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頁點播-
本地點播-

  諸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請看第一百六十二句: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十《孔子家語》。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這個「布」字,就是陳列的意思。「方策」,這個「方」就是古代書寫用的木板,「策」,就是把書寫記事用的木板和竹片編在一起,這個就叫策。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典籍的意思。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施政方法和道理,都記載在典籍之上。

  『其人存,則其政舉』,如果有像周武王、周文王那樣的聖王存在,仁政就可以推行。『其人亡,則其政息』,如果聖王消失了,仁政也會跟著止息。『故為政在於得人』,所以施政的關鍵在於得到聖賢人才。『取人以身』,要得到人才必須以修養己身來感召。『修身以道』,修養己身必在於遵循倫理道德。『修道以仁』,而遵循倫理道德的下手之處,在於以仁愛存心,這一句話特別重要。

  我們這一段話講的是「為政」,第一個小綱目是「務本」。它就是提醒我們治國理政的根本在哪裡?到底是在制度建設,還是在人心?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這個問題一定要搞清楚才行。這個問題實際上不難解答,譬如說我們看,如果制度很嚴苛,但是人心邪惡,這個國家能否得到治理?

  在《漢書》上記載說,如果你重視法令的嚴苛,而不重視人心的治理,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如果我們僅僅是在法治監督機制上做文章,結果我們這個法律條款一出台、一公布,奸詐的行為就出現了。這個命令一下達,結果怎麼樣?欺詐的行為也就生起。也就是說,人們並沒有改變邪惡的心、以權謀私的心,法律監督機制雖然很嚴苛,但是他還想方設法地逃避法律的制裁。因為這個法律監督機制再嚴密,它也不能夠把生活中的所有具體問題都能夠一一考慮到,結果就是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使事態愈來愈嚴重。本來這個水是沸騰的,那我們怎麼止息它的沸騰?就是去再給它放一點熱水,看似把這個沸騰的現象暫時地給止住了,但是因為下面的火還不斷地在燒著,這個沸騰的狀況會跟著愈來愈嚴重。以薪救火,也就是沒有從根本上去除這個火種,這樣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譬如說我們看歷史上的秦朝,它用法家的制度,嚴刑峻法治國,確實達到了富國強兵的效果,而且人們不敢欺騙政府、不敢欺騙君主,因為它這個法令實在是太嚴苛了。但是怎麼樣?因為這種暴虐的統治,結果秦朝成為歷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二世而亡。

  所以在《漢書》上記載著這樣一句話,「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僅僅使用那些利用嚴刑峻法來治國的官吏,還盼望著使道德教化普蓋四海,這個是很難達到的。為什麼很難達到?因為它違背了天道。天道是什麼?我們都說「上天有好生之德」。好生之德是什麼意思?就是它有仁愛之心,它是好生而惡殺的。所以我們辦政治也要順著天道來行事,應該首先興起教化之風,讓人們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邪、什麼是正、什麼是是、什麼是非,把他的廉恥之心、是非之心提起來。但是如今卻廢棄了德教,這個是當時漢朝的臣子所說的,現在廢除了德教,而僅僅能夠使用法律懲治犯罪的人,把他們認為是很能耐的人,而一般奉公守法的官吏卻認為是沒有政績的。這樣做,還想德風普遍地在天下形成,那是不可能的事。

  在《論語》上孔老夫子也強調:「不教而殺謂之虐」。如果我們沒有事先給人以倫理道德的教育,他不知道做人的本分,結果怎麼樣?他不知道要孝敬父母,不知道要友愛兄弟、尊敬長輩,不知道要廉潔奉公等等。一旦要貪污受賄、腐敗墮落之後,就給他以刑罰的處罰,這叫什麼?這在古人稱為虐政。

  在《群書治要.新序》上記載著一個「臧孫行猛政」的故事。臧孫這個人他實施了很嚴苛的政治,結果受到了子貢的批評。臧孫於是就把子貢請過來了,並且請教說:「我沒有奉公守法嗎?」子貢說:「你是守法的。」他說:「我不夠廉潔嗎?」子貢說:「你也是廉潔奉公的。」臧孫又問:「難道我沒有執政能力嗎?不能夠辦事情嗎?」子貢說:「你也有執政能力,你也很會辦事,辦事能力很強。」臧孫聽了之後就有點不明白了,他說:「這三條我都唯恐自己做不到,既然這三點我都做到了,為什麼你還批評我?」子貢怎麼回答的?子貢的回答對我們非常地有啟發,他說:「你雖然守法,但是好以法來損害人;你雖然很廉潔,但是你因為自己廉潔就很驕慢;你雖然自己有執政能力,很能辦事,但是以此卻來欺凌屬下。

  子貢接著說,他說為政者就像調琴瑟一樣,如果大弦上得太緊,小弦就會崩斷。所以身居尊位的人,他的德行不能夠太淺薄;官階很高的人,他的管理不可以太瑣碎;轄地廣闊的人,他的制度不可以太偏狹;能管理很多人口的人,他的制度就不能夠太嚴苛。這是自然的法則,是自然而然的規律。所以他說:「罰得則奸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如果你的刑罰得當,那麼邪曲不正的人,作奸犯科的事就會被制止;如果你的獎賞得當,那麼屬下都應該歡心喜悅地擁護你。但是現在卻不是這種狀況。

  子貢又接著說:「你聽說過子產是怎麼治國的嗎?子產在治國的時候,他是用仁愛禮義來教導人們,使人們從不違背,所以政事非常地寬鬆。對於獎賞的多少,難於確定的時候,就從重獎賞;對於懲罰卻恰恰相反,如果難於確定應該懲罰多少,他就從輕懲罰。」因為他實行了這樣寬鬆的政治,結果怎麼樣?結果子產治理鄭國七年之後,社會風氣變得非常和平,連自然災害都沒有了,國家沒有需要用刑罰處罰的人,監獄都空虛了。為什麼囹圄空虛?因為沒有人作奸犯科,沒有人需要被關進監獄。到子產過世的時候,鄭國的百姓聽了之後都是痛哭流涕,非常地哀傷。老百姓說:「子產已經死了,我們怎麼才能過上安穩的生活?我們把安定的生活寄託給誰?如果能夠使子產活過來,用我們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換取子產的生命,我們都願意。」

