多沒有辦大事的能力。做副職的往往能夠體會領導的心意，他配合部長工作配合得也很好，部長安排他去工作，他也會盡心盡力地去完成，用得也很順手，這個時候，這個部長可能就會比較喜歡這個副部長。等他要推薦候選人的時候，後繼的人才的時候，他可能就會推薦這個跟他配合得很好的人，但是這是出於情感的考慮。他配合得挺好，但是很可能只適合於輔助性的工作，假如要推薦他做部長，那很可能有很多事情要他拿決斷，就要考慮他做事有沒有魄力，有沒有領導的素質和決斷的能力。所以每個人的才質是不一樣的，推薦不能夠憑情感去判斷，要理性的、慎重地去評估。
應該選擇什麼樣的人？這裡邊說，『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這個「簡」就是挑選、揀選的意思。因為這個尚書要做全國的部長，要找什麼樣的人？要找那些當過州宰，也就是當過省長或省委書記，而且頗有政績和口碑的人來擔任。因為他有真正治理過一個大省的經驗，然後再來讓他負責全國性的事情，比較有把握。
「雖進退舒遲」，雖然他可能在跟人應對進退的過程，反應不是那麼快，或者說口才、禮節都沒有那麼到位。「時有不逮」，就是有的時候會有一些疏漏，做得不到位的地方。「然端心向公」，但是他一心一意都是為了公家的事、人民的事。你看他做省長、省委書記的時候，他考慮事情要為千萬人、甚至上億人著想，那這種歷鍊就不得了。而且他又享有盛名，為什麼享有盛名？說明他確實有政績，他確實是為人民著想，所以老百姓才擁戴他、懷念他，這都是真正做出來的。「奉職周密」，他做事很冷靜、考慮問題很周全。所以負責這麼高的位置，就必須有定力，而且愈高的位置需要定力愈強，能夠做到處變而不驚，甚至是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
所以要選擇部長這樣重要的官員，首先要看什麼？古人告訴我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首先看他的胸懷、看他的氣度，他是不是胸懷天下、心繫蒼生，還是目光短淺，總是想到自己個人、家庭的私事。所以你看這個氣度，這個不是容易培養出來的。所以培養人才，看得到的東西好培養，譬如說他的口才、他的專業素質、演講能力等等，這些是看得到的地方；但是看不到的地方就很難培養了。譬如說他的胸懷、他的氣度、他的人格特質，這個看不到，但是這些是選拔人才要最先考慮的因素。所以一個副部長，他可能沒有胸懷天下的心，這個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任何事情也都有例外。主要的是這個副部長他沒有獨自決斷、治理眾多百姓、處理紛繁複雜的政事的歷鍊，所以你怎麼知道他有沒有能力來擔任這個部長的職位？所以要選擇就要選擇那種有胸懷，而且治理過大省經驗的、享有盛名的州宰來負責全國的事情，這樣比較有把握。這是我們講的這一句話。
我們再看下一句，一百九十四。
【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八《周書》。
這個 『無庸』就是沒有用處。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根據一個人的言論來判斷人品，人們就會用技巧來修飾言語；如果是依據行為來判斷人品，人們就會盡力充實內在的德行。巧飾言語毫無用處，盡力完善德行必將會有成就。這一句話就是提醒我們觀察一個人或者任用一個人，不僅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如果我們僅僅憑一個人的言語好聽就任用他，人們都會就追求修飾自己的言語，讓自己的言語聽起來比較動人。如果我們根據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品行來判斷一個人的人品，人們就會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德行。
