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請看第一百六十二句：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十《孔子家語》。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這個「布」字，就是陳列的意思。「方策」，這個「方」就是古代書寫用的木板，「策」，就是把書寫記事用的木板和竹片編在一起，這個就叫策。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典籍的意思。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施政方法和道理，都記載在典籍之上。
『其人存，則其政舉』，如果有像周武王、周文王那樣的聖王存在，仁政就可以推行。『其人亡，則其政息』，如果聖王消失了，仁政也會跟著止息。『故為政在於得人』，所以施政的關鍵在於得到聖賢人才。『取人以身』，要得到人才必須以修養己身來感召。『修身以道』，修養己身必在於遵循倫理道德。『修道以仁』，而遵循倫理道德的下手之處，在於以仁愛存心，這一句話特別重要。
我們這一段話講的是「為政」，第一個小綱目是「務本」。它就是提醒我們治國理政的根本在哪裡？到底是在制度建設，還是在人心？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這個問題一定要搞清楚才行。這個問題實際上不難解答，譬如說我們看，如果制度很嚴苛，但是人心邪惡，這個國家能否得到治理？
在《漢書》上記載說，如果你重視法令的嚴苛，而不重視人心的治理，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如果我們僅僅是在法治監督機制上做文章，結果我們這個法律條款一出台、一公布，奸詐的行為就出現了。這個命令一下達，結果怎麼樣？欺詐的行為也就生起。也就是說，人們並沒有改變邪惡的心、以權謀私的心，法律監督機制雖然很嚴苛，但是他還想方設法地逃避法律的制裁。因為這個法律監督機制再嚴密，它也不能夠把生活中的所有具體問題都能夠一一考慮到，結果就是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使事態愈來愈嚴重。本來這個水是沸騰的，那我們怎麼止息它的沸騰？就是去再給它放一點熱水，看似把這個沸騰的現象暫時地給止住了，但是因為下面的火還不斷地在燒著，這個沸騰的狀況會跟著愈來愈嚴重。以薪救火，也就是沒有從根本上去除這個火種，這樣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譬如說我們看歷史上的秦朝，它用法家的制度，嚴刑峻法治國，確實達到了富國強兵的效果，而且人們不敢欺騙政府、不敢欺騙君主，因為它這個法令實在是太嚴苛了。但是怎麼樣？因為這種暴虐的統治，結果秦朝成為歷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二世而亡。
所以在《漢書》上記載著這樣一句話，「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僅僅使用那些利用嚴刑峻法來治國的官吏，還盼望著使道德教化普蓋四海，這個是很難達到的。為什麼很難達到？因為它違背了天道。天道是什麼？我們都說「上天有好生之德」。好生之德是什麼意思？就是它有仁愛之心，它是好生而惡殺的。所以我們辦政治也要順著天道來行事，應該首先興起教化之風，讓人們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邪、什麼是正、什麼是是、什麼是非，把他的廉恥之心、是非之心提起來。但是如今卻廢棄了德教，這個是當時漢朝的臣子所說的，現在廢除了德教，而僅僅能夠使用法律懲治犯罪的人，把他們認為是很能耐的人，而一般奉公守法的官吏卻認為是沒有政績的。這樣做，還想德風普遍地在天下形成，那是不可能的事。
在《論語》上孔老夫子也強調：「不教而殺謂之虐」。如果我們沒有事先給人以倫理道德的教育，他不知道做人的本分，結果怎麼樣？他不知道要孝敬父母，不知道要友愛兄弟、尊敬長輩，不知道要廉潔奉公等等。一旦要貪污受賄、腐敗墮落之後，就給他以刑罰的處罰，這叫什麼？這在古人稱為虐政。
在《群書治要．新序》上記載著一個「臧孫行猛政」的故事。臧孫這個人他實施了很嚴苛的政治，結果受到了子貢的批評。臧孫於是就把子貢請過來了，並且請教說：「我沒有奉公守法嗎？」子貢說：「你是守法的。」他說：「我不夠廉潔嗎？」子貢說：「你也是廉潔奉公的。」臧孫又問：「難道我沒有執政能力嗎？不能夠辦事情嗎？」子貢說：「你也有執政能力，你也很會辦事，辦事能力很強。」臧孫聽了之後就有點不明白了，他說：「這三條我都唯恐自己做不到，既然這三點我都做到了，為什麼你還批評我？」子貢怎麼回答的？子貢的回答對我們非常地有啟發，他說：「你雖然守法，但是好以法來損害人；你雖然很廉潔，但是你因為自己廉潔就很驕慢；你雖然自己有執政能力，很能辦事，但是以此卻來欺凌屬下。
子貢接著說，他說為政者就像調琴瑟一樣，如果大弦上得太緊，小弦就會崩斷。所以身居尊位的人，他的德行不能夠太淺薄；官階很高的人，他的管理不可以太瑣碎；轄地廣闊的人，他的制度不可以太偏狹；能管理很多人口的人，他的制度就不能夠太嚴苛。這是自然的法則，是自然而然的規律。所以他說：「罰得則奸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如果你的刑罰得當，那麼邪曲不正的人，作奸犯科的事就會被制止；如果你的獎賞得當，那麼屬下都應該歡心喜悅地擁護你。但是現在卻不是這種狀況。
子貢又接著說：「你聽說過子產是怎麼治國的嗎？子產在治國的時候，他是用仁愛禮義來教導人們，使人們從不違背，所以政事非常地寬鬆。對於獎賞的多少，難於確定的時候，就從重獎賞；對於懲罰卻恰恰相反，如果難於確定應該懲罰多少，他就從輕懲罰。」因為他實行了這樣寬鬆的政治，結果怎麼樣？結果子產治理鄭國七年之後，社會風氣變得非常和平，連自然災害都沒有了，國家沒有需要用刑罰處罰的人，監獄都空虛了。為什麼囹圄空虛？因為沒有人作奸犯科，沒有人需要被關進監獄。到子產過世的時候，鄭國的百姓聽了之後都是痛哭流涕，非常地哀傷。老百姓說：「子產已經死了，我們怎麼才能過上安穩的生活？我們把安定的生活寄託給誰？如果能夠使子產活過來，用我們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換取子產的生命，我們都願意。」
所以子產活著的時候，他是被人們所愛戴。他過世的時候，人們都為他感到發自內心的悲傷。做官的人在朝廷裡哭泣，商人在市場上哭泣，農民在原野上哭泣，姑娘在她自己的內室裡哭泣，整個國家連彈琴瑟的聲音都聽不到了，大夫的佩玦也不戴了，婦人把她的簪子、耳飾也全都摘了下來。為什麼？因為人們沒有心思去修飾自己了，沒有心思再去彈琴歌唱了，他們失去了這麼好的一個宰相。人們在大街小巷痛哭流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局面？就是因為他的為政之道深得民心，他行了仁恕之道的緣故。
而現在你的狀況是什麼樣子的？聽說你有病了，人民都非常歡喜，互相祝賀，說：「臧孫子病了，最好他能夠死去。」你的病剛剛有一些好轉，人們就非常地恐懼，說：「臧孫子的病又痊癒了，我的命運太不幸了，為什麼臧孫子沒有死？」所以你看，你病了的時候，人們都互相祝賀，非常歡喜。你生活在這個世間，人們都以你為恐懼。可見你害人的心是多麼地深了。你這樣辦理政治，怎麼還能夠不遭受批評？
聽完子貢的這一番話，臧孫子是非常明白道理的人，他聽了這一段話覺得很合道理，於是怎麼樣？他就主動地把位置給讓了出來。所以「義者循理」，說明臧孫子還是一個明理的人。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雖然我們的制度完善，法律監督機制很健全，賞罰分明，但是如果過於苛刻，人們也不會感恩戴德，反而還會招致怨聲載道。所以子貢說了這樣一句話：「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德行深厚的人，回報他的也會很豐美；與人結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會有災禍。所以說，這裡邊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德行，就是最大的德行莫過於仁，最大的禍害莫過於苛刻、刻薄。所以這裡邊就是告訴我們，制度的嚴苛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行仁恕之道，要把人教好，僅靠嚴刑峻法是不能夠得到治理的效果的，反而還適得其反，引起人們的怨言。
在《列子》上也記載著一個類似的故事，說明了同樣的道理，這個故事也是發人深省。
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晉國有很多盜賊，晉侯就為這件事很苦惱。恰好他們國家有一個叫郤雍的人，這個人有一個本事，什麼本事？他可以通過觀察人的神情，來辨別這個人是不是強盜。結果辨別了很多次，晉侯把他請來了，讓他指認盜賊，結果他指認了千百個盜賊，都沒有錯過一次。晉侯就非常地喜悅，他說：「我得到了這樣一個人，還用那些能偵破案件的人幹什麼？只要我用這一個人，就足夠把這些盜賊治理好了。」晉侯旁邊有一個有道德學問的人，叫趙文子，趙文子聽了晉侯的這一番話就很擔憂，他說：「大王，您用這個人來指證盜賊，不但不能夠盡除盜賊，反而這個人的下場也一定不會很好，他必死無疑。」晉侯聽了沒當回事，甚至還有點不高興。但是過了不久，這些盜賊就聚在一起商量了，「我們今天之所以走投無路，都是因為郤雍的原因」。於是，他們聚集起來，把郤雍的財物偷走了，還把郤雍給殺死了。晉侯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想起了當時趙文子的話，你看趙文子他多有本事、多有智慧，他在很久以前就預知了這個事情的結果。晉侯這個時候才想到了趙文子，所以非常地驚懼，就把趙文子找過來和他商量，他說：「果不其然，不出你所料，郤雍被人害死了，那些盜賊把他給殺掉了。那我還有什麼辦法能捕獲這些盜賊？」趙文子怎麼回答的？趙文子說：「周朝有一句諺語，說能夠看到深淵裡的魚的人是不吉祥的，能夠洞察隱匿之情的人是有災禍的。為什麼有災禍？人家要殺人滅口。你現在要想去除這些盜賊，不如舉薦那些賢良之人來辦理政治，興起教化之風，人們都有了廉恥之心，誰還要去做盜賊？」中國人認為「人之初，性本善」，每一個人都有本善的良心，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人的良心給喚醒。晉侯聽了他的話，覺得很難得，於是就請了隋會這個人來辦教育，興起了道德教育。結果這群盜賊就逃離了晉國到秦國去了。
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單單用執法之吏治民，不僅治理不好國家，還產生了怨氣、產生了對立，人們想方設法地要把這個執法之吏給殺掉。所以最根本的要想使社會和諧、國家安定，就是要興起道德教育，改變人的邪惡之心，把人的廉恥之心喚起來，這才是根本的方法。正如孔老夫子所說的，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我們設置了各種各樣的政令條款，用這個來引導人們，他只要觸犯了這個政令條款，就給他以刑罰的處罰，這個結果是什麼？人們因為懼怕處罰，免於去做壞事，但是他沒有羞恥心，甚至這個「免」還不是免於去做壞事，他是想方設法地去做壞事免於法律的制裁，還以此沾沾自喜，認為這是自己聰明智慧的表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是什麼原因？這就是因為人們沒有羞恥心所導致的。那應該怎麼辦？孔老夫子接著說了，「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們用道德來引導人們，用禮義來教化人們，這樣的話，人們都學了禮義道德，他們用禮義來規範自己的行為，這個時候他不僅僅有羞恥心，而且他有仁心的歸附，而且他有人格，他有人格就不願意去做壞事了。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讓人不願欺、不想欺。
所以我們看到了單單用制度、法制、監督機制的健全，而人心沒有改變，人心邪惡，並不能夠把這個社會國家治理得好。
我們再看一看，假設人心是好的、正的，但是制度還不完善，這個時候這個國家能不能治理好？假如我們重視了制度建設、道德教育，人心都向善，但是制度不是很完善，能不能夠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
在《漢書》上也有記載，它說：「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說古代的聖王都把倫理道德教育視為國家最重要的事。他們是怎麼樣做的？是怎麼樣重視道德教育的？在國都設立太學，在鄉鎮設立庠序，也就是鄉間的學校，這些學校設立起來的目的是什麼？目的就像我們現在所說的道德講堂一樣，都是宣揚倫理道德的教育，讓人知道自己在倫理關係中的責任和本分。教化明確了，道德風俗形成了，結果怎麼樣？天下曾經出現過沒有一個人的牢獄，這個監獄裡一個犯人都沒有，像歷史上的成康盛世，周成王的時候，監獄四十年都沒有一個犯人，達到了這樣好的治理效果。
在《史記》上也闡述了這樣的道理。它說，在漢朝興起之後，把秦朝的那些嚴刑峻法廢除了。「破觚而為圓」，這個「觚」就是棱角的意思，也就是說去除了嚴刑苛法而力求婉轉。「斫雕而為朴」，把那些繁文縟節，這個是指過分細膩的那些法律條文等等給廢除了，力求質樸。「網漏於吞舟之魚」，法網疏忽，法制不是很健全，甚至怎麼樣？把吞舟之魚，就是很大很大的魚都能夠給漏下去。這個法網是一個比喻，就是法律機制不是很健全，甚至很粗疏。但是因為他們興起了道德的教化，結果是怎麼樣？結果是「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他們的吏治，也就是官員的道德修養都是蒸蒸日上的，沒有作奸犯科的事、貪污受賄的事情發生，黎民百姓都治理得很好，過著和美而安樂的生活。
這一段闡述告訴我們，社會治理的根本，包括反腐倡廉的根本，在於人心的教化，在於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而不在於法律的嚴苛。所以，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一定不能夠混淆、不能夠顛倒。我們可以通過一個比喻、對比，再清楚地看一看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和什麼對比？把法律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來做對比。
譬如說我們，像我自己在一九九九年的時候到英國去讀書，當時來到超市的時候，看到有很多的攝像頭，他們寫了一句話叫「ＣＣＴＶ在運行」。當時我們從大陸過去的人，看到ＣＣＴＶ，第一反應就是中央電視台。所以一看「ＣＣＴＶ在運行」，還開始覺得中央電視台的影響還是滿大的，在英國的超市都能收看到。結果時間久了才發現，原來不是那麼一回事，這個ＣＣＴＶ同樣也是中央監控系統的簡稱。所以「ＣＣＴＶ在運行」就是我們這有中央監控系統，有攝像頭，你不要想著偷東西，你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在監控之中。
