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朋友，大家好。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３６Ｏ》。
請看第一百六十句，上次我們講到，「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我們上次講到「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我們今天接著往下學習：
【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
『盛』就是大的意思，『官盛』就是高官，『任使』即任其差使。大臣是屬於高官，就不能讓他們做一些瑣細的小事。那些事務性的工作，就讓他自己委任他的下屬來辦，不必由他親自辦理。用我們現在的例子來說，這個大官就是國家的政務員、政務官、高級公務員，他負責制定政策，他的心思就是用在制定長遠的大政方針之上。至於這些政策制定之後，如何執行，要交給事務官去辦理，讓他們去執行。所以這個「任使」就是任用那些部屬來執行任務。
這是勸勉大臣的方法。因為你這樣做，就可以使大臣把他的智慧完全用在制定國家的長遠方針政策之上，而不被瑣細的小事所纏身。他把智慧用在這樣的國家大事之上，他就不會覺得很辛苦。事情繁多，忙忙碌碌就容易出錯，因為他的心是不定的，不定怎麼能夠把事情真相看明白，制定出合理的方針政策？
而辦事務性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譬如說一項事業在沒有實行之前，他可能會遇到種種的障礙和不理解。這就需要做具體事務的人，去怎麼樣？去讓人了解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要去和一般的民眾溝通，讓人跟你配合。這些事情就不能讓大官來做，而是由他任命屬下來做，這樣才可以讓大臣輕鬆自在。這是勸勉大臣的方法。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這個『士』就不是大臣，就是一般的臣子，也就是普通的公務員，在古時候叫做群臣。『忠信重祿』，根據鄭康成的註解，「有忠信者，重其祿也」，什麼意思？就是對於擁有忠信品德的臣子，要加重他的俸祿，這對於勸勉群臣、士人是一個好辦法。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加重他的薪水、加重他的報酬。對於忠信的臣子，加重他的薪水、加重他的報酬。對於一般的大臣而言，也都是一種鼓勵，讓人爭先去做忠信、行仁義。
因緣生老師在《中庸》的註疏上，對這一句話是這樣理解的。他說：「人君對待士人，必行忠信以感其心，賜厚祿以養其節。若能以身體之，則濟濟多士（人才濟濟），必皆盡力供職，竭忠以報之。」這個就是說誰忠信？是指人君對臣子忠信，就是對這個士忠信。用忠信的態度來感化他，使他人心歸附，而且要給他很高、很厚重的俸祿，這樣，用我們現在話來說就是高薪養廉，他沒有必要因為生活不濟去貪污受賄。如果這兩件事都做得好，這些人才都會竭盡全力地完成自己的職責，盡心盡力地來報效人君。這個理解也非常地有味道。
「忠信重祿」，這四個字它的含義展開來非常地深廣。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其實它就探討了「高薪養廉」的問題。你看我們現在社會仍然在討論，在反腐敗的過程中，需不需要用高薪，高薪養廉該不該實行？大家對這個問題爭論不休。我們看《群書治要》，我們發現，其實古人對這個問題早已經有深入的探討，從中我們能夠感受到古人的那種智慧、那種深邃。首先我們看一看高薪養廉必不必要？
從國家招攬人才的角度而言，對於真正的人才，除了給他們施展才華的舞台、讓他們發揮才能能夠有機會之外，還要讓他們富裕起來是十分必要的。譬如說在《群書治要．墨子》中就記載：治理國家的人，都想使國家富裕、人口眾多、民心安定，但是卻難以達成這個目標。這是什麼原因？這是因為治理國家的人，不能夠以「尚賢使能」的原則來辦理政治。他們沒有認識到，國家的賢良之士愈多，就是我們所說的德才兼備的人，他們都能夠來為國家做奉獻、來工作，這個社會風氣就會愈淳厚。所以國君的任務，用我們現在話說來就是領導者的任務，就是要得到眾多的賢才。
但是如何才能得到眾多的賢才？道理很簡單，就像我們如果想讓國家善於駕車、善於射箭的人愈來愈多，那我們會怎麼做？我們就會讓這些人富裕起來、受到尊敬，並且得到良好的聲譽。因此要想國泰民安，就要使賢德之人富裕起來、受到尊敬愛戴，讓他們處於高貴的地位並且受到讚譽。這樣一來，國家的賢德之士就會愈聚愈多。所以，古代聖王治國理政都奉行這樣一句話：不讓不義的人富裕，不讓不義的人尊貴，不親愛不義之人，不接近不義之人。
在《韓詩外傳》中還給我們記載了一個故事，從中我們體會到這個高薪以及對賢士尊重的必要性。宋燕這個人他在齊國做宰相，結果被驅逐了。他回來之後就招了門尉陳饒等等二十六個人說：「諸位大夫，有誰願意和我一起去投奔其他的諸侯國？」結果陳饒等這些人都趴在地上，沒有一個人應答。宋燕一看就嘆了一口氣說：「太可悲了！為什麼士大夫容易獲得，但卻難以使用？難以和我同甘共苦？」陳饒回答說：「並不是士大夫容易獲得，而難以使用，是您不能夠正確地安撫他們。」宋燕一聽就不明白了，就問：「您這話怎麼講？」陳饒說：「您看一看，您給士人的薪俸。」古代的這個俸祿都是用糧食來計算的。「只有三斗的黍稷。結果他們養家糊口都不夠，但是您家的野鴨、大雁卻有吃不完的糧食，這是您的第一個過失；您家果園種滿了梨子、栗子，後宮婦女用這些果子互相投擲，但是士人卻從來沒有嘗到過一顆，這是您的第二大過失；您家的綾羅綢緞，華麗的裝飾在廳堂之上，隨風而破敗，但是士人卻不能夠用它們做自己衣服的滾邊，這是您的第三大過失。錢財是您君主所輕視的，而生命是士人所重視的，您連自己所輕視的東西都不能夠付出，卻希望士人能夠為您付出他們所重視的生命。這就好比您想製造的是軟質的不鋒利的鉛刀，但是您卻希望它有像名劍干將那樣的鋒利，這不是很難辦到嗎？」陳饒的這一個例子非常地貼切，那宋燕一聽，便知道自己做錯了。他不能夠以仁心、以誠心來對待這些士人，士人又怎麼可能和他共進退、同甘苦呢？所以尊敬賢才，給予他足夠的俸祿，讓他過上體面的生活、衣食無憂，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關於「高薪養廉」的必要性，在《群書治要．傅子》中也有這樣的論述，「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這句話也說得很好，它說想要治理好國家的人，哪一個不希望自己的官吏很清廉？沒有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這些不良的行為？但是雖然想讓官吏清廉，卻不知道如何做才能夠使官吏清廉，而是一味地要求官吏清廉，這就像什麼？這就是如同攪渾了水源，卻希望水流很清潔一樣。意思是什麼？是很難辦到的。至於如何使官吏保持廉潔，在《傅子》上做了這樣一個比喻，它說：即使像伯夷、叔齊這樣廉潔的人，讓他們任官做事，但是給予他們的俸祿卻很微薄，他們既不能養活自己，也難以奉養父母家人，結果必定會導致他們營私舞弊、營取私利。為什麼？因為從孝道的角度而言，他們的做法無可厚非，因為骨肉之道不能虧失。如果自己連奉養父母都不能夠做到，他去以權謀私的話，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從國家法制的角度出發，營取私利又觸犯了刑法。這樣他們便處於兩難的境地，久而久之就會對君主滋生怨恨。這個怨恨心一產生，仁義的道理也就衰落了。對君主有了怨言、有了怨恨，對君主還會講仁義嗎？所以這個仁義之心也就漸漸地消失了。
在《崔寔政論》上，對這種情況做了一個更形象的比喻。對於薪俸不足的官員而言，要求他們奉公執法就如同是什麼樣的情況？它做了這樣形象的比喻，「渴馬守水」、「餓犬護肉」，一個飢渴難耐的馬，你讓牠去守護水源，讓那個餓得不行的狗，餓狗去看護肥肉，還想讓牠們不越雷池，那幾乎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也不排除世間存在著一些有傲骨、夠清廉的人，但是一百個之中也難得找到一個，是百中難覓其一。僅憑道德修養的約束，並不能夠使所有的官員都潔身自好，畢竟真正奉行聖賢教誨的人還不是百分之百。聖王治理國家必須順著人情來治理，必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國家必須給官員豐厚的俸祿，這樣就可以防止他們不必要的貪心。貪心止住了，為官者就不會再與民爭利。
歷史上的晏子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晏子在做宰相的時候，他的俸祿足夠養活五百家的人口。我們知道，古代的人都是大家庭，都不是像我們現在說的三口之家，這一個大家族起碼有上百口，那多的有幾千口人。而晏子他做宰相的俸祿，可以養活五百家的人口，當然晏子本身他也是非常地節儉，這樣才能夠把餘下來的錢奉養更多的人。但是這也說明，他的俸祿對於自己及家人維持一個有尊嚴、體面的生活綽綽有餘，因此他就沒有必要去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所以，首先解決官員經濟上的後顧之憂，才能讓他們心無旁騖，安心於本職工作，從而為國、為民竭忠盡智。
在《袁子正書》上也提出，假如官吏的俸祿很厚重，他們靠俸祿便可以奉養自己、贍養父母、養活一家族的人，他就沒有必要去與民爭利。「無求於民，奸軌息矣」，對於人民無所求，作奸犯科的行為就不會產生了。而且在俸祿很高的情況下，如果你貪污受賄失去了官位，你會付出相當高的代價，這會得不償失。在這種情況下，官員也就不會輕易地權錢交易了。
從這些論述中我們看到，厚其祿、高薪是很必要的，但是高薪養廉它也是有前提條件的，不是在什麼情況下高薪就一定能夠達到廉潔的效果。如何從制度的層面確保人們忠信？確保這些群臣忠信的態度？這個前提條件有這樣一些，首先，《大學》上說：「有德此有人」，也就是說，你要感召有德行的人，你這個用人之君，這個領導者必須首先修明道義，尊賢使能。在古人看來，這也是一個普遍的規律，真正賢德的人，譬如說諸葛亮、顧炎武、文天祥等等，他們並不會徒慕高名厚利而來。你要招致這樣的賢者，為人之君，也就是我們說當領導的人，必須自己首先有道德，修明禮義。所以《大學》上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這個次序是不能顛倒的。你自己是一個有德行的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你所感召的人才也一定是有德行的人，這叫「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這個土是我們建設一個事業必備的基礎。也就是說這些有才能的人都召集在一起了，志同道合。譬如說，我們有了外交的能力，外交人才，公共關係的能力，有了人力資源的這些條件，我們知道如何去用人，如何把合適的人才用在合適的位置上。這些人才都匯聚到一起，他們能夠眾志成城，把自己的能力發揮出來，那就自然會創造財富。這叫「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這個財富創造了之後，用在何處非常地重要，不能夠用在自己的驕奢淫逸之上，這樣一定不能夠使事業長遠地發展。古人說「富不過三代」，現在的企業壽命都不是很長，即使是世界五百強的企業，平均壽命也不是很長。那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賺錢之後開始過上了驕奢淫逸的生活，結果把錢財用在了競奢鬥富之上，而沒有用在回饋員工、回饋客戶、回饋社會上，使你的「德日進，過日少」上。所以，用在了錯誤的地方，就不能夠可持續地長遠發展。所以這個用很重要，要用在合適的地方。
在《群書治要．三略》中也有這樣的闡述，說：「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有守節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脅。」意思是說，如果這個人他的志向高潔，就不能夠用高官厚祿來吸引他；如果這個人堅守節操，就不能夠靠威刑來脅迫他。你看諸葛亮，他不求名、不求利，他自己甘於平淡的生活，能夠體會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境界，這樣的人你能夠用高官厚祿來吸引到嗎？再像文天祥，他是一個忠義之士，「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有這樣的氣魄，你能夠用威刑來脅迫他嗎？所以古代的那些有氣節的讀書人，都是捨生取義、殺身成仁。那怎麼辦？「故明君求臣，必視其所以為人者而致焉。」所以明智的君主要求取臣子，一定要看一看這個人的志向，然後用適當的方法來招致他。怎麼樣招致？後邊舉例子了。
「致清白之士，修其禮。」對於那些很清高，道德很純潔的士人，他沒有所求，他讀書不是為了做官，不是為了發財，也不是為了出名。那怎麼辦？領導者必須修明禮義，對士人表現出禮敬之心。也就是說，你這個領導者首先是一個仁君，你治理國家、平定天下，不是為了自己身居高位、享受富貴，而是念念以天下蒼生為出發點，想到如何更好地為人民服務，讓他們過上一個幸福安定的生活，怎麼樣把這個國家治理好，成為天下人效仿的榜樣。你是這樣的仁君，怎麼樣？你自然會對那些賢德之才特別地禮遇。所以劉備要三顧茅廬，諸葛亮才出來協助他。
