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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好。我們今天繼續學習《群書治要36O》。上次我們講到「臣術」,講到「盡忠」。我們看第六十四句: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九,《孝經》。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孔子說:君子在事奉國君,上朝為官時,總想著盡忠職守,為天下人謀福利;退朝居家時,總想著補救自己的過失。如果國君有美德善行,一定順勢促成;對於國君的過惡,一定要幫助他匡正、補救,能盡心盡力做到這樣,那麼君臣上下必能同心同德、相親相愛。

  我們一句一句地來看。

  『進思盡忠』,這個「進」它有幾重含義,第一就是入仕,每日進入朝堂身在君王之側;第二就是被加官進爵、被重用提拔的時候,每當這個時候就要考慮如何盡忠,如何全心全意、盡善盡美地做到忠君之事。在朝廷為官或者是被重用提拔,都不是為了自己自私自利、升官發財,而是怎麼樣在更高的平台上,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國家奉獻。在《千字文》裡講:「孝當竭力,忠則盡命。」所謂的「盡命」,就是全心全力。全心全力到什麼程度?甚至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東漢大儒馬融仿效《孝經》寫了一部《忠經》,在這部書中,他就詳細談論了忠君之事。事上前提是知上,不僅僅要知道他的脾氣性格,更應該知道他的胸襟和抱負,這樣才能夠志同道合,知道怎麼樣更好地事奉君主、長上。假如是在地方做父母官,盡忠就表現在盡心盡力地愛護老百姓,把政治辦好。所以做為父母官,要把教化人民擺在第一位。為什麼?因為唯有重視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才真正能夠使得人們理得心安,過上幸福美滿的人生。

  我們觀察現今的社會,無論是貧富貴賤都是身心不安,原因何在?原因就是不明理,沒有學習聖賢教誨。所以像世間人一樣忙忙碌碌地去妄求,用不正當的方式獲得不該屬於自己的利益,最後本來想追求幸福美滿的人生,但是卻鋃鐺入獄,給自己的人生走上了悲劇。這些都是不明理所導致的。所以在《禮記》上,也提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無論是家庭的幸福、企業的幸福,還是國家的和諧,都應該把教化擺在最重要的位置。

  在隋朝的時候,有一個官員叫梁彥光,他到相州去做刺史。剛到相州的地方,那個地方的人心比較險惡、比較苛刻。作為一個地方官、上位者,看到底下的人是這樣的狀況,應該是什麼樣的態度?不僅不能夠指責、輕視、嘲笑,反而應該生起憐惜之心。為什麼?因為「人之初,性本善」,結果本性本善因為沒有教育,偏頗成這種樣子,這樣的人生是非常可悲的。所以不僅不能指責,反而還要進一步愛護、幫助下面的人。梁彥光看到這種情況,他怎麼做的呢?他趕緊就請到很多有學問的大儒設立學校,然後來教化百姓。我們看到這個舉動,就知道這個地方官他很了不起、有學問。為什麼?因為要教化百姓,必須首先尊師重道。因為「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老百姓都知道尊師重道,他們學什麼?學的都是聖賢之道。他還規定不是聖賢之書不准在當地流通,這也是為了保護老百姓的思想觀念不受污染。結果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整個社會的風氣就轉變成重視禮義廉恥、重視倫理道德。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就看我們怎麼樣去教,是否重視教育。其中有一個人叫焦通,他不孝父母,結果他的堂兄弟就告發他,請官府治罪。梁大人沒有馬上治他的罪,為什麼?因為「不教而殺謂之虐」,還沒有教育他、告訴他做人的本分和道理,他犯了錯誤就處罰他,這就變成苛虐了。梁大人是怎麼做的?梁大人把他帶到了孔子廟,剛好在孔子廟當中有一幅「伯俞泣杖」的故事,有一幅圖畫。梁彥光就給焦通講,有一次伯俞的母親打他,結果伯俞就痛哭了。他的母親感覺到很奇怪,為什麼?因為他從小到大犯了錯誤,母親處罰他,他從來都沒有哭過,但是這一次不僅哭了,而且還痛哭流涕,所以母親就問他,她說:「你從來都不哭,為什麼我今天打你,你這麼樣地傷心流淚?」伯俞怎麼回答的?伯俞他說的話很感人,他說:「以前母親打我的時候,我都能夠感覺到痛,但是今天母親打我的時候,我已經感受不到痛了,為什麼?說明母親年紀大了,身體愈來愈弱,因為感受到母親年老體衰,不知道還有多長時間能夠孝養父母,一想到這我就很難過,所以才痛哭。」