  所以子產活著的時候,他是被人們所愛戴。他過世的時候,人們都為他感到發自內心的悲傷。做官的人在朝廷裡哭泣,商人在市場上哭泣,農民在原野上哭泣,姑娘在她自己的內室裡哭泣,整個國家連彈琴瑟的聲音都聽不到了,大夫的佩玦也不戴了,婦人把她的簪子、耳飾也全都摘了下來。為什麼?因為人們沒有心思去修飾自己了,沒有心思再去彈琴歌唱了,他們失去了這麼好的一個宰相。人們在大街小巷痛哭流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局面?就是因為他的為政之道深得民心,他行了仁恕之道的緣故。

  而現在你的狀況是什麼樣子的?聽說你有病了,人民都非常歡喜,互相祝賀,說:「臧孫子病了,最好他能夠死去。」你的病剛剛有一些好轉,人們就非常地恐懼,說:「臧孫子的病又痊癒了,我的命運太不幸了,為什麼臧孫子沒有死?」所以你看,你病了的時候,人們都互相祝賀,非常歡喜。你生活在這個世間,人們都以你為恐懼。可見你害人的心是多麼地深了。你這樣辦理政治,怎麼還能夠不遭受批評?

  聽完子貢的這一番話,臧孫子是非常明白道理的人,他聽了這一段話覺得很合道理,於是怎麼樣?他就主動地把位置給讓了出來。所以「義者循理」,說明臧孫子還是一個明理的人。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雖然我們的制度完善,法律監督機制很健全,賞罰分明,但是如果過於苛刻,人們也不會感恩戴德,反而還會招致怨聲載道。所以子貢說了這樣一句話:「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德行深厚的人,回報他的也會很豐美;與人結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會有災禍。所以說,這裡邊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德行,就是最大的德行莫過於仁,最大的禍害莫過於苛刻、刻薄。所以這裡邊就是告訴我們,制度的嚴苛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行仁恕之道,要把人教好,僅靠嚴刑峻法是不能夠得到治理的效果的,反而還適得其反,引起人們的怨言。

  在《列子》上也記載著一個類似的故事,說明了同樣的道理,這個故事也是發人深省。

  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晉國有很多盜賊,晉侯就為這件事很苦惱。恰好他們國家有一個叫郤雍的人,這個人有一個本事,什麼本事?他可以通過觀察人的神情,來辨別這個人是不是強盜。結果辨別了很多次,晉侯把他請來了,讓他指認盜賊,結果他指認了千百個盜賊,都沒有錯過一次。晉侯就非常地喜悅,他說:「我得到了這樣一個人,還用那些能偵破案件的人幹什麼?只要我用這一個人,就足夠把這些盜賊治理好了。」晉侯旁邊有一個有道德學問的人,叫趙文子,趙文子聽了晉侯的這一番話就很擔憂,他說:「大王,您用這個人來指證盜賊,不但不能夠盡除盜賊,反而這個人的下場也一定不會很好,他必死無疑。」晉侯聽了沒當回事,甚至還有點不高興。但是過了不久,這些盜賊就聚在一起商量了,「我們今天之所以走投無路,都是因為郤雍的原因」。於是,他們聚集起來,把郤雍的財物偷走了,還把郤雍給殺死了。晉侯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想起了當時趙文子的話,你看趙文子他多有本事、多有智慧,他在很久以前就預知了這個事情的結果。晉侯這個時候才想到了趙文子,所以非常地驚懼,就把趙文子找過來和他商量,他說:「果不其然,不出你所料,郤雍被人害死了,那些盜賊把他給殺掉了。那我還有什麼辦法能捕獲這些盜賊?」趙文子怎麼回答的?趙文子說:「周朝有一句諺語,說能夠看到深淵裡的魚的人是不吉祥的,能夠洞察隱匿之情的人是有災禍的。為什麼有災禍?人家要殺人滅口。你現在要想去除這些盜賊,不如舉薦那些賢良之人來辦理政治,興起教化之風,人們都有了廉恥之心,誰還要去做盜賊?」中國人認為「人之初,性本善」,每一個人都有本善的良心,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人的良心給喚醒。晉侯聽了他的話,覺得很難得,於是就請了隋會這個人來辦教育,興起了道德教育。結果這群盜賊就逃離了晉國到秦國去了。

  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單單用執法之吏治民,不僅治理不好國家,還產生了怨氣、產生了對立,人們想方設法地要把這個執法之吏給殺掉。所以最根本的要想使社會和諧、國家安定,就是要興起道德教育,改變人的邪惡之心,把人的廉恥之心喚起來,這才是根本的方法。正如孔老夫子所說的,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我們設置了各種各樣的政令條款,用這個來引導人們,他只要觸犯了這個政令條款,就給他以刑罰的處罰,這個結果是什麼?人們因為懼怕處罰,免於去做壞事,但是他沒有羞恥心,甚至這個「免」還不是免於去做壞事,他是想方設法地去做壞事免於法律的制裁,還以此沾沾自喜,認為這是自己聰明智慧的表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是什麼原因?這就是因為人們沒有羞恥心所導致的。那應該怎麼辦?孔老夫子接著說了,「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們用道德來引導人們,用禮義來教化人們,這樣的話,人們都學了禮義道德,他們用禮義來規範自己的行為,這個時候他不僅僅有羞恥心,而且他有仁心的歸附,而且他有人格,他有人格就不願意去做壞事了。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讓人不願欺、不想欺。

  所以我們看到了單單用制度、法制、監督機制的健全,而人心沒有改變,人心邪惡,並不能夠把這個社會國家治理得好。

  我們再看一看,假設人心是好的、正的,但是制度還不完善,這個時候這個國家能不能治理好?假如我們重視了制度建設、道德教育,人心都向善,但是制度不是很完善,能不能夠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

  在《漢書》上也有記載,它說:「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說古代的聖王都把倫理道德教育視為國家最重要的事。他們是怎麼樣做的?是怎麼樣重視道德教育的?在國都設立太學,在鄉鎮設立庠序,也就是鄉間的學校,這些學校設立起來的目的是什麼?目的就像我們現在所說的道德講堂一樣,都是宣揚倫理道德的教育,讓人知道自己在倫理關係中的責任和本分。教化明確了,道德風俗形成了,結果怎麼樣?天下曾經出現過沒有一個人的牢獄,這個監獄裡一個犯人都沒有,像歷史上的成康盛世,周成王的時候,監獄四十年都沒有一個犯人,達到了這樣好的治理效果。