在《漢書》上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對我們理解這一句話非常地有啟發。張釋之和漢文帝一起出行，文帝登上了虎圈，這個虎圈就是飼養虎的地方，向上林苑的主管詢問關於禽獸簿上的各種事情。結果他問了十多個問題，這個上林尉卻左顧右盼，一個也回答不上來。而在旁邊一個官職很低的嗇夫，他就主動代替上林尉來回答這些問題。皇上所問的有關禽獸簿上的問題他都非常地熟悉，而且為了讓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問必答、滔滔不絕，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對這個禽獸簿非常熟悉，而且口才很好。漢文帝一看，果然很歡喜。此刻，他也忘了孔老夫子的教誨，說：「巧言令色，鮮矣仁」，「有言者，不必有德」，於是就怎麼樣？他就想下詔拜嗇夫為上林令。這個上林令是管理上林苑的最高長官，比上林尉的官職還要高，這個可以說是越級提拔，連升了幾級。
張釋之看到之後，就趕忙上來勸諫。他勸諫的時候非常善巧方便，他就問漢文帝：「您覺得絳侯周勃是什麼樣的人？」周勃是西漢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也是西漢的功臣，因為他被封在絳縣，所以稱為絳侯。文帝說：「他當然是長者了。」張釋之又問：「東陽侯張相如是怎樣的人？」張相如也是因為有戰功才被封侯，他在西漢的一百四十三位功臣中位居一百一十八位。文帝又回答：「他當然也是長者。那都是很有德行的人，德行很高的人。」張釋之就說：「絳侯、東陽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長者，但是這兩個人在上書言事的時候，口裡竟說不出話。您現在越級提拔這個嗇夫，那不就是讓大家都效仿此人，喋喋不休的口辯之才嗎？在歷史上秦國就是因為任用了只會舞文弄墨的刀筆之吏，這些人爭相以亟疾苛察相比試，做事很急迫，督察又非常地嚴苛，認為這才是負責盡職。結果是徒有官文的形式，卻並沒有實際的德行，沒有惻隱同情心。秦始皇因為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所以才逐漸地衰敗。到了秦二世的時侯，天下土崩瓦解了。現在陛下您因為這個嗇夫能言善辯，就越級提拔他，我恐怕天下會隨風響應，上行下效，爭相去追求能言善辯，而不求實德了。況且下級順從上級，速度就像響之應聲、影之隨形一樣地迅速。因此，皇帝的一個政策、一個舉動，都不能夠不審慎明察。」漢文帝一聽，也受到了提醒，稱他說得好，就廢棄了要把這個人封為上林令的詔書，就不再封他為上林令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我們選拔一個人才，不能僅僅聽他的話說得多麼漂亮，他的承諾多麼好，而要看這個人是不是能夠有真才實德，能夠聽其言，還要觀其行。
再下一句，一百九十五句：
【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三《晏子》。
這個意思就是說，賢明的君主任用人選時，諂媚阿諛的人不放在身邊，結黨營私的人不得治理政事；用人要發揮他的優點，不強求他的不足；任用他的專長，不強求他的短處。這就是用人的基本原則。
在《晏子》上記載，齊景公向晏子請教古代治理國家的人是怎麼樣任用賢德之士的？晏子回答說：「就像土地有很多差別，適宜不同種類的作物。如果各種土地不同，卻只種一種作物，還希望它都能夠長得好，這是不可能的。人的才能是不一樣的，讓他們去做同一件事，那就不可能讓他們都能做得好、都能有成就。如果對人才求全責備，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夠完全勝任。如果貪求的心沒有厭倦、沒有止境，即使是天地自然，也有不能夠滿足他的時候。」接下來就說了這些話，『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所以明智的君主任用人才的時候，本著這樣一個原則，諂媚阿諛的人不放在身邊，結黨營私的人不得治理朝政。
在《韓子》中就告訴我們，如果君主、領導者親近君子，遠離小人，事業就會昌達。如果相反，親近小人，遠離君子，這個事業就會衰敗。小人、君子的特點是什麼？我們怎麼區分身邊的人是奸臣小人還是賢德之人？《韓子》中這樣說：「凡奸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這就是告訴我們奸臣小人有一個最大的特點，非常明顯。凡是奸臣小人，都願意順著君主的心思去做，為的是取得君主的信任和寵幸。因此君主認為好的事，他一定就跟著去讚歎；君主所憎惡的事，他一定跟著去詆毀，這就是奸臣。所以你看歷史上有很多的朝代非常地短命，什麼原因？很大程度都是因為用人不當，皇帝任用了奸佞之臣所導致的。