當時我們中國還沒有這些東西。我們到了超市，感覺自己的言行都被監控，感覺很不舒服，覺得自己沒有被信任。但是，在四年半之後，我又回到中國的時候，發現中國的各大超市、大街小巷，甚至有一些主要的單位，全都設置了攝像頭。而我們看一些法制節目，現在很多的破案也是依賴於這些先進的科技，確實為我們破案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但是我們再仔細考慮一下，我們的社會因為這些科技的發展，這些攝像頭的增多而變得更加安定和諧了嗎？盜賊因為這些攝像頭的設置就不去作奸犯科了嗎？他只是用更加科技的手段來反對你的監控系統，他是以科技來治科技，並沒有讓他不想去犯罪。所以從這個對比之中，我們就知道了到底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
當然我們強調人心的教化是根本，並不反對要制定嚴密的制度，譬如說法制和監督機制等等，並不是不認為它很重要，它是重要的，但是它不是根本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個一定要搞清楚。根本的是什麼？根本的是人心的治理。人心怎麼治理？那就是要興起道德的教化。那我們現在這個反腐敗的形勢為什麼如此地艱巨？社會治理出現了諸多的問題？原因是我們的法制既不健全，更沒有注重倫理道德的教育。也就是說，我們傳統倫理道德的教育已經忽視了三、四代，人之為人的根本已經沒有人講三、四代了，所以出現了什麼狀況？兒子把父親給殺了，兄弟因為一點點財產就吵上了法庭，夫妻離婚率愈來愈高，青少年的犯罪率不斷地攀升，而且現在向西方學習什麼自由，自由得沒有邊界了，成了任性了。像婚前的性行為愈來愈多了，墮胎的現象也非常地普遍，這個孩子才十三、四歲都已經有墮胎的經歷了。換一句話說，如果缺少了倫理道德的教育，這個人就活得沒有人的樣子了，這就是左丘明所說的「人棄常則妖興」，人都不講仁義禮智信、不講五倫八德，這個怪異的現象全都出現了，妖魔鬼怪都產生了。所以，我們現在要真正地把國家治理好，使反腐敗的工作能夠持續地進行下去，必須在加強法制監督機制的同時，興起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這才是標本兼治。
這些闡述的目的是告訴我們一個真相，那就是「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所以這裡邊講「為政在於得人」，一定要使德才兼備的人能夠走到領導的位置上。如果德才兼備的人都處在領導的位置上，這個國家想不和諧都很難。
在《群書治要．孫卿子》中，也有這樣一段闡述。它說：「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認為，這個法它不能夠獨立的存在發揮作用，有了正人君子、聖賢人，才能夠發揮作用。如果沒有了聖賢君子，有了法、有了監督機制，它也不可能很好地發揮作用。所以後邊它說，法律、還有這些制度是治理的開端和憑依，但是聖賢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也就是說，這個法律制度是否制定得合理公平，在推行的過程中，是否能夠合理公平地推行，能夠體現仁慈博愛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制定和推行法律的人。這一點一定要認清。認清楚了，我們才會把培養德才兼備的人，並且把德才兼備的人選拔到領導位置上，作為我們關注的重要問題。
當代西方有一個著名的倫理學家叫麥因泰爾，他寫了一本書，叫 After Virtue，《追尋美德》。在《追尋美德》這本書中，他說了這樣一句話：「對於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於那些擁有正義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發揮作用。」也就是說，這個法律、規則是由誰來制定的？它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律、規則在推行的時候，也是由人來推行的。所以他特別批判羅爾斯的《正義論》。他認為，倫理學的任務不是去設計正義的規則和制度，這不是倫理學應該關心的根本問題，不應該把關注點放在這個上面，而應該回歸到亞里斯多德的美德倫理，也就是說要把培養人的美德作為倫理學的主要任務。
他的這本書在西方社會引起了普遍地反響，他也是因為這本書一舉成名。說明什麼？說明他的觀點引起了西方社會的思考，由此也讓他們反省，他們只是重視正義的規則設計、制度的完善的這種治國理念，已經出現了弊端，已經面臨著挑戰了。所以在另一本書《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他就問，如果我們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你講的這個正義是誰的正義？缺少主體。何種合理性？因為西方有很多的關於正義的觀點、理論，譬如說功利主義的、合理利己主義的，還有康德的義務論、羅爾斯的正義論等等，他們從不同的前提概念出發，得出了關於正義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彼此還是矛盾衝突的。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到底應該按著誰的理論去評價是非、善惡、美醜？所以他就又問何種合理性？這都是因為忽視了聖賢教育所導致的，結果大家都是莫衷一是、各抒己見、爭論不休，不能達成一個統一的觀念。
在《群書治要》中有一本書叫《傅子》，你看我們讀了這些聖賢人的著作，確實體會到古人的深刻之處。它用一句話就把我們現在人爭論不休的問題，到底人和制度的關係如何看的問題，給講明白了。它怎麼說的？它說：「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明智的君主一定是會順著好的制度，才能夠達到社會和諧、天下大治的結果。換言之，制度重不重要？當然很重要。如果一個人做好事反而受到排擠，另一個人做惡事反而受到鼓勵，或者可以肆無忌憚，在這樣的制度下顯然是不鼓勵人們做好事的。而人們去做弘揚傳統文化的事還處處受限制，得不到保護、鼓勵、尊重，這樣顯然沒有辦法興起倫理道德的教育，所以好的制度當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並不是說，你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把國家治理好，必須怎麼樣？必須有好的德才兼備的人，才能夠把這個制度實施好、推行好。也就是說，必須有賢德的人，他能夠把正義的制度能夠公平合理地去推行，才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
習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的審議時，這樣說：「我在中央紀委全會上講，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這項工作要繼續堅持，去搞好完善、建設。同時在我們國家有一句話，叫面壁成佛，就是自我境界的提升。」如果人人都能夠有像佛陀、像孔子、孟子這些聖賢人的境界，身都修得很好，在什麼樣的制度之下，他們都不會做惡事。
當然，中國古聖先賢他在設計制度的時候，他非常地符合人情，他知道成聖成賢的人在社會上、在實際生活中是少數，大多數都是怎麼樣的？大多數人仍然是喜歡財富，仍然是喜歡權勢，仍然是喜歡受人尊重的。所以他們在設計制度的時候，就是讓那些有德行的人、對國家有功勞的人富裕起來、受人尊敬，身處一定的領導位置。所以中國古人沒有忽視制度建設，而他的制度建設都是圍繞著怎樣把一個人培養成一個好人，再把這個好人選拔到領導的位置上來制定的。這樣的制度設計出來它是非常合理的，而且也非常容易在社會上推行。
所以我們誤解古人不重視制度建設，這是因為我們對傳統文化沒有深入，如果我們去研究一下中國的制度史，你就會發現它的制度實際上是非常完美的。這個就是說，雖然我們強調道德教育、人心的治理是根本，但是我們並沒有否認制度建設的作用。
習總書記的這個話其實也就是講了兩層意思。也就是說，要反對腐敗，治理好國家，必須要加強和完善制度建設，但是同時要更重視的是領導幹部的自我境界的提升，也就是領導幹部的修身。《大學》上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次序一定是不能夠顛倒的，所以它強調「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首先是誰？首先就是天子，然後才是下面的人，所以教育者和領導者先受教育才是符合教育的規律的。
我們看了習總書記的這段話，我們就知道，他是用現代的語言，表達了古聖先賢的治國理念。他這段話和《傅子》上所說的話，其實是兩種表達方式，但是是一個意思。
在《淮南子》中也這樣說，它說：「無法不可以為治也」。如果這個國家沒有法律、沒有制度，沒有規則，那我們治理國家就沒有憑依了，我們不知道這個行為應該按著什麼來評判是非、善惡、美醜。「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但是如果一個人沒有禮義廉恥，他是沒有辦法去推行這個法律、制度和規則的。後面它也講到了法律的侷限性，它說：「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墨之行」，這個法律確實可以把不孝的人給殺掉，但是培養不出像孔子、墨子那樣的德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法律也可以把那個偷盜的人依法懲處，給他關進監獄、給他判刑，但是怎麼樣？它培養不出像伯夷、叔齊那樣高尚的氣節，那種廉潔之風。「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它再給你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孔老夫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效法的榜樣，這是靠什麼所成就的？這是靠教育所成就的。因為他是聖人的學生，他也心向聖賢。所以怎麼樣？要給社會大眾做一個好的榜樣，做一個好的表率，他自己的言行舉止都是小心謹慎、戰戰兢兢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了，古人他不是要否認制度的作用，而是認為，不是說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達到社會和諧，關鍵還在於你用不用這個好的制度，誰來用這個好的制度。
像《中論》上也有這樣一句話，「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這個也是很多人在討論的一個問題，說既然你傳統文化這麼好，那為什麼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都滅亡了？你看《中論》就給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它說那些末代的使國家滅亡的君主，他的朝廷中不是沒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像商紂王他有三個賢人，但是他們能夠犯顏直諫，他卻不僅不聽，反而把他們都陷害了。「比干諫而死」，比干被他剖心而死，微子也逃亡了。這個都是不能夠用這些賢德之人所導致的。
他的府庫之中也不是沒有聖賢的典籍，聖賢典籍被束之高閣了，他根本就不去看、不去用、不去身體力行。所以還是免不了滅亡，原因就在於「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有了賢德的人，但是也不被君主所重用；有好的治國理念、方法、策略，也沒有被君主去推行。所以你看夏商周三代，都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在夏商周初期的時候，都曾經出現過天下大治的局面。但是雖然夏商周三代的治國理念、方法，都記載在典籍之中，但是他們的後代子孫，特別是亡國之君，沒有按照這些制度、方法去治理天下，這才是夏商周滅亡的根本原因。所以說「為政在於得人」，關鍵是誰在位，他去不去推行這些好的治國理念。
『取人以身』。怎麼樣獲得德才兼備的人才來幫助你？那就是你自己必須修正自身。所以《傅子》上有這樣一句話：「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你要想得到賢才，最根本的是修正自身，也就是你要按照聖賢人的教誨去做。「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如果自己的修身修得不夠好、不端正，聽的不是聖賢教誨，「聽不壹」這個「壹」字很重要，你看我們現在關於治國的理論方法、策略、制度很多很多，但是我們到底應該聽誰的？我們一定要聽經典上的聖賢人的話。「經者常也」，它是恆常不變的道理。你看《論語》上孔老夫子的話，經過幾千年的印證，沒有說哪句話是錯的。你認為它是錯的，是你自己沒有理解，你不能理解才認為它是糟粕的；或者你把它理解錯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了，全都是誤解。
聖賢人和我們一般人不同在哪裡？因為聖賢人的心地很清淨，就像這個水一樣，他心平如止水，心如止水，它很平。所以泥沙都沉到底下來了，水面很清靜，沒有驚濤駭浪，甚至連小小的波紋都沒有，它能夠映照萬物，映照得很清楚。你看他的心不像我們現在人心浮氣躁，心浮氣躁，我們寫出來的東西、講出來的東西，那都是有侷限性的，都看不到根本，淺嘗輒止，講不到那個根本之處。
第二，聖賢人和我們的不同之處是他沒有自私自利，他沒有私心，他講這些話，完全沒有個人求功名利祿的目的，完全是為了社會大眾著想，怎麼樣把國家天下治理好，人們過上幸福安定的生活。而且他是真正地見到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這些宇宙人生的真相他都親見了。他站在的是二十層樓，我們一般人站在的是二層樓，我們看不到他們所看到的境界，還以我們自己所看到的侷限眼光去評價人家、批判人家，這個就是大錯而特錯了。
接著講，如果我們自己的修身不端正，我們聽的就不是聖賢人的教誨，反而是世俗的言論，那麼賢德之人他就不會來了。為什麼不會來？因為他知道他來了之後，你也聽不進去。你們道不同不相為謀，你是一個想自私自利、以權謀私的人，他是一個想治國平天下，為人民帶來福祉的人，他怎麼會到你身邊來？他即使到你身邊來了，他所說的話，你也一定聽著不入耳，所以這樣就會錯失賢才。像我們以前講到的周厲王，他之所以任用榮夷公，為什麼？就是因為兩個人志同道合，都是貪財牟利、殘暴不仁，他有共同的嗜好，所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最後怎麼樣？導致了國家的滅亡。