「致守節之士，修其道。」你要招致那些堅守節操的人，領導者必須首先修明道義，你是一個有道之君，「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德不孤，必有鄰」，你會感召志同道合的人來到你的身邊。「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這樣做，賢士才能會被你感召而來，你自己的名聲也才能夠得以保全。這就是《周易》上所說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這都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所感召的。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就是你要想高薪達到養廉的目的，還要確立一個選人的標準，確保你所用的官員是賢能之人。這個選人的標準就是《傅子》上所說的：「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什麼意思？就是爵位、領導的位置，沒有德行的人就不授予他。俸祿，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工資、獎金，沒有對國家建功立業的人就不給予他。「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
這兩個選人的標準、用人的前提一確立，賢良之士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貴的爵位。如果他覺得自己的德行配不上這個高高在上的位置，他就不敢接受。敬業的臣子不敢以微小功績接受重祿。如果他覺得自己的功勞配不上給他的俸祿，他也不敢接受，何況無德無功的人，他們怎麼敢以虛假的言行追求爵位和俸祿？建立爵祿的原則既已確立，就一定要公開選用合適之人，並且予以重用。也就是品德高的人、功勞大的人，就給他重爵高位，享受厚祿高官；德行淺薄、功勞少的人，授予低爵小位，享有薄祿低官。這就是給我們強調，每一個人都希求富貴的地位，這是人之常情，像孔老夫子也承認這一點，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既然是人之常情，我們治理國家、制定政策就要順著這個人情來治理，而不能夠違逆人情。那怎麼辦？那就是要引導人們正確的方法去追求富貴。
所以在《傅子》中也說，封爵授祿，是國家權力的根本，也是實現富貴的正路，不能夠不予以重視。那麼應該怎麼做？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沒有德行的人不授予爵位，沒有功勞的人不給予俸祿。而且你的德行愈高，你的官位愈高；你對國家的奉獻、功勞愈大，給你的薪俸也就愈多。這樣人們就不會去見利忘義，而是用正當的方法去追求富貴，也就是他要追求自己德行高尚，追求自己對國家建功立業。因為你愈是德行高尚，你的官位愈高；你對國家貢獻愈多，你的俸祿就愈豐厚。
所以中國古人並沒有忽視制度建設，而是這個制度建設是緊緊圍繞著如何把一個人培養成好人，把這個好人選拔在領導的位置上所制定的。為了確保把賢德之人選拔出來，在漢代開始就實行了「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官，要考察他的政績，他的政績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看他為國舉薦了多少德才兼備的人才。如果好幾年他都沒有為國家舉孝廉，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出來，他這個為官者的政績是有問題的，考核他的時候，他就是不及格的。為了確保這個地方官，他所舉薦的人才是真正德才兼備的人，還有一個制度加以保證，那就是「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也就是說你所舉薦的官員，他確實對國家建功立業了，是一個德才兼備的人，那這個舉薦者會受到國家最高的獎賞；如果你手底下有人才都被你埋沒了，因為嫉賢妒能把人才給蒙蔽了，讓他們的才能不得發揮，這樣的官員一旦被發現，也會給以嚴懲。這樣的話，這個地方官他就會竭盡全力地把那些德才兼備的人選拔出來。這些人才選拔制度，還有「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這些制度，都是確保了德才兼備的人出現在領導的位置上，這是第二個條件。
第三個前提條件，要實行高薪養廉，還首先必須怎麼樣？就是精簡機構，減少官員的數量，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除無事之位」，「並從容之官」。如果機構重疊、官員的位置很多，導致很多的官員無所事事，人浮於事，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增加官員的俸祿，那麼這些俸祿哪裡來的？那都是人民的賦稅，你就會加重人民百姓的負擔，人民就會對你高薪的舉措非常地不滿意。所以高薪養廉的另一個前提，就是必須「少其吏」，也就是使官員的人數減少。
在《劉廙政論》中這樣闡述：「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你只知道要增加官員的俸祿，但是卻不知道精簡官員的數量，這樣就會使國家的負擔過重，財力就會空虛不足、入不敷出。所以必須精簡人員，「使人當於事」，也就是這個人他在這個位置上，他就要竭盡全力地完成自己的本分，不要因人設位。
在《袁子正書》中也說，明智的君主設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稱，不會讓人浮於事。人和事相稱，官吏數目減少，從事農業的這些人民的數量就會增多，從事農業的人數增多了，物質基礎就豐厚了；另一方面，官吏的數目減少了，即使你提高官員的薪俸標準，但是就國家整體所需的薪俸數目相對而言是減少的，這樣就不至於給國家和人民造成過重的負擔。
在《群書治要．魏志》中也說：「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從這裡我們就看到，其實古人對於高薪養廉這個問題看得很深入、很透徹。他說撤除無事可幹的職位，減省不急需的俸祿，停發不做事、白領俸祿之人的費用，撤併無事可做的官員，讓每一位官員都有一定的職責，有職責均要承擔事務，承擔事務就要接受俸祿，用俸祿代替耕作，這是古代治國的常規，也是當今社會應該採取的原則。如果相反，不能夠精簡機構，減少官員的數量，由於職位過多，官員數目龐大，人浮於事。結果怎麼樣？官員的俸祿都很微薄，就不足以維持自己及家人體面的生活。他們對自己的收入不滿意，就會怎麼樣？就會出現以權謀私、貪污受賄、與民爭利的現象。所以只有精簡官員，使人當於事，俸祿充足，這樣官員就不必與民爭利，官員要腐敗，還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他們就會珍惜自己的職位，廉潔奉公，這樣就會走向一個良性的循環。像我們現在軍隊的改革，裁軍，撤銷了很多的官員的數目，其實也是根據精簡機構、減少官員的數量這個原則來進行的。
最後一個前提，要實行高薪養廉，還要提高官員的責任感和道德感，這樣他們才會「盡其力」，竭盡全力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在《劉廙政論》中指出：「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你只知道增加官員的俸祿，也知道要精簡職位、減少官吏，但是如果不懂得如何使官員竭盡全力地盡好本分，就會顯得事情繁多、職位短缺。其實並不是真的職位短缺、人手不夠，而是這些在職位上的人並沒有竭盡全力地把工作做好，沒有把他的能力、精力、時間全都用在這個工作之上，所以才顯得職位短缺。在精簡機構、減少官員數目的基礎上，還要提高官員的責任感，讓他們能夠竭忠盡力、負責高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這樣才不至於顯得人手短缺，這個「高薪養廉」才行得通。
所以我們通過這些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古人他把高薪養廉的必要性，以及實現的前提條件等問題都研究得很深入、很透徹了。而且這也是長期的實踐所得出的經驗教訓，如果我們不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我們就把問題分析得不夠深入，從而做出一些錯誤的決定，走了很多的彎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夠汲取歷史的經驗智慧。這個是我們講的「忠信重祿」。
下面我們看：
【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
這個『百姓』就是一般的民眾，百姓這個詞出自於《尚書》。在《堯典》中記載，從天子到大臣，推廣起來一共有一百個姓，而這一百個姓，其實就代表了所有的姓，所以講百姓，它的根據是《尚書》。當然古人這個「百」也有多的意思，不一定就是一百的意思。從我們現在的，像我們進行的每一年的祭祖儀式上統計，現在我們有兩萬多姓氏，是萬姓，所以我們這個紀念堂叫「萬姓先祖紀念堂」。這個百姓實際上就是包含了這個國家所有的民眾。
怎麼樣勸勉一般的民眾？這裡講要『時使薄斂』。使用民眾，首先要注意到「時使」，什麼叫時使？就是「使民以時」。「使民以時」的第一層含義，就是古人認為要按照自然節律飲食、起居、生產、生活才是符合道的，才是正確的。在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無論是農業、手工業、建築業，都有它適宜的時節，要順著它的時節安排工作，這個就叫「使民以時」。
譬如，孟子曾經講過要「不違農時」，不要違背農時。在農業時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春夏秋這三個季節，都是農忙的時候。不要在這些很忙碌的季節去役使人民。譬如說他在忙著秋收，你卻讓他去建宮殿，或者去出兵打仗等等；過了秋收季節以後，到了冬天，這是農閒的時候，才讓老百姓做這些事，這才是使用民眾的時候，這個叫「時使」。當然我們對這句話也要做與現代相適應的理解，農、工、商、民都各有忙時，在他們不忙的時候來使用、來役使才叫「使民以時」。在古代社會是農業社會，講「不違農時」，現在講工業社會、商業社會，工商業都要在他們不忙的時候才去役使他們。
這個使民以時的意思更深一步講，就是我們人從小到老這一生的過程，處在什麼樣的年齡，就應該有合適其年齡的教導。譬如說人在幼年的時候，他的記憶力是最好的，這個時候就讓他多讀經典，讓他背誦。這個時候還要讓他在生活中去力行，譬如說《弟子規》，讓他從父母的言行舉止身上學到《弟子規》，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這樣他一生都會受用終身。小孩的記憶力特別地好，就要充分發揮他記憶力好的特點，讓他把這些童蒙教育的經典都能夠熟記、熟誦。到了十二三歲的時候，《十三經》可以倒背如流。什麼叫倒背如流？就是你從《十三經》之中拿出任何一句話，他都可以接著給你背下去，直到你讓他停止為止。
所以在漢代的時候，歷史上記載出了很多的神童、聖童。為什麼把他們稱為神童、聖童？因為這些孩子到了十二、三歲就可以把經書倒背如流。我們認為這樣的人很聰明，實際上並不是這些孩子很聰明，而是我們中國古人的教育，它是適合了兒童心理成長、發展的規律。在他小的時候，記憶力特別好的時候，充分發揮他記憶力好的特點，讓他多記誦經典、讀誦經典。等他長大了，理解能力提升之後，才把他背誦的經典講解出來，所以古代的孩子上學是不需要拿課本的。上大學，老師就帶他們到小樹林、到了小河邊、到了山坡下，然後把他們以前所背誦的這些經典給講解出來。他們學得很歡喜，也很輕鬆，因為他們都熟記於胸了，老師一提到，他們都很熟悉。
所以不像現在的孩子揹的書包很沉重，裡邊有語文課本、英語課本、數學課本、自然課本、歷史課本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所以我們現在的教育基本是向西方學習，就是把這個課程都是交叉來排列。剛上完語文，再上數學；上完數學，要上地理；上完地理，又上歷史；上完歷史，又上英語，基本上沒有什麼科學性。甚至很多還是按照老師有沒有時間來排列的，沒有尊重孩子心理成長的特點和規律。而且你這樣來排列課程，把孩子的心都給搞雜亂了。
所以《三字經》開頭就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這個「貴以專」特別地重要。像我們出國去培訓英語都有體會。在出國之前的幾個月要參加一個英語速成班，為什麼這個速成班的效果特別好？因為在這幾個月之中萬緣放下，所有的工作都放下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學習英語之中。結果短短的三個月，這個英語成績提高很快，這就是貴以專的效果。
我們再看，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冠軍，譬如說打籃球的、打乒乓球的、踢足球的，這個人之所以能夠成材，就是因為他把幾乎所有的精力全都用在了打乒乓球、打籃球、踢足球上。他不是一會踢足球，一會去打乒乓球，一會又去打籃球，這樣的話，他哪一個都學不好。他是把所有的時間、精力全都集中在打乒乓球上，或者打籃球上、或者踢足球上，所以他成為世界冠軍。同樣的道理，那些彈鋼琴的人，拉小提琴的人，或者是彈古箏的人，他要能夠成材，成為世界頂尖的鋼琴家、小提琴家，他也是把全副的精力用在彈鋼琴上。但是當他把鋼琴彈好的時候，其他的樂器也是觸類旁通，對他來說都不是一件難事。
我們讀書也是貴在「一門深入，長時薰修」、「讀書千遍，其義自見」。我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學習《論語》、講《論語》上，十年之後，我們就是《論語》專家，得《論語》三昧，在《論語》這個方面就達到了很高的造詣。如果有人來請講《論語》的專家，一個人學《論語》學了十年，另一個人他十年之中學了十門功課，他又學《論語》、又學《孟子》、又學《大學》、又學《中庸》等等，那我們要去請誰講《論語》？我們當然是請十年工夫用在《論語》上的這個專家來講。就像我們鑿井一樣，我們在一個地方鑿井，沒有出水，我們就換了一個地方，又在另一個地方鑿，結果這個地方也沒有水，我們又換了一個地方。如果我們的注意力在不斷地遷移，在哪一個地方都挖不出水來。只有我們在這一個地方深入下去，深入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能夠挖到水。所以這些都是提醒我們「一門深入，長時薰修」、「讀書千遍，其義自見」的道理。