  梁大人把這一個故事娓娓道來。焦通一聽,他也是懺悔反省,最後痛改前非,也成為當地的善人。所以作為地方官,盡忠職守的一個表現就是要愛民。

  像我們現在黨中央提倡要搞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其實就是要提起官員的愛心。而官員愛護百姓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教化人民,讓這個地方的老百姓人心都得到聖賢教育,這個影響可以是好幾代人。所以古人告訴我們:教育的功德是無量的。為什麼是無量的?你看我們聽講的人,下面坐著的有父母、有校長、有企業家,這些人接受了聖賢教誨,自己學習了《弟子規》,自己的人生得以改變。一個校長的背後有多少老師,一個老師的背後有多少個學生,一個學生的背後有多少個家庭?而且這個學生以後長大成人,他還要生兒育女,他可能也成為校長、成為老師,他一個人的轉變就影響了這麼多的人,不計其數的人。所以我們從這裡就能夠體會到了,為什麼教育的功德是無量的。所以在這個世界上,最值得人尊敬的職業、最有意義的職業就是當老師,教化人民,讓他們明白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

  當然,教人首先要正己。「教」,在《說文解字》上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也」。我們看歷史上教育成就最有效果的,就是釋迦牟尼佛和孔老夫子。你看孔老夫子他沒有錢也沒有權,但是他三千弟子,七十二個賢人,跟著他不離不棄,走到哪裡就追隨到哪裡,什麼原因?就是因為孔老夫子所講的每一句話,自己首先做到了、落實了。所以讓弟子們特別地佩服、特別地願意跟隨他學習。所以教人首先要教己,正己才能化人。言教的力量是有限的,身教才是真正能夠改變人的。

  我們看到當代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社會的道德風氣日趨日下,其原因何在?根本的原因,就是東方疏離了孔子、釋迦,而西方宣稱上帝死了。結果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沒有人再提倡了。換句話說,就是「人不學,不知道」。沒有人教了。

  在中國古代,治理國家是靠儒釋道三家,這三家相輔相成才把這個國家治理好了,一般的帝王都是用儒家治國,用道家祭祀,還用佛教教導百姓。所以,整個社會都提倡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這個社會人心變好了,社會和諧了。所以我們要挽救日趨日下的社會風氣,就必須提倡宗教要回歸教育、要互相學習,必須承擔起社會教育的功能。

  像我們看到寺院建得愈來愈多,像清真寺,幾乎每一個地方都不只有一個清真寺,是有好幾座清真寺。我們想一想,如果每一個清真寺、每一個寺院、每一個教堂都能夠承擔起講經教學的責任,能夠把這一個地方的信教群眾講明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把每一個人都教好了,那我們想一想這個宗教對社會和諧的貢獻有多大。

  前不久,在一次重要的會議上,習主席就提出要發揮宗教的作用,他強調「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準,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導宗教努力為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服務。」

