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朋友，大家好。我們今天繼續學習《群書治要３６０》，我們看第十句：
【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釤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蛣蝎。減食以中蚤蝨。撤舍以逐雀鼠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五十《抱朴子》。『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這個「亂」，《說文解字》解釋「不治也」。「靜亂」就是平定亂事。『廟筭』這個「廟」就是朝廷的代稱，「筭」就是謀劃的意思。「廟筭」就是在朝廷對國事進行的謀劃，那顯然是國家大事。『窮兵』就是竭盡武力。『釤禾』這個釤就是割的意思、劈的意思，還有砍的意思。『蛣蝎』，這個「蛣（蠹）」和「蝎」都是木中的蛀蟲。『中』就是擊中、殺害的意思。
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禁令不明確，卻用嚴刑來平定亂象；朝廷對國家大事的謀劃不當，卻竭盡兵力去侵犯鄰國。這就好像割掉禾苗以消滅蝗蟲，砍掉樹木以消滅蛀蟲，吞下毒藥以殺死跳蚤、蝨子，拆除房舍以驅逐麻雀和老鼠一樣。這句話就是告訴我們，如果抓不住解決問題的根本而意氣用事，結果怒氣做主，瞋心一生起就失去了冷靜，而看不到事實的真相，所採取的措施也解決不了問題，最終還損害了自身。
這句話放在君道修身，告訴我們修身就是要修我們這顆心，讓我們的心時時刻刻都保持水平如鏡的狀態，波瀾不興。如果我們這個心起了大風大浪，就像一個人生氣了，暴怒，在這個時候所做出的決策一定是偏激的。當我們看人不順眼，對誰不滿意，或者起了小小的嫉妒之心，就像這個水起了波紋一樣，對外界的映照也是不如實的。只有恢復到水平如鏡的時候，面對任何的事情都是沉著冷靜，即使是泰山崩於前也面不改色，這樣的修心才是有了功夫。
我們看這一句話，「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這個亂就是不治，社會為什麼會出現亂象？國家為什麼得不到治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禁令不明確，人們不知道應當提倡什麼、禁止什麼。這個禁令就是規矩。就像有人把《弟子規》比作人生的交通規則，就像我們開車，如果沒有交通規則，肯定就會出現車與車的相撞。做人、國家治理沒有規則，那也會出現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混亂。
禁令不明它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就是沒有禮法可依。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無法可依，所以人們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不明確，沒有行為準則。那就是《墨子》上所說的「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什麼意思？就是有一個人的時候，有一種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兩個人的時候，有兩種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等有十個人的時候，那就有十種不同的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結果「我高興、我願意」就成了人們行為的理由，那人們都根據自己的意思去做，怎麼能夠不混亂呢？
所以我們看古人,在任何一個朝代政權取得之後，大概不超過五年就要制禮作樂，使整個國家都有制度可循，一切都有了標準，這樣社會才得以安定。譬如說，我們經常講做人要遵循五倫、八德。在我們沒有學習五倫八德之前，很多人說我自己很孝敬。有一個小偷被抓進了派出所，警員就對他說：「你偷東西，違法亂紀，你這個人很不孝。」結果他很不服氣，他說：「你怎麼知道我不孝？我這個人很孝敬，我對父母很好。」你看，你不學《弟子規》，不知道「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都被抓進派出所了，違法亂紀了，他還認為自己很孝敬。這什麼原因？這就是因為不懂得做人的標準、孝的標準何在。
我們知道在歷史上，子產治理鄭國，他達到了很好的治理。他是怎麼做的，使鄭國得以治理的呢？在《春秋左傳》上記載，子產治理鄭國的時候，他區別了國都和邊塞，並且通過乘車和服裝的尊卑等級體現他們不同的分屬，上下級之間要穿著不同的服飾，田地之間要開挖溝渠做為疆界，住戶五家編成一組，這樣便於管理，而且相互保護。公卿大夫中忠儉、儉樸的，就給以適當的獎勵；驕橫奢侈的，就要依法給予懲辦。結果子產執政一年之後，眾人都唱道：「子產收取了我的衣帽儲藏起來，收取我的田地編伍又丈量，誰去殺了子產，我願意幫忙！」這個時候，因為大家都已經習慣於驕奢淫逸的生活，子產提倡節儉，那很多人就受不了了，就有怨言了。但是到了子產執政的第三年，眾人唱道：「我有子弟，子產來教誨；我有田地，子產使它開發生產。如果子產死了，有誰可以繼承他的事業呢？」你看大家對他的政令都生起信心，因為按著他這種很明確的政令，國家治理好了，子弟也得到教育了，社會風氣也改變了。所以大家還擔心他過世，沒有人繼承他這樣好的治理。