而經書都是古人、聖賢人心性的流露。如果一部經你真正通達了，一經通就經經通，沒有一部經不是古聖先賢心性的自然流露，那怎麼會不通達？所以這個「見」就是見性的意思，古人講的明心見性就是《大學》上所說的「明明德」。
我們現在的教育基本上都已經西方化了。錢穆先生在生前，曾經到韓國去演講，在演講中就指出：「中國的教育最大的失誤就是模仿西方。」為什麼模仿西方？就是對自己的文化喪失了自信心，沒有認識到自己文化的可貴之處，沒有認識到它的博大精深。現在這種情況是愈演愈烈了，為什麼？因為我們又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對傳統文化的誤解也是達到了頂端。所以儘管習總書記在歷次重要講話中，都特別強調弘揚中華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樣的提法，但是很多的領導幹部並沒有對傳統文化生起信心，弘揚傳統文化也只是表面功夫，在心底並不能真正認同。原因是什麼？原因是我們對傳統文化喪失了信心，所以也不願意去深入學習傳統文化了。不知道中華五千年的文明歷史，積累了五千年的經驗、五千年的方法、五千年的智慧、五千年的效果，在世界上僅此一家而已。我們要去學企業管理，在一個有五千年歷史的企業，還有一個有兩百年歷史的企業之間，請問我們應該選擇去向誰學管理？當然要選擇向五千年的老字號學管理，這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我們現在的教育違背了兒童心理成長的規律，還有一個表現，就是在這個孩子記憶力好的時候，沒有抓緊時間讓他背誦聖賢經典，而是讓他去學什麼？逼著他去學需要有很高的理解能力的奧數、物理，這對很多孩子來說都是一件很為難的事。這些東西他理解力提升了，他自然就會做。但是他小的時候理解力沒有達到那個程度，你逼著他去做，這對孩子來說確實是一件很為難的事。所以現在的孩子書包是揹得愈來愈沉重，花費的學習時間也愈來愈長，父母對孩子的教育也愈來愈操心，但是效果卻愈來愈差。這是什麼原因？原因就是沒有在他適宜的時候給以適宜的教育，這也是使民以時的一個意思。
到了壯年的時候，就要讓他有一個好的工作，讓他能夠為國家效力，為人民服務；到了老年的時候，就要安享晚年，能夠生活有保證，得到贍養，過一個健康快樂的老年生活，使老有所依，老有所樂。所以古人把養老和育幼這些事情都看得特別重要，讓人們能夠把一生的時間都安排好，按照他的年齡給以他適時的引導，這也叫使民以時。所以按照人的成長規律來教導人民，這也是時使或者是使民以時的應有之意。
「薄斂」，這個「薄」就是比較輕微一點，不要太重，「斂」就是由國家向老百姓徵收的田糧和賦稅。在古代的時候，大概都是用糧食來繳給國家，到後來是用貨幣代替了。國家要向老百姓收賦稅的時候，要看到老百姓的財力，農作物的收成好不好，還要體諒百姓生活的實際情況。如果一個國君能夠體諒民間疾苦，在收賦稅的時候就不會太重，要收得輕微一點，這也是減輕農民的負擔，這叫薄斂。「時使薄斂」就是役使民眾要顧慮到在他農閒的時候，向他們收取賦稅的時候，也要盡量地減輕他們的負擔。老百姓就會自自然然地擁護國君，這就能夠收到勸勉百姓的效果。
【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
這個『既』在這裡通「餼」，什麼意思？它是指生的糧食。這個『稟』，通「廩」，有廣字廈的這個廩，這是米粟之類的糧食。「既稟」就是古代官府發給的米粟之類的糧食，用現在話來說就是給他的酬勞。『稱事』，「稱」就是相符、相稱的意思。『日省月考』，「日省」，每一天都去省察，看一看他做了多少事情；「月考」，就是也看一看每一個月他的工作量是多少。「既稟稱事」，也就是根據考核的結果，確定這個月應該給他多少酬勞。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績效考核，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樣能夠合理地分配薪俸和獎金，這是招攬各行各業、各種工匠的方法。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
這個『綏』就是安撫的意思。『遠人』，上次課我們講過，就是從遠方、從外國來的那些人。在孔夫子的時候，對於魯國國君而言，從魯國以外的，譬如說齊國、晉國等等國家來的人，那都是外國人。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到我們中國來的外國人都是「遠人」，無論他是來旅遊，還是來做生意，還是來這長期定居，都稱為遠人。對這些遠人，應該怎麼樣對待他們？『送往迎來』，他們來的時候，我們要去歡迎他；他們回國的時候，我們要歡送他。怎麼樣的「送往迎來」？在中國古代，國家都有一整套禮儀，對待外國人要盡地主之誼。他來的時候，我們要給他很周到的安排；回去的時候，我們還要照顧他旅途上的事情，使他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受。如果他要長期定居在我們國家做一個僑民，我們更要善意地對待他。
除了送往迎來以外，還要『嘉善而矜不能』。他有好處、有善處，譬如說他品德好、他能力強、他的貢獻多等等，這個都用一個「善」字來代表，我們就要獎勵他、勸勉他。「矜」就是同情的意思，凡是他能力不夠的，我們還要關心他、協助他。譬如說外國人來到我們中國，首先語言可能不是很通達，我們就要想方設法地幫助他，使得彼此的溝通沒有障礙。還有他對我們國家的一些風俗習慣不甚了解，或者他在生活工作方面有很多的不適應，我們都要熱心地來幫助他，能夠這樣做，就可以安撫外國人。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之後，自自然然地就會向他們國家的一般人介紹，說：「我們到中國去，中國人對我們很友善，是一個禮義之邦」。
所以在唐朝的時候，之所以出現萬國來朝的局面，就是因為這些外國人來中國，結果看到中國人，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文質彬彬，禮儀很周到。所以他們回去之後，向自己的國君報告，他們的國君就把唐太宗尊稱為天可汗，那就是天底下公認的領導者，願意向他學習。這樣一來就建立了良好的國與國之間的友好關係，這也是國民外交最好的一種方式。下面講：
【繼絕世。舉廢邦。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所謂『繼絕世』，就是哪一個國家要滅絕的時候，你能夠讓它繼續下去，不要滅絕。這是為什麼？因為中國人自古以來就講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的第一條就是講孝道，而這個孝道不僅僅是對自己的父母、祖宗要盡孝，如果你是天子，你還要教天下的人都盡孝道；你是一國的國君，你也要教導全國的百姓都要學著盡孝道，這個很重要。怎麼樣教化民眾？《說文解字》上說：「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也就是說，你要拿出實際的表現來教，你怎麼做，老百姓就怎麼效仿。拿什麼樣的表現？譬如說周家，周天子得了天下的時候，他首先建立太廟，祭祀他的始祖，報答祖先的這個根本。自己建了太廟之後，就使得世世代代、子子孫孫都能夠祭祀祖宗，這是天子建太廟、盡孝道的表現。但是你還要想到天下人，這天下人也要盡孝道，這天下人之中也包括了前代的那些帝王。
譬如說夏朝亡了的時候，夏桀王被商湯王給滅了，但是湯王滅了夏朝，他還把夏朝建立了一個國家，建了杞國，就是讓杞國的世世代代的子孫來繼續夏朝的香火，永久地祭祀夏朝的祖宗。到了殷朝的末代，商紂王也是被周武王給滅掉了，但是周武王也是把殷朝後裔建成一個國家，就是宋國，讓宋國的子子孫孫也來祭祀他的歷代祖宗，這就是「繼絕世」。從這裡我們看到中國古人的那種人心的厚道，他真的是以仁愛之心治理天下，而且是推己及人，將心比心，這個仁愛之心盡到了極致。
『舉廢國』，就是哪個小國被大國滅了，其他有正義的大國，要想辦法讓它建立一個後代，不要讓它永久地廢除了。「舉」就是把它舉出來，譬如一個小的國家被別的國家已經滅了很久，甚至於它的後代都不知道在哪裡去找了。如果這個國家的君主是一個有道之君，講求孝道，你都要想辦法把這個廢除已久的小國它的後代找到。把它的後代找到之後，舉出來，讓他繼續這個小國家的（祭祀），讓這些後代能夠繼續祭祀他的祖宗，這都是提倡慎終追遠。
孔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在《論語》上記載，說我們謹慎地辦理喪事，追奠亡故的先人，追奠亡故的先人就是提倡祭祀祖宗，這個民風自然淳厚了。這個都是教導人孝道，教導人知恩報恩、飲水思源。人心厚道，社會風氣純樸，就不會再有惡事、壞事出現了。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都在於人心壞了，如果我們能夠把人心轉變，很多的問題也就自然地迎刃而解。所以古人治天下，都是從根本處去解決，所以建立這些禮儀、音樂的教化都是要扭轉人心，使人心變得恭敬、變得和諧。人心恭敬、和諧了，還會去作奸犯科，還會去成為亂臣賊子嗎？所以這都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繼絕世，舉廢國」，重要的意思就是要讓後代子孫能夠一直繼續祭祀他的祖先。而且如果我們懂得續家譜的話，我們把這個家譜推上去，無論是百姓還是萬姓，不論多少個姓，你一直一直往上追溯，追溯到最初的時候，都是三皇五帝，這是我們共同的祖先。所以我們現在講華夏之族、炎黃子孫，我們確實不是炎帝就是黃帝的子孫，都是同一個祖宗。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彼此的關係是什麼？就是一家人。中華民族的的確確是一個大家族，綿延了這麼久，五千多年而不衰，這也是為什麼要「繼絕世，舉廢國」的真正原因，因為他就是我們一個家庭的人、一個家族的人。而且通達宇宙人生真相的聖人就知道了，不僅僅是一家人，其實自他都是一，不是二，你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因為我和這些萬姓也好、百姓也好，這些人都是一體的關係。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夠真正地化解矛盾衝突，能夠達到和平。
『治亂持危』，看到其他的國家有內亂，就要幫助他把這個亂平定下來。這在春秋時代有很多，像齊桓公、晉文公他們那個時候創的霸業，一方面是對付外族，所謂「尊王攘夷」，「尊王」就是尊重、尊奉周天子為王，「攘夷」，就是對於外國那些夷狄要共同防範，不讓他們侵犯到中國的境內來，這是他們共同的霸業。對於周天子所治的各國諸侯之間，如果發現哪個國家有內亂，就要幫助他平定內亂。譬如說孔子那個時候，「陳恆弒其君」，在齊國發生了一個臣子殺君主的事件。孔子就請魯國的君主要出兵討伐，平定齊國的內亂。可想在當時，真正一個國家的君主，如果他是有道之君，他就會幫助其他國家平定內亂，這個叫「治亂」。這個是真正地幫助人家平定內亂，而不是藉著平定人家內亂的名義，去干涉別國內政，是掠奪人家的資源，這個是完全不同的。「持危」，就是看見其他的國家有危險了，國內有種種的危機出現了，要把它扶持起來，不要讓它危下去。「治亂持危」，就是對待其他的國家，要講究一種國際正義。這個存心一定是幫助對方國家的心。
『朝聘以時』。就周天子來講，他要各國的諸侯定時地來朝見，而諸侯與諸侯之間也要互相來往，這個叫「朝聘」。「朝聘以時」，就是要講究在適當的時機互相朝聘。今天你去拜訪其他的國家，然後他的國家又來報聘於你，來拜訪你，都要選擇適當的時機。朝聘以時，就是強調平時就要注重講究敦睦邦交。這樣有一種好的關係，互相來往、互相溝通才能避免誤解，在自己國家有危難的時候，別的國家也會來幫助你。「朝聘以時」，要注重什麼？注重『厚往而薄來』，就是送給他禮物的時候，一定要比他送來的禮物更厚重。這也是體現了我們古人人心的厚道，不願意佔人家的便宜。
『懷諸侯』，就是懷念，把對方放在自己的心裡面，這也是講究邦交、講究睦鄰之道，不是專門注重形式，而是真正地發自內心，真誠地與對方交往，也體現了彼此之間深厚的情義。所以這個交情存在心裡，這個叫「懷諸侯」。你心裡時時刻刻地想著這個諸侯，甚至把他當成朋友一樣對待。相應的，他也會這樣地懷念你。這樣天子可以得到天下諸侯的懷念。諸侯與諸侯之間，也可以得到彼此的誠心相待，這天下怎麼會不太平？這樣平時互相來往，厚往薄來，那就是天下人變成了一家人，這就是「懷諸侯」的效果。
最後一句話說：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是第四段，第四段就是講究用什麼動力推動你落實治理國家、平天下的這九項原則。『所以行之者一也』，這個「一」，在古註裡有很多種講法。在這裡我們採取的一種講法，就是當「誠」字講，這個誠就是《大學》裡面所講的「誠意正心」的那個誠，也是《中庸》裡面所講的真字，真心，也就是「天命之謂性」的那個「本性」。這個本性在平時是不動的、是靜態的，它起作用的時候就是誠。也就是說，根據本性發起做事情的動力，就是誠。
所以治國平天下這九種原則、九種方法，都要以誠來發動，如果缺少了真誠心的這個誠字，什麼事都做不好。因此對於這個誠，我們要有一個大概的了解。我們真正由誠心出發來做事情，會有什麼樣的表現？你就會表現得誠誠實實、內外一如，你口裡所講的話，與你的誠實的那顆心是一致的。如果口是心非，就不是誠了。所以我們看司馬光先生，他修行從不妄語開始做起。如果口是心非，那就是虛假的、虛妄的，和誠就相背離了。
如果一個領導者口裡說我怎麼樣地關心人家，怎麼樣地愛護民眾，關心一切的民間疾苦，實際上心裡只想得到官位，享受高名厚祿，滿足自己的欲求，這就是內外不一致了，那就是假仁假義，古人所說的偽君子。所以我們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誠，要認真地自我反省。如果一個人假仁假義，其實別人看得是很清楚的，瞞不過人，也感動不了人。所以做任何事情，包括怎麼樣地對待大臣、對待賢者、對待群臣、百工，以至於對待老百姓、外國人，缺少了這個誠心，那一切都是假的，讓人看穿了就一文不值。所以這個誠字非常重要，這個誠字不僅僅是用在天子、諸侯上面，凡是辦政治的領導人，不管在什麼級別、什麼位置上，甚至於你做一個鄉鎮長，都要講這個誠。即使不從事政治的普通民眾，如果想學聖人，要學道，缺少這個誠字，缺少了真誠心，也什麼都不能成就。所以這個誠字是關鍵。