  如何在工作中真正貫徹落實習主席的講話精神呢?譬如說,如何堅持宗教教育的中國化方向?在漢語的解釋中,「宗教」的意思就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學、尊崇的教化,堅持宗教教育的中國化方向就是讓宗教回歸聖賢教育的本質。如何提高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水平?那就是要引導宗教的信徒落實宗教經典中的倫理、道德、因果教育,因為德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每一個人都用禮義道德來約束自己,他根本不可能去犯法。為何要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因為如果宗教不能回歸教育,不能夠講清楚宗教典籍,就很容易變成迷信,被極端組織所利用,甚至搞恐怖主義,產生負面的影響。

  如何發揮宗教界人士的作用?就是鼓勵宗教界人士講解自己所學的經典,以此教化人民。如何引導宗教?就是讓宗教回歸教育、互相學習、彼此團結。為什麼宗教是可以團結的呢?因為各大宗教的核心精神都是仁慈博愛。你看佛教導我們要以平等心禮敬一切人事物,做到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上帝愛世人,讓我們要學會寬恕、忍讓、謙卑。安拉也教導我們要仁慈。這些宗教的核心內容都是誠實守信、仁慈博愛,所以宗教是可以團結的。唯有宗教互相學習、回歸教育、彼此團結,才能夠為現代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做出真實的貢獻。

  『退思補過』,這個「退」也有幾種含義。第一就是退朝,第二就是貶退、貶官,第三就是退隱、歸隱。這個「補過」也是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是彌補君王的過錯,第二種含義是彌補自己的過失。特別這個「退」當貶退的時候講,一個人被貶官了,這個時候不能夠怨天尤人,要反省自己的過失,想著如何彌補自己的過失,不能夠能上不能下。所以,中國古人講「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自己被貶官一定是有自己內在的原因,而且這個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果去怨天尤人的話,不僅解決不了問題,而且還使自己的人生走上更加錯誤的道路和方向。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就是順勢促成君主的美德善行,不能隨順君主的惡行。對於君主的惡行還要勸諫、還要匡正。小人作為臣子的時候,他就是一味順從君長的惡行,為什麼會這樣做呢?因為全是出於自私自利之心。

  在《韓非子》上,他就告訴我們,做君長的、做領導者的一定要遠離小人、遠離奸臣。那什麼樣是奸臣、是小人?他告訴我們奸臣最大的特點:「凡奸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是奸臣、小人,都是會順著君主領導者的心思去做、去說,為的是取得領導者的信任和寵幸。你看,出於自私自利的目的才會這樣做。所以,君主或者是領導者認為什麼是好的,他一定跟著讚歎什麼;領導者憎惡什麼,他一定跟著毀謗什麼,這就是小人、奸臣最大的特點。

  忠臣卻恰恰與此相反。他看到君主有過失,不忍心他犯這個過失,所以一定會極力進諫,甚至不惜冒著生命危險、被殺頭的危險,也要去勸諫君主的過失,這樣的人被稱為忠臣。因為他內心沒有自私自利,想著的不是自己的位子、想著自己的提升,而是想著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想著整個人民的福祉。這樣做了之後,得到的結果就是『上下能相親也』。中國古人把君臣之間的關係看成是一體的關係。這個一體就像一個身體一樣,領導者像頭腦,而被領導者是像四肢。君臣一體,互相感恩、互相協作,才能夠把這個國家治理好。所以,中國式管理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那就是「君仁臣忠」。

  用《孟子》上的話來說,就是「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成是自己的手足一樣加以關愛、加以重視,那被領導者對領導是如何反饋的呢?他對領導者會更加地關愛,像對待自己的心腹一樣加以重視、加以關愛。這是中國式管理最大的特點。古人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如果君臣之間能夠保持這樣一種同心同德、榮辱與共的關係,這個力量是非常大的。

  相反,如果「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這個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成犬馬來使喚,意思是說,我已經僱用你來了,給你錢了,你給我出力就好了。那麼,被領導者也會把領導者視為一般的國人、一般的陌生人,沒有太多的親密和感恩。像我們現在的企業員工下了班之後,在超市裡見到了領導者,都是怎麼樣的表現?都是一低頭,裝沒看見過去了。