譬如說隋朝，也是歷史上非常短命的王朝之一。三十多年就滅亡了。這是什麼原因？這就是和開國皇帝隋文帝他的特點有關係。其實隋文帝在一開始的時候也是做得不錯，但是後來就是因為他喜歡聽好聽的話，任用佞臣，結果愈偏愈厲害了，到了隋煬帝的時候就敗亡了。隋文帝有一個喜好，你看在位者的喜好確實不能夠不謹慎，他喜好什麼？他喜好占卜，喜歡知道這個事情的吉凶禍福，結果有一個官員就看到他有這種嗜好，這個官員叫蕭吉，就故意說，說「占卜的天象，都說皇帝和皇后有聖德」，你看這個諂媚巴結的話非常地明顯，他還在大眾面前說：「你看我們皇上長得，頭上這裡還有一塊肉，這都是很特殊的相貌，這都是真龍天子的面相。」他這樣稱讚皇帝、皇后，隋文帝就很高興，賜給他五百段的布匹。結果這樣的做法獎勵一做出來，下面就會有人跟進，愈來愈諂媚巴結的話都出現了。有人一讚歎他，他一高興就給他封官。有一個臣子叫王劭，也是稱讚隋文帝，說他相貌不凡，頭上有肉突出來就像角一樣，說這個都不是一般人的相貌，於是隋文帝就封他做著作郎。王劭做了著作郎之後，就去蒐集所謂的天下吉祥的一些瑞相，他蒐集了多少？他蒐集了三十卷文字來歌頌隋文帝，意思是說隋文帝他有聖德，把國家治理得很好，結果國家出現了這麼多吉祥的瑞相。隋文帝把它編成了一本書，還帶頭閱讀，這本書叫《皇隋靈感志》。你看這本書這樣地厚，王劭要讀十幾天才讀完。因為這些諂媚巴結的人愈來愈多，隋文帝就愈來愈自視清高、傲慢，結果怎麼樣？結果隋朝很快就滅亡了。
所以明智的君主任用人才，不把阿諛奉承的人放在身邊。結黨營私的人不能夠治理朝政，因為他結黨營私就會排除異己，真正德才兼備的人就會因為他們的嫉妒之心而背棄不用。
後邊還說，『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用人要發揮他的優點，不強求他的不足；要任用他的專長，不強求他的短處。這句話主要告訴我們，用人不能夠求全責備。只要一個人在大的方面是好的，他的本質、主流是不錯的，那就可以委以重任。
在《文子》中記載：「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現在，君主評論臣子的時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勞和貢獻，而是在他細小的行為上做文章，求取他小的不善、小的錯誤，這是失去賢士的原因。
孔子的孫子子思在衛國的時候，他發現苟變是一個人才。有一天，子思就向衛侯推薦說：「苟變這個人可以擔任統率五百輛戰車的將領，不知主公是否了解他？」結果衛侯怎麼說？衛侯說：「我知道他可以擔任將軍，但苟變過去在擔任官吏的時候，曾經偷過人家兩個雞蛋，所以我不能夠任用他。」你看，這個人只是偷過人家的兩個雞蛋，但是怎麼樣？就被衛侯廢棄不用。子思聽到了之後就對衛侯說：「聖人在用人的時候，就像匠人選用木料，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所以杞樹、梓樹連抱那麼粗，即使有幾尺的朽爛，好的木匠也不會丟棄它。如今君王處在戰事連綿不斷的時代，選用作為爪牙的武士，卻為兩個雞蛋就捨棄可以攻城略地的將軍，這種事情可不能讓鄰國知道。」衛侯聽了之後一再拜謝說：「我誠懇地接受你的教誨。」
你看苟變他只是犯了一個小錯誤，偷吃了兩顆雞蛋，結果衛侯就不用他可以帶領五百輛兵車的軍事才幹，這就是因小失大。「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人哪有沒有犯錯的時候？因為人犯下的一個小錯誤，就把一個將才閒置不用，那對國家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所以愈是高位的人愈要嚴格，但是這個嚴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要能夠寬容屬下的不足。為什麼他是你的屬下，他不是你的領導？如果他又有德行、又有才能，做事能力很強，那他應該是你的領導了。他之所以是你的屬下，那定然有很多不如你的地方，在德才上都有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所以對屬下要寬容，要恕其愚、恕其拘、恕其肆等等，就是要寬容屬下的拘泥、愚鈍、放肆等等。而且看到屬下的不足，還要想著怎樣盡到君親師的責任，讓他去改善提升，而不是一直盯著屬下的缺點看。看，自己也煩惱，讓別人也不愉快，這個態度就錯誤了。