在《大學》上對誠意下了一個定義。什麼是誠？就是「毋自欺也」，不要自欺欺人。這個都是提醒我們自己要時常反省，我們做事、待人，為人處世、待人接物是不是發自於內心的真誠之心？如果不是發自內心的真誠，那就很難感動人。所以中國人有句話說「至誠感通」、「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如果沒有這個誠心的話，那就感動不了別人，也很難達到教化的效果。
我們看第一百六十一句：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二「尚書」。意思是說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唯有根本穩固，國家才會安寧。這句話大家都耳熟能詳。我們中國人強調民本，什麼叫民本？整個的社會結構像一個金字塔，人民百姓是在最基礎、最根本上，愈向上去官位愈來愈高，但是人民百姓是基礎、是根本，所以強調民本是一點都沒錯的。
在四書之中，《孟子》上也有一句話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貴」，雖然他處在基礎的地位，但是他是根本，應該把他看得最尊貴。「社稷次之」，這個「社」就是指土地神，「稷」是指穀神。在古代都要祭祀土地神和穀神，所以也經常用「社稷」來代表國家。
「君為輕」，強調君主是最輕的。這個是古代貴民思想的代表。在賈誼寫的政論書《賈子》上也說：「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對於辦理政事而言，人民是一切政事的根本。國家以人民為根本，君主以人民為根本，官吏也是要以人民為根本。人民是根本，怎麼樣來對待人民？
在《管子》上就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人主能夠讓人民安定，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人民事奉他們的君主就如同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樣。「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如果君主有了憂困，人民就會為他感覺到憂傷；國君有了困難、有了危難，人民願意為他拼命地去效力。反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如果人君，也就是當領導的人，把人民看作是泥土、草芥一樣的低賤、不值錢，甚至還可以隨意地踐踏、隨意地欺凌，人民反過來就不會被君主所使用。君主有什麼憂困的，人民也不為他憂困，也就是說，不會為他分憂，更不會為他感到擔心。國君有難，人民也不會為國君去赴湯蹈火。
「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如果你不能夠使人民安樂，人民也不會為你感覺到悲哀。你有了困難的時候，也不會為你分憂。如果你不能讓人民安居樂業，人民也不會拼命地為你效力。這一句話就是告訴我們，要想治理好一個國家，深得老百姓的擁護，人君必須能夠安其民，就是讓人民過上安定的生活，要愛民如子、視民如傷，把人民和自己視為是一體的。如果你能夠把人民視為和自己是一體的，那你自己有了困難、有了問題，他怎麼會不為你去效力、怎麼會不為你去分憂？
武王，周武王他曾經主動地向尚父請教，向姜太公請教，他說：「五帝時期（三皇五帝的五帝），他們是如何戒懼自己，給自己以警誡的，可以講給我聽聽嗎？」姜太公回答說：「黃帝之時，他是這樣警誡自己的：我處在民眾之上，經常是身心不安，唯恐夕不至朝；堯帝處在民眾之上，他戒懼謹慎，小心翼翼；舜處在民眾之上，也是小心謹慎，如履薄冰；禹處在民眾之上，戰戰栗栗，唯恐自己的統治到不了明天；湯處在民眾之上，也是戰戰兢兢，生怕自己的治理達不到第二天早晨。」武王聽了很受教，他馬上說：「現在，我剛剛兼併了殷國，也是處在民眾之上，也應該小心翼翼，不敢怠慢。」所以你看，這些聖賢人處在君主的旁邊，像姜太公他教導周武王怎麼樣地愛民如子，怎麼樣地不能夠隨意地役使民眾，甚至損害殘傷百姓。這些治國的道理在經書中記載得很多。
譬如說齊桓公在位的時候，有一天，管仲和隰朋來求見。他們站了一會，就看到兩隻鴻雁從天邊飛過。齊桓公很感慨地說：「你看那隻鴻鵠，時而南飛，時而北飛，不管四方有多遠，牠想飛到哪就能飛到哪。現在有了仲父來輔佐我，就像鴻鵠有了羽翼，就像渡大河有了舟楫。仲父不教導寡人一句話，給我一句適時的教誨嗎？」你看，齊桓公他確實很難得，他主動地去求取教導，非常主動地向仲父請教。於是管仲就回答說：「我想君主您一定是想稱霸天下，幹一番大的事業？既然如此，就應該從根本上做起。」桓公就問了：「何為根本？」管仲怎麼回答的？管仲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齊國的老百姓就是您的根本。你看這些賢德的人，他們能夠把國家治理好，都是認識到了真理，都是能夠視民如傷、愛民如子，戰戰兢兢、小心謹慎。
在《孔子家語》中有一句話，唐太宗也經常引以為鑑，那就是「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唐太宗不僅僅自己經常看這樣的教誨，這樣去力行，而且還經常用這樣的話來教導太子。在《貞觀政要》上記載，唐太宗說：「我聽說古人自古以來就重視胎教，我卻沒有時間顧及到這些。但是，我總是不失時機地教導太子。自從他被立為太子之後，我總是在生活中給予他適時的引導。」譬如，在太子吃飯的時候，唐太宗就問：「你知道飯的道理嗎？」太子說：「不知道。」唐太宗就說：「飯是農民通過辛勤的勞作才獲得的。我們要役民以時，不要橫徵暴斂，才能夠經常地吃到這樣好的飯。」看到太子在騎馬的時候，他就問：「你懂得馬的道理嗎？」太子又搖搖頭，說：「不知道。」太宗就說：「馬可以幫人做很多事，替人代勞，但是不能夠把馬的力使盡，這樣才能經常有這樣的馬騎。」當太子去乘船的時候，唐太宗就問：「你懂得船的道理嗎？」太子又搖搖頭說：「不知道。」太宗說：「君主就好比是船，人民就像是水，水可以承載船，也可以把船顛覆。你以後要當皇帝了，對於這個道理不能夠不小心警戒。」看到太子靠在一個彎曲的樹上休息，太宗就問：「你懂得這棵樹的道理嗎？」太子又搖搖頭：「不知道。」太宗就說：「你看這棵樹雖然彎曲了，但是你如果用東西來校正它，它仍然可以做成直木來使用。君主雖然有的時候不務正業、不走正道，但是他只要聽從臣下的勸諫，也可以維持自己的統治。」你看唐太宗就是經常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這樣的道理來警誡自己，來提醒太子，所以才能夠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
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一句話中，我們也體會到，為什麼中國古人沒有提出人權的觀念。為什麼沒有提出？是我們比西方人更落後嗎？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民本思想。領導者、統治者都能夠做到愛民如子、視民如傷，他能夠從政治上利民，從經濟上富民，從文化上教民，他起到了君親師的作用。既要領導管理人民，還要像父母關愛兒女一樣去關愛人民，除此之外還要身體力行，教導百姓做人、做事的正確的原理原則，他起到了良好的君親師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對統治者、對領導者感恩戴德都來不及，還需要拿著人權去和君主討價還價嗎？
所以凡是提出人權的概念的地方，都是因為老百姓的權利被踐踏，沒有得到良好的保護，才需要提出的。而且人權的概念之所以提出，就是把君民之間的關係看成是對立的，而不是一體的關係。所以才需要提出人權來保護自己。而中國古代的這種民本思想，讓領導者、統治者發自內心地去關愛百姓，要傾聽百姓的呼聲，還要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想方設法地來解決民眾的疾苦。而且最重要的，「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還要教化百姓，當然這個教一定不是說教，而是自己首先身體力行，給他們做一個示範，做一個好的模範讓他們去效仿，這樣老百姓才會心服口服。
所以我們很多人誤以為儒家文化是愚昧被統治階級的精神鴉片，實際上是沒有深入四書所導致的。因為《大學》上就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在《孝經》上講孝道的時候，首先講的是誰的孝道？是天子、諸侯的孝道，後面才是卿大夫、士人，還有老百姓的孝道。誰先要修身？領導者、統治者首先需要修身。而且這個四書五經裡邊很少有提到對老百姓的要求的，那都是對誰的要求？都是對領導者的要求，告訴你怎麼樣才能做一個合格的領導者，怎麼樣才能夠把國家治理好。所以教育者和領導者先受教育，這才是符合道德教育的規律的，這才沒有把道德教育變成了說教。所以它不是愚昧老百姓的精神鴉片，愚昧怎麼能愚昧兩千多年？這兩千多年中總有幾個明智的人，不被愚昧的人。我們現代人就是貢高我慢、自以為是，瞧不起古人，認為古人都不如自己，實際上我們是妄自尊大，不知道古人到底有多智慧，這都是不讀聖賢書，不肯虛心向古人學習所導致的。
受傷害的人是古聖先賢嗎？我們批判孔老夫子，批判周公，對他們沒有絲毫的影響，但是受害的是我們當代的中國人。我們中國為什麼出現了很多的兒女殺父母的現象？兄弟因為一點點財產就吵上法庭的現象？老人不被贍養，還有打爹罵娘的現象，這些現象這麼樣地普遍，離婚率不斷地上升，青少年的犯罪率也不斷地攀升，原因在哪裡？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我們不讀聖賢書，不肯虛心地向古聖先賢學習。這些亂象的產生其來有自。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也必須要依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謙虛、恭敬的心來學習聖賢經典，領會聖賢人的精神，這樣才能夠把這個國家治理好。
所以我們在歷史上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不是因為它不進步，而是因為實在是沒有必要。像我們去參觀了一些企業，這些企業都是用傳統文化的理念來治企。這個領導者就是董事長、總經理、一把手，首先學習了《弟子規》，不僅僅關心員工的收入，提供他們的工資，而且還讓他們在上班的時候，免費地去學習「幸福人生講座」、學習《弟子規》、學習傳統文化，關心他們的家庭夫妻相處、家庭兒女教育等等，幫助他們孝敬父母，幫助他們養老育幼。結果怎麼樣？結果這些員工對老闆感恩戴德都來不及，還需要拿著人權去和老闆討價還價嗎？
像在北京有一個企業學了《弟子規》之後，它出現了什麼問題？到年終要發獎金了，結果有一個幹部，中層管理人員，看了這個獎金就不滿意了，就來找他們的董事長，但是他不滿意的原因和一般的企業員工是不一樣的。他對董事長怎麼說？他說：「您今年給我的獎金大大的超出了我的意料，實在給的太多了，能不能把更多的錢用於企業的擴大再生產，用於我們弘揚傳統文化？」他不滿在哪？他不滿在給自己的獎金太多了。所以你看，這個學和沒有學習傳統文化，結果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們說中國現在之所以出現了一些人權問題，還被西方人指責說我們不講人權，那不是因為我們傳統文化落後，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是落後的表現，而是因為我們不再力行、學習聖賢教誨，不再重視經典和倫理道德的教育了。結果那些領導者怎麼樣？沒有經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身過程，就當了領導者，面對這麼多的高名厚利的誘惑，還有人家拿著一沓一沓的人民幣到你面前來了，又給你送美女來了，你看這個財色名利的誘惑這麼重，他又沒有修身的功夫，怎麼會不受到誘惑？所以修身從哪裡做起？就是要從格物來做起。
很多的大學生在沒有走上工作崗位之前，在讀大學的時候，說到反腐敗問題都是義憤填膺，甚至為了這個問題還要去示威遊行，很不理智。當然，他這種正義感還是有的。但是當他畢業之後，當了一個領導，面對這些金錢、美色、名利的誘惑，他的態度就完全轉變了。從以前要反對腐敗，轉變成什麼了？轉變成了誰反腐敗我反誰。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原因就是禁不起財色名利的誘惑，格物功夫沒有。所以格物就是格除物欲的意思，讓你在財色名利的誘惑面前都如如不動，能夠把持住自己不為它所動搖，這樣才能夠致知。也就說你的智慧才能提起，才不會利令智昏、情令智迷，在財色的誘惑面前就昏頭昏腦，把持不住自己了。然後才能做到誠意正心，最後才提到了修身。
但是我們現在的領導幹部，在當領導之前完全沒有經過這一系列的訓練和學習。修身沒有功夫，怎麼能夠不受財色名利的誘惑？這個就是告訴我們，我們看問題要看得深入，不要人云亦云，西方人指責我們不講人權，我們也會認為自己的文化很落後，從來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是因為沒有必要，因為我們的這種管理能夠達到不忍欺的層次。一個領導者做到了愛民如子、視民如傷，老百姓都不忍心欺騙他，更不需要拿著人權去和他討價還價了。這才是我們沒有提出人權的根本原因。