  更有甚者,「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領導者把被領導者他的生命視為泥土和小草一樣的低賤不值錢,可以隨意地踐踏,那麼這個被領導者說起領導者都是這樣的,說「我們那個領導簡直就是個吸血鬼,甚至連吸血鬼都不如」,是非常地痛恨,像仇敵一樣。

  所以你看,西方的管理之中沒有把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看成是一體的關係,認為是對立的關係,結果他們才會提出人權的概念。為了保證自己的權益不受損害,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所以才拿出人權和領導者討價還價。

  而中國在歷史上,幾千年從來沒有提出過人權的概念,什麼原因呢?因為根本沒有必要。因為我們有更好的觀念,把被領導者的權益保護得非常之好,被領導者對領導者感恩戴德都來不及,還需要拿著人權去和領導者討價還價嗎?

  所以我們看了《孝經》的這一句話,我們就知道做臣子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待領導者,是「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這樣才能夠達到君臣一體,同心同德。

  我們看第六十五句,「臣術」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勸諫: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發而進諫。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也。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六,《申鑒》。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臣子盡忠有三種方法:第一種是預防,第二種是補救,第三種是告誡。錯誤尚未發生而能設法避免,稱為防;剛剛發生錯誤而能進行勸阻,稱為救;已經造成既定事實而能直言指正,稱之為戒。預防為上策,補救為次等,告誡是下策。

  這段話告訴我們,臣子盡忠心向君主勸諫的時候有三種方法、三種策略。第一種是預防,錯誤還沒有造成,就懂得勸諫、制止,這就可能把問題化解於無形之中;『二曰救』,就是事情剛剛開始萌芽、剛剛發生,趕緊補救;『三曰戒』,「戒」就是已經造成錯誤了,再拿這件事來引以為戒,提醒君王。

  『先其未然,謂之防』,防患於未然,這個叫「防」;『發而進諫,謂之救』,發生了、剛剛萌芽趕緊勸諫,這個叫「救」;『行而責之,謂之戒也』,問題已經產生了,已經造成了消極的影響,再拿這個事情來批評、提醒、警戒,這個就叫戒。防是上策,救是中策,戒是下策。

  在《群書治要.桓子新論》中,就給我們記載了一個淳于髡的故事。淳于髡來到了鄰居家,結果看到鄰居家的灶台這個煙囪建得非常地直,而柴火就堆在灶台的旁邊。於是他就提醒鄰居家的人,說這樣做恐怕會引起火災。他建議鄰居要把煙囪做得彎曲一些,將柴火搬得遠離灶台。但是鄰居卻沒有聽從。

  後來鄰居家果然發生了火災,燒到了旁邊堆放的柴火,把鄰居家的房屋燒著了。火災發生之後,鄰居們都趕來救火。火被撲滅之後,鄰居家的人便開始殺羊擺酒,犒勞這些幫助他救火的人。火災發生之後,鄰居也懂得要把這個煙囪建得彎曲一些,把柴火也搬離了灶台。但是,他仍然不肯請淳于髡來飲酒吃飯。所以有智慧的人就譏諷他「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燋頭爛額,反為上客」。這是什麼意思?這個意思是說,人如果沒有智慧,便分不清孰輕孰重,到底誰應該感恩,還會捨近求遠、本末倒置。

  這種做法實在令人感嘆,為什麼令人感嘆?後面接著說,「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一般的人都是忽略了做事的根本。本應該是以預防為主、為根本,讓這個火災根本就不發生,而不是等火災發生之後再在那救火,這個火災所造成的損失已經無可補救了。但是人們往往看重的是問題出現以後的處理,反而覺得這些人特別有功。這就是看事看得比較淺,看的都是眼前之利。所以才被人感嘆,說人是分不清本末。