禁令不明的第二種原因就是朝令夕改，使這個政令沒有連貫性。像我們國家進行道德建設，最初曾經提出過「五講」「四美」「三熱愛」，後來要做「四有新人」，再後來又提倡公民道德規範，再後來提出社會主義榮辱觀，現在我們又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每一次提出不同的規範就要宣傳一下，大家學習一下。這個規範沒有連貫性，所以就不知所從。就像我們有了交通規則，但是這個交通規則經常變化，今天是左側通行，明天又改成右側通行了，這也讓老百姓無所適從。
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這就是不知道這些禮是性德，是本性裡的自然之德。中國古人講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是性德，是自然而然的。這個東西就像太陽從東方升起，從西方落下一樣，自古至今是不變的。不是古時候這些專制帝王製造這些東西來約束我們，所以它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適用。所以五常「仁義禮智信」，為什麼稱為常？就是因為它是常道，亙古不變。但是因為我們對傳統文化喪失了信心，結果沒有繼承這個道德規範，反而自己創新了很多的規範，而且還經常更改，這樣就很難使禁令明確。
第三，禁令不明確的原因就是禁令太多，而導致老百姓迷惑。也就是法令太繁多了。在《群書治要．鹽鐵論》上有一段話，可以做為這一句話的註解。這段話是這樣說的：「道徑眾，民不知所由也；法令眾，人不知所避也。」道路多了，人們不知道該走哪一條路；法令過多，老百姓不知道應該怎樣去避免觸犯法禁。「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因此，聖明的君主制定法令，如日月一樣昭明，所以民眾不會迷惑；像大路一樣清楚明白，所以民眾不會困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婦，咸知所避。」即使是偏僻幽隱的遙遠之地，也能曲折的聞知，愚昧無知的婦女兒童都知道應該怎樣避免犯法。「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這樣就沒有人違犯法令，而監獄和刑具也都用不上了。
「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偽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捌焦不能禁。」過去秦國的法令比秋天的荼草還繁多，這個荼草在秋天的時候長得特別茂盛。法網比凝結的油脂還細密。然而上下都能逃過制裁，奸詐虛偽的事情層出不窮，有關部門要懲處這些，就像挽救腐爛之品，分開燒焦之物那樣困難。「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這並不是因為法網鬆弛，罪犯漏網所導致的，而是因為禮義廢棄、濫用刑罰的結果。
「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群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現在光制定的法律政令就有一百多篇，章目繁瑣，罪名眾多而且重複，各地施行起來或多或少都感到疑惑。「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遍睹，而況愚民乎？」定罪或輕或重，連通曉法律的官吏都不知道該怎樣處理，更何況普通的百姓呢？法律和政令的典籍被塵土覆蓋，被蠹蟲蛀壞而束之高閣，連官吏都不能全部過目，又何況無知的百姓呢？「此斷獄所以滋眾，而民犯禁滋多也。」這就是造成要判決的案件愈來愈多，而百姓犯法也日益增多的原因。
「親服之屬甚眾，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這個是用喪服來做比喻，在有喪事的時候，親屬們應該穿的喪服種類有很多，但按親疏關係上下推算，也不會超出五服；五刑的條例多達三千多條，但上下比較、歸類，也不過五種刑法。所以治理百姓的根本方法，就在於務必加強禮義道德的教化。
法令過多讓人們感到迷惑。那為什麼會出現法令過多的這個現象？這是因為人們在認識問題上出現了偏差，不知道社會亂象產生的根本原因在哪裡，以為是法律不夠嚴密，監督機制不夠健全所導致的，而不知道其實社會諸多亂象的產生是因為倫理道德教育的缺失所導致的。因此就把精力放在制定法律法規上，而忽視了道德教育。就譬如我們現在腐敗現象很多，很多人說，你看西方國家也沒像我們那麼重視道德教育，他們就是靠民主法制，不是把國家治理得挺好嗎？也沒有出現那麼嚴重的腐敗現象。所以我們只要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過來，這個腐敗就迎刃而解了。
其實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我們僅僅看到了西方重視法制建設的一面，而忽視了西方的民主法制得以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從西方歷史上看，西方的文化是一種宗教文化的傳統。也就是說，它的政治制度維護了公平正義，但是仁慈博愛、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宗教來教導的。也就是說，他們的社會治理也是靠兩手抓：一手抓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一手抓仁慈博愛的道德教育。