我們今天就先學習到這裡，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諸位朋友，大家好。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３６Ｏ》。
請看第一百六十句，上次我們講到，「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我們上次講到「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我們今天接著往下學習：
【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
『盛』就是大的意思，『官盛』就是高官，『任使』即任其差使。大臣是屬於高官，就不能讓他們做一些瑣細的小事。那些事務性的工作，就讓他自己委任他的下屬來辦，不必由他親自辦理。用我們現在的例子來說，這個大官就是國家的政務員、政務官、高級公務員，他負責制定政策，他的心思就是用在制定長遠的大政方針之上。至於這些政策制定之後，如何執行，要交給事務官去辦理，讓他們去執行。所以這個「任使」就是任用那些部屬來執行任務。
這是勸勉大臣的方法。因為你這樣做，就可以使大臣把他的智慧完全用在制定國家的長遠方針政策之上，而不被瑣細的小事所纏身。他把智慧用在這樣的國家大事之上，他就不會覺得很辛苦。事情繁多，忙忙碌碌就容易出錯，因為他的心是不定的，不定怎麼能夠把事情真相看明白，制定出合理的方針政策？
而辦事務性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譬如說一項事業在沒有實行之前，他可能會遇到種種的障礙和不理解。這就需要做具體事務的人，去怎麼樣？去讓人了解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要去和一般的民眾溝通，讓人跟你配合。這些事情就不能讓大官來做，而是由他任命屬下來做，這樣才可以讓大臣輕鬆自在。這是勸勉大臣的方法。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這個『士』就不是大臣，就是一般的臣子，也就是普通的公務員，在古時候叫做群臣。『忠信重祿』，根據鄭康成的註解，「有忠信者，重其祿也」，什麼意思？就是對於擁有忠信品德的臣子，要加重他的俸祿，這對於勸勉群臣、士人是一個好辦法。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加重他的薪水、加重他的報酬。對於忠信的臣子，加重他的薪水、加重他的報酬。對於一般的大臣而言，也都是一種鼓勵，讓人爭先去做忠信、行仁義。
因緣生老師在《中庸》的註疏上，對這一句話是這樣理解的。他說：「人君對待士人，必行忠信以感其心，賜厚祿以養其節。若能以身體之，則濟濟多士（人才濟濟），必皆盡力供職，竭忠以報之。」這個就是說誰忠信？是指人君對臣子忠信，就是對這個士忠信。用忠信的態度來感化他，使他人心歸附，而且要給他很高、很厚重的俸祿，這樣，用我們現在話來說就是高薪養廉，他沒有必要因為生活不濟去貪污受賄。如果這兩件事都做得好，這些人才都會竭盡全力地完成自己的職責，盡心盡力地來報效人君。這個理解也非常地有味道。
「忠信重祿」，這四個字它的含義展開來非常地深廣。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其實它就探討了「高薪養廉」的問題。你看我們現在社會仍然在討論，在反腐敗的過程中，需不需要用高薪，高薪養廉該不該實行？大家對這個問題爭論不休。我們看《群書治要》，我們發現，其實古人對這個問題早已經有深入的探討，從中我們能夠感受到古人的那種智慧、那種深邃。首先我們看一看高薪養廉必不必要？
從國家招攬人才的角度而言，對於真正的人才，除了給他們施展才華的舞台、讓他們發揮才能能夠有機會之外，還要讓他們富裕起來是十分必要的。譬如說在《群書治要．墨子》中就記載：治理國家的人，都想使國家富裕、人口眾多、民心安定，但是卻難以達成這個目標。這是什麼原因？這是因為治理國家的人，不能夠以「尚賢使能」的原則來辦理政治。他們沒有認識到，國家的賢良之士愈多，就是我們所說的德才兼備的人，他們都能夠來為國家做奉獻、來工作，這個社會風氣就會愈淳厚。所以國君的任務，用我們現在話說來就是領導者的任務，就是要得到眾多的賢才。
但是如何才能得到眾多的賢才？道理很簡單，就像我們如果想讓國家善於駕車、善於射箭的人愈來愈多，那我們會怎麼做？我們就會讓這些人富裕起來、受到尊敬，並且得到良好的聲譽。因此要想國泰民安，就要使賢德之人富裕起來、受到尊敬愛戴，讓他們處於高貴的地位並且受到讚譽。這樣一來，國家的賢德之士就會愈聚愈多。所以，古代聖王治國理政都奉行這樣一句話：不讓不義的人富裕，不讓不義的人尊貴，不親愛不義之人，不接近不義之人。
在《韓詩外傳》中還給我們記載了一個故事，從中我們體會到這個高薪以及對賢士尊重的必要性。宋燕這個人他在齊國做宰相，結果被驅逐了。他回來之後就招了門尉陳饒等等二十六個人說：「諸位大夫，有誰願意和我一起去投奔其他的諸侯國？」結果陳饒等這些人都趴在地上，沒有一個人應答。宋燕一看就嘆了一口氣說：「太可悲了！為什麼士大夫容易獲得，但卻難以使用？難以和我同甘共苦？」陳饒回答說：「並不是士大夫容易獲得，而難以使用，是您不能夠正確地安撫他們。」宋燕一聽就不明白了，就問：「您這話怎麼講？」陳饒說：「您看一看，您給士人的薪俸。」古代的這個俸祿都是用糧食來計算的。「只有三斗的黍稷。結果他們養家糊口都不夠，但是您家的野鴨、大雁卻有吃不完的糧食，這是您的第一個過失；您家果園種滿了梨子、栗子，後宮婦女用這些果子互相投擲，但是士人卻從來沒有嘗到過一顆，這是您的第二大過失；您家的綾羅綢緞，華麗的裝飾在廳堂之上，隨風而破敗，但是士人卻不能夠用它們做自己衣服的滾邊，這是您的第三大過失。錢財是您君主所輕視的，而生命是士人所重視的，您連自己所輕視的東西都不能夠付出，卻希望士人能夠為您付出他們所重視的生命。這就好比您想製造的是軟質的不鋒利的鉛刀，但是您卻希望它有像名劍干將那樣的鋒利，這不是很難辦到嗎？」陳饒的這一個例子非常地貼切，那宋燕一聽，便知道自己做錯了。他不能夠以仁心、以誠心來對待這些士人，士人又怎麼可能和他共進退、同甘苦呢？所以尊敬賢才，給予他足夠的俸祿，讓他過上體面的生活、衣食無憂，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關於「高薪養廉」的必要性，在《群書治要．傅子》中也有這樣的論述，「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這句話也說得很好，它說想要治理好國家的人，哪一個不希望自己的官吏很清廉？沒有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這些不良的行為？但是雖然想讓官吏清廉，卻不知道如何做才能夠使官吏清廉，而是一味地要求官吏清廉，這就像什麼？這就是如同攪渾了水源，卻希望水流很清潔一樣。意思是什麼？是很難辦到的。至於如何使官吏保持廉潔，在《傅子》上做了這樣一個比喻，它說：即使像伯夷、叔齊這樣廉潔的人，讓他們任官做事，但是給予他們的俸祿卻很微薄，他們既不能養活自己，也難以奉養父母家人，結果必定會導致他們營私舞弊、營取私利。為什麼？因為從孝道的角度而言，他們的做法無可厚非，因為骨肉之道不能虧失。如果自己連奉養父母都不能夠做到，他去以權謀私的話，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從國家法制的角度出發，營取私利又觸犯了刑法。這樣他們便處於兩難的境地，久而久之就會對君主滋生怨恨。這個怨恨心一產生，仁義的道理也就衰落了。對君主有了怨言、有了怨恨，對君主還會講仁義嗎？所以這個仁義之心也就漸漸地消失了。
在《崔寔政論》上，對這種情況做了一個更形象的比喻。對於薪俸不足的官員而言，要求他們奉公執法就如同是什麼樣的情況？它做了這樣形象的比喻，「渴馬守水」、「餓犬護肉」，一個飢渴難耐的馬，你讓牠去守護水源，讓那個餓得不行的狗，餓狗去看護肥肉，還想讓牠們不越雷池，那幾乎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也不排除世間存在著一些有傲骨、夠清廉的人，但是一百個之中也難得找到一個，是百中難覓其一。僅憑道德修養的約束，並不能夠使所有的官員都潔身自好，畢竟真正奉行聖賢教誨的人還不是百分之百。聖王治理國家必須順著人情來治理，必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國家必須給官員豐厚的俸祿，這樣就可以防止他們不必要的貪心。貪心止住了，為官者就不會再與民爭利。
歷史上的晏子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晏子在做宰相的時候，他的俸祿足夠養活五百家的人口。我們知道，古代的人都是大家庭，都不是像我們現在說的三口之家，這一個大家族起碼有上百口，那多的有幾千口人。而晏子他做宰相的俸祿，可以養活五百家的人口，當然晏子本身他也是非常地節儉，這樣才能夠把餘下來的錢奉養更多的人。但是這也說明，他的俸祿對於自己及家人維持一個有尊嚴、體面的生活綽綽有餘，因此他就沒有必要去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所以，首先解決官員經濟上的後顧之憂，才能讓他們心無旁騖，安心於本職工作，從而為國、為民竭忠盡智。
在《袁子正書》上也提出，假如官吏的俸祿很厚重，他們靠俸祿便可以奉養自己、贍養父母、養活一家族的人，他就沒有必要去與民爭利。「無求於民，奸軌息矣」，對於人民無所求，作奸犯科的行為就不會產生了。而且在俸祿很高的情況下，如果你貪污受賄失去了官位，你會付出相當高的代價，這會得不償失。在這種情況下，官員也就不會輕易地權錢交易了。
從這些論述中我們看到，厚其祿、高薪是很必要的，但是高薪養廉它也是有前提條件的，不是在什麼情況下高薪就一定能夠達到廉潔的效果。如何從制度的層面確保人們忠信？確保這些群臣忠信的態度？這個前提條件有這樣一些，首先，《大學》上說：「有德此有人」，也就是說，你要感召有德行的人，你這個用人之君，這個領導者必須首先修明道義，尊賢使能。在古人看來，這也是一個普遍的規律，真正賢德的人，譬如說諸葛亮、顧炎武、文天祥等等，他們並不會徒慕高名厚利而來。你要招致這樣的賢者，為人之君，也就是我們說當領導的人，必須自己首先有道德，修明禮義。所以《大學》上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這個次序是不能顛倒的。你自己是一個有德行的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你所感召的人才也一定是有德行的人，這叫「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這個土是我們建設一個事業必備的基礎。也就是說這些有才能的人都召集在一起了，志同道合。譬如說，我們有了外交的能力，外交人才，公共關係的能力，有了人力資源的這些條件，我們知道如何去用人，如何把合適的人才用在合適的位置上。這些人才都匯聚到一起，他們能夠眾志成城，把自己的能力發揮出來，那就自然會創造財富。這叫「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這個財富創造了之後，用在何處非常地重要，不能夠用在自己的驕奢淫逸之上，這樣一定不能夠使事業長遠地發展。古人說「富不過三代」，現在的企業壽命都不是很長，即使是世界五百強的企業，平均壽命也不是很長。那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賺錢之後開始過上了驕奢淫逸的生活，結果把錢財用在了競奢鬥富之上，而沒有用在回饋員工、回饋客戶、回饋社會上，使你的「德日進，過日少」上。所以，用在了錯誤的地方，就不能夠可持續地長遠發展。所以這個用很重要，要用在合適的地方。
在《群書治要．三略》中也有這樣的闡述，說：「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有守節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脅。」意思是說，如果這個人他的志向高潔，就不能夠用高官厚祿來吸引他；如果這個人堅守節操，就不能夠靠威刑來脅迫他。你看諸葛亮，他不求名、不求利，他自己甘於平淡的生活，能夠體會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境界，這樣的人你能夠用高官厚祿來吸引到嗎？再像文天祥，他是一個忠義之士，「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有這樣的氣魄，你能夠用威刑來脅迫他嗎？所以古代的那些有氣節的讀書人，都是捨生取義、殺身成仁。那怎麼辦？「故明君求臣，必視其所以為人者而致焉。」所以明智的君主要求取臣子，一定要看一看這個人的志向，然後用適當的方法來招致他。怎麼樣招致？後邊舉例子了。
「致清白之士，修其禮。」對於那些很清高，道德很純潔的士人，他沒有所求，他讀書不是為了做官，不是為了發財，也不是為了出名。那怎麼辦？領導者必須修明禮義，對士人表現出禮敬之心。也就是說，你這個領導者首先是一個仁君，你治理國家、平定天下，不是為了自己身居高位、享受富貴，而是念念以天下蒼生為出發點，想到如何更好地為人民服務，讓他們過上一個幸福安定的生活，怎麼樣把這個國家治理好，成為天下人效仿的榜樣。你是這樣的仁君，怎麼樣？你自然會對那些賢德之才特別地禮遇。所以劉備要三顧茅廬，諸葛亮才出來協助他。