  後邊接著講,「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這就是說,不只是曲突徙薪可以除火災。我們可以把這個道理延伸到方方面面,譬如說治國、治病都是如此。所以後面講「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鬥士常榮」。

  這裡就提到良醫(上等的醫生)應該是醫未病,而不是醫已病,病還沒有形成,他就注重預防。真正聖明的君主,也應該是從根本上杜絕動亂。動亂的形成要經過好長一段時間,在人心還沒有偏頗的時候,就把他教育好導歸正途,哪裡還可能產生後面的動亂?所以後世往往忽略了防微杜漸的重要性,都覺得禍患形成,帶兵去平亂,那個將軍功勞最大。反而那些事先就已經提出要防微杜漸的、有智慧的臣子,都沒有被獎賞。所以這個就叫「謀臣稀賞,鬥士常榮」。

  「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就說現在人看待問題,他都是把本末輕重看不清楚。「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通過淳于髡這個例子,我們可以舉一反三,觀察這個世間的各行各業、處理任何問題,都要理解能夠做到防微杜漸,這才是處理事情更高明、更節省成本的做法。「此見微之類也」,這個就是能夠見微,也就是能夠防微杜漸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了。

  前面講到「良醫醫其未發」,真正好的醫生都是防未病不防已病,在《群書治要》上也記載著一個扁鵲的故事。魏文侯聽說扁鵲的醫術非常地高明,有一次就把他請來了,向他請教,說:「我聽說你有三個兄弟,你們有三個兄弟醫術都很高明,都是醫生,究竟誰的醫術最高明?」扁鵲怎麼回答?扁鵲說,他說:「我的大哥醫術最高明。為什麼?因為他在一個病人的病隱伏未發的時候,就能夠給以對治,這個人也不可能得什麼大病,但是他的名聲出不了病人的一家,只有這個病人的家人知道他醫術高明。我的二哥醫術其次,他是等這個病人的病有小小的徵兆的時候,就給以對治,這個人也不會得什麼大病,但是他的名聲卻出不了病人所居住的這一條街。我是三個兄弟中醫術最差的,但是我的名聲卻傳遍了整個諸侯國,什麼原因?因為這個人已經病入膏肓了,我不得不採取些大的手段,給他鉗開血脈,給他針灸,再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湯藥,三下五除二,把他從死亡線上救回來了。大家一看都非常地佩服,說扁鵲這個人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復生,所以我的醫術最差,但是名聲卻最高。」

  這個例子就告訴我們,中國古代的智慧都是防患於未然,防微杜漸。但是一般人都看得不夠深遠,誤以為中國的方法沒有西方的高明,中醫沒有西方的西醫更加有效,中國的管理方式不如西方的管理方式更加地有效率。實際上,中國古人的智慧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像我們為什麼重視倫理道德教育,為什麼在治國的時候強調「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原因就在這裡。

  《大戴禮記》上就提出「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用倫理道德的教育把人都教好了,讓人根本就不去犯罪,這不是比等人犯罪之後再給以懲罰好得多得多嗎?

  像在周成王、周康王的時候,成康盛世,監獄四十年沒有死刑犯,「囹圄空虛,刑措不用。」這個監獄都空了,為什麼?沒有犯罪的人。

  那靠什麼樣的方法達到這樣的管理境界的?就是靠的興起了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所以有很多人都說,傳統文化中有糟粕、有糟粕。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華,要區分出來,我看這個工作其實很沒有必要,浪費精神、浪費時間,還於事無補。既然我們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囹圄空虛、刑措不用」的成康盛世,監獄裡可以做到幾十年沒有死刑犯。既然我們歷史上出現過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他們是怎麼樣做的,我們只要把方法學下來、繼承下來,落實在我們的治國之中就夠了,不用去分什麼糟粕和精華。