所以《文子》上說：「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從古至今、從歷史上看，沒有十全十美的、德行無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責備於任何一個人。後邊它還做了兩個比喻：「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夏禹所佩戴的璧玉，也不是沒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沒有污點的。但是天下人仍然認為它們是寶貴的東西，不以小小的瑕疵來妨礙它們的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現在卻只記著別人的短處，而忘記了他的長處，還想在天下求得賢才，這是難上加難。
你看這些論述比喻得很恰當、很精闢，告訴我們，即使是很珍貴的璧玉、夜明珠，都不是沒有瑕疵、斑點的。如果我們對人求全責備，我們還想求得賢才，那就是太難了。
我們再看下一句，一百九十六：
【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權辱。】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八《典語》。意思是說選拔大臣，不能不精確恰當；任命大臣，不能不信任；進用為官，不能不以禮相待；辭退官職，也不能使他們受到屈辱。這也是用人的四條基本的原則。我們一條一條地來看。
『選不可以不精』，選人不能夠不精確恰當，選人的前提就是要充分地知人，知人才能夠善任。所以你看《群書治要》中有很多知人、觀人的方法，確保所選之人是合適之人。
譬如說在《群書治要．管子》上提出了「四慎」，也就是君主要選官員的時候，要秉持四種謹慎的原則。「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授國柄」。「大德不至仁」，就是雖然他崇尚道德、標榜道德，但是卻沒有仁愛、同情、惻隱之心，不可以輕易地把國家的權柄交給這樣的人。因為如果他握有生殺大權，但卻沒有仁愛之心，這樣的人可能會非常地苛刻、暴虐，會導致民心背離、怨恨。你看這句話對我們現在的國家任用選拔人才非常地有幫助。很多的人才就是因為沒有仁德之心，所以給他了一個很高的、很重要的位置，結果用這個位置來暴虐地對待人民，做出了很多違背人權的事。
「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看到有賢德的人，甚至比他更好的人，他不能夠把這個位置推讓給別人，不能夠讓賢，說明什麼？說明這個人還是有私心的，甚至私心很重，這樣的人就不可以把高位授予給他。
「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他進行刑罰的時候，對於親戚之人和權貴之人不給以刑罰的處分，這叫「罰避親貴」。如果這個人和他有親屬關係，和他的關係很密切，或者這個人是權貴之人，他就可以給他法外開恩，這樣的人不可以讓他當率領軍隊的將軍。為什麼？因為他有偏私之心，有偏私之心就會引起屬下的不平，不平積累多了就會產生怨氣，他不能服眾，將士不能夠同心協力，那就很難打勝仗。
「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古代是以農業為本，其實包括我們現代都應該以農業為本，因為民以食為天。但是這個人不重視農業生產，不重視地利，而輕易地去徵收賦斂，就不可以讓這樣的人做地方官治理都邑。這四種考慮是安危的根本，所以稱為「四慎」。
在《群書治要．政要論》中還提出「九慮」，就是你要選拔一個官員的時候，要從九個方面來觀察他、考察他。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說臣下，有的是在小事上忠誠，為的是實現在大事上的不忠誠；有的是在小事上誠信，為的是成就在大事上的不誠信。怎能不考慮這是欺詐？
「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下，有的外表剛強，但內心其實很軟弱；有的外表上看起來很仁愛，但實際行為和它相違背。怎能不考慮這是虛偽？所以我們觀察人不能只憑自己的感受，要很客觀地看他怎麼樣處理這些人際關係。