所以舉賢的根本、求得賢才的根本，還是在於修正自己的身心，一心聽從聖賢的教誨來治國。領導者如果具備美好的德行，就自然感召同類的人，也就是賢德的人來教導他。如果領導者缺乏德行，即使身邊有賢才也會離他而去。這是「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我們用什麼來修養己身？很多人說我自己很善良，我已經是個好人了，這都是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自己所得到的結果，不是按照聖賢人的標準。聖賢人的標準都是有一定的規範的，最基本的講就是《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你把上面的都做到了，你才是一個善人、是一個好人。所以「修身以道」，這個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規律，這個自然而然的規律，聖人把它觀察出來了，把它總結出來了，記載在經典之中。
我們概括一下，其實就是五倫、五常、四維、八德。「父子有親」，怎麼樣保持這個親情？那就是要父慈子孝；「君臣有義」，領導者、被領導者以義相處，「義者宜也」，領導者要像個領導的樣子，被領導者要像個被領導的樣子，所以要求君仁臣忠，領導者起到君親師的作用，被領導者要竭盡全力完成領導交給自己的任務；「夫婦有別」，丈夫和妻子的責任有分工，丈夫負責經濟，妻子負責教育兒女；「長幼有序」，就是兄弟姐妹的出生有自然的順序，要求兄長友愛、關心、幫助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對於兄長要恭敬、要聽從；「朋友有信」，朋友就是平等的人之間交往，一定要誠實守信，人言為信，說話算話，不能夠欺騙人。這些都做到了，你做人才是一個合格的人。還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我們把這些全都做到了，我們的修身才有了一個基礎。
所以之所以有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善人、是一個孝子、是一個忠臣、是一個好的領導者，實際上都是按照自己的標準來評價的。如果按照我們聖賢經典的教誨來看的話，很多人遠遠不是一個好人，遠遠不是一個善人。所以「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弟子規》上也說，「但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理真」。很多人說我只要心好就行了，他認為這個心好，實際上往往以好心辦了壞事，還是以自己的評價標準認為自己是心好的，這個是不行的。所以必須怎麼樣？必須要按照三個根，就是《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的標準來修養己身，這個修身才是有基礎的。
一個人「修身以道」結果是什麼樣的？在《中論》上指出：「故人君苟修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塤篪，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這句話意思是說，如果君主、領導者修明道義，彰顯自己美好的聲譽，謹慎自己的言行、威儀，慎重地頒布教化、政令，刑法沒有偏頗邪僻之處，恩澤廣泛地流布，百官都安於自己的本分，以盡職盡責為樂，萬民百姓各得其所，安居樂業，那麼賢德的人敬仰他就像敬仰天地一樣，愛戴他就像愛戴自己的父母親人一樣，快樂得就像聽到了塤篪。這個「塤」就是陶製的樂器，「篪」就是竹製的樂器，這兩種樂器配合，能奏出美妙的音樂。快樂得就像聽到了塤篪合奏的美妙的音樂，愉悅得就像聞到了蘭草的芬芳，所以賢德的人歸附，就像是除去了水流的壅塞，就像那個水流出大壩一樣通暢。如果這樣做了，哪會有賢德的人不來歸附？
『修道以仁』。後面告訴我們修道從哪裡入手，入手之處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要培養自己的仁愛之心。所以，孔老夫子有弟子來問「什麼是仁」？孔老夫子說「仁者愛人」。而忠恕之道是行仁之方，是行仁的方法。也就是說你怎麼樣培養自己的仁愛之心？
在《孟子．離婁》有這樣一句話：「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假如有一個人，他以粗暴蠻橫地態度來對待我，君子會怎麼做？他一定會反省自己，我對他一定還有不仁愛的地方、無禮的地方，要不然這個態度怎麼會衝著我來？自我反省之後，覺得自己已經做到仁了，反省之後自己也做到禮了，但是那個人他粗暴蠻橫的態度仍然沒有改變。君子一定要再反省：我待他一定還沒有盡心竭力。經過反省之後，自己也做到了盡心竭力，但是那個人對我的態度依然是粗暴蠻橫。君子就說：「這個不過是個狂人罷了。像他這樣的人和禽獸又有什麼區別？對於禽獸又有什麼可計較的？」
所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沒有一朝之患。君子一生所憂患的是什麼？君子一生所憂患的是，舜是人，而我也同樣是人。但是舜給天下的人樹立了榜樣，他的影響可以流傳到後世，可是我卻仍然不免是一個平庸的人，這才是值得憂慮的。憂慮之後應該怎麼辦？像舜那樣去做就可以了，至於說君子一直所擔心的，那是沒有的。君子不符合仁的事不幹，不符合禮的事不做，即使只有一時的擔心，君子也不認為值得擔心了。
從這裡它也告訴我們，修養仁愛之心要從忠恕之道入手。也就是遇到事情要時時刻刻反省自己，反求諸己，而不是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怨天尤人。為什麼？因為我們修行是修自己，如果我們還有怨天尤人的心，那不也是說明自己還有瞋心沒有完全斷嗎？這樣一想，我們自己自然心平氣和了。再從因果的角度上來看，「一啄一飲，莫非前定」，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別人之所以這樣以粗暴蠻橫的態度對我，沒有這樣對別人，這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們明瞭因果的話，我們也會平心靜氣地去接受了。
再想一想，我們說「人不學，不知道」，在《無量壽經》上也說，「先人不善，不識道德，無有語者，殊無怪也」。因為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甚至是再上一代，也都沒有了倫理道德的教育，沒有人教他這些做人的原則和本分了。我們有幸接觸到了聖賢教誨，我們能夠用聖賢教誨修養己身、修正自己的行為，我們相比於他，還是非常幸運的人，他是一個可憐憫者，所以我們也不要再責怪人家了。
所以在《禮記．中庸》上說，「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我們怎麼樣？要學習孔老夫子，孔老夫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一生都過著坦蕩蕩的生活。在《論語》的開篇還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個都是我們效法的榜樣。所以我們只要把自己做好，端正自身而不要求別人怎麼樣怎麼樣，那就沒有怨了。君子的目標是追求道德學問，成就聖賢人格，也就是《大學》上所說的「明明德」，所以他只擔心自己是一個平庸的人，擔心自己的道德學問沒有提升，擔心自己不能夠明明德。當然這個擔心要放下，不擔心別人對自己不好。其實來到我們身邊的人，都是來成就自己的，「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就看你怎麼樣去對待身邊的人事物了。
當然我們隨著修行境界的提升，我們所面臨的考驗也就更嚴峻。就像我們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碩士、到博士，隨著我們年級的提升，我們這個考試的題目也會愈來愈難，你要把它通過了，你就可以升級，你通不過，「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怎麼樣？你把它作為考驗自己修行的考題，你能把它順利通過了，你的境界就提升了，所以你看是不是好事？好事，應該感恩，沒有這些考官出現，我們怎麼知道自己的境界不夠？所以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沒有哪一件事、哪一個人對你而言是絕對的壞事。當我們變換著角度用積極的心態來對待的時候，真的是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所以巴爾扎克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苦難對於天才是一塊墊腳石，對於能幹的人是一筆財富，但是對於弱者卻是一個萬丈深淵。」所以你看同樣面臨苦難、同樣面臨挫折，對於能幹的人，他克服了這個困難和挫折，這成為他成功的墊腳石；而對於那個弱小的人，就是一個萬丈深淵了，他踏不過去了，他不就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了嗎？所以看我們用什麼樣的心態來面對生活中的境緣，這就是蕅益大師所說的「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這個境就是物質環境，這個緣就是人際關係，它本身沒有絕對的好與壞之分，好壞之分在哪？在於我們自己的心，在於我們對待它的態度。
所以君子人他不擔心別人不知道自己，不擔心自己的名聲不夠顯揚，這些都不是他所擔心之處，他所擔心的是自己的道德學問沒有提升，所以他的「德日進，過日少」。真正有德行、有修養的人自然會認識他，所謂的是「德不孤，必有鄰」，像孔老夫子一生周遊列國，這些國君或者沒有智慧、或者心胸不夠寬廣，嫉賢妒能，怕他手下的弟子人才太多，會取而代之。但是他一生，你看他有德行、學問，又懷才不遇，沒有人能夠重用他，他沒有表現出任何怨天尤人的情緒。為什麼？因為他體會到了「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這種喜悅。學道，他樂在道中，他有一種從內心發出的源源不斷的喜悅，這種喜悅不是別人承認不承認，你有沒有官位、有沒有財富所給你的，和這些毫不相關。
所以你體會到這種喜悅的話，你就會願意學、樂意學，確實能體會到古人所說的「法喜充滿，禪悅為食」的境界。所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道理就在此地。這個人為什麼能夠有成就，達到世界頂級的高峰？就是因為他樂在其中，他體會到了這種學習，無論他學的是什麼，學得喜悅，所以他能夠成就。
好，這是我們講的一百六十二句。我們再看下一句，一百六十三：
【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為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十六《漢書四》。這段話強調的是古代人對太子的教育，也就是對繼承人的教育。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十六《漢書四》，在這段話之前還有一句話，說「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說古代君王太子一出生，就要給他以禮儀的教化，教導他來習禮。而且這個習禮做得很具體，怎麼做的？「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於天也」，就是專門讓那些有德行的成年男子揹著他，還有專門的官員，他穿戴整齊，「端」就是端服，正式的禮服，「冕」就是禮帽，他要穿上端服，戴好禮帽，然後帶著天子行祭天之禮，就是拜天。「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宮闕，就是如果路過宮門，這個是國君處理朝政的地方，他本來是揹著這個太子的，這個時候就要把太子放下來。「過廟則趨」，這個「廟」是祭祀祖先的宗廟，路過這個供奉祖先宗廟的時候，就要小步快跑，也是表示對祖先的恭敬，這都是教導孝道。「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所以太子從一個小小孩的時候，教育就已經開始推行了。
下面就是接著我們今天要學的這段話，它下面是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譬如說從前，周成王尚在襁褓之中的時候，這個襁褓就是背負嬰兒用的寬布帶和包裹嬰兒的被子。周成王他年幼尚在襁褓之中的時候，就已經請召公來做他的太保，周公做太傅，太公做太師。後面接著解釋什麼是保、什麼傅、什麼是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藝，師導之教訓』。「保」就是保護太子的身體，要給他講一些養生之道，按照自然節律飲食起居，怎麼樣保持身心和諧等等；「傅」就是以道德仁義來教導他，這是太傅的職責；「師」，也是以聖賢教誨來啟發他，這就是三公的職責。所以說『此三公職也』。
『於是為置三少』，不僅如此，還要設立三少，那就是『少保少傅少師』。這少傅、少保、少師是做什麼的？『是與太子宴者也』。少保、少傅、少師就是和太子生活在一起的人，他們負責把太保、太傅、太師所教導的表演在生活之中，讓太子看到、學習到。
『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所以在太子年幼懂事的時候，三公、三少就要給他講什麼道理？給他講明孝仁禮義的道理，引導他在生活中落實，並且把那些邪曲不正的人、奸邪之人驅逐出去，要讓他遠離太子，不能夠讓太子見到不好的行為。
『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因此選出天下品行端正的君子，以及孝順友悌、見聞廣博、有學問道德的人來幫助他、保護他，讓他們陪伴太子朝夕相處、同出同入。這個「衛翼」就是輔佐的意思。這些少師、少傅、少保就是和太子一起學習，並且把這些太保、太傅、太師所教導的落實在生活之中，表演出來給太子看。實際上他們和太子一起成長，從小學的是一樣，都是受聖賢教誨的薰陶，志同道合，這也是培養了下一代的朝臣。那些朝廷的重臣也是從這些太子的少師、少傅、少保之中選拔出來的。
『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所以太子一出生下來，所見的都是正事，所聽的都是正言，所行的都是正道，在他前後左右的全都是正人君子。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這就像孔老夫人所說的，從小養成的品德就像天性一樣自然而然會變成習慣。他從小接觸的是正確的教導，不正的他全都沒看到，所以他自自然然的行為表現出來就是正確的。