  所以,中國人他治國,他有他的理念、有他的方法、有他的效果、有他的智慧,我們認真去體察,我們把它運用在當今的治國實踐之中,就對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構建和諧世界有著莫大的幫助。所以古人講「刑期於無刑」,設計刑罰的目的是什麼?並不是拿著這個刑罰去處罰人,而是希望達到沒有必要使用刑罰的結果。所以孔老夫子也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什麼意思?他說我當法官,我當司法官員去判案,也和一般的司法官員沒有什麼不同,我也是根據這個雙方訴訟的實情,公平地加以審判。但是我和人不同的地方是什麼?我和一般的法官不同之處,就是一定要讓人不要起爭訟。為什麼讓人不起爭訟?怎麼樣能夠達到這一點?那就是孔老夫子所說的「不教而殺謂之虐」。首先要讓人明瞭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人人都受聖賢教誨,人人都有羞恥之心,人人都不願意、也不敢去犯錯,這個社會才真正和諧。

  所以在《淮南子》上就這樣寫道,說孔老夫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的表率,這是靠什麼達到的?這是靠教育所成就的。所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就看我們是不是去教、是不是去學。

  我們再看下一句,第六十六句: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九《論語》。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隨侍君子容易犯三種過失:話沒到該說時就說,這就是心浮氣躁;話當說而不說,這就是隱匿之過;沒有觀察君子的神色就說話,這就是不懂言語分寸,猶如盲人說話不看對方,大為失禮,所以也是過失。

  『侍於君子有三愆』,這個「愆」字就是當過失講,這裡講的是侍奉君子容易犯的三種過失。什麼是君子?君子就是有德有位的人的通稱,就是指才德出眾的人,或者是在位的君主。像年少者侍奉年長長輩,還有侍奉老師、侍奉領導等等,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怎麼樣才能做好?就像孔子的弟子說的,「博我以文,約之以禮」,才能夠真正做好。也就是說,要在學禮上入手,這個禮就是平常生活的規範。侍奉君子、侍奉有德有位的人與侍奉普通人不同。從哪裡做起?就是要從學習禮做起。而這個最起碼的禮、最基本的禮就是《弟子規》。所以中國古人上學先學念,「口而誦,心而惟」。口裡念誦,心裡研究,必須口裡念熟,才能夠在生活上隨時提醒。所以為什麼要把《弟子規》背誦下來?背是前提,做是目的。就是要在生活的每一個境界之中,都能夠時時提起《弟子規》的教誨。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這個就是說,話未到當說時而說,被稱為「躁」。鄭康成註解:「躁,不安靜也。」君子還沒有問你,你就自己先說,這就是犯了心浮氣躁的過失。譬如說我們在集會的時候,主席或者主人如果和你說話,這個時候你才可以說;如果沒有跟你說話,你就先說了,這就犯了心浮氣躁的毛病。如果在座的是自己的晚輩,那就可以隨意一些;如果在座的都是長輩,不論何人,沒有同你說話,你不問自說,這就是心浮氣躁了。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就是話當說而不說,被稱為「隱」。「隱」,就是隱匿不盡情實。譬如說君子已經問你了,你就應該把話明明白白地說出來。如果問你你還不說,這就是犯了隱匿之過。不論是長輩或者是晚輩,如果問你問題,你都吞吞吐吐的,這個也是驕慢。驕慢很容易得罪人,便是過錯。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沒有觀察到君子的顏色就說話,被稱為「瞽」。在《論語集解》周先烈註解上這樣講:「未見君子顏色所趨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這個「顏色」就是表示意向,與人說話的時候要看君子的意向而說。不看君子的意向而說,就像盲者說話而不看對方,大為失禮,所以也是過失。像我們讀《孟子》,孟子說:「王顧左右而言他」。說明孟子在和齊襄王講話的時候,非常注重察言觀色。「王顧左右而言他」,他也就不再說下去了。

  這三種過失,不單不能對君子,對任何人都不能犯。但是對於君子犯了這幾個過失,就顯得更加嚴重。在這一章裡,為什麼特別強調「侍於君子有三愆」?