  在《史記》上也闡述了這樣的道理。它說,在漢朝興起之後,把秦朝的那些嚴刑峻法廢除了。「破觚而為圓」,這個「觚」就是棱角的意思,也就是說去除了嚴刑苛法而力求婉轉。「斫雕而為朴」,把那些繁文縟節,這個是指過分細膩的那些法律條文等等給廢除了,力求質樸。「網漏於吞舟之魚」,法網疏忽,法制不是很健全,甚至怎麼樣?把吞舟之魚,就是很大很大的魚都能夠給漏下去。這個法網是一個比喻,就是法律機制不是很健全,甚至很粗疏。但是因為他們興起了道德的教化,結果是怎麼樣?結果是「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他們的吏治,也就是官員的道德修養都是蒸蒸日上的,沒有作奸犯科的事、貪污受賄的事情發生,黎民百姓都治理得很好,過著和美而安樂的生活。

  這一段闡述告訴我們,社會治理的根本,包括反腐倡廉的根本,在於人心的教化,在於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而不在於法律的嚴苛。所以,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一定不能夠混淆、不能夠顛倒。我們可以通過一個比喻、對比,再清楚地看一看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和什麼對比?把法律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來做對比。

  譬如說我們,像我自己在一九九九年的時候到英國去讀書,當時來到超市的時候,看到有很多的攝像頭,他們寫了一句話叫「CCTV在運行」。當時我們從大陸過去的人,看到CCTV,第一反應就是中央電視台。所以一看「CCTV在運行」,還開始覺得中央電視台的影響還是滿大的,在英國的超市都能收看到。結果時間久了才發現,原來不是那麼一回事,這個CCTV同樣也是中央監控系統的簡稱。所以「CCTV在運行」就是我們這有中央監控系統,有攝像頭,你不要想著偷東西,你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在監控之中。

  當時我們中國還沒有這些東西。我們到了超市,感覺自己的言行都被監控,感覺很不舒服,覺得自己沒有被信任。但是,在四年半之後,我又回到中國的時候,發現中國的各大超市、大街小巷,甚至有一些主要的單位,全都設置了攝像頭。而我們看一些法制節目,現在很多的破案也是依賴於這些先進的科技,確實為我們破案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但是我們再仔細考慮一下,我們的社會因為這些科技的發展,這些攝像頭的增多而變得更加安定和諧了嗎?盜賊因為這些攝像頭的設置就不去作奸犯科了嗎?他只是用更加科技的手段來反對你的監控系統,他是以科技來治科技,並沒有讓他不想去犯罪。所以從這個對比之中,我們就知道了到底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

  當然我們強調人心的教化是根本,並不反對要制定嚴密的制度,譬如說法制和監督機制等等,並不是不認為它很重要,它是重要的,但是它不是根本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個一定要搞清楚。根本的是什麼?根本的是人心的治理。人心怎麼治理?那就是要興起道德的教化。那我們現在這個反腐敗的形勢為什麼如此地艱巨?社會治理出現了諸多的問題?原因是我們的法制既不健全,更沒有注重倫理道德的教育。也就是說,我們傳統倫理道德的教育已經忽視了三、四代,人之為人的根本已經沒有人講三、四代了,所以出現了什麼狀況?兒子把父親給殺了,兄弟因為一點點財產就吵上了法庭,夫妻離婚率愈來愈高,青少年的犯罪率不斷地攀升,而且現在向西方學習什麼自由,自由得沒有邊界了,成了任性了。像婚前的性行為愈來愈多了,墮胎的現象也非常地普遍,這個孩子才十三、四歲都已經有墮胎的經歷了。換一句話說,如果缺少了倫理道德的教育,這個人就活得沒有人的樣子了,這就是左丘明所說的「人棄常則妖興」,人都不講仁義禮智信、不講五倫八德,這個怪異的現象全都出現了,妖魔鬼怪都產生了。所以,我們現在要真正地把國家治理好,使反腐敗的工作能夠持續地進行下去,必須在加強法制監督機制的同時,興起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這才是標本兼治。

  這些闡述的目的是告訴我們一個真相,那就是「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所以這裡邊講「為政在於得人」,一定要使德才兼備的人能夠走到領導的位置上。如果德才兼備的人都處在領導的位置上,這個國家想不和諧都很難。

  在《群書治要.孫卿子》中,也有這樣一段闡述。它說:「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認為,這個法它不能夠獨立的存在發揮作用,有了正人君子、聖賢人,才能夠發揮作用。如果沒有了聖賢君子,有了法、有了監督機制,它也不可能很好地發揮作用。所以後邊它說,法律、還有這些制度是治理的開端和憑依,但是聖賢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也就是說,這個法律制度是否制定得合理公平,在推行的過程中,是否能夠合理公平地推行,能夠體現仁慈博愛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制定和推行法律的人。這一點一定要認清。認清楚了,我們才會把培養德才兼備的人,並且把德才兼備的人選拔到領導位置上,作為我們關注的重要問題。

  當代西方有一個著名的倫理學家叫麥因泰爾,他寫了一本書,叫 After Virtue,《追尋美德》。在《追尋美德》這本書中,他說了這樣一句話:「對於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於那些擁有正義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發揮作用。」也就是說,這個法律、規則是由誰來制定的?它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律、規則在推行的時候,也是由人來推行的。所以他特別批判羅爾斯的《正義論》。他認為,倫理學的任務不是去設計正義的規則和制度,這不是倫理學應該關心的根本問題,不應該把關注點放在這個上面,而應該回歸到亞里斯多德的美德倫理,也就是說要把培養人的美德作為倫理學的主要任務。

  他的這本書在西方社會引起了普遍地反響,他也是因為這本書一舉成名。說明什麼?說明他的觀點引起了西方社會的思考,由此也讓他們反省,他們只是重視正義的規則設計、制度的完善的這種治國理念,已經出現了弊端,已經面臨著挑戰了。所以在另一本書《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他就問,如果我們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你講的這個正義是誰的正義?缺少主體。何種合理性?因為西方有很多的關於正義的觀點、理論,譬如說功利主義的、合理利己主義的,還有康德的義務論、羅爾斯的正義論等等,他們從不同的前提概念出發,得出了關於正義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彼此還是矛盾衝突的。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到底應該按著誰的理論去評價是非、善惡、美醜?所以他就又問何種合理性?這都是因為忽視了聖賢教育所導致的,結果大家都是莫衷一是、各抒己見、爭論不休,不能達成一個統一的觀念。