「致守節之士，修其道。」你要招致那些堅守節操的人，領導者必須首先修明道義，你是一個有道之君，「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德不孤，必有鄰」，你會感召志同道合的人來到你的身邊。「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這樣做，賢士才能會被你感召而來，你自己的名聲也才能夠得以保全。這就是《周易》上所說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這都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所感召的。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就是你要想高薪達到養廉的目的，還要確立一個選人的標準，確保你所用的官員是賢能之人。這個選人的標準就是《傅子》上所說的：「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什麼意思？就是爵位、領導的位置，沒有德行的人就不授予他。俸祿，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工資、獎金，沒有對國家建功立業的人就不給予他。「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
這兩個選人的標準、用人的前提一確立，賢良之士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貴的爵位。如果他覺得自己的德行配不上這個高高在上的位置，他就不敢接受。敬業的臣子不敢以微小功績接受重祿。如果他覺得自己的功勞配不上給他的俸祿，他也不敢接受，何況無德無功的人，他們怎麼敢以虛假的言行追求爵位和俸祿？建立爵祿的原則既已確立，就一定要公開選用合適之人，並且予以重用。也就是品德高的人、功勞大的人，就給他重爵高位，享受厚祿高官；德行淺薄、功勞少的人，授予低爵小位，享有薄祿低官。這就是給我們強調，每一個人都希求富貴的地位，這是人之常情，像孔老夫子也承認這一點，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既然是人之常情，我們治理國家、制定政策就要順著這個人情來治理，而不能夠違逆人情。那怎麼辦？那就是要引導人們正確的方法去追求富貴。
所以在《傅子》中也說，封爵授祿，是國家權力的根本，也是實現富貴的正路，不能夠不予以重視。那麼應該怎麼做？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沒有德行的人不授予爵位，沒有功勞的人不給予俸祿。而且你的德行愈高，你的官位愈高；你對國家的奉獻、功勞愈大，給你的薪俸也就愈多。這樣人們就不會去見利忘義，而是用正當的方法去追求富貴，也就是他要追求自己德行高尚，追求自己對國家建功立業。因為你愈是德行高尚，你的官位愈高；你對國家貢獻愈多，你的俸祿就愈豐厚。
所以中國古人並沒有忽視制度建設，而是這個制度建設是緊緊圍繞著如何把一個人培養成好人，把這個好人選拔在領導的位置上所制定的。為了確保把賢德之人選拔出來，在漢代開始就實行了「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官，要考察他的政績，他的政績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看他為國舉薦了多少德才兼備的人才。如果好幾年他都沒有為國家舉孝廉，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出來，他這個為官者的政績是有問題的，考核他的時候，他就是不及格的。為了確保這個地方官，他所舉薦的人才是真正德才兼備的人，還有一個制度加以保證，那就是「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也就是說你所舉薦的官員，他確實對國家建功立業了，是一個德才兼備的人，那這個舉薦者會受到國家最高的獎賞；如果你手底下有人才都被你埋沒了，因為嫉賢妒能把人才給蒙蔽了，讓他們的才能不得發揮，這樣的官員一旦被發現，也會給以嚴懲。這樣的話，這個地方官他就會竭盡全力地把那些德才兼備的人選拔出來。這些人才選拔制度，還有「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這些制度，都是確保了德才兼備的人出現在領導的位置上，這是第二個條件。
第三個前提條件，要實行高薪養廉，還首先必須怎麼樣？就是精簡機構，減少官員的數量，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除無事之位」，「並從容之官」。如果機構重疊、官員的位置很多，導致很多的官員無所事事，人浮於事，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增加官員的俸祿，那麼這些俸祿哪裡來的？那都是人民的賦稅，你就會加重人民百姓的負擔，人民就會對你高薪的舉措非常地不滿意。所以高薪養廉的另一個前提，就是必須「少其吏」，也就是使官員的人數減少。
在《劉廙政論》中這樣闡述：「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你只知道要增加官員的俸祿，但是卻不知道精簡官員的數量，這樣就會使國家的負擔過重，財力就會空虛不足、入不敷出。所以必須精簡人員，「使人當於事」，也就是這個人他在這個位置上，他就要竭盡全力地完成自己的本分，不要因人設位。
在《袁子正書》中也說，明智的君主設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稱，不會讓人浮於事。人和事相稱，官吏數目減少，從事農業的這些人民的數量就會增多，從事農業的人數增多了，物質基礎就豐厚了；另一方面，官吏的數目減少了，即使你提高官員的薪俸標準，但是就國家整體所需的薪俸數目相對而言是減少的，這樣就不至於給國家和人民造成過重的負擔。
在《群書治要．魏志》中也說：「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從這裡我們就看到，其實古人對於高薪養廉這個問題看得很深入、很透徹。他說撤除無事可幹的職位，減省不急需的俸祿，停發不做事、白領俸祿之人的費用，撤併無事可做的官員，讓每一位官員都有一定的職責，有職責均要承擔事務，承擔事務就要接受俸祿，用俸祿代替耕作，這是古代治國的常規，也是當今社會應該採取的原則。如果相反，不能夠精簡機構，減少官員的數量，由於職位過多，官員數目龐大，人浮於事。結果怎麼樣？官員的俸祿都很微薄，就不足以維持自己及家人體面的生活。他們對自己的收入不滿意，就會怎麼樣？就會出現以權謀私、貪污受賄、與民爭利的現象。所以只有精簡官員，使人當於事，俸祿充足，這樣官員就不必與民爭利，官員要腐敗，還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他們就會珍惜自己的職位，廉潔奉公，這樣就會走向一個良性的循環。像我們現在軍隊的改革，裁軍，撤銷了很多的官員的數目，其實也是根據精簡機構、減少官員的數量這個原則來進行的。
最後一個前提，要實行高薪養廉，還要提高官員的責任感和道德感，這樣他們才會「盡其力」，竭盡全力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在《劉廙政論》中指出：「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你只知道增加官員的俸祿，也知道要精簡職位、減少官吏，但是如果不懂得如何使官員竭盡全力地盡好本分，就會顯得事情繁多、職位短缺。其實並不是真的職位短缺、人手不夠，而是這些在職位上的人並沒有竭盡全力地把工作做好，沒有把他的能力、精力、時間全都用在這個工作之上，所以才顯得職位短缺。在精簡機構、減少官員數目的基礎上，還要提高官員的責任感，讓他們能夠竭忠盡力、負責高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這樣才不至於顯得人手短缺，這個「高薪養廉」才行得通。
所以我們通過這些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古人他把高薪養廉的必要性，以及實現的前提條件等問題都研究得很深入、很透徹了。而且這也是長期的實踐所得出的經驗教訓，如果我們不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我們就把問題分析得不夠深入，從而做出一些錯誤的決定，走了很多的彎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夠汲取歷史的經驗智慧。這個是我們講的「忠信重祿」。
下面我們看：
【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
這個『百姓』就是一般的民眾，百姓這個詞出自於《尚書》。在《堯典》中記載，從天子到大臣，推廣起來一共有一百個姓，而這一百個姓，其實就代表了所有的姓，所以講百姓，它的根據是《尚書》。當然古人這個「百」也有多的意思，不一定就是一百的意思。從我們現在的，像我們進行的每一年的祭祖儀式上統計，現在我們有兩萬多姓氏，是萬姓，所以我們這個紀念堂叫「萬姓先祖紀念堂」。這個百姓實際上就是包含了這個國家所有的民眾。
怎麼樣勸勉一般的民眾？這裡講要『時使薄斂』。使用民眾，首先要注意到「時使」，什麼叫時使？就是「使民以時」。「使民以時」的第一層含義，就是古人認為要按照自然節律飲食、起居、生產、生活才是符合道的，才是正確的。在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無論是農業、手工業、建築業，都有它適宜的時節，要順著它的時節安排工作，這個就叫「使民以時」。
譬如，孟子曾經講過要「不違農時」，不要違背農時。在農業時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春夏秋這三個季節，都是農忙的時候。不要在這些很忙碌的季節去役使人民。譬如說他在忙著秋收，你卻讓他去建宮殿，或者去出兵打仗等等；過了秋收季節以後，到了冬天，這是農閒的時候，才讓老百姓做這些事，這才是使用民眾的時候，這個叫「時使」。當然我們對這句話也要做與現代相適應的理解，農、工、商、民都各有忙時，在他們不忙的時候來使用、來役使才叫「使民以時」。在古代社會是農業社會，講「不違農時」，現在講工業社會、商業社會，工商業都要在他們不忙的時候才去役使他們。
這個使民以時的意思更深一步講，就是我們人從小到老這一生的過程，處在什麼樣的年齡，就應該有合適其年齡的教導。譬如說人在幼年的時候，他的記憶力是最好的，這個時候就讓他多讀經典，讓他背誦。這個時候還要讓他在生活中去力行，譬如說《弟子規》，讓他從父母的言行舉止身上學到《弟子規》，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這樣他一生都會受用終身。小孩的記憶力特別地好，就要充分發揮他記憶力好的特點，讓他把這些童蒙教育的經典都能夠熟記、熟誦。到了十二三歲的時候，《十三經》可以倒背如流。什麼叫倒背如流？就是你從《十三經》之中拿出任何一句話，他都可以接著給你背下去，直到你讓他停止為止。
所以在漢代的時候，歷史上記載出了很多的神童、聖童。為什麼把他們稱為神童、聖童？因為這些孩子到了十二、三歲就可以把經書倒背如流。我們認為這樣的人很聰明，實際上並不是這些孩子很聰明，而是我們中國古人的教育，它是適合了兒童心理成長、發展的規律。在他小的時候，記憶力特別好的時候，充分發揮他記憶力好的特點，讓他多記誦經典、讀誦經典。等他長大了，理解能力提升之後，才把他背誦的經典講解出來，所以古代的孩子上學是不需要拿課本的。上大學，老師就帶他們到小樹林、到了小河邊、到了山坡下，然後把他們以前所背誦的這些經典給講解出來。他們學得很歡喜，也很輕鬆，因為他們都熟記於胸了，老師一提到，他們都很熟悉。
所以不像現在的孩子揹的書包很沉重，裡邊有語文課本、英語課本、數學課本、自然課本、歷史課本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所以我們現在的教育基本是向西方學習，就是把這個課程都是交叉來排列。剛上完語文，再上數學；上完數學，要上地理；上完地理，又上歷史；上完歷史，又上英語，基本上沒有什麼科學性。甚至很多還是按照老師有沒有時間來排列的，沒有尊重孩子心理成長的特點和規律。而且你這樣來排列課程，把孩子的心都給搞雜亂了。
所以《三字經》開頭就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這個「貴以專」特別地重要。像我們出國去培訓英語都有體會。在出國之前的幾個月要參加一個英語速成班，為什麼這個速成班的效果特別好？因為在這幾個月之中萬緣放下，所有的工作都放下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學習英語之中。結果短短的三個月，這個英語成績提高很快，這就是貴以專的效果。
我們再看，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冠軍，譬如說打籃球的、打乒乓球的、踢足球的，這個人之所以能夠成材，就是因為他把幾乎所有的精力全都用在了打乒乓球、打籃球、踢足球上。他不是一會踢足球，一會去打乒乓球，一會又去打籃球，這樣的話，他哪一個都學不好。他是把所有的時間、精力全都集中在打乒乓球上，或者打籃球上、或者踢足球上，所以他成為世界冠軍。同樣的道理，那些彈鋼琴的人，拉小提琴的人，或者是彈古箏的人，他要能夠成材，成為世界頂尖的鋼琴家、小提琴家，他也是把全副的精力用在彈鋼琴上。但是當他把鋼琴彈好的時候，其他的樂器也是觸類旁通，對他來說都不是一件難事。
我們讀書也是貴在「一門深入，長時薰修」、「讀書千遍，其義自見」。我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學習《論語》、講《論語》上，十年之後，我們就是《論語》專家，得《論語》三昧，在《論語》這個方面就達到了很高的造詣。如果有人來請講《論語》的專家，一個人學《論語》學了十年，另一個人他十年之中學了十門功課，他又學《論語》、又學《孟子》、又學《大學》、又學《中庸》等等，那我們要去請誰講《論語》？我們當然是請十年工夫用在《論語》上的這個專家來講。就像我們鑿井一樣，我們在一個地方鑿井，沒有出水，我們就換了一個地方，又在另一個地方鑿，結果這個地方也沒有水，我們又換了一個地方。如果我們的注意力在不斷地遷移，在哪一個地方都挖不出水來。只有我們在這一個地方深入下去，深入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能夠挖到水。所以這些都是提醒我們「一門深入，長時薰修」、「讀書千遍，其義自見」的道理。