  因為我們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進德修業、學為君子,所以需要見賢思齊,要常常親近那些有德的君子之人。所以應該常常親近善知識,向他學習。如果不能夠善學,即使有幸遭遇大德君子,不懂得如何應對進退,就會犯下很多的過失而不自知。就像在這裡邊所說的「躁、隱、瞽」,這個就是一般的學人侍奉善知識,善奉君子有德者,經常容易犯的過失,這個就會錯失提升德業的大好機緣。

  為什麼這一章專門對言語來說,而不談其他?因為我們向善知識、向君子大德來請益的時候,請教的時候,主要是以言語表達。所以表達的時候要不躁、不隱、不瞽,這樣才是侍奉君子之道。

  如何做一個稱職的侍者,或者是學生?那就是要做到安而不躁、誠而不隱、敬而不瞽,這就是《禮記.曲禮》所講的「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一個人如果有恭敬心的話,這些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做到了。

  我們再看下一句: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

  這一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三十三《晏子》。這句話講的是景公,齊景公向晏子問,向晏子詢問:『忠臣之事君,何若?』忠臣應該如何來輔佐國君?『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晏子就說了:「國君有危難的時候,忠臣不跟著去死,也就是不跟著國君共赴劫難;國君如果出外逃亡,忠臣連送都不去送行。」我們可以想像,齊景公聽到這裡,一定是相當地詫異、相當地不高興,怎麼講這種話呢?

  所以,他就故意來問他接下來要說的話了。『公不悅曰』,景公就很不高興地說了,『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國君把地分封給這些大臣,讓他們富足,還封給他們爵位,讓他們尊貴。你看,國君這麼樣地愛護,這麼樣地照顧臣子,怎麼還可以是「有難不死,出亡不送」?所以他就接著說:『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我對你們這麼好,你們居然能做到我有難的時候,不跟我一起共赴患難,而且我出亡的時候連送都不送,這話到底是何道理?『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晏子就說了:「如果忠臣所給予的諫言被國君採納了,那麼這些危難在一開始就避免了」。像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勸諫」,「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忠臣有智慧,在災禍還沒有形成之前就可以防患於未然,甚至稍微有一些跡象,就可以把它彌補過來,把它化解,所以當然是「言而見用,終身無難」。

  現在很多的國君、很多的領導者關注的問題是,在我有困難的時候,我遭難的時候,有沒有人肯陪我一起逃亡。這是出於情感,沒有理智。一個國君應該想著如何把國家治理好,如果在國家被治理得衰敗到這種境地,國君都要逃亡的時候,應該慚愧至極才是。所以你看,作為一個領導者,他著眼的不應該是情感,而應該是理智。只有智慧才能洞察先機、防微杜漸。這個就是晏子他這麼一點,其實也是在提升景公看事的智慧。

  他接著說:『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如果臣子為國家所進奉的謀略都能夠被採用,那國家自然會很安定,也不會造成國君出逃的情況,那忠臣又何必去送這個國君?『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如果大臣的諫言不被採納,結果國君有危難了,還跟著去死,那是白白送死,是盲目地去送死。『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臣子進獻了很多謀略,結果君王都不採納,最後君王出逃的時候還去送他,這樣的行為也就是虛偽了。『忠臣也者』,忠臣他的忠在哪裡體現的?『能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他能夠向君王進獻善言,能夠早一點引導君王看到問題的根本、問題的跡象,然後去化解。而不願和君主一起陷入危難的境地。這說明忠臣如果真有智慧,不可能讓君王跟自己陷到危險裡面去。

  所以我們看這一段對話,感受到晏子也是非常善巧。他用一個反話讓景公很驚訝,接著再講出這一段道理,讓景公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所以勸諫要懂得善巧方便。

  我們今天的時間到了,我們就先學習到這裡,下次再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