  在《群書治要》中有一本書叫《傅子》,你看我們讀了這些聖賢人的著作,確實體會到古人的深刻之處。它用一句話就把我們現在人爭論不休的問題,到底人和制度的關係如何看的問題,給講明白了。它怎麼說的?它說:「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明智的君主一定是會順著好的制度,才能夠達到社會和諧、天下大治的結果。換言之,制度重不重要?當然很重要。如果一個人做好事反而受到排擠,另一個人做惡事反而受到鼓勵,或者可以肆無忌憚,在這樣的制度下顯然是不鼓勵人們做好事的。而人們去做弘揚傳統文化的事還處處受限制,得不到保護、鼓勵、尊重,這樣顯然沒有辦法興起倫理道德的教育,所以好的制度當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並不是說,你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把國家治理好,必須怎麼樣?必須有好的德才兼備的人,才能夠把這個制度實施好、推行好。也就是說,必須有賢德的人,他能夠把正義的制度能夠公平合理地去推行,才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

  習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的審議時,這樣說:「我在中央紀委全會上講,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這項工作要繼續堅持,去搞好完善、建設。同時在我們國家有一句話,叫面壁成佛,就是自我境界的提升。」如果人人都能夠有像佛陀、像孔子、孟子這些聖賢人的境界,身都修得很好,在什麼樣的制度之下,他們都不會做惡事。

  當然,中國古聖先賢他在設計制度的時候,他非常地符合人情,他知道成聖成賢的人在社會上、在實際生活中是少數,大多數都是怎麼樣的?大多數人仍然是喜歡財富,仍然是喜歡權勢,仍然是喜歡受人尊重的。所以他們在設計制度的時候,就是讓那些有德行的人、對國家有功勞的人富裕起來、受人尊敬,身處一定的領導位置。所以中國古人沒有忽視制度建設,而他的制度建設都是圍繞著怎樣把一個人培養成一個好人,再把這個好人選拔到領導的位置上來制定的。這樣的制度設計出來它是非常合理的,而且也非常容易在社會上推行。

  所以我們誤解古人不重視制度建設,這是因為我們對傳統文化沒有深入,如果我們去研究一下中國的制度史,你就會發現它的制度實際上是非常完美的。這個就是說,雖然我們強調道德教育、人心的治理是根本,但是我們並沒有否認制度建設的作用。

  習總書記的這個話其實也就是講了兩層意思。也就是說,要反對腐敗,治理好國家,必須要加強和完善制度建設,但是同時要更重視的是領導幹部的自我境界的提升,也就是領導幹部的修身。《大學》上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次序一定是不能夠顛倒的,所以它強調「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首先是誰?首先就是天子,然後才是下面的人,所以教育者和領導者先受教育才是符合教育的規律的。

  我們看了習總書記的這段話,我們就知道,他是用現代的語言,表達了古聖先賢的治國理念。他這段話和《傅子》上所說的話,其實是兩種表達方式,但是是一個意思。

  在《淮南子》中也這樣說,它說:「無法不可以為治也」。如果這個國家沒有法律、沒有制度,沒有規則,那我們治理國家就沒有憑依了,我們不知道這個行為應該按著什麼來評判是非、善惡、美醜。「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但是如果一個人沒有禮義廉恥,他是沒有辦法去推行這個法律、制度和規則的。後面它也講到了法律的侷限性,它說:「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墨之行」,這個法律確實可以把不孝的人給殺掉,但是培養不出像孔子、墨子那樣的德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法律也可以把那個偷盜的人依法懲處,給他關進監獄、給他判刑,但是怎麼樣?它培養不出像伯夷、叔齊那樣高尚的氣節,那種廉潔之風。「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它再給你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孔老夫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效法的榜樣,這是靠什麼所成就的?這是靠教育所成就的。因為他是聖人的學生,他也心向聖賢。所以怎麼樣?要給社會大眾做一個好的榜樣,做一個好的表率,他自己的言行舉止都是小心謹慎、戰戰兢兢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了,古人他不是要否認制度的作用,而是認為,不是說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達到社會和諧,關鍵還在於你用不用這個好的制度,誰來用這個好的制度。

  像《中論》上也有這樣一句話,「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這個也是很多人在討論的一個問題,說既然你傳統文化這麼好,那為什麼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都滅亡了?你看《中論》就給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它說那些末代的使國家滅亡的君主,他的朝廷中不是沒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像商紂王他有三個賢人,但是他們能夠犯顏直諫,他卻不僅不聽,反而把他們都陷害了。「比干諫而死」,比干被他剖心而死,微子也逃亡了。這個都是不能夠用這些賢德之人所導致的。

  他的府庫之中也不是沒有聖賢的典籍,聖賢典籍被束之高閣了,他根本就不去看、不去用、不去身體力行。所以還是免不了滅亡,原因就在於「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有了賢德的人,但是也不被君主所重用;有好的治國理念、方法、策略,也沒有被君主去推行。所以你看夏商周三代,都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在夏商周初期的時候,都曾經出現過天下大治的局面。但是雖然夏商周三代的治國理念、方法,都記載在典籍之中,但是他們的後代子孫,特別是亡國之君,沒有按照這些制度、方法去治理天下,這才是夏商周滅亡的根本原因。所以說「為政在於得人」,關鍵是誰在位,他去不去推行這些好的治國理念。

  『取人以身』。怎麼樣獲得德才兼備的人才來幫助你?那就是你自己必須修正自身。所以《傅子》上有這樣一句話:「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你要想得到賢才,最根本的是修正自身,也就是你要按照聖賢人的教誨去做。「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如果自己的修身修得不夠好、不端正,聽的不是聖賢教誨,「聽不壹」這個「壹」字很重要,你看我們現在關於治國的理論方法、策略、制度很多很多,但是我們到底應該聽誰的?我們一定要聽經典上的聖賢人的話。「經者常也」,它是恆常不變的道理。你看《論語》上孔老夫子的話,經過幾千年的印證,沒有說哪句話是錯的。你認為它是錯的,是你自己沒有理解,你不能理解才認為它是糟粕的;或者你把它理解錯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了,全都是誤解。

  聖賢人和我們一般人不同在哪裡?因為聖賢人的心地很清淨,就像這個水一樣,他心平如止水,心如止水,它很平。所以泥沙都沉到底下來了,水面很清靜,沒有驚濤駭浪,甚至連小小的波紋都沒有,它能夠映照萬物,映照得很清楚。你看他的心不像我們現在人心浮氣躁,心浮氣躁,我們寫出來的東西、講出來的東西,那都是有侷限性的,都看不到根本,淺嘗輒止,講不到那個根本之處。