這個就是古人對於太子的教導非常地重視。一般的人家教導後代子孫，雖然不像教太子那麼樣地重視、那麼樣地嚴格，但是也是非常地重視。中國人有句話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什麼是無後為大？這個無後，當然有一種情況是沒有兒子，另一種情況就是你生了七、八個兒子，但是都是敗家子，不能把你良好的家業、家風承傳下去，還做了很多禍國殃民的事，這樣的兒子與其有還不如不有，這才是真正的無後為大。所以古人說：「養子不教如養驢，養女不教如養豬。」這個都是告訴我們，培養兒女、培養後繼的人才至關重要，這樣才能夠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在二戰前夕，有一些歐洲的學者都在討論，說四大文明古國唯有中國綿延至今，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生生不息，這是什麼原因？最後他們研究來研究去，得出了一個結論，說那是因為中國人特別重視家庭教育的結果。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在世界各國之中，最懂教育的就是中國人，而且這個教育是始從胎教，到終的時候慎終追遠，貫穿了一個人一生的過程。
所以我們看周文王，他的母親太任在懷孕的時候就已經很重視胎教了，她做到了「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正是因為他的母親是一位聖母，所以生出的兒子文王才也是一位聖人。所以你看說胎教胎教，很多人都認為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實際上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之前已經在重視胎教了。而且這個孩子出生的一千天，這是對孩子教育最關鍵的時候，所以古人說「三歲看小，八歲看老」，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這個就講了太子從小就要給他以最好的教育，把全國最有德行、最有能力的人選拔出來當太保、太傅、太師，所以他受到的是最好的教育、最優秀的指導。所以很多人說君主制有弊端，批判君主制的問題。實際上君主制相對於民主制而言，它有一個重要的優點，就是特別重視對後繼人才的教育，而民主制它沒有做到這一點。
這一個對後繼人才的教育這個傳統，我們至今仍然保留著。譬如說我們的黨校，黨校就是培養後繼人才的地方，黨校就相當於過去的太學，要培養國家的中、高級領導幹部，關鍵的問題是在於他們受什麼樣的教育才能真正的統一思想。中國古人是用什麼統一思想的？他們都是用經典來統一思想的。也就是說，他們要聽課，聽什麼課？請一個專家，這個人是專攻《論語》的，另一個人是專攻《孝經》的，還有一個是專攻《周易》的，專門把他們請來，講一段《論語》中是怎麼樣治國的；《周易》中有什麼樣的道理，為什麼它被稱為群經之首；《孝經》為什麼可以以孝治天下，為什麼唐玄宗他身為一國之君，要親自給《孝經》做註解，為什麼自古以來都是以孝治天下，幾千年來都沒有變過，他把這些道理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經典上記的是恆常不變的道理，是經過歷史檢驗的、大浪淘沙的結果。所以怎麼樣？你拿這個來統一思想，大家都是心服口服。
所以我們看對後繼人才的教育非常地重要，而且是始從胎教、始從家庭教育。所以古人說「閨閫乃聖賢所出之地，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從中我們也體會到，你看中國人雖然講怎麼樣治理國家，但是他考慮得非常地久遠，他是從治理人心來治理國家的。而治理人心從什麼時候開始治理？從胎教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這才叫深謀遠慮，這才叫從根本上治國。我們想一想，一個孩子他從小生活的家庭，母親都是賢良貞靜的、溫柔慈愛，而且忍讓、謙卑、尊敬別人，他從小在這種環境下薰陶，他長大之後怎麼可能有暴戾的傾向？怎麼樣會出言不遜？怎麼樣會和人家去競爭，爭得頭破血流？
所以有一次有人來請教老法師、老教授，說世界衝突的根源在哪裡？就是澳大利亞的昆士蘭大學有一個和平學院，專門要解決世界衝突，促進世界和平的。他們的這些教授邀請老法師去座談，在座談的過程中就講到了，現在的世界衝突不斷，矛盾衝突還不斷地升級，戰爭頻發，到底應該如何解決衝突？老教授就很智慧地說，他說這個世界衝突的根本在於家庭，在於家庭之間父子的衝突、兄弟的衝突、夫婦的衝突。我們一想也是，如果一個人他從小在家裡都沒有養成一種平和的心態、禮讓的態度，他走上社會怎麼會和社會大眾和睦相處？但是這還不是更根本的，更根本的是什麼？是自性和習性的衝突。所以老教授說，人都有自性、有習性，是利己和利他的衝突。譬如說在利益面前，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自利還是利人？如果我們都首先想到自利，人人都去想到利己，自私自利的結果不就起了衝突了嗎？所以古聖先賢教我們要讓，要禮讓、敬讓、謙讓，這就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中國古人他能夠化解衝突，實現世界和平，像鄭和下西洋的時候，為什麼他帶著世界上最大的艦隊，沒有和當地的人發生任何的衝突，反而能夠把這些人都變成友邦？就是因為他受傳統文化的薰陶，他帶給這些途經的國家的是先進的造船術、造紙術、陶瓷、茶葉等等，把這些作為禮物送給人家，而沒有把這些國家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更沒有侵佔別的國家一寸一尺的土地。所以直到現在，像南洋這些國家，都有三寶廟來紀念鄭和，三寶太監，紀念他為這些國家所帶來的貢獻。這個都是受到傳統文化的薰陶，所以傳統文化告訴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是從枝末上解決問題，這是我們學的這一句話。
我們下面再看一百六十四句：
【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三《說苑》。
『繼絕』就是繼絕世的略語，意思是說要恢復已滅絕的宗祀，承續已斷絕的後代。這句話我們分成兩段來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國家沒有賢能的大臣輔佐和優秀的人才協助，而能成就功業、平定危亂，且延續已滅絕的國家，這是從來沒有的事。這句話就是強調任用賢能的人才、德才兼備的人才來輔助，是一個國家興衰成敗的根本。
像在《群書治要．詩經》上也說：「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任用賢德的、有能力的人，是周室興盛的重要原因。《漢書》上也說：「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漢書》也是總結歷史的經驗得出的結論。《典語》上也說：「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說社會治亂，就是社會治理的好壞、安危，不是由於其他什麼原因所導致的。那是什麼原因所導致的？「俊乂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如果君主喜歡有能力的、有德行的、有才華的這樣的人，並且怎麼樣？把他們選拔在領導的位置上，國家政治自然會清明。如果君主喜歡諂媚巴結的人，而且奸邪之人干預朝政，這個禍亂就不可避免。
在《說苑》上也說，沒有恆常安定的國家，也沒有恆常得以治理的百姓，「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如果得到賢德的人，國家就會安昌；失去賢德的人，國家就會危亡，自古至今無不是如此。可見我們任用什麼樣的人、重用什麼樣的人，對國家的治亂安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後面說，『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所以國家不必求大，而在求得民心；輔佐的大臣不必求多，而在求得賢良俊才。得民心的人，人民自然會擁護他；有賢臣輔佐的人，志士仁人自然來歸附他。這一句話就是告訴我們，要治理好國家有兩項重要的事，這兩項事都很根本，第一就是得到賢良俊才，第二就是要得到民心。
在《群書治要．孫卿子》中，也有一段類似的話，它闡述的同一個道理，它說：「有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雖然你擁有了一個國家，但是不能夠愛民、利民，而期求人民欽服自己、愛戴自己，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人民不欽服你、愛戴你，而期求人民為自己所使用、為自己效死，這也是不可能的。「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人民不能為自己所使用，也不會為自己效忠，甚至獻出生命，而期求兵力的強勁、城池的堅固，也是不可能的。「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你的兵力不強勁，城池不堅固，別人就會看到有機可乘，所以你期求敵人不來侵犯，也是不可能的。「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敵兵來了，而求沒有危險，不被削弱、不被滅亡，這也是不可能的。「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所以人君想國家富強、穩固、安樂，就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對於人民的態度。「欲附下壹民，則莫若反之政」，如果你想使下屬都欽服你，人民都團結一致，也就是說都有向心力，大家都能擰成一股繩，那就不如反省一下自己的政事辦得如何。「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如果你想使政治修明，政治辦得很好、很清明，使國家美善，也就是使國家治理得很好，國泰民安，最好的辦法就是求取德才兼備的人來輔佐自己。最後荀子得出結論說：「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作為國家君主的人，作為一國之君的人，因為愛民而使國家安定，因為喜歡賢才而榮耀。如果這兩者缺少一個，這個國家就會滅亡。
後面說，「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國家它不必很大，但是重要的是能夠深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一個自古至今屢屢證實的規律。
在《群書治要．魏志（下）》上有這樣一句話：「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夏朝、商朝和周朝歷經了數十世才衰敗，而秦朝兩世就衰亡了，原因在哪裡？「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夠和天下的人民共享幸福。「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也」，而秦始皇這個人他獨裁專制，壓迫人民，所以一旦傾覆、遇到危難，沒有人去拯救他。由此得出了一個結論，「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能夠和天下共享安樂的君主，人們也一定會和他共同承擔憂慮；能夠與天下共享幸福的人，人們也一定會竭盡全力地拯救他的危難。這個就告訴我們，君主和領導者對百姓的態度，能不能夠深得民心，這關係到這個國家的興衰成敗。
『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這個輔佐的人也不在於很多，而在於是不是有真正賢明的臣子來輔佐。
在《新序》上就記載著這樣一個典故。有一個官員有事來請教齊桓公，齊桓公就對他說：「把這件事稟告仲父就可以了。」又來了一個人有事請教齊桓公，桓公又說：「把這件事告訴仲父去處理。」如此三番五次，凡是有人來請教他怎麼辦，他就告訴人家去請仲父，去請管仲來處理。旁邊的人看了之後就說：「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意思是說，第一件事稟告仲父，再有一件事還是稟告仲父，這當國君也太容易了。齊桓公怎麼說的？齊桓公說：「我在沒有得到仲父之前，確實感覺到治國很難，但是得到了管仲的輔佐之後，幹什麼不很容易？」「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所以君王在求賢的時候很辛苦。你看，像管仲能夠為齊桓公所用，齊桓公也是費盡了心思。
三國的時候劉備去「三顧茅廬」，禮請諸葛亮，那是三番五次地前去，人家看他很有誠意，所以才出來輔佐他。所以在求賢的過程中確實是很辛苦的。「逸於得人」，得到了這個賢才之後，治國就很安逸了。
所以賢才不在於多，而真正是有德行、有能力，這樣的人把他請出來輔佐自己，按照他的教誨去做，那真正是可以實現國泰民安。
在《群書治要．新語》上也說：「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聖道而師賢者也。」說從最高的領導者到一般的老百姓，沒有不遵從聖道，而以聖賢為師的。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都要學習聖賢教誨，更何況是治理國家、治理天下的人？「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在上位的領導者他是個有仁德之心的人，他所感召的也都是有仁德之心的人來做官；有道義的人在朝裡做官，他所感召的也是講道義的人來做官。因此，「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你看，孔老夫子一生沒有名、沒有地位，但是他自己有德行，他把自己所說的全都做到了，所以他走到哪裡，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個賢人都跟到哪裡，不離不棄。這就是「德不孤，必有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結果。
「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這是對比。周文王他是一個聖王，所以他的朝廷之中也多是賢良的、有道德、有智慧之人。而秦始皇他本身是一個暴戾之君，結果他的朝廷裡也多是不祥之人。「故善者必有所因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所以善人之所以能夠被感召而來，也是因為有賢德的人在位；惡人之所以被感召而來，也是因為惡人當政。所以福禍、善惡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我們做領導者的，他自己是一個有德行的人，他能夠任用賢德的人，這樣才能感召更多的賢德之士來歸心於你。這個才是能夠使國家安定、社會治理的根本原因。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先學習到此地，謝謝大家。