而經書都是古人、聖賢人心性的流露。如果一部經你真正通達了，一經通就經經通，沒有一部經不是古聖先賢心性的自然流露，那怎麼會不通達？所以這個「見」就是見性的意思，古人講的明心見性就是《大學》上所說的「明明德」。
我們現在的教育基本上都已經西方化了。錢穆先生在生前，曾經到韓國去演講，在演講中就指出：「中國的教育最大的失誤就是模仿西方。」為什麼模仿西方？就是對自己的文化喪失了自信心，沒有認識到自己文化的可貴之處，沒有認識到它的博大精深。現在這種情況是愈演愈烈了，為什麼？因為我們又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對傳統文化的誤解也是達到了頂端。所以儘管習總書記在歷次重要講話中，都特別強調弘揚中華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樣的提法，但是很多的領導幹部並沒有對傳統文化生起信心，弘揚傳統文化也只是表面功夫，在心底並不能真正認同。原因是什麼？原因是我們對傳統文化喪失了信心，所以也不願意去深入學習傳統文化了。不知道中華五千年的文明歷史，積累了五千年的經驗、五千年的方法、五千年的智慧、五千年的效果，在世界上僅此一家而已。我們要去學企業管理，在一個有五千年歷史的企業，還有一個有兩百年歷史的企業之間，請問我們應該選擇去向誰學管理？當然要選擇向五千年的老字號學管理，這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我們現在的教育違背了兒童心理成長的規律，還有一個表現，就是在這個孩子記憶力好的時候，沒有抓緊時間讓他背誦聖賢經典，而是讓他去學什麼？逼著他去學需要有很高的理解能力的奧數、物理，這對很多孩子來說都是一件很為難的事。這些東西他理解力提升了，他自然就會做。但是他小的時候理解力沒有達到那個程度，你逼著他去做，這對孩子來說確實是一件很為難的事。所以現在的孩子書包是揹得愈來愈沉重，花費的學習時間也愈來愈長，父母對孩子的教育也愈來愈操心，但是效果卻愈來愈差。這是什麼原因？原因就是沒有在他適宜的時候給以適宜的教育，這也是使民以時的一個意思。
到了壯年的時候，就要讓他有一個好的工作，讓他能夠為國家效力，為人民服務；到了老年的時候，就要安享晚年，能夠生活有保證，得到贍養，過一個健康快樂的老年生活，使老有所依，老有所樂。所以古人把養老和育幼這些事情都看得特別重要，讓人們能夠把一生的時間都安排好，按照他的年齡給以他適時的引導，這也叫使民以時。所以按照人的成長規律來教導人民，這也是時使或者是使民以時的應有之意。
「薄斂」，這個「薄」就是比較輕微一點，不要太重，「斂」就是由國家向老百姓徵收的田糧和賦稅。在古代的時候，大概都是用糧食來繳給國家，到後來是用貨幣代替了。國家要向老百姓收賦稅的時候，要看到老百姓的財力，農作物的收成好不好，還要體諒百姓生活的實際情況。如果一個國君能夠體諒民間疾苦，在收賦稅的時候就不會太重，要收得輕微一點，這也是減輕農民的負擔，這叫薄斂。「時使薄斂」就是役使民眾要顧慮到在他農閒的時候，向他們收取賦稅的時候，也要盡量地減輕他們的負擔。老百姓就會自自然然地擁護國君，這就能夠收到勸勉百姓的效果。
【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
這個『既』在這裡通「餼」，什麼意思？它是指生的糧食。這個『稟』，通「廩」，有廣字廈的這個廩，這是米粟之類的糧食。「既稟」就是古代官府發給的米粟之類的糧食，用現在話來說就是給他的酬勞。『稱事』，「稱」就是相符、相稱的意思。『日省月考』，「日省」，每一天都去省察，看一看他做了多少事情；「月考」，就是也看一看每一個月他的工作量是多少。「既稟稱事」，也就是根據考核的結果，確定這個月應該給他多少酬勞。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績效考核，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樣能夠合理地分配薪俸和獎金，這是招攬各行各業、各種工匠的方法。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
這個『綏』就是安撫的意思。『遠人』，上次課我們講過，就是從遠方、從外國來的那些人。在孔夫子的時候，對於魯國國君而言，從魯國以外的，譬如說齊國、晉國等等國家來的人，那都是外國人。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到我們中國來的外國人都是「遠人」，無論他是來旅遊，還是來做生意，還是來這長期定居，都稱為遠人。對這些遠人，應該怎麼樣對待他們？『送往迎來』，他們來的時候，我們要去歡迎他；他們回國的時候，我們要歡送他。怎麼樣的「送往迎來」？在中國古代，國家都有一整套禮儀，對待外國人要盡地主之誼。他來的時候，我們要給他很周到的安排；回去的時候，我們還要照顧他旅途上的事情，使他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受。如果他要長期定居在我們國家做一個僑民，我們更要善意地對待他。
除了送往迎來以外，還要『嘉善而矜不能』。他有好處、有善處，譬如說他品德好、他能力強、他的貢獻多等等，這個都用一個「善」字來代表，我們就要獎勵他、勸勉他。「矜」就是同情的意思，凡是他能力不夠的，我們還要關心他、協助他。譬如說外國人來到我們中國，首先語言可能不是很通達，我們就要想方設法地幫助他，使得彼此的溝通沒有障礙。還有他對我們國家的一些風俗習慣不甚了解，或者他在生活工作方面有很多的不適應，我們都要熱心地來幫助他，能夠這樣做，就可以安撫外國人。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之後，自自然然地就會向他們國家的一般人介紹，說：「我們到中國去，中國人對我們很友善，是一個禮義之邦」。
所以在唐朝的時候，之所以出現萬國來朝的局面，就是因為這些外國人來中國，結果看到中國人，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文質彬彬，禮儀很周到。所以他們回去之後，向自己的國君報告，他們的國君就把唐太宗尊稱為天可汗，那就是天底下公認的領導者，願意向他學習。這樣一來就建立了良好的國與國之間的友好關係，這也是國民外交最好的一種方式。下面講：
【繼絕世。舉廢邦。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所謂『繼絕世』，就是哪一個國家要滅絕的時候，你能夠讓它繼續下去，不要滅絕。這是為什麼？因為中國人自古以來就講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的第一條就是講孝道，而這個孝道不僅僅是對自己的父母、祖宗要盡孝，如果你是天子，你還要教天下的人都盡孝道；你是一國的國君，你也要教導全國的百姓都要學著盡孝道，這個很重要。怎麼樣教化民眾？《說文解字》上說：「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也就是說，你要拿出實際的表現來教，你怎麼做，老百姓就怎麼效仿。拿什麼樣的表現？譬如說周家，周天子得了天下的時候，他首先建立太廟，祭祀他的始祖，報答祖先的這個根本。自己建了太廟之後，就使得世世代代、子子孫孫都能夠祭祀祖宗，這是天子建太廟、盡孝道的表現。但是你還要想到天下人，這天下人也要盡孝道，這天下人之中也包括了前代的那些帝王。
譬如說夏朝亡了的時候，夏桀王被商湯王給滅了，但是湯王滅了夏朝，他還把夏朝建立了一個國家，建了杞國，就是讓杞國的世世代代的子孫來繼續夏朝的香火，永久地祭祀夏朝的祖宗。到了殷朝的末代，商紂王也是被周武王給滅掉了，但是周武王也是把殷朝後裔建成一個國家，就是宋國，讓宋國的子子孫孫也來祭祀他的歷代祖宗，這就是「繼絕世」。從這裡我們看到中國古人的那種人心的厚道，他真的是以仁愛之心治理天下，而且是推己及人，將心比心，這個仁愛之心盡到了極致。
『舉廢國』，就是哪個小國被大國滅了，其他有正義的大國，要想辦法讓它建立一個後代，不要讓它永久地廢除了。「舉」就是把它舉出來，譬如一個小的國家被別的國家已經滅了很久，甚至於它的後代都不知道在哪裡去找了。如果這個國家的君主是一個有道之君，講求孝道，你都要想辦法把這個廢除已久的小國它的後代找到。把它的後代找到之後，舉出來，讓他繼續這個小國家的（祭祀），讓這些後代能夠繼續祭祀他的祖宗，這都是提倡慎終追遠。
孔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在《論語》上記載，說我們謹慎地辦理喪事，追奠亡故的先人，追奠亡故的先人就是提倡祭祀祖宗，這個民風自然淳厚了。這個都是教導人孝道，教導人知恩報恩、飲水思源。人心厚道，社會風氣純樸，就不會再有惡事、壞事出現了。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都在於人心壞了，如果我們能夠把人心轉變，很多的問題也就自然地迎刃而解。所以古人治天下，都是從根本處去解決，所以建立這些禮儀、音樂的教化都是要扭轉人心，使人心變得恭敬、變得和諧。人心恭敬、和諧了，還會去作奸犯科，還會去成為亂臣賊子嗎？所以這都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繼絕世，舉廢國」，重要的意思就是要讓後代子孫能夠一直繼續祭祀他的祖先。而且如果我們懂得續家譜的話，我們把這個家譜推上去，無論是百姓還是萬姓，不論多少個姓，你一直一直往上追溯，追溯到最初的時候，都是三皇五帝，這是我們共同的祖先。所以我們現在講華夏之族、炎黃子孫，我們確實不是炎帝就是黃帝的子孫，都是同一個祖宗。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彼此的關係是什麼？就是一家人。中華民族的的確確是一個大家族，綿延了這麼久，五千多年而不衰，這也是為什麼要「繼絕世，舉廢國」的真正原因，因為他就是我們一個家庭的人、一個家族的人。而且通達宇宙人生真相的聖人就知道了，不僅僅是一家人，其實自他都是一，不是二，你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因為我和這些萬姓也好、百姓也好，這些人都是一體的關係。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夠真正地化解矛盾衝突，能夠達到和平。
『治亂持危』，看到其他的國家有內亂，就要幫助他把這個亂平定下來。這在春秋時代有很多，像齊桓公、晉文公他們那個時候創的霸業，一方面是對付外族，所謂「尊王攘夷」，「尊王」就是尊重、尊奉周天子為王，「攘夷」，就是對於外國那些夷狄要共同防範，不讓他們侵犯到中國的境內來，這是他們共同的霸業。對於周天子所治的各國諸侯之間，如果發現哪個國家有內亂，就要幫助他平定內亂。譬如說孔子那個時候，「陳恆弒其君」，在齊國發生了一個臣子殺君主的事件。孔子就請魯國的君主要出兵討伐，平定齊國的內亂。可想在當時，真正一個國家的君主，如果他是有道之君，他就會幫助其他國家平定內亂，這個叫「治亂」。這個是真正地幫助人家平定內亂，而不是藉著平定人家內亂的名義，去干涉別國內政，是掠奪人家的資源，這個是完全不同的。「持危」，就是看見其他的國家有危險了，國內有種種的危機出現了，要把它扶持起來，不要讓它危下去。「治亂持危」，就是對待其他的國家，要講究一種國際正義。這個存心一定是幫助對方國家的心。
『朝聘以時』。就周天子來講，他要各國的諸侯定時地來朝見，而諸侯與諸侯之間也要互相來往，這個叫「朝聘」。「朝聘以時」，就是要講究在適當的時機互相朝聘。今天你去拜訪其他的國家，然後他的國家又來報聘於你，來拜訪你，都要選擇適當的時機。朝聘以時，就是強調平時就要注重講究敦睦邦交。這樣有一種好的關係，互相來往、互相溝通才能避免誤解，在自己國家有危難的時候，別的國家也會來幫助你。「朝聘以時」，要注重什麼？注重『厚往而薄來』，就是送給他禮物的時候，一定要比他送來的禮物更厚重。這也是體現了我們古人人心的厚道，不願意佔人家的便宜。
『懷諸侯』，就是懷念，把對方放在自己的心裡面，這也是講究邦交、講究睦鄰之道，不是專門注重形式，而是真正地發自內心，真誠地與對方交往，也體現了彼此之間深厚的情義。所以這個交情存在心裡，這個叫「懷諸侯」。你心裡時時刻刻地想著這個諸侯，甚至把他當成朋友一樣對待。相應的，他也會這樣地懷念你。這樣天子可以得到天下諸侯的懷念。諸侯與諸侯之間，也可以得到彼此的誠心相待，這天下怎麼會不太平？這樣平時互相來往，厚往薄來，那就是天下人變成了一家人，這就是「懷諸侯」的效果。
最後一句話說：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是第四段，第四段就是講究用什麼動力推動你落實治理國家、平天下的這九項原則。『所以行之者一也』，這個「一」，在古註裡有很多種講法。在這裡我們採取的一種講法，就是當「誠」字講，這個誠就是《大學》裡面所講的「誠意正心」的那個誠，也是《中庸》裡面所講的真字，真心，也就是「天命之謂性」的那個「本性」。這個本性在平時是不動的、是靜態的，它起作用的時候就是誠。也就是說，根據本性發起做事情的動力，就是誠。
所以治國平天下這九種原則、九種方法，都要以誠來發動，如果缺少了真誠心的這個誠字，什麼事都做不好。因此對於這個誠，我們要有一個大概的了解。我們真正由誠心出發來做事情，會有什麼樣的表現？你就會表現得誠誠實實、內外一如，你口裡所講的話，與你的誠實的那顆心是一致的。如果口是心非，就不是誠了。所以我們看司馬光先生，他修行從不妄語開始做起。如果口是心非，那就是虛假的、虛妄的，和誠就相背離了。
如果一個領導者口裡說我怎麼樣地關心人家，怎麼樣地愛護民眾，關心一切的民間疾苦，實際上心裡只想得到官位，享受高名厚祿，滿足自己的欲求，這就是內外不一致了，那就是假仁假義，古人所說的偽君子。所以我們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誠，要認真地自我反省。如果一個人假仁假義，其實別人看得是很清楚的，瞞不過人，也感動不了人。所以做任何事情，包括怎麼樣地對待大臣、對待賢者、對待群臣、百工，以至於對待老百姓、外國人，缺少了這個誠心，那一切都是假的，讓人看穿了就一文不值。所以這個誠字非常重要，這個誠字不僅僅是用在天子、諸侯上面，凡是辦政治的領導人，不管在什麼級別、什麼位置上，甚至於你做一個鄉鎮長，都要講這個誠。即使不從事政治的普通民眾，如果想學聖人，要學道，缺少這個誠字，缺少了真誠心，也什麼都不能成就。所以這個誠字是關鍵。