  第二,聖賢人和我們的不同之處是他沒有自私自利,他沒有私心,他講這些話,完全沒有個人求功名利祿的目的,完全是為了社會大眾著想,怎麼樣把國家天下治理好,人們過上幸福安定的生活。而且他是真正地見到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這些宇宙人生的真相他都親見了。他站在的是二十層樓,我們一般人站在的是二層樓,我們看不到他們所看到的境界,還以我們自己所看到的侷限眼光去評價人家、批判人家,這個就是大錯而特錯了。

  接著講,如果我們自己的修身不端正,我們聽的就不是聖賢人的教誨,反而是世俗的言論,那麼賢德之人他就不會來了。為什麼不會來?因為他知道他來了之後,你也聽不進去。你們道不同不相為謀,你是一個想自私自利、以權謀私的人,他是一個想治國平天下,為人民帶來福祉的人,他怎麼會到你身邊來?他即使到你身邊來了,他所說的話,你也一定聽著不入耳,所以這樣就會錯失賢才。像我們以前講到的周厲王,他之所以任用榮夷公,為什麼?就是因為兩個人志同道合,都是貪財牟利、殘暴不仁,他有共同的嗜好,所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最後怎麼樣?導致了國家的滅亡。

  所以舉賢的根本、求得賢才的根本,還是在於修正自己的身心,一心聽從聖賢的教誨來治國。領導者如果具備美好的德行,就自然感召同類的人,也就是賢德的人來教導他。如果領導者缺乏德行,即使身邊有賢才也會離他而去。這是「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我們用什麼來修養己身?很多人說我自己很善良,我已經是個好人了,這都是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自己所得到的結果,不是按照聖賢人的標準。聖賢人的標準都是有一定的規範的,最基本的講就是《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你把上面的都做到了,你才是一個善人、是一個好人。所以「修身以道」,這個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規律,這個自然而然的規律,聖人把它觀察出來了,把它總結出來了,記載在經典之中。

  我們概括一下,其實就是五倫、五常、四維、八德。「父子有親」,怎麼樣保持這個親情?那就是要父慈子孝;「君臣有義」,領導者、被領導者以義相處,「義者宜也」,領導者要像個領導的樣子,被領導者要像個被領導的樣子,所以要求君仁臣忠,領導者起到君親師的作用,被領導者要竭盡全力完成領導交給自己的任務;「夫婦有別」,丈夫和妻子的責任有分工,丈夫負責經濟,妻子負責教育兒女;「長幼有序」,就是兄弟姐妹的出生有自然的順序,要求兄長友愛、關心、幫助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對於兄長要恭敬、要聽從;「朋友有信」,朋友就是平等的人之間交往,一定要誠實守信,人言為信,說話算話,不能夠欺騙人。這些都做到了,你做人才是一個合格的人。還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我們把這些全都做到了,我們的修身才有了一個基礎。

  所以之所以有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善人、是一個孝子、是一個忠臣、是一個好的領導者,實際上都是按照自己的標準來評價的。如果按照我們聖賢經典的教誨來看的話,很多人遠遠不是一個好人,遠遠不是一個善人。所以「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弟子規》上也說,「但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理真」。很多人說我只要心好就行了,他認為這個心好,實際上往往以好心辦了壞事,還是以自己的評價標準認為自己是心好的,這個是不行的。所以必須怎麼樣?必須要按照三個根,就是《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的標準來修養己身,這個修身才是有基礎的。

  一個人「修身以道」結果是什麼樣的?在《中論》上指出:「故人君苟修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塤篪,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這句話意思是說,如果君主、領導者修明道義,彰顯自己美好的聲譽,謹慎自己的言行、威儀,慎重地頒布教化、政令,刑法沒有偏頗邪僻之處,恩澤廣泛地流布,百官都安於自己的本分,以盡職盡責為樂,萬民百姓各得其所,安居樂業,那麼賢德的人敬仰他就像敬仰天地一樣,愛戴他就像愛戴自己的父母親人一樣,快樂得就像聽到了塤篪。這個「塤」就是陶製的樂器,「篪」就是竹製的樂器,這兩種樂器配合,能奏出美妙的音樂。快樂得就像聽到了塤篪合奏的美妙的音樂,愉悅得就像聞到了蘭草的芬芳,所以賢德的人歸附,就像是除去了水流的壅塞,就像那個水流出大壩一樣通暢。如果這樣做了,哪會有賢德的人不來歸附?

  『修道以仁』。後面告訴我們修道從哪裡入手,入手之處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要培養自己的仁愛之心。所以,孔老夫子有弟子來問「什麼是仁」?孔老夫子說「仁者愛人」。而忠恕之道是行仁之方,是行仁的方法。也就是說你怎麼樣培養自己的仁愛之心?

  在《孟子.離婁》有這樣一句話:「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假如有一個人,他以粗暴蠻橫地態度來對待我,君子會怎麼做?他一定會反省自己,我對他一定還有不仁愛的地方、無禮的地方,要不然這個態度怎麼會衝著我來?自我反省之後,覺得自己已經做到仁了,反省之後自己也做到禮了,但是那個人他粗暴蠻橫的態度仍然沒有改變。君子一定要再反省:我待他一定還沒有盡心竭力。經過反省之後,自己也做到了盡心竭力,但是那個人對我的態度依然是粗暴蠻橫。君子就說:「這個不過是個狂人罷了。像他這樣的人和禽獸又有什麼區別?對於禽獸又有什麼可計較的?」

  所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沒有一朝之患。君子一生所憂患的是什麼?君子一生所憂患的是,舜是人,而我也同樣是人。但是舜給天下的人樹立了榜樣,他的影響可以流傳到後世,可是我卻仍然不免是一個平庸的人,這才是值得憂慮的。憂慮之後應該怎麼辦?像舜那樣去做就可以了,至於說君子一直所擔心的,那是沒有的。君子不符合仁的事不幹,不符合禮的事不做,即使只有一時的擔心,君子也不認為值得擔心了。