在《五種遺規》的《從政遺規》中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它說：「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謙以和。小人之事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你看我們觀察這個人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從他對上、對下的態度中就可以看出來了。君子人對領導者很忠誠、也很恭敬，對下面的人很謙虛、和睦、愛護，這是君子人；而小人對上面的人是諂媚，贏得上面人的信任，但是他對底下的人卻是很嚴苛。所以我們不能看他對我好不好，就判斷他這個人德行如何，那個判斷一定是出於人情，一定是錯誤的。我們要看什麼？看他怎麼樣對底下的人，甚至對根本不起眼的人，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他是不是尊重對方、感恩對方？這才可以看出一個人，是不是從內心裡有這種愛心和恭敬心。其實這些觀察都不難，因為我們在相處的過程中有很多境遇都可以觀察得到。
「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下，有傷害同僚來獨攬大權，閉塞下情來蒙蔽君上，怎能不考慮這是嫉妒？很多人嫉妒心很重，所以欺上瞞下，
這個做領導的都要非常地有警覺之心。
「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奸乎？」臣下，還有的進獻邪說來混亂是非，用似是而非的道理來傷害賢德之人，怎能不考慮這是奸猾？
「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佐威，可不慮之以奸乎？」臣下，也有靠行賞來推展自己的私恩，靠實施刑罰來樹立自己的威信，怎麼不考慮這是營私？我們觀察這個人，他賞給別人東西，都是挑那個和他關係比較好的人，還有他刻意要討好的。這說明什麼？說明他是要經營他的關係，他不公平。他罰人，好像要給人一種氣勢，這是要樹立他的權威，所以這個態度「可不慮之以奸乎」？這是一種要做大他的勢力的一種態勢。
「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托公而實俠私，可不慮之以欺乎？」有的臣子，在外表上顯現的是互相推薦，其實內部勾心鬥角，假借為公辦事之名，實際上挾持私心，怎能不考慮這是欺詐？
「臣有事左右以求進，托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臣下，有的是通過討好君主左右的人來求取晉身之階，依靠權貴私下來結交，怎麼不考慮這是欺偽？
「臣有和同以取諧，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有的臣下，為了一味地和人和諧相處，而苟且認同別人，一味地迎合長上的意思來求取被推薦，這樣的人怎能不考慮是禍害？
「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臣下，有的投合君主的意思來求得親附，投合君主的言語來讓自己苟且容身，怎能不考慮這是奸佞？
你看，要觀察一個人，要從這以上九個方面來考慮，這才能夠防止惡人、防止惡行。
『任之不可以不信』。你任用了他，就不可以再懷疑，不能夠不信任他，所以用之不疑。
《袁子正書》上也說：「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寧戚也，知之矣。」凡是君主用人、領導用人，都不能夠求全責備。齊桓公與寧戚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寧戚想去齊桓公那裡求取一個祿位，他想去事奉齊桓公，但是他窮困潦倒，沒有辦法舉薦自己。於是他就隨著那些流動做生意的人，給他們駕車，來到了齊國，晚上住在城門外。
這時候，齊桓公到郊外去迎接客人，晚上開了城門，讓趕車的人都迴避。寧戚正好在車下餵牛，他看到齊桓公，就趕緊地敲擊牛角，唱起了淒厲的商歌。齊桓公聽到了歌聲，就說：「這個唱歌的人可不是一個平凡之人。」於是就命後面的車把寧戚載著進城去了。