在《大學》上對誠意下了一個定義。什麼是誠？就是「毋自欺也」，不要自欺欺人。這個都是提醒我們自己要時常反省，我們做事、待人，為人處世、待人接物是不是發自於內心的真誠之心？如果不是發自內心的真誠，那就很難感動人。所以中國人有句話說「至誠感通」、「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如果沒有這個誠心的話，那就感動不了別人，也很難達到教化的效果。
我們看第一百六十一句：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二「尚書」。意思是說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唯有根本穩固，國家才會安寧。這句話大家都耳熟能詳。我們中國人強調民本，什麼叫民本？整個的社會結構像一個金字塔，人民百姓是在最基礎、最根本上，愈向上去官位愈來愈高，但是人民百姓是基礎、是根本，所以強調民本是一點都沒錯的。
在四書之中，《孟子》上也有一句話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貴」，雖然他處在基礎的地位，但是他是根本，應該把他看得最尊貴。「社稷次之」，這個「社」就是指土地神，「稷」是指穀神。在古代都要祭祀土地神和穀神，所以也經常用「社稷」來代表國家。
「君為輕」，強調君主是最輕的。這個是古代貴民思想的代表。在賈誼寫的政論書《賈子》上也說：「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對於辦理政事而言，人民是一切政事的根本。國家以人民為根本，君主以人民為根本，官吏也是要以人民為根本。人民是根本，怎麼樣來對待人民？
在《管子》上就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人主能夠讓人民安定，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人民事奉他們的君主就如同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樣。「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如果君主有了憂困，人民就會為他感覺到憂傷；國君有了困難、有了危難，人民願意為他拼命地去效力。反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如果人君，也就是當領導的人，把人民看作是泥土、草芥一樣的低賤、不值錢，甚至還可以隨意地踐踏、隨意地欺凌，人民反過來就不會被君主所使用。君主有什麼憂困的，人民也不為他憂困，也就是說，不會為他分憂，更不會為他感到擔心。國君有難，人民也不會為國君去赴湯蹈火。
「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如果你不能夠使人民安樂，人民也不會為你感覺到悲哀。你有了困難的時候，也不會為你分憂。如果你不能讓人民安居樂業，人民也不會拼命地為你效力。這一句話就是告訴我們，要想治理好一個國家，深得老百姓的擁護，人君必須能夠安其民，就是讓人民過上安定的生活，要愛民如子、視民如傷，把人民和自己視為是一體的。如果你能夠把人民視為和自己是一體的，那你自己有了困難、有了問題，他怎麼會不為你去效力、怎麼會不為你去分憂？
武王，周武王他曾經主動地向尚父請教，向姜太公請教，他說：「五帝時期（三皇五帝的五帝），他們是如何戒懼自己，給自己以警誡的，可以講給我聽聽嗎？」姜太公回答說：「黃帝之時，他是這樣警誡自己的：我處在民眾之上，經常是身心不安，唯恐夕不至朝；堯帝處在民眾之上，他戒懼謹慎，小心翼翼；舜處在民眾之上，也是小心謹慎，如履薄冰；禹處在民眾之上，戰戰栗栗，唯恐自己的統治到不了明天；湯處在民眾之上，也是戰戰兢兢，生怕自己的治理達不到第二天早晨。」武王聽了很受教，他馬上說：「現在，我剛剛兼併了殷國，也是處在民眾之上，也應該小心翼翼，不敢怠慢。」所以你看，這些聖賢人處在君主的旁邊，像姜太公他教導周武王怎麼樣地愛民如子，怎麼樣地不能夠隨意地役使民眾，甚至損害殘傷百姓。這些治國的道理在經書中記載得很多。
譬如說齊桓公在位的時候，有一天，管仲和隰朋來求見。他們站了一會，就看到兩隻鴻雁從天邊飛過。齊桓公很感慨地說：「你看那隻鴻鵠，時而南飛，時而北飛，不管四方有多遠，牠想飛到哪就能飛到哪。現在有了仲父來輔佐我，就像鴻鵠有了羽翼，就像渡大河有了舟楫。仲父不教導寡人一句話，給我一句適時的教誨嗎？」你看，齊桓公他確實很難得，他主動地去求取教導，非常主動地向仲父請教。於是管仲就回答說：「我想君主您一定是想稱霸天下，幹一番大的事業？既然如此，就應該從根本上做起。」桓公就問了：「何為根本？」管仲怎麼回答的？管仲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齊國的老百姓就是您的根本。你看這些賢德的人，他們能夠把國家治理好，都是認識到了真理，都是能夠視民如傷、愛民如子，戰戰兢兢、小心謹慎。
在《孔子家語》中有一句話，唐太宗也經常引以為鑑，那就是「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唐太宗不僅僅自己經常看這樣的教誨，這樣去力行，而且還經常用這樣的話來教導太子。在《貞觀政要》上記載，唐太宗說：「我聽說古人自古以來就重視胎教，我卻沒有時間顧及到這些。但是，我總是不失時機地教導太子。自從他被立為太子之後，我總是在生活中給予他適時的引導。」譬如，在太子吃飯的時候，唐太宗就問：「你知道飯的道理嗎？」太子說：「不知道。」唐太宗就說：「飯是農民通過辛勤的勞作才獲得的。我們要役民以時，不要橫徵暴斂，才能夠經常地吃到這樣好的飯。」看到太子在騎馬的時候，他就問：「你懂得馬的道理嗎？」太子又搖搖頭，說：「不知道。」太宗就說：「馬可以幫人做很多事，替人代勞，但是不能夠把馬的力使盡，這樣才能經常有這樣的馬騎。」當太子去乘船的時候，唐太宗就問：「你懂得船的道理嗎？」太子又搖搖頭說：「不知道。」太宗說：「君主就好比是船，人民就像是水，水可以承載船，也可以把船顛覆。你以後要當皇帝了，對於這個道理不能夠不小心警戒。」看到太子靠在一個彎曲的樹上休息，太宗就問：「你懂得這棵樹的道理嗎？」太子又搖搖頭：「不知道。」太宗就說：「你看這棵樹雖然彎曲了，但是你如果用東西來校正它，它仍然可以做成直木來使用。君主雖然有的時候不務正業、不走正道，但是他只要聽從臣下的勸諫，也可以維持自己的統治。」你看唐太宗就是經常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這樣的道理來警誡自己，來提醒太子，所以才能夠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
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一句話中，我們也體會到，為什麼中國古人沒有提出人權的觀念。為什麼沒有提出？是我們比西方人更落後嗎？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民本思想。領導者、統治者都能夠做到愛民如子、視民如傷，他能夠從政治上利民，從經濟上富民，從文化上教民，他起到了君親師的作用。既要領導管理人民，還要像父母關愛兒女一樣去關愛人民，除此之外還要身體力行，教導百姓做人、做事的正確的原理原則，他起到了良好的君親師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對統治者、對領導者感恩戴德都來不及，還需要拿著人權去和君主討價還價嗎？
所以凡是提出人權的概念的地方，都是因為老百姓的權利被踐踏，沒有得到良好的保護，才需要提出的。而且人權的概念之所以提出，就是把君民之間的關係看成是對立的，而不是一體的關係。所以才需要提出人權來保護自己。而中國古代的這種民本思想，讓領導者、統治者發自內心地去關愛百姓，要傾聽百姓的呼聲，還要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想方設法地來解決民眾的疾苦。而且最重要的，「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還要教化百姓，當然這個教一定不是說教，而是自己首先身體力行，給他們做一個示範，做一個好的模範讓他們去效仿，這樣老百姓才會心服口服。
所以我們很多人誤以為儒家文化是愚昧被統治階級的精神鴉片，實際上是沒有深入四書所導致的。因為《大學》上就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在《孝經》上講孝道的時候，首先講的是誰的孝道？是天子、諸侯的孝道，後面才是卿大夫、士人，還有老百姓的孝道。誰先要修身？領導者、統治者首先需要修身。而且這個四書五經裡邊很少有提到對老百姓的要求的，那都是對誰的要求？都是對領導者的要求，告訴你怎麼樣才能做一個合格的領導者，怎麼樣才能夠把國家治理好。所以教育者和領導者先受教育，這才是符合道德教育的規律的，這才沒有把道德教育變成了說教。所以它不是愚昧老百姓的精神鴉片，愚昧怎麼能愚昧兩千多年？這兩千多年中總有幾個明智的人，不被愚昧的人。我們現代人就是貢高我慢、自以為是，瞧不起古人，認為古人都不如自己，實際上我們是妄自尊大，不知道古人到底有多智慧，這都是不讀聖賢書，不肯虛心向古人學習所導致的。
受傷害的人是古聖先賢嗎？我們批判孔老夫子，批判周公，對他們沒有絲毫的影響，但是受害的是我們當代的中國人。我們中國為什麼出現了很多的兒女殺父母的現象？兄弟因為一點點財產就吵上法庭的現象？老人不被贍養，還有打爹罵娘的現象，這些現象這麼樣地普遍，離婚率不斷地上升，青少年的犯罪率也不斷地攀升，原因在哪裡？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我們不讀聖賢書，不肯虛心地向古聖先賢學習。這些亂象的產生其來有自。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也必須要依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謙虛、恭敬的心來學習聖賢經典，領會聖賢人的精神，這樣才能夠把這個國家治理好。
所以我們在歷史上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不是因為它不進步，而是因為實在是沒有必要。像我們去參觀了一些企業，這些企業都是用傳統文化的理念來治企。這個領導者就是董事長、總經理、一把手，首先學習了《弟子規》，不僅僅關心員工的收入，提供他們的工資，而且還讓他們在上班的時候，免費地去學習「幸福人生講座」、學習《弟子規》、學習傳統文化，關心他們的家庭夫妻相處、家庭兒女教育等等，幫助他們孝敬父母，幫助他們養老育幼。結果怎麼樣？結果這些員工對老闆感恩戴德都來不及，還需要拿著人權去和老闆討價還價嗎？
像在北京有一個企業學了《弟子規》之後，它出現了什麼問題？到年終要發獎金了，結果有一個幹部，中層管理人員，看了這個獎金就不滿意了，就來找他們的董事長，但是他不滿意的原因和一般的企業員工是不一樣的。他對董事長怎麼說？他說：「您今年給我的獎金大大的超出了我的意料，實在給的太多了，能不能把更多的錢用於企業的擴大再生產，用於我們弘揚傳統文化？」他不滿在哪？他不滿在給自己的獎金太多了。所以你看，這個學和沒有學習傳統文化，結果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們說中國現在之所以出現了一些人權問題，還被西方人指責說我們不講人權，那不是因為我們傳統文化落後，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是落後的表現，而是因為我們不再力行、學習聖賢教誨，不再重視經典和倫理道德的教育了。結果那些領導者怎麼樣？沒有經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身過程，就當了領導者，面對這麼多的高名厚利的誘惑，還有人家拿著一沓一沓的人民幣到你面前來了，又給你送美女來了，你看這個財色名利的誘惑這麼重，他又沒有修身的功夫，怎麼會不受到誘惑？所以修身從哪裡做起？就是要從格物來做起。
很多的大學生在沒有走上工作崗位之前，在讀大學的時候，說到反腐敗問題都是義憤填膺，甚至為了這個問題還要去示威遊行，很不理智。當然，他這種正義感還是有的。但是當他畢業之後，當了一個領導，面對這些金錢、美色、名利的誘惑，他的態度就完全轉變了。從以前要反對腐敗，轉變成什麼了？轉變成了誰反腐敗我反誰。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原因就是禁不起財色名利的誘惑，格物功夫沒有。所以格物就是格除物欲的意思，讓你在財色名利的誘惑面前都如如不動，能夠把持住自己不為它所動搖，這樣才能夠致知。也就說你的智慧才能提起，才不會利令智昏、情令智迷，在財色的誘惑面前就昏頭昏腦，把持不住自己了。然後才能做到誠意正心，最後才提到了修身。
但是我們現在的領導幹部，在當領導之前完全沒有經過這一系列的訓練和學習。修身沒有功夫，怎麼能夠不受財色名利的誘惑？這個就是告訴我們，我們看問題要看得深入，不要人云亦云，西方人指責我們不講人權，我們也會認為自己的文化很落後，從來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是因為沒有必要，因為我們的這種管理能夠達到不忍欺的層次。一個領導者做到了愛民如子、視民如傷，老百姓都不忍心欺騙他，更不需要拿著人權去和他討價還價了。這才是我們沒有提出人權的根本原因。
我們今天就先學習到這裡，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