但是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僅僅看到了西方重視制度建設的一面，誤以為把他們的制度搬過來，我們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卻恰恰出現了「異體移植」的弊端。什麼意思？也就是我們把西方的法制、制度搬過來了，但是人心沒有得以改變，道德教育沒有跟上，結果就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這個制度在西方國家能用得很好，一搬到中國就變樣，就走樣了。譬如說，我們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用來選舉基層的村幹部，但是村民的道德素質和理性能力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誰給他的錢多，他就去選誰；誰給他的禮物投他的歡心，他就去投誰的票。結果怎麼樣？結果出現了大量的賄拉選票、營私舞弊的現象。還有一些地方，連黑社會的老大都被選為村支書了。
看了這些問題，就讓我們想到了孔老夫子所說的一句話，「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如果這個領導者是個有德行的領導者，無論是什麼樣的制度，他都不會對國家做出危害的事；如果這個領導者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以權謀私的人，再健全的制度，他都會想方設法地鑽空子來達到私利。
所以在西方有一個著名的美德倫理學家叫麥因泰爾，他寫了兩本書：一本書叫《追尋美德》，另一本書叫《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在《追尋美德》這本書中，他就講了這樣一句話：「對於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那些擁有正義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發揮作用。」換句話說，這個法律和規則是誰來制定的？它是人來制定的。如果這個人沒有正義的美德，他只想到自己部門的利益、小集團的利益，不可能制定出公平合理的制度。這個規則制度制定出來了，由誰來推行？當然還是由人來推行，如果這個人沒有正義的美德，他也不可能把這個好的規則推行好。所以麥因泰爾提出，「倫理學的任務不是去設計正義的規則和制度，而是要回到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把培養美德做為倫理學的主要任務。」他的這一個觀點在西方學界引起了普遍的關注，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這樣的觀點，其實在幾千年前古人的著作中就有所反映。譬如說在《群書治要．孫卿子》，也就是《荀子》之中，就有這樣一句話：「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認為，法不能夠獨立存在，有了正人君子、聖賢人，它才能夠發揮作用；如果沒有聖賢君子，沒有正義美德的人，它不可能發揮作用。所以，法律和制度是治理的開端和憑依，而聖賢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
我們現在在反腐敗的過程中，大家都在爭論一個問題，到底是制度重要還是人更重要？在《群書治要．傅子》上，用一句話就把制度和人之間的關係給我們講明白了。他說，「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順著好的制度，才能夠達到天下大治的結果。「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但是，並不是說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實行，達到天下大治的結果，必須還要由好的人來推行好的制度。所以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人並沒有否定制度的作用，但是並不認為只要有了好的制度、禮法規則，就能達到社會和諧。
從歷史上看，在夏、商、周三代的時候，都曾經出現過天下大治的局面，特別是「成康盛世」。周成王和周康王統治的時期，監獄四十年沒有犯人，治理得確實很好。但是雖然這些禮法都記載在典籍之中，他們的後代子孫卻不能身體力行這些教誨，沒有按照這些禮法去要求自身，治理天下，最後也導致了夏、商、周敗亡。
所以社會亂象的根源我們要清楚，究竟是無法可依、法規不健全，還是法規、法律都已經設置好了，但是人們卻明知故犯？如果認為社會亂象產生的原因是因為法律的不健全，只是在法制的層面解決問題，就會導致「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現象。也就是我們的法律條款、規章制度一天比一天地更多、更具體、更細緻、更嚴密，但是社會並沒有因此安定和諧，違法亂紀的人卻愈來愈多。譬如說，我們食品安全出問題了，就要設置《食品安全法》；酒後駕車的人多了，就有酒後駕車的處罰條例；現在恐怖現象出現了，又有專家呼籲要設立《反恐怖法》；環境問題出現了，又要有《環保法》；腐敗問題出現了，《反腐敗法》。只要有什麼問題出現，就有一個相應的法規來對治，這並沒有保證社會因此安定和諧，所以它是標而不是本。