諸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請看第一百六十二句：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十《孔子家語》。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這個「布」字，就是陳列的意思。「方策」，這個「方」就是古代書寫用的木板，「策」，就是把書寫記事用的木板和竹片編在一起，這個就叫策。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典籍的意思。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施政方法和道理，都記載在典籍之上。
『其人存，則其政舉』，如果有像周武王、周文王那樣的聖王存在，仁政就可以推行。『其人亡，則其政息』，如果聖王消失了，仁政也會跟著止息。『故為政在於得人』，所以施政的關鍵在於得到聖賢人才。『取人以身』，要得到人才必須以修養己身來感召。『修身以道』，修養己身必在於遵循倫理道德。『修道以仁』，而遵循倫理道德的下手之處，在於以仁愛存心，這一句話特別重要。
我們這一段話講的是「為政」，第一個小綱目是「務本」。它就是提醒我們治國理政的根本在哪裡？到底是在制度建設，還是在人心？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這個問題一定要搞清楚才行。這個問題實際上不難解答，譬如說我們看，如果制度很嚴苛，但是人心邪惡，這個國家能否得到治理？
在《漢書》上記載說，如果你重視法令的嚴苛，而不重視人心的治理，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如果我們僅僅是在法治監督機制上做文章，結果我們這個法律條款一出台、一公布，奸詐的行為就出現了。這個命令一下達，結果怎麼樣？欺詐的行為也就生起。也就是說，人們並沒有改變邪惡的心、以權謀私的心，法律監督機制雖然很嚴苛，但是他還想方設法地逃避法律的制裁。因為這個法律監督機制再嚴密，它也不能夠把生活中的所有具體問題都能夠一一考慮到，結果就是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使事態愈來愈嚴重。本來這個水是沸騰的，那我們怎麼止息它的沸騰？就是去再給它放一點熱水，看似把這個沸騰的現象暫時地給止住了，但是因為下面的火還不斷地在燒著，這個沸騰的狀況會跟著愈來愈嚴重。以薪救火，也就是沒有從根本上去除這個火種，這樣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譬如說我們看歷史上的秦朝，它用法家的制度，嚴刑峻法治國，確實達到了富國強兵的效果，而且人們不敢欺騙政府、不敢欺騙君主，因為它這個法令實在是太嚴苛了。但是怎麼樣？因為這種暴虐的統治，結果秦朝成為歷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二世而亡。
所以在《漢書》上記載著這樣一句話，「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僅僅使用那些利用嚴刑峻法來治國的官吏，還盼望著使道德教化普蓋四海，這個是很難達到的。為什麼很難達到？因為它違背了天道。天道是什麼？我們都說「上天有好生之德」。好生之德是什麼意思？就是它有仁愛之心，它是好生而惡殺的。所以我們辦政治也要順著天道來行事，應該首先興起教化之風，讓人們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邪、什麼是正、什麼是是、什麼是非，把他的廉恥之心、是非之心提起來。但是如今卻廢棄了德教，這個是當時漢朝的臣子所說的，現在廢除了德教，而僅僅能夠使用法律懲治犯罪的人，把他們認為是很能耐的人，而一般奉公守法的官吏卻認為是沒有政績的。這樣做，還想德風普遍地在天下形成，那是不可能的事。
在《論語》上孔老夫子也強調：「不教而殺謂之虐」。如果我們沒有事先給人以倫理道德的教育，他不知道做人的本分，結果怎麼樣？他不知道要孝敬父母，不知道要友愛兄弟、尊敬長輩，不知道要廉潔奉公等等。一旦要貪污受賄、腐敗墮落之後，就給他以刑罰的處罰，這叫什麼？這在古人稱為虐政。
在《群書治要．新序》上記載著一個「臧孫行猛政」的故事。臧孫這個人他實施了很嚴苛的政治，結果受到了子貢的批評。臧孫於是就把子貢請過來了，並且請教說：「我沒有奉公守法嗎？」子貢說：「你是守法的。」他說：「我不夠廉潔嗎？」子貢說：「你也是廉潔奉公的。」臧孫又問：「難道我沒有執政能力嗎？不能夠辦事情嗎？」子貢說：「你也有執政能力，你也很會辦事，辦事能力很強。」臧孫聽了之後就有點不明白了，他說：「這三條我都唯恐自己做不到，既然這三點我都做到了，為什麼你還批評我？」子貢怎麼回答的？子貢的回答對我們非常地有啟發，他說：「你雖然守法，但是好以法來損害人；你雖然很廉潔，但是你因為自己廉潔就很驕慢；你雖然自己有執政能力，很能辦事，但是以此卻來欺凌屬下。
子貢接著說，他說為政者就像調琴瑟一樣，如果大弦上得太緊，小弦就會崩斷。所以身居尊位的人，他的德行不能夠太淺薄；官階很高的人，他的管理不可以太瑣碎；轄地廣闊的人，他的制度不可以太偏狹；能管理很多人口的人，他的制度就不能夠太嚴苛。這是自然的法則，是自然而然的規律。所以他說：「罰得則奸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如果你的刑罰得當，那麼邪曲不正的人，作奸犯科的事就會被制止；如果你的獎賞得當，那麼屬下都應該歡心喜悅地擁護你。但是現在卻不是這種狀況。
子貢又接著說：「你聽說過子產是怎麼治國的嗎？子產在治國的時候，他是用仁愛禮義來教導人們，使人們從不違背，所以政事非常地寬鬆。對於獎賞的多少，難於確定的時候，就從重獎賞；對於懲罰卻恰恰相反，如果難於確定應該懲罰多少，他就從輕懲罰。」因為他實行了這樣寬鬆的政治，結果怎麼樣？結果子產治理鄭國七年之後，社會風氣變得非常和平，連自然災害都沒有了，國家沒有需要用刑罰處罰的人，監獄都空虛了。為什麼囹圄空虛？因為沒有人作奸犯科，沒有人需要被關進監獄。到子產過世的時候，鄭國的百姓聽了之後都是痛哭流涕，非常地哀傷。老百姓說：「子產已經死了，我們怎麼才能過上安穩的生活？我們把安定的生活寄託給誰？如果能夠使子產活過來，用我們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換取子產的生命，我們都願意。」
所以子產活著的時候，他是被人們所愛戴。他過世的時候，人們都為他感到發自內心的悲傷。做官的人在朝廷裡哭泣，商人在市場上哭泣，農民在原野上哭泣，姑娘在她自己的內室裡哭泣，整個國家連彈琴瑟的聲音都聽不到了，大夫的佩玦也不戴了，婦人把她的簪子、耳飾也全都摘了下來。為什麼？因為人們沒有心思去修飾自己了，沒有心思再去彈琴歌唱了，他們失去了這麼好的一個宰相。人們在大街小巷痛哭流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局面？就是因為他的為政之道深得民心，他行了仁恕之道的緣故。
而現在你的狀況是什麼樣子的？聽說你有病了，人民都非常歡喜，互相祝賀，說：「臧孫子病了，最好他能夠死去。」你的病剛剛有一些好轉，人們就非常地恐懼，說：「臧孫子的病又痊癒了，我的命運太不幸了，為什麼臧孫子沒有死？」所以你看，你病了的時候，人們都互相祝賀，非常歡喜。你生活在這個世間，人們都以你為恐懼。可見你害人的心是多麼地深了。你這樣辦理政治，怎麼還能夠不遭受批評？
聽完子貢的這一番話，臧孫子是非常明白道理的人，他聽了這一段話覺得很合道理，於是怎麼樣？他就主動地把位置給讓了出來。所以「義者循理」，說明臧孫子還是一個明理的人。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雖然我們的制度完善，法律監督機制很健全，賞罰分明，但是如果過於苛刻，人們也不會感恩戴德，反而還會招致怨聲載道。所以子貢說了這樣一句話：「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德行深厚的人，回報他的也會很豐美；與人結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會有災禍。所以說，這裡邊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德行，就是最大的德行莫過於仁，最大的禍害莫過於苛刻、刻薄。所以這裡邊就是告訴我們，制度的嚴苛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行仁恕之道，要把人教好，僅靠嚴刑峻法是不能夠得到治理的效果的，反而還適得其反，引起人們的怨言。
在《列子》上也記載著一個類似的故事，說明了同樣的道理，這個故事也是發人深省。
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晉國有很多盜賊，晉侯就為這件事很苦惱。恰好他們國家有一個叫郤雍的人，這個人有一個本事，什麼本事？他可以通過觀察人的神情，來辨別這個人是不是強盜。結果辨別了很多次，晉侯把他請來了，讓他指認盜賊，結果他指認了千百個盜賊，都沒有錯過一次。晉侯就非常地喜悅，他說：「我得到了這樣一個人，還用那些能偵破案件的人幹什麼？只要我用這一個人，就足夠把這些盜賊治理好了。」晉侯旁邊有一個有道德學問的人，叫趙文子，趙文子聽了晉侯的這一番話就很擔憂，他說：「大王，您用這個人來指證盜賊，不但不能夠盡除盜賊，反而這個人的下場也一定不會很好，他必死無疑。」晉侯聽了沒當回事，甚至還有點不高興。但是過了不久，這些盜賊就聚在一起商量了，「我們今天之所以走投無路，都是因為郤雍的原因」。於是，他們聚集起來，把郤雍的財物偷走了，還把郤雍給殺死了。晉侯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想起了當時趙文子的話，你看趙文子他多有本事、多有智慧，他在很久以前就預知了這個事情的結果。晉侯這個時候才想到了趙文子，所以非常地驚懼，就把趙文子找過來和他商量，他說：「果不其然，不出你所料，郤雍被人害死了，那些盜賊把他給殺掉了。那我還有什麼辦法能捕獲這些盜賊？」趙文子怎麼回答的？趙文子說：「周朝有一句諺語，說能夠看到深淵裡的魚的人是不吉祥的，能夠洞察隱匿之情的人是有災禍的。為什麼有災禍？人家要殺人滅口。你現在要想去除這些盜賊，不如舉薦那些賢良之人來辦理政治，興起教化之風，人們都有了廉恥之心，誰還要去做盜賊？」中國人認為「人之初，性本善」，每一個人都有本善的良心，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人的良心給喚醒。晉侯聽了他的話，覺得很難得，於是就請了隋會這個人來辦教育，興起了道德教育。結果這群盜賊就逃離了晉國到秦國去了。
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單單用執法之吏治民，不僅治理不好國家，還產生了怨氣、產生了對立，人們想方設法地要把這個執法之吏給殺掉。所以最根本的要想使社會和諧、國家安定，就是要興起道德教育，改變人的邪惡之心，把人的廉恥之心喚起來，這才是根本的方法。正如孔老夫子所說的，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我們設置了各種各樣的政令條款，用這個來引導人們，他只要觸犯了這個政令條款，就給他以刑罰的處罰，這個結果是什麼？人們因為懼怕處罰，免於去做壞事，但是他沒有羞恥心，甚至這個「免」還不是免於去做壞事，他是想方設法地去做壞事免於法律的制裁，還以此沾沾自喜，認為這是自己聰明智慧的表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是什麼原因？這就是因為人們沒有羞恥心所導致的。那應該怎麼辦？孔老夫子接著說了，「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們用道德來引導人們，用禮義來教化人們，這樣的話，人們都學了禮義道德，他們用禮義來規範自己的行為，這個時候他不僅僅有羞恥心，而且他有仁心的歸附，而且他有人格，他有人格就不願意去做壞事了。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讓人不願欺、不想欺。
所以我們看到了單單用制度、法制、監督機制的健全，而人心沒有改變，人心邪惡，並不能夠把這個社會國家治理得好。
我們再看一看，假設人心是好的、正的，但是制度還不完善，這個時候這個國家能不能治理好？假如我們重視了制度建設、道德教育，人心都向善，但是制度不是很完善，能不能夠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
在《漢書》上也有記載，它說：「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說古代的聖王都把倫理道德教育視為國家最重要的事。他們是怎麼樣做的？是怎麼樣重視道德教育的？在國都設立太學，在鄉鎮設立庠序，也就是鄉間的學校，這些學校設立起來的目的是什麼？目的就像我們現在所說的道德講堂一樣，都是宣揚倫理道德的教育，讓人知道自己在倫理關係中的責任和本分。教化明確了，道德風俗形成了，結果怎麼樣？天下曾經出現過沒有一個人的牢獄，這個監獄裡一個犯人都沒有，像歷史上的成康盛世，周成王的時候，監獄四十年都沒有一個犯人，達到了這樣好的治理效果。
在《史記》上也闡述了這樣的道理。它說，在漢朝興起之後，把秦朝的那些嚴刑峻法廢除了。「破觚而為圓」，這個「觚」就是棱角的意思，也就是說去除了嚴刑苛法而力求婉轉。「斫雕而為朴」，把那些繁文縟節，這個是指過分細膩的那些法律條文等等給廢除了，力求質樸。「網漏於吞舟之魚」，法網疏忽，法制不是很健全，甚至怎麼樣？把吞舟之魚，就是很大很大的魚都能夠給漏下去。這個法網是一個比喻，就是法律機制不是很健全，甚至很粗疏。但是因為他們興起了道德的教化，結果是怎麼樣？結果是「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他們的吏治，也就是官員的道德修養都是蒸蒸日上的，沒有作奸犯科的事、貪污受賄的事情發生，黎民百姓都治理得很好，過著和美而安樂的生活。
這一段闡述告訴我們，社會治理的根本，包括反腐倡廉的根本，在於人心的教化，在於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而不在於法律的嚴苛。所以，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一定不能夠混淆、不能夠顛倒。我們可以通過一個比喻、對比，再清楚地看一看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和什麼對比？把法律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來做對比。
譬如說我們，像我自己在一九九九年的時候到英國去讀書，當時來到超市的時候，看到有很多的攝像頭，他們寫了一句話叫「ＣＣＴＶ在運行」。當時我們從大陸過去的人，看到ＣＣＴＶ，第一反應就是中央電視台。所以一看「ＣＣＴＶ在運行」，還開始覺得中央電視台的影響還是滿大的，在英國的超市都能收看到。結果時間久了才發現，原來不是那麼一回事，這個ＣＣＴＶ同樣也是中央監控系統的簡稱。所以「ＣＣＴＶ在運行」就是我們這有中央監控系統，有攝像頭，你不要想著偷東西，你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在監控之中。