  從這裡它也告訴我們,修養仁愛之心要從忠恕之道入手。也就是遇到事情要時時刻刻反省自己,反求諸己,而不是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怨天尤人。為什麼?因為我們修行是修自己,如果我們還有怨天尤人的心,那不也是說明自己還有瞋心沒有完全斷嗎?這樣一想,我們自己自然心平氣和了。再從因果的角度上來看,「一啄一飲,莫非前定」,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別人之所以這樣以粗暴蠻橫的態度對我,沒有這樣對別人,這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們明瞭因果的話,我們也會平心靜氣地去接受了。

  再想一想,我們說「人不學,不知道」,在《無量壽經》上也說,「先人不善,不識道德,無有語者,殊無怪也」。因為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甚至是再上一代,也都沒有了倫理道德的教育,沒有人教他這些做人的原則和本分了。我們有幸接觸到了聖賢教誨,我們能夠用聖賢教誨修養己身、修正自己的行為,我們相比於他,還是非常幸運的人,他是一個可憐憫者,所以我們也不要再責怪人家了。

  所以在《禮記.中庸》上說,「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我們怎麼樣?要學習孔老夫子,孔老夫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一生都過著坦蕩蕩的生活。在《論語》的開篇還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個都是我們效法的榜樣。所以我們只要把自己做好,端正自身而不要求別人怎麼樣怎麼樣,那就沒有怨了。君子的目標是追求道德學問,成就聖賢人格,也就是《大學》上所說的「明明德」,所以他只擔心自己是一個平庸的人,擔心自己的道德學問沒有提升,擔心自己不能夠明明德。當然這個擔心要放下,不擔心別人對自己不好。其實來到我們身邊的人,都是來成就自己的,「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就看你怎麼樣去對待身邊的人事物了。

  當然我們隨著修行境界的提升,我們所面臨的考驗也就更嚴峻。就像我們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碩士、到博士,隨著我們年級的提升,我們這個考試的題目也會愈來愈難,你要把它通過了,你就可以升級,你通不過,「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怎麼樣?你把它作為考驗自己修行的考題,你能把它順利通過了,你的境界就提升了,所以你看是不是好事?好事,應該感恩,沒有這些考官出現,我們怎麼知道自己的境界不夠?所以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沒有哪一件事、哪一個人對你而言是絕對的壞事。當我們變換著角度用積極的心態來對待的時候,真的是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所以巴爾扎克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苦難對於天才是一塊墊腳石,對於能幹的人是一筆財富,但是對於弱者卻是一個萬丈深淵。」所以你看同樣面臨苦難、同樣面臨挫折,對於能幹的人,他克服了這個困難和挫折,這成為他成功的墊腳石;而對於那個弱小的人,就是一個萬丈深淵了,他踏不過去了,他不就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了嗎?所以看我們用什麼樣的心態來面對生活中的境緣,這就是蕅益大師所說的「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這個境就是物質環境,這個緣就是人際關係,它本身沒有絕對的好與壞之分,好壞之分在哪?在於我們自己的心,在於我們對待它的態度。

  所以君子人他不擔心別人不知道自己,不擔心自己的名聲不夠顯揚,這些都不是他所擔心之處,他所擔心的是自己的道德學問沒有提升,所以他的「德日進,過日少」。真正有德行、有修養的人自然會認識他,所謂的是「德不孤,必有鄰」,像孔老夫子一生周遊列國,這些國君或者沒有智慧、或者心胸不夠寬廣,嫉賢妒能,怕他手下的弟子人才太多,會取而代之。但是他一生,你看他有德行、學問,又懷才不遇,沒有人能夠重用他,他沒有表現出任何怨天尤人的情緒。為什麼?因為他體會到了「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這種喜悅。學道,他樂在道中,他有一種從內心發出的源源不斷的喜悅,這種喜悅不是別人承認不承認,你有沒有官位、有沒有財富所給你的,和這些毫不相關。

  所以你體會到這種喜悅的話,你就會願意學、樂意學,確實能體會到古人所說的「法喜充滿,禪悅為食」的境界。所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道理就在此地。這個人為什麼能夠有成就,達到世界頂級的高峰?就是因為他樂在其中,他體會到了這種學習,無論他學的是什麼,學得喜悅,所以他能夠成就。

  好,這是我們講的一百六十二句。我們再看下一句,一百六十三:

  【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為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十六《漢書四》。這段話強調的是古代人對太子的教育,也就是對繼承人的教育。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十六《漢書四》,在這段話之前還有一句話,說「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說古代君王太子一出生,就要給他以禮儀的教化,教導他來習禮。而且這個習禮做得很具體,怎麼做的?「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於天也」,就是專門讓那些有德行的成年男子揹著他,還有專門的官員,他穿戴整齊,「端」就是端服,正式的禮服,「冕」就是禮帽,他要穿上端服,戴好禮帽,然後帶著天子行祭天之禮,就是拜天。「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宮闕,就是如果路過宮門,這個是國君處理朝政的地方,他本來是揹著這個太子的,這個時候就要把太子放下來。「過廟則趨」,這個「廟」是祭祀祖先的宗廟,路過這個供奉祖先宗廟的時候,就要小步快跑,也是表示對祖先的恭敬,這都是教導孝道。「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所以太子從一個小小孩的時候,教育就已經開始推行了。

  下面就是接著我們今天要學的這段話,它下面是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譬如說從前,周成王尚在襁褓之中的時候,這個襁褓就是背負嬰兒用的寬布帶和包裹嬰兒的被子。周成王他年幼尚在襁褓之中的時候,就已經請召公來做他的太保,周公做太傅,太公做太師。後面接著解釋什麼是保、什麼傅、什麼是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藝,師導之教訓』。「保」就是保護太子的身體,要給他講一些養生之道,按照自然節律飲食起居,怎麼樣保持身心和諧等等;「傅」就是以道德仁義來教導他,這是太傅的職責;「師」,也是以聖賢教誨來啟發他,這就是三公的職責。所以說『此三公職也』。

  『於是為置三少』,不僅如此,還要設立三少,那就是『少保少傅少師』。這少傅、少保、少師是做什麼的?『是與太子宴者也』。少保、少傅、少師就是和太子生活在一起的人,他們負責把太保、太傅、太師所教導的表演在生活之中,讓太子看到、學習到。

  『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所以在太子年幼懂事的時候,三公、三少就要給他講什麼道理?給他講明孝仁禮義的道理,引導他在生活中落實,並且把那些邪曲不正的人、奸邪之人驅逐出去,要讓他遠離太子,不能夠讓太子見到不好的行為。