齊桓公返回國內，寧戚來求見，勸說他要統一整個國家。第二天寧戚又來求見，勸說他要稱霸天下。齊桓公聽了他的進諫非常高興，就想任命他做官，委以重任。但是群臣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說，寧戚是衛國人，衛國離齊國也不遠，不如派人去問一問，打聽一下，如果他確實是一個賢才、一個有德行的人，再任用他也不遲。桓公說：「你講得不對！如果你去打聽他，恐怕他會有小的過惡。因為他小的過惡，就忘記了他大的好處，這是君主所以失去天下賢士的原因。而且人本來就難以用尺度去衡量，他不是十全十美的，我們只要用他最擅長的地方就可以了」。所以他沒有派人去打聽寧戚的為人，而是對他委以重任，授之為卿。正是因為齊桓公用人不疑，這個舉動很得當，所以得到了賢士，能夠稱霸天下。這個就是講「任之不可以不信」。
『進不可以不禮』。就是你進薦一個、晉升提拔一個官員，一定要禮遇他。為什麼要禮遇他？就像《孟子》上所說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如果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成是手足一樣加以關愛、加以重視，被領導者就會對領導者加倍地回饋，把領導者當成是自己的心腹一樣更加地重視。這說明什麼？說明君臣原本就是一體的關係。怎麼樣保持這種一體的關係？那就是領導者對被領導者要有禮遇之心，以禮相待。
在《群書治要．中論》中也說：「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意思是什麼？明智的君主得到賢才，不僅僅是得到他的身，而是得到他的心。如果你只是得到了他的身，但是他「身在曹營心在漢」，對你也沒有太多的幫助。所以對待下屬，最關鍵的是做到用真誠恭敬心和禮遇的態度來感動，這樣才能夠君臣一心，上下一體。
對於這一點，《尸子》之中還列舉了周文王和桓公的例子。周文王去求見姜太公的時候，一天五次往返，也就是說他去求見姜太公，一天去了五次才見到姜太公，把他請出山。桓公對待管仲也是極為慷慨，賜予他數座城池作為封賞。所以周文王之所以能夠得人心，桓公之所以能夠稱霸天下，都是因為他們能夠任用並且禮遇賢才，這些賢才為他出謀劃策，彌補了他們自身的不足，所以才受到了天下的尊重和認可。
『退之不可以權辱』。當你真的要辭退他們，免去他們官職的時候，也不要侮辱他們，要怎麼樣？要能夠好聚好散，善始善終，不僅不能夠與人結怨，還要以感恩的心，感謝他們曾經的付出和貢獻。所以即使是罷免他們，也不能夠因為自己有權力、身處高位而侮辱他們。
所以人生在世，確實要做到「隨緣消舊業，莫再造新殃」。也就是隨著我們的緣分，我們所處的人際關係，把該欠的還了，該報的報了，不要再在這個關係中和人結怨，結下新的冤仇，為自己埋下新的禍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無非就是四種，那就是報恩的、報怨的、討債的、還債的，我們明白這個因果的道理，把該欠的債給還掉，把該報的恩給報掉，下一次再見到的時候就是朋友了。如果我們不明白這個道理，在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過程之中，又和人家不僅沒有把該報的報掉、該還的還掉，還結下了新的仇怨，那就得不償失了，這個怨仇就會愈結愈深，彼此再見面的時候就會更加痛苦。所以《弟子規》上也教導我們說：「恩欲報，怨欲忘。報怨短，報恩長。」我們彼此有恩，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湧泉相報，自己一有機會要去報答。但是我們彼此之間有仇怨，就不要老是耿耿於懷，一提起來就把自己氣一頓，這個對自己身體不好，而且也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即使是這個人不合適在這個位置上繼續做下去，或者是有了新的更好的人選要罷退他、辭退他，也不能夠和人家結怨，也要好聚好散，善始善終，仍然以感恩的心來感謝他的付出，這才是我們正確的態度。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先學習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