當時我們中國還沒有這些東西。我們到了超市，感覺自己的言行都被監控，感覺很不舒服，覺得自己沒有被信任。但是，在四年半之後，我又回到中國的時候，發現中國的各大超市、大街小巷，甚至有一些主要的單位，全都設置了攝像頭。而我們看一些法制節目，現在很多的破案也是依賴於這些先進的科技，確實為我們破案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但是我們再仔細考慮一下，我們的社會因為這些科技的發展，這些攝像頭的增多而變得更加安定和諧了嗎？盜賊因為這些攝像頭的設置就不去作奸犯科了嗎？他只是用更加科技的手段來反對你的監控系統，他是以科技來治科技，並沒有讓他不想去犯罪。所以從這個對比之中，我們就知道了到底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
當然我們強調人心的教化是根本，並不反對要制定嚴密的制度，譬如說法制和監督機制等等，並不是不認為它很重要，它是重要的，但是它不是根本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個一定要搞清楚。根本的是什麼？根本的是人心的治理。人心怎麼治理？那就是要興起道德的教化。那我們現在這個反腐敗的形勢為什麼如此地艱巨？社會治理出現了諸多的問題？原因是我們的法制既不健全，更沒有注重倫理道德的教育。也就是說，我們傳統倫理道德的教育已經忽視了三、四代，人之為人的根本已經沒有人講三、四代了，所以出現了什麼狀況？兒子把父親給殺了，兄弟因為一點點財產就吵上了法庭，夫妻離婚率愈來愈高，青少年的犯罪率不斷地攀升，而且現在向西方學習什麼自由，自由得沒有邊界了，成了任性了。像婚前的性行為愈來愈多了，墮胎的現象也非常地普遍，這個孩子才十三、四歲都已經有墮胎的經歷了。換一句話說，如果缺少了倫理道德的教育，這個人就活得沒有人的樣子了，這就是左丘明所說的「人棄常則妖興」，人都不講仁義禮智信、不講五倫八德，這個怪異的現象全都出現了，妖魔鬼怪都產生了。所以，我們現在要真正地把國家治理好，使反腐敗的工作能夠持續地進行下去，必須在加強法制監督機制的同時，興起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這才是標本兼治。
這些闡述的目的是告訴我們一個真相，那就是「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所以這裡邊講「為政在於得人」，一定要使德才兼備的人能夠走到領導的位置上。如果德才兼備的人都處在領導的位置上，這個國家想不和諧都很難。
在《群書治要．孫卿子》中，也有這樣一段闡述。它說：「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認為，這個法它不能夠獨立的存在發揮作用，有了正人君子、聖賢人，才能夠發揮作用。如果沒有了聖賢君子，有了法、有了監督機制，它也不可能很好地發揮作用。所以後邊它說，法律、還有這些制度是治理的開端和憑依，但是聖賢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也就是說，這個法律制度是否制定得合理公平，在推行的過程中，是否能夠合理公平地推行，能夠體現仁慈博愛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制定和推行法律的人。這一點一定要認清。認清楚了，我們才會把培養德才兼備的人，並且把德才兼備的人選拔到領導位置上，作為我們關注的重要問題。
當代西方有一個著名的倫理學家叫麥因泰爾，他寫了一本書，叫 After Virtue，《追尋美德》。在《追尋美德》這本書中，他說了這樣一句話：「對於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於那些擁有正義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發揮作用。」也就是說，這個法律、規則是由誰來制定的？它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律、規則在推行的時候，也是由人來推行的。所以他特別批判羅爾斯的《正義論》。他認為，倫理學的任務不是去設計正義的規則和制度，這不是倫理學應該關心的根本問題，不應該把關注點放在這個上面，而應該回歸到亞里斯多德的美德倫理，也就是說要把培養人的美德作為倫理學的主要任務。
他的這本書在西方社會引起了普遍地反響，他也是因為這本書一舉成名。說明什麼？說明他的觀點引起了西方社會的思考，由此也讓他們反省，他們只是重視正義的規則設計、制度的完善的這種治國理念，已經出現了弊端，已經面臨著挑戰了。所以在另一本書《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他就問，如果我們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你講的這個正義是誰的正義？缺少主體。何種合理性？因為西方有很多的關於正義的觀點、理論，譬如說功利主義的、合理利己主義的，還有康德的義務論、羅爾斯的正義論等等，他們從不同的前提概念出發，得出了關於正義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彼此還是矛盾衝突的。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到底應該按著誰的理論去評價是非、善惡、美醜？所以他就又問何種合理性？這都是因為忽視了聖賢教育所導致的，結果大家都是莫衷一是、各抒己見、爭論不休，不能達成一個統一的觀念。
在《群書治要》中有一本書叫《傅子》，你看我們讀了這些聖賢人的著作，確實體會到古人的深刻之處。它用一句話就把我們現在人爭論不休的問題，到底人和制度的關係如何看的問題，給講明白了。它怎麼說的？它說：「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明智的君主一定是會順著好的制度，才能夠達到社會和諧、天下大治的結果。換言之，制度重不重要？當然很重要。如果一個人做好事反而受到排擠，另一個人做惡事反而受到鼓勵，或者可以肆無忌憚，在這樣的制度下顯然是不鼓勵人們做好事的。而人們去做弘揚傳統文化的事還處處受限制，得不到保護、鼓勵、尊重，這樣顯然沒有辦法興起倫理道德的教育，所以好的制度當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並不是說，你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把國家治理好，必須怎麼樣？必須有好的德才兼備的人，才能夠把這個制度實施好、推行好。也就是說，必須有賢德的人，他能夠把正義的制度能夠公平合理地去推行，才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
習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的審議時，這樣說：「我在中央紀委全會上講，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這項工作要繼續堅持，去搞好完善、建設。同時在我們國家有一句話，叫面壁成佛，就是自我境界的提升。」如果人人都能夠有像佛陀、像孔子、孟子這些聖賢人的境界，身都修得很好，在什麼樣的制度之下，他們都不會做惡事。
當然，中國古聖先賢他在設計制度的時候，他非常地符合人情，他知道成聖成賢的人在社會上、在實際生活中是少數，大多數都是怎麼樣的？大多數人仍然是喜歡財富，仍然是喜歡權勢，仍然是喜歡受人尊重的。所以他們在設計制度的時候，就是讓那些有德行的人、對國家有功勞的人富裕起來、受人尊敬，身處一定的領導位置。所以中國古人沒有忽視制度建設，而他的制度建設都是圍繞著怎樣把一個人培養成一個好人，再把這個好人選拔到領導的位置上來制定的。這樣的制度設計出來它是非常合理的，而且也非常容易在社會上推行。
所以我們誤解古人不重視制度建設，這是因為我們對傳統文化沒有深入，如果我們去研究一下中國的制度史，你就會發現它的制度實際上是非常完美的。這個就是說，雖然我們強調道德教育、人心的治理是根本，但是我們並沒有否認制度建設的作用。
習總書記的這個話其實也就是講了兩層意思。也就是說，要反對腐敗，治理好國家，必須要加強和完善制度建設，但是同時要更重視的是領導幹部的自我境界的提升，也就是領導幹部的修身。《大學》上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次序一定是不能夠顛倒的，所以它強調「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首先是誰？首先就是天子，然後才是下面的人，所以教育者和領導者先受教育才是符合教育的規律的。
我們看了習總書記的這段話，我們就知道，他是用現代的語言，表達了古聖先賢的治國理念。他這段話和《傅子》上所說的話，其實是兩種表達方式，但是是一個意思。
在《淮南子》中也這樣說，它說：「無法不可以為治也」。如果這個國家沒有法律、沒有制度，沒有規則，那我們治理國家就沒有憑依了，我們不知道這個行為應該按著什麼來評判是非、善惡、美醜。「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但是如果一個人沒有禮義廉恥，他是沒有辦法去推行這個法律、制度和規則的。後面它也講到了法律的侷限性，它說：「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墨之行」，這個法律確實可以把不孝的人給殺掉，但是培養不出像孔子、墨子那樣的德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法律也可以把那個偷盜的人依法懲處，給他關進監獄、給他判刑，但是怎麼樣？它培養不出像伯夷、叔齊那樣高尚的氣節，那種廉潔之風。「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它再給你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孔老夫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效法的榜樣，這是靠什麼所成就的？這是靠教育所成就的。因為他是聖人的學生，他也心向聖賢。所以怎麼樣？要給社會大眾做一個好的榜樣，做一個好的表率，他自己的言行舉止都是小心謹慎、戰戰兢兢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了，古人他不是要否認制度的作用，而是認為，不是說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達到社會和諧，關鍵還在於你用不用這個好的制度，誰來用這個好的制度。
像《中論》上也有這樣一句話，「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這個也是很多人在討論的一個問題，說既然你傳統文化這麼好，那為什麼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都滅亡了？你看《中論》就給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它說那些末代的使國家滅亡的君主，他的朝廷中不是沒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像商紂王他有三個賢人，但是他們能夠犯顏直諫，他卻不僅不聽，反而把他們都陷害了。「比干諫而死」，比干被他剖心而死，微子也逃亡了。這個都是不能夠用這些賢德之人所導致的。
他的府庫之中也不是沒有聖賢的典籍，聖賢典籍被束之高閣了，他根本就不去看、不去用、不去身體力行。所以還是免不了滅亡，原因就在於「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有了賢德的人，但是也不被君主所重用；有好的治國理念、方法、策略，也沒有被君主去推行。所以你看夏商周三代，都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在夏商周初期的時候，都曾經出現過天下大治的局面。但是雖然夏商周三代的治國理念、方法，都記載在典籍之中，但是他們的後代子孫，特別是亡國之君，沒有按照這些制度、方法去治理天下，這才是夏商周滅亡的根本原因。所以說「為政在於得人」，關鍵是誰在位，他去不去推行這些好的治國理念。
『取人以身』。怎麼樣獲得德才兼備的人才來幫助你？那就是你自己必須修正自身。所以《傅子》上有這樣一句話：「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你要想得到賢才，最根本的是修正自身，也就是你要按照聖賢人的教誨去做。「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如果自己的修身修得不夠好、不端正，聽的不是聖賢教誨，「聽不壹」這個「壹」字很重要，你看我們現在關於治國的理論方法、策略、制度很多很多，但是我們到底應該聽誰的？我們一定要聽經典上的聖賢人的話。「經者常也」，它是恆常不變的道理。你看《論語》上孔老夫子的話，經過幾千年的印證，沒有說哪句話是錯的。你認為它是錯的，是你自己沒有理解，你不能理解才認為它是糟粕的；或者你把它理解錯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了，全都是誤解。
聖賢人和我們一般人不同在哪裡？因為聖賢人的心地很清淨，就像這個水一樣，他心平如止水，心如止水，它很平。所以泥沙都沉到底下來了，水面很清靜，沒有驚濤駭浪，甚至連小小的波紋都沒有，它能夠映照萬物，映照得很清楚。你看他的心不像我們現在人心浮氣躁，心浮氣躁，我們寫出來的東西、講出來的東西，那都是有侷限性的，都看不到根本，淺嘗輒止，講不到那個根本之處。
第二，聖賢人和我們的不同之處是他沒有自私自利，他沒有私心，他講這些話，完全沒有個人求功名利祿的目的，完全是為了社會大眾著想，怎麼樣把國家天下治理好，人們過上幸福安定的生活。而且他是真正地見到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這些宇宙人生的真相他都親見了。他站在的是二十層樓，我們一般人站在的是二層樓，我們看不到他們所看到的境界，還以我們自己所看到的侷限眼光去評價人家、批判人家，這個就是大錯而特錯了。
接著講，如果我們自己的修身不端正，我們聽的就不是聖賢人的教誨，反而是世俗的言論，那麼賢德之人他就不會來了。為什麼不會來？因為他知道他來了之後，你也聽不進去。你們道不同不相為謀，你是一個想自私自利、以權謀私的人，他是一個想治國平天下，為人民帶來福祉的人，他怎麼會到你身邊來？他即使到你身邊來了，他所說的話，你也一定聽著不入耳，所以這樣就會錯失賢才。像我們以前講到的周厲王，他之所以任用榮夷公，為什麼？就是因為兩個人志同道合，都是貪財牟利、殘暴不仁，他有共同的嗜好，所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最後怎麼樣？導致了國家的滅亡。