  『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因此選出天下品行端正的君子,以及孝順友悌、見聞廣博、有學問道德的人來幫助他、保護他,讓他們陪伴太子朝夕相處、同出同入。這個「衛翼」就是輔佐的意思。這些少師、少傅、少保就是和太子一起學習,並且把這些太保、太傅、太師所教導的落實在生活之中,表演出來給太子看。實際上他們和太子一起成長,從小學的是一樣,都是受聖賢教誨的薰陶,志同道合,這也是培養了下一代的朝臣。那些朝廷的重臣也是從這些太子的少師、少傅、少保之中選拔出來的。

  『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所以太子一出生下來,所見的都是正事,所聽的都是正言,所行的都是正道,在他前後左右的全都是正人君子。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這就像孔老夫人所說的,從小養成的品德就像天性一樣自然而然會變成習慣。他從小接觸的是正確的教導,不正的他全都沒看到,所以他自自然然的行為表現出來就是正確的。

  這個就是古人對於太子的教導非常地重視。一般的人家教導後代子孫,雖然不像教太子那麼樣地重視、那麼樣地嚴格,但是也是非常地重視。中國人有句話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什麼是無後為大?這個無後,當然有一種情況是沒有兒子,另一種情況就是你生了七、八個兒子,但是都是敗家子,不能把你良好的家業、家風承傳下去,還做了很多禍國殃民的事,這樣的兒子與其有還不如不有,這才是真正的無後為大。所以古人說:「養子不教如養驢,養女不教如養豬。」這個都是告訴我們,培養兒女、培養後繼的人才至關重要,這樣才能夠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在二戰前夕,有一些歐洲的學者都在討論,說四大文明古國唯有中國綿延至今,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生生不息,這是什麼原因?最後他們研究來研究去,得出了一個結論,說那是因為中國人特別重視家庭教育的結果。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在世界各國之中,最懂教育的就是中國人,而且這個教育是始從胎教,到終的時候慎終追遠,貫穿了一個人一生的過程。

  所以我們看周文王,他的母親太任在懷孕的時候就已經很重視胎教了,她做到了「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正是因為他的母親是一位聖母,所以生出的兒子文王才也是一位聖人。所以你看說胎教胎教,很多人都認為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實際上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之前已經在重視胎教了。而且這個孩子出生的一千天,這是對孩子教育最關鍵的時候,所以古人說「三歲看小,八歲看老」,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這個就講了太子從小就要給他以最好的教育,把全國最有德行、最有能力的人選拔出來當太保、太傅、太師,所以他受到的是最好的教育、最優秀的指導。所以很多人說君主制有弊端,批判君主制的問題。實際上君主制相對於民主制而言,它有一個重要的優點,就是特別重視對後繼人才的教育,而民主制它沒有做到這一點。

  這一個對後繼人才的教育這個傳統,我們至今仍然保留著。譬如說我們的黨校,黨校就是培養後繼人才的地方,黨校就相當於過去的太學,要培養國家的中、高級領導幹部,關鍵的問題是在於他們受什麼樣的教育才能真正的統一思想。中國古人是用什麼統一思想的?他們都是用經典來統一思想的。也就是說,他們要聽課,聽什麼課?請一個專家,這個人是專攻《論語》的,另一個人是專攻《孝經》的,還有一個是專攻《周易》的,專門把他們請來,講一段《論語》中是怎麼樣治國的;《周易》中有什麼樣的道理,為什麼它被稱為群經之首;《孝經》為什麼可以以孝治天下,為什麼唐玄宗他身為一國之君,要親自給《孝經》做註解,為什麼自古以來都是以孝治天下,幾千年來都沒有變過,他把這些道理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經典上記的是恆常不變的道理,是經過歷史檢驗的、大浪淘沙的結果。所以怎麼樣?你拿這個來統一思想,大家都是心服口服。

  所以我們看對後繼人才的教育非常地重要,而且是始從胎教、始從家庭教育。所以古人說「閨閫乃聖賢所出之地,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從中我們也體會到,你看中國人雖然講怎麼樣治理國家,但是他考慮得非常地久遠,他是從治理人心來治理國家的。而治理人心從什麼時候開始治理?從胎教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這才叫深謀遠慮,這才叫從根本上治國。我們想一想,一個孩子他從小生活的家庭,母親都是賢良貞靜的、溫柔慈愛,而且忍讓、謙卑、尊敬別人,他從小在這種環境下薰陶,他長大之後怎麼可能有暴戾的傾向?怎麼樣會出言不遜?怎麼樣會和人家去競爭,爭得頭破血流?

  所以有一次有人來請教老法師、老教授,說世界衝突的根源在哪裡?就是澳大利亞的昆士蘭大學有一個和平學院,專門要解決世界衝突,促進世界和平的。他們的這些教授邀請老法師去座談,在座談的過程中就講到了,現在的世界衝突不斷,矛盾衝突還不斷地升級,戰爭頻發,到底應該如何解決衝突?老教授就很智慧地說,他說這個世界衝突的根本在於家庭,在於家庭之間父子的衝突、兄弟的衝突、夫婦的衝突。我們一想也是,如果一個人他從小在家裡都沒有養成一種平和的心態、禮讓的態度,他走上社會怎麼會和社會大眾和睦相處?但是這還不是更根本的,更根本的是什麼?是自性和習性的衝突。所以老教授說,人都有自性、有習性,是利己和利他的衝突。譬如說在利益面前,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自利還是利人?如果我們都首先想到自利,人人都去想到利己,自私自利的結果不就起了衝突了嗎?所以古聖先賢教我們要讓,要禮讓、敬讓、謙讓,這就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中國古人他能夠化解衝突,實現世界和平,像鄭和下西洋的時候,為什麼他帶著世界上最大的艦隊,沒有和當地的人發生任何的衝突,反而能夠把這些人都變成友邦?就是因為他受傳統文化的薰陶,他帶給這些途經的國家的是先進的造船術、造紙術、陶瓷、茶葉等等,把這些作為禮物送給人家,而沒有把這些國家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更沒有侵佔別的國家一寸一尺的土地。所以直到現在,像南洋這些國家,都有三寶廟來紀念鄭和,三寶太監,紀念他為這些國家所帶來的貢獻。這個都是受到傳統文化的薰陶,所以傳統文化告訴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是從枝末上解決問題,這是我們學的這一句話。

  我們下面再看一百六十四句:

  【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三《說苑》。

  『繼絕』就是繼絕世的略語,意思是說要恢復已滅絕的宗祀,承續已斷絕的後代。這句話我們分成兩段來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國家沒有賢能的大臣輔佐和優秀的人才協助,而能成就功業、平定危亂,且延續已滅絕的國家,這是從來沒有的事。這句話就是強調任用賢能的人才、德才兼備的人才來輔助,是一個國家興衰成敗的根本。

  像在《群書治要.詩經》上也說:「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任用賢德的、有能力的人,是周室興盛的重要原因。《漢書》上也說:「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漢書》也是總結歷史的經驗得出的結論。《典語》上也說:「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說社會治亂,就是社會治理的好壞、安危,不是由於其他什麼原因所導致的。那是什麼原因所導致的?「俊乂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如果君主喜歡有能力的、有德行的、有才華的這樣的人,並且怎麼樣?把他們選拔在領導的位置上,國家政治自然會清明。如果君主喜歡諂媚巴結的人,而且奸邪之人干預朝政,這個禍亂就不可避免。

  在《說苑》上也說,沒有恆常安定的國家,也沒有恆常得以治理的百姓,「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如果得到賢德的人,國家就會安昌;失去賢德的人,國家就會危亡,自古至今無不是如此。可見我們任用什麼樣的人、重用什麼樣的人,對國家的治亂安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後面說,『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所以國家不必求大,而在求得民心;輔佐的大臣不必求多,而在求得賢良俊才。得民心的人,人民自然會擁護他;有賢臣輔佐的人,志士仁人自然來歸附他。這一句話就是告訴我們,要治理好國家有兩項重要的事,這兩項事都很根本,第一就是得到賢良俊才,第二就是要得到民心。

  在《群書治要.孫卿子》中,也有一段類似的話,它闡述的同一個道理,它說:「有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雖然你擁有了一個國家,但是不能夠愛民、利民,而期求人民欽服自己、愛戴自己,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人民不欽服你、愛戴你,而期求人民為自己所使用、為自己效死,這也是不可能的。「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人民不能為自己所使用,也不會為自己效忠,甚至獻出生命,而期求兵力的強勁、城池的堅固,也是不可能的。「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你的兵力不強勁,城池不堅固,別人就會看到有機可乘,所以你期求敵人不來侵犯,也是不可能的。「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敵兵來了,而求沒有危險,不被削弱、不被滅亡,這也是不可能的。「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所以人君想國家富強、穩固、安樂,就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對於人民的態度。「欲附下壹民,則莫若反之政」,如果你想使下屬都欽服你,人民都團結一致,也就是說都有向心力,大家都能擰成一股繩,那就不如反省一下自己的政事辦得如何。「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如果你想使政治修明,政治辦得很好、很清明,使國家美善,也就是使國家治理得很好,國泰民安,最好的辦法就是求取德才兼備的人來輔佐自己。最後荀子得出結論說:「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作為國家君主的人,作為一國之君的人,因為愛民而使國家安定,因為喜歡賢才而榮耀。如果這兩者缺少一個,這個國家就會滅亡。

  後面說,「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國家它不必很大,但是重要的是能夠深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一個自古至今屢屢證實的規律。

  在《群書治要.魏志(下)》上有這樣一句話:「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夏朝、商朝和周朝歷經了數十世才衰敗,而秦朝兩世就衰亡了,原因在哪裡?「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夠和天下的人民共享幸福。「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也」,而秦始皇這個人他獨裁專制,壓迫人民,所以一旦傾覆、遇到危難,沒有人去拯救他。由此得出了一個結論,「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能夠和天下共享安樂的君主,人們也一定會和他共同承擔憂慮;能夠與天下共享幸福的人,人們也一定會竭盡全力地拯救他的危難。這個就告訴我們,君主和領導者對百姓的態度,能不能夠深得民心,這關係到這個國家的興衰成敗。

  『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這個輔佐的人也不在於很多,而在於是不是有真正賢明的臣子來輔佐。

  在《新序》上就記載著這樣一個典故。有一個官員有事來請教齊桓公,齊桓公就對他說:「把這件事稟告仲父就可以了。」又來了一個人有事請教齊桓公,桓公又說:「把這件事告訴仲父去處理。」如此三番五次,凡是有人來請教他怎麼辦,他就告訴人家去請仲父,去請管仲來處理。旁邊的人看了之後就說:「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意思是說,第一件事稟告仲父,再有一件事還是稟告仲父,這當國君也太容易了。齊桓公怎麼說的?齊桓公說:「我在沒有得到仲父之前,確實感覺到治國很難,但是得到了管仲的輔佐之後,幹什麼不很容易?」「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所以君王在求賢的時候很辛苦。你看,像管仲能夠為齊桓公所用,齊桓公也是費盡了心思。

  三國的時候劉備去「三顧茅廬」,禮請諸葛亮,那是三番五次地前去,人家看他很有誠意,所以才出來輔佐他。所以在求賢的過程中確實是很辛苦的。「逸於得人」,得到了這個賢才之後,治國就很安逸了。

  所以賢才不在於多,而真正是有德行、有能力,這樣的人把他請出來輔佐自己,按照他的教誨去做,那真正是可以實現國泰民安。

  在《群書治要.新語》上也說:「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聖道而師賢者也。」說從最高的領導者到一般的老百姓,沒有不遵從聖道,而以聖賢為師的。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都要學習聖賢教誨,更何況是治理國家、治理天下的人?「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在上位的領導者他是個有仁德之心的人,他所感召的也都是有仁德之心的人來做官;有道義的人在朝裡做官,他所感召的也是講道義的人來做官。因此,「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你看,孔老夫子一生沒有名、沒有地位,但是他自己有德行,他把自己所說的全都做到了,所以他走到哪裡,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個賢人都跟到哪裡,不離不棄。這就是「德不孤,必有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結果。

  「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這是對比。周文王他是一個聖王,所以他的朝廷之中也多是賢良的、有道德、有智慧之人。而秦始皇他本身是一個暴戾之君,結果他的朝廷裡也多是不祥之人。「故善者必有所因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所以善人之所以能夠被感召而來,也是因為有賢德的人在位;惡人之所以被感召而來,也是因為惡人當政。所以福禍、善惡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我們做領導者的,他自己是一個有德行的人,他能夠任用賢德的人,這樣才能感召更多的賢德之士來歸心於你。這個才是能夠使國家安定、社會治理的根本原因。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先學習到此地,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