所以舉賢的根本、求得賢才的根本，還是在於修正自己的身心，一心聽從聖賢的教誨來治國。領導者如果具備美好的德行，就自然感召同類的人，也就是賢德的人來教導他。如果領導者缺乏德行，即使身邊有賢才也會離他而去。這是「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我們用什麼來修養己身？很多人說我自己很善良，我已經是個好人了，這都是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自己所得到的結果，不是按照聖賢人的標準。聖賢人的標準都是有一定的規範的，最基本的講就是《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你把上面的都做到了，你才是一個善人、是一個好人。所以「修身以道」，這個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規律，這個自然而然的規律，聖人把它觀察出來了，把它總結出來了，記載在經典之中。
我們概括一下，其實就是五倫、五常、四維、八德。「父子有親」，怎麼樣保持這個親情？那就是要父慈子孝；「君臣有義」，領導者、被領導者以義相處，「義者宜也」，領導者要像個領導的樣子，被領導者要像個被領導的樣子，所以要求君仁臣忠，領導者起到君親師的作用，被領導者要竭盡全力完成領導交給自己的任務；「夫婦有別」，丈夫和妻子的責任有分工，丈夫負責經濟，妻子負責教育兒女；「長幼有序」，就是兄弟姐妹的出生有自然的順序，要求兄長友愛、關心、幫助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對於兄長要恭敬、要聽從；「朋友有信」，朋友就是平等的人之間交往，一定要誠實守信，人言為信，說話算話，不能夠欺騙人。這些都做到了，你做人才是一個合格的人。還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我們把這些全都做到了，我們的修身才有了一個基礎。
所以之所以有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善人、是一個孝子、是一個忠臣、是一個好的領導者，實際上都是按照自己的標準來評價的。如果按照我們聖賢經典的教誨來看的話，很多人遠遠不是一個好人，遠遠不是一個善人。所以「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弟子規》上也說，「但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理真」。很多人說我只要心好就行了，他認為這個心好，實際上往往以好心辦了壞事，還是以自己的評價標準認為自己是心好的，這個是不行的。所以必須怎麼樣？必須要按照三個根，就是《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的標準來修養己身，這個修身才是有基礎的。
一個人「修身以道」結果是什麼樣的？在《中論》上指出：「故人君苟修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塤篪，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這句話意思是說，如果君主、領導者修明道義，彰顯自己美好的聲譽，謹慎自己的言行、威儀，慎重地頒布教化、政令，刑法沒有偏頗邪僻之處，恩澤廣泛地流布，百官都安於自己的本分，以盡職盡責為樂，萬民百姓各得其所，安居樂業，那麼賢德的人敬仰他就像敬仰天地一樣，愛戴他就像愛戴自己的父母親人一樣，快樂得就像聽到了塤篪。這個「塤」就是陶製的樂器，「篪」就是竹製的樂器，這兩種樂器配合，能奏出美妙的音樂。快樂得就像聽到了塤篪合奏的美妙的音樂，愉悅得就像聞到了蘭草的芬芳，所以賢德的人歸附，就像是除去了水流的壅塞，就像那個水流出大壩一樣通暢。如果這樣做了，哪會有賢德的人不來歸附？
『修道以仁』。後面告訴我們修道從哪裡入手，入手之處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要培養自己的仁愛之心。所以，孔老夫子有弟子來問「什麼是仁」？孔老夫子說「仁者愛人」。而忠恕之道是行仁之方，是行仁的方法。也就是說你怎麼樣培養自己的仁愛之心？
在《孟子．離婁》有這樣一句話：「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假如有一個人，他以粗暴蠻橫地態度來對待我，君子會怎麼做？他一定會反省自己，我對他一定還有不仁愛的地方、無禮的地方，要不然這個態度怎麼會衝著我來？自我反省之後，覺得自己已經做到仁了，反省之後自己也做到禮了，但是那個人他粗暴蠻橫的態度仍然沒有改變。君子一定要再反省：我待他一定還沒有盡心竭力。經過反省之後，自己也做到了盡心竭力，但是那個人對我的態度依然是粗暴蠻橫。君子就說：「這個不過是個狂人罷了。像他這樣的人和禽獸又有什麼區別？對於禽獸又有什麼可計較的？」
所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沒有一朝之患。君子一生所憂患的是什麼？君子一生所憂患的是，舜是人，而我也同樣是人。但是舜給天下的人樹立了榜樣，他的影響可以流傳到後世，可是我卻仍然不免是一個平庸的人，這才是值得憂慮的。憂慮之後應該怎麼辦？像舜那樣去做就可以了，至於說君子一直所擔心的，那是沒有的。君子不符合仁的事不幹，不符合禮的事不做，即使只有一時的擔心，君子也不認為值得擔心了。
從這裡它也告訴我們，修養仁愛之心要從忠恕之道入手。也就是遇到事情要時時刻刻反省自己，反求諸己，而不是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怨天尤人。為什麼？因為我們修行是修自己，如果我們還有怨天尤人的心，那不也是說明自己還有瞋心沒有完全斷嗎？這樣一想，我們自己自然心平氣和了。再從因果的角度上來看，「一啄一飲，莫非前定」，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別人之所以這樣以粗暴蠻橫的態度對我，沒有這樣對別人，這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們明瞭因果的話，我們也會平心靜氣地去接受了。
再想一想，我們說「人不學，不知道」，在《無量壽經》上也說，「先人不善，不識道德，無有語者，殊無怪也」。因為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甚至是再上一代，也都沒有了倫理道德的教育，沒有人教他這些做人的原則和本分了。我們有幸接觸到了聖賢教誨，我們能夠用聖賢教誨修養己身、修正自己的行為，我們相比於他，還是非常幸運的人，他是一個可憐憫者，所以我們也不要再責怪人家了。
所以在《禮記．中庸》上說，「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我們怎麼樣？要學習孔老夫子，孔老夫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一生都過著坦蕩蕩的生活。在《論語》的開篇還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個都是我們效法的榜樣。所以我們只要把自己做好，端正自身而不要求別人怎麼樣怎麼樣，那就沒有怨了。君子的目標是追求道德學問，成就聖賢人格，也就是《大學》上所說的「明明德」，所以他只擔心自己是一個平庸的人，擔心自己的道德學問沒有提升，擔心自己不能夠明明德。當然這個擔心要放下，不擔心別人對自己不好。其實來到我們身邊的人，都是來成就自己的，「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就看你怎麼樣去對待身邊的人事物了。
當然我們隨著修行境界的提升，我們所面臨的考驗也就更嚴峻。就像我們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碩士、到博士，隨著我們年級的提升，我們這個考試的題目也會愈來愈難，你要把它通過了，你就可以升級，你通不過，「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怎麼樣？你把它作為考驗自己修行的考題，你能把它順利通過了，你的境界就提升了，所以你看是不是好事？好事，應該感恩，沒有這些考官出現，我們怎麼知道自己的境界不夠？所以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沒有哪一件事、哪一個人對你而言是絕對的壞事。當我們變換著角度用積極的心態來對待的時候，真的是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所以巴爾扎克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苦難對於天才是一塊墊腳石，對於能幹的人是一筆財富，但是對於弱者卻是一個萬丈深淵。」所以你看同樣面臨苦難、同樣面臨挫折，對於能幹的人，他克服了這個困難和挫折，這成為他成功的墊腳石；而對於那個弱小的人，就是一個萬丈深淵了，他踏不過去了，他不就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了嗎？所以看我們用什麼樣的心態來面對生活中的境緣，這就是蕅益大師所說的「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這個境就是物質環境，這個緣就是人際關係，它本身沒有絕對的好與壞之分，好壞之分在哪？在於我們自己的心，在於我們對待它的態度。
所以君子人他不擔心別人不知道自己，不擔心自己的名聲不夠顯揚，這些都不是他所擔心之處，他所擔心的是自己的道德學問沒有提升，所以他的「德日進，過日少」。真正有德行、有修養的人自然會認識他，所謂的是「德不孤，必有鄰」，像孔老夫子一生周遊列國，這些國君或者沒有智慧、或者心胸不夠寬廣，嫉賢妒能，怕他手下的弟子人才太多，會取而代之。但是他一生，你看他有德行、學問，又懷才不遇，沒有人能夠重用他，他沒有表現出任何怨天尤人的情緒。為什麼？因為他體會到了「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這種喜悅。學道，他樂在道中，他有一種從內心發出的源源不斷的喜悅，這種喜悅不是別人承認不承認，你有沒有官位、有沒有財富所給你的，和這些毫不相關。
所以你體會到這種喜悅的話，你就會願意學、樂意學，確實能體會到古人所說的「法喜充滿，禪悅為食」的境界。所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道理就在此地。這個人為什麼能夠有成就，達到世界頂級的高峰？就是因為他樂在其中，他體會到了這種學習，無論他學的是什麼，學得喜悅，所以他能夠成就。
好，這是我們講的一百六十二句。我們再看下一句，一百六十三：
【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為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十六《漢書四》。這段話強調的是古代人對太子的教育，也就是對繼承人的教育。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十六《漢書四》，在這段話之前還有一句話，說「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說古代君王太子一出生，就要給他以禮儀的教化，教導他來習禮。而且這個習禮做得很具體，怎麼做的？「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於天也」，就是專門讓那些有德行的成年男子揹著他，還有專門的官員，他穿戴整齊，「端」就是端服，正式的禮服，「冕」就是禮帽，他要穿上端服，戴好禮帽，然後帶著天子行祭天之禮，就是拜天。「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宮闕，就是如果路過宮門，這個是國君處理朝政的地方，他本來是揹著這個太子的，這個時候就要把太子放下來。「過廟則趨」，這個「廟」是祭祀祖先的宗廟，路過這個供奉祖先宗廟的時候，就要小步快跑，也是表示對祖先的恭敬，這都是教導孝道。「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所以太子從一個小小孩的時候，教育就已經開始推行了。
下面就是接著我們今天要學的這段話，它下面是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譬如說從前，周成王尚在襁褓之中的時候，這個襁褓就是背負嬰兒用的寬布帶和包裹嬰兒的被子。周成王他年幼尚在襁褓之中的時候，就已經請召公來做他的太保，周公做太傅，太公做太師。後面接著解釋什麼是保、什麼傅、什麼是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藝，師導之教訓』。「保」就是保護太子的身體，要給他講一些養生之道，按照自然節律飲食起居，怎麼樣保持身心和諧等等；「傅」就是以道德仁義來教導他，這是太傅的職責；「師」，也是以聖賢教誨來啟發他，這就是三公的職責。所以說『此三公職也』。
『於是為置三少』，不僅如此，還要設立三少，那就是『少保少傅少師』。這少傅、少保、少師是做什麼的？『是與太子宴者也』。少保、少傅、少師就是和太子生活在一起的人，他們負責把太保、太傅、太師所教導的表演在生活之中，讓太子看到、學習到。
『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所以在太子年幼懂事的時候，三公、三少就要給他講什麼道理？給他講明孝仁禮義的道理，引導他在生活中落實，並且把那些邪曲不正的人、奸邪之人驅逐出去，要讓他遠離太子，不能夠讓太子見到不好的行為。
『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因此選出天下品行端正的君子，以及孝順友悌、見聞廣博、有學問道德的人來幫助他、保護他，讓他們陪伴太子朝夕相處、同出同入。這個「衛翼」就是輔佐的意思。這些少師、少傅、少保就是和太子一起學習，並且把這些太保、太傅、太師所教導的落實在生活之中，表演出來給太子看。實際上他們和太子一起成長，從小學的是一樣，都是受聖賢教誨的薰陶，志同道合，這也是培養了下一代的朝臣。那些朝廷的重臣也是從這些太子的少師、少傅、少保之中選拔出來的。
『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所以太子一出生下來，所見的都是正事，所聽的都是正言，所行的都是正道，在他前後左右的全都是正人君子。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這就像孔老夫人所說的，從小養成的品德就像天性一樣自然而然會變成習慣。他從小接觸的是正確的教導，不正的他全都沒看到，所以他自自然然的行為表現出來就是正確的。
這個就是古人對於太子的教導非常地重視。一般的人家教導後代子孫，雖然不像教太子那麼樣地重視、那麼樣地嚴格，但是也是非常地重視。中國人有句話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什麼是無後為大？這個無後，當然有一種情況是沒有兒子，另一種情況就是你生了七、八個兒子，但是都是敗家子，不能把你良好的家業、家風承傳下去，還做了很多禍國殃民的事，這樣的兒子與其有還不如不有，這才是真正的無後為大。所以古人說：「養子不教如養驢，養女不教如養豬。」這個都是告訴我們，培養兒女、培養後繼的人才至關重要，這樣才能夠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在二戰前夕，有一些歐洲的學者都在討論，說四大文明古國唯有中國綿延至今，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生生不息，這是什麼原因？最後他們研究來研究去，得出了一個結論，說那是因為中國人特別重視家庭教育的結果。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在世界各國之中，最懂教育的就是中國人，而且這個教育是始從胎教，到終的時候慎終追遠，貫穿了一個人一生的過程。
所以我們看周文王，他的母親太任在懷孕的時候就已經很重視胎教了，她做到了「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正是因為他的母親是一位聖母，所以生出的兒子文王才也是一位聖人。所以你看說胎教胎教，很多人都認為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實際上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之前已經在重視胎教了。而且這個孩子出生的一千天，這是對孩子教育最關鍵的時候，所以古人說「三歲看小，八歲看老」，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這個就講了太子從小就要給他以最好的教育，把全國最有德行、最有能力的人選拔出來當太保、太傅、太師，所以他受到的是最好的教育、最優秀的指導。所以很多人說君主制有弊端，批判君主制的問題。實際上君主制相對於民主制而言，它有一個重要的優點，就是特別重視對後繼人才的教育，而民主制它沒有做到這一點。
這一個對後繼人才的教育這個傳統，我們至今仍然保留著。譬如說我們的黨校，黨校就是培養後繼人才的地方，黨校就相當於過去的太學，要培養國家的中、高級領導幹部，關鍵的問題是在於他們受什麼樣的教育才能真正的統一思想。中國古人是用什麼統一思想的？他們都是用經典來統一思想的。也就是說，他們要聽課，聽什麼課？請一個專家，這個人是專攻《論語》的，另一個人是專攻《孝經》的，還有一個是專攻《周易》的，專門把他們請來，講一段《論語》中是怎麼樣治國的；《周易》中有什麼樣的道理，為什麼它被稱為群經之首；《孝經》為什麼可以以孝治天下，為什麼唐玄宗他身為一國之君，要親自給《孝經》做註解，為什麼自古以來都是以孝治天下，幾千年來都沒有變過，他把這些道理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經典上記的是恆常不變的道理，是經過歷史檢驗的、大浪淘沙的結果。所以怎麼樣？你拿這個來統一思想，大家都是心服口服。
所以我們看對後繼人才的教育非常地重要，而且是始從胎教、始從家庭教育。所以古人說「閨閫乃聖賢所出之地，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從中我們也體會到，你看中國人雖然講怎麼樣治理國家，但是他考慮得非常地久遠，他是從治理人心來治理國家的。而治理人心從什麼時候開始治理？從胎教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這才叫深謀遠慮，這才叫從根本上治國。我們想一想，一個孩子他從小生活的家庭，母親都是賢良貞靜的、溫柔慈愛，而且忍讓、謙卑、尊敬別人，他從小在這種環境下薰陶，他長大之後怎麼可能有暴戾的傾向？怎麼樣會出言不遜？怎麼樣會和人家去競爭，爭得頭破血流？
所以有一次有人來請教老法師、老教授，說世界衝突的根源在哪裡？就是澳大利亞的昆士蘭大學有一個和平學院，專門要解決世界衝突，促進世界和平的。他們的這些教授邀請老法師去座談，在座談的過程中就講到了，現在的世界衝突不斷，矛盾衝突還不斷地升級，戰爭頻發，到底應該如何解決衝突？老教授就很智慧地說，他說這個世界衝突的根本在於家庭，在於家庭之間父子的衝突、兄弟的衝突、夫婦的衝突。我們一想也是，如果一個人他從小在家裡都沒有養成一種平和的心態、禮讓的態度，他走上社會怎麼會和社會大眾和睦相處？但是這還不是更根本的，更根本的是什麼？是自性和習性的衝突。所以老教授說，人都有自性、有習性，是利己和利他的衝突。譬如說在利益面前，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自利還是利人？如果我們都首先想到自利，人人都去想到利己，自私自利的結果不就起了衝突了嗎？所以古聖先賢教我們要讓，要禮讓、敬讓、謙讓，這就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中國古人他能夠化解衝突，實現世界和平，像鄭和下西洋的時候，為什麼他帶著世界上最大的艦隊，沒有和當地的人發生任何的衝突，反而能夠把這些人都變成友邦？就是因為他受傳統文化的薰陶，他帶給這些途經的國家的是先進的造船術、造紙術、陶瓷、茶葉等等，把這些作為禮物送給人家，而沒有把這些國家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更沒有侵佔別的國家一寸一尺的土地。所以直到現在，像南洋這些國家，都有三寶廟來紀念鄭和，三寶太監，紀念他為這些國家所帶來的貢獻。這個都是受到傳統文化的薰陶，所以傳統文化告訴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是從枝末上解決問題，這是我們學的這一句話。
我們下面再看一百六十四句：
【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三《說苑》。
『繼絕』就是繼絕世的略語，意思是說要恢復已滅絕的宗祀，承續已斷絕的後代。這句話我們分成兩段來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國家沒有賢能的大臣輔佐和優秀的人才協助，而能成就功業、平定危亂，且延續已滅絕的國家，這是從來沒有的事。這句話就是強調任用賢能的人才、德才兼備的人才來輔助，是一個國家興衰成敗的根本。
像在《群書治要．詩經》上也說：「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任用賢德的、有能力的人，是周室興盛的重要原因。《漢書》上也說：「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漢書》也是總結歷史的經驗得出的結論。《典語》上也說：「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說社會治亂，就是社會治理的好壞、安危，不是由於其他什麼原因所導致的。那是什麼原因所導致的？「俊乂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如果君主喜歡有能力的、有德行的、有才華的這樣的人，並且怎麼樣？把他們選拔在領導的位置上，國家政治自然會清明。如果君主喜歡諂媚巴結的人，而且奸邪之人干預朝政，這個禍亂就不可避免。
在《說苑》上也說，沒有恆常安定的國家，也沒有恆常得以治理的百姓，「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如果得到賢德的人，國家就會安昌；失去賢德的人，國家就會危亡，自古至今無不是如此。可見我們任用什麼樣的人、重用什麼樣的人，對國家的治亂安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後面說，『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所以國家不必求大，而在求得民心；輔佐的大臣不必求多，而在求得賢良俊才。得民心的人，人民自然會擁護他；有賢臣輔佐的人，志士仁人自然來歸附他。這一句話就是告訴我們，要治理好國家有兩項重要的事，這兩項事都很根本，第一就是得到賢良俊才，第二就是要得到民心。
在《群書治要．孫卿子》中，也有一段類似的話，它闡述的同一個道理，它說：「有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雖然你擁有了一個國家，但是不能夠愛民、利民，而期求人民欽服自己、愛戴自己，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人民不欽服你、愛戴你，而期求人民為自己所使用、為自己效死，這也是不可能的。「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人民不能為自己所使用，也不會為自己效忠，甚至獻出生命，而期求兵力的強勁、城池的堅固，也是不可能的。「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你的兵力不強勁，城池不堅固，別人就會看到有機可乘，所以你期求敵人不來侵犯，也是不可能的。「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敵兵來了，而求沒有危險，不被削弱、不被滅亡，這也是不可能的。「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所以人君想國家富強、穩固、安樂，就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對於人民的態度。「欲附下壹民，則莫若反之政」，如果你想使下屬都欽服你，人民都團結一致，也就是說都有向心力，大家都能擰成一股繩，那就不如反省一下自己的政事辦得如何。「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如果你想使政治修明，政治辦得很好、很清明，使國家美善，也就是使國家治理得很好，國泰民安，最好的辦法就是求取德才兼備的人來輔佐自己。最後荀子得出結論說：「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作為國家君主的人，作為一國之君的人，因為愛民而使國家安定，因為喜歡賢才而榮耀。如果這兩者缺少一個，這個國家就會滅亡。
後面說，「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國家它不必很大，但是重要的是能夠深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一個自古至今屢屢證實的規律。
在《群書治要．魏志（下）》上有這樣一句話：「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夏朝、商朝和周朝歷經了數十世才衰敗，而秦朝兩世就衰亡了，原因在哪裡？「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夠和天下的人民共享幸福。「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也」，而秦始皇這個人他獨裁專制，壓迫人民，所以一旦傾覆、遇到危難，沒有人去拯救他。由此得出了一個結論，「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能夠和天下共享安樂的君主，人們也一定會和他共同承擔憂慮；能夠與天下共享幸福的人，人們也一定會竭盡全力地拯救他的危難。這個就告訴我們，君主和領導者對百姓的態度，能不能夠深得民心，這關係到這個國家的興衰成敗。
『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這個輔佐的人也不在於很多，而在於是不是有真正賢明的臣子來輔佐。
在《新序》上就記載著這樣一個典故。有一個官員有事來請教齊桓公，齊桓公就對他說：「把這件事稟告仲父就可以了。」又來了一個人有事請教齊桓公，桓公又說：「把這件事告訴仲父去處理。」如此三番五次，凡是有人來請教他怎麼辦，他就告訴人家去請仲父，去請管仲來處理。旁邊的人看了之後就說：「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意思是說，第一件事稟告仲父，再有一件事還是稟告仲父，這當國君也太容易了。齊桓公怎麼說的？齊桓公說：「我在沒有得到仲父之前，確實感覺到治國很難，但是得到了管仲的輔佐之後，幹什麼不很容易？」「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所以君王在求賢的時候很辛苦。你看，像管仲能夠為齊桓公所用，齊桓公也是費盡了心思。
三國的時候劉備去「三顧茅廬」，禮請諸葛亮，那是三番五次地前去，人家看他很有誠意，所以才出來輔佐他。所以在求賢的過程中確實是很辛苦的。「逸於得人」，得到了這個賢才之後，治國就很安逸了。
所以賢才不在於多，而真正是有德行、有能力，這樣的人把他請出來輔佐自己，按照他的教誨去做，那真正是可以實現國泰民安。
在《群書治要．新語》上也說：「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聖道而師賢者也。」說從最高的領導者到一般的老百姓，沒有不遵從聖道，而以聖賢為師的。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都要學習聖賢教誨，更何況是治理國家、治理天下的人？「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在上位的領導者他是個有仁德之心的人，他所感召的也都是有仁德之心的人來做官；有道義的人在朝裡做官，他所感召的也是講道義的人來做官。因此，「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你看，孔老夫子一生沒有名、沒有地位，但是他自己有德行，他把自己所說的全都做到了，所以他走到哪裡，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個賢人都跟到哪裡，不離不棄。這就是「德不孤，必有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結果。
「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這是對比。周文王他是一個聖王，所以他的朝廷之中也多是賢良的、有道德、有智慧之人。而秦始皇他本身是一個暴戾之君，結果他的朝廷裡也多是不祥之人。「故善者必有所因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所以善人之所以能夠被感召而來，也是因為有賢德的人在位；惡人之所以被感召而來，也是因為惡人當政。所以福禍、善惡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我們做領導者的，他自己是一個有德行的人，他能夠任用賢德的人，這樣才能感召更多的賢德之士來歸心於你。這個才是能夠使國家安定、社會治理的根本原因。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先學習到此地，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