我們可以通過技術的發展和刑罰的愈來愈具體，來說明這一個本末的關係。譬如說，在一九九九年我到英國去留學，看到英國的超市有一句話，上面這樣寫：「CCTV在運行」。當時我們還不知道CCTV是中央監控系統的簡稱，還以為是中央電視台的簡稱，心想這中央電視台的影響還滿大的，在英國的超市都能收到。結果時間久了才知道，原來各大超市都有中央監控系統，你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監控之中。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感覺到很不習慣，因為感覺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感。結果四年多之後我又回到中國，發現中國改革開放，向西方學得很快，各大超市主要的幹道全都有監控系統攝像頭。你看我們的科技手段愈來愈先進，現在破案也確實要很大程度上依靠這些現代技術，但是社會因此安定和諧了嗎？因為這個攝像頭的增多，盜賊愈來愈少了嗎？所以我們從這一個對比中就知道了，究竟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
同樣的道理，我們的法律條款設計得愈來愈具體、愈來愈嚴密，社會並沒有因此安定和諧，什麼原因？因為忽視了人心的治理。所以在《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上說：「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你不能制止人們作奸犯科的心，人的良心都泯滅了，欲望高度膨脹，為了一點點金錢，可以不顧別人的生命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僅僅以刑罰的處分，甚至判處人死刑，即使你每一天都在外面執行死刑，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
這些都是告訴我們，如果重視法令的嚴苛，而不重視人心的治理，這個社會不僅治理不好，還會出現在《漢書》上所描述的情形，什麼情形呢？「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這個法律的條文剛剛一頒布，命令剛剛一下達，欺詐的行為、奸詐的行為就產生。人們想方設法逃避法律的制裁，逃避制度的懲罰，結果怎麼樣？結果這個事態會愈來愈嚴重，就像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一樣。
那麼相反，如果重視道德教育、重視人心的治理，即使制度不是很完善，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呢？在《史記》上記載，漢朝興起之後，把秦朝的嚴刑峻法都破除了，力求寬宥；把那些過分雕琢的東西也廢棄了，力求質樸。當時的法網疏忽得可以把吞舟之魚都漏掉。意思是什麼呢？這個法網並不是很嚴密，還有很多疏漏之處。但是因為重視了道德教育，結果怎樣呢？「吏治烝烝，不至於奸」，官員的道德素質是蒸蒸日上，沒有人作奸犯科，黎民百姓被治理得很好，生活也非常地安定。
這些論述其實都是給我們說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所以我們看到現在腐敗現象很嚴重，法律監督機制不健全，確實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心壞了，人的貪欲膨脹，這才是更根本的原因。
所以嚴刑峻法對反腐敗確實也有效果，但是治標不治本，僅僅讓人們暫時不敢去腐敗，而不是從心底不願意去腐敗。那如何才能讓人從心底不願意去腐敗呢？那就是要治理人心。中國古人是通過教育來達到治理人心的效果。所以《論語》上說，「不教而殺謂之虐」。在我們反腐敗的過程中，也一定要記住這句話。沒有教導人做人的道理，沒有樹立起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意識，還把人的欲望都引導出來了，結果人們因為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去貪污腐敗，因為貪污腐敗，就給他處以刑罰，這叫什麼呢？這個叫虐政。所以秦朝為什麼二世而亡？就是因為它只有嚴刑峻法，而沒有道德教育。當然我們欣喜地看到，我們這一代的國家領導人，在提倡依法治國的同時，特別強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倡中華傳統美德的教育；強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這個路子是正確的。
應該怎麼樣治理社會亂象達到安定和諧呢？《群書治要．鹽鐵論》上說，「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古代的君王，首先要完善其禮義，昭明其教化。禮義完備，教化昭明，還有不服從的人，再按照其違法犯罪的程度，處以不同的刑罰。刑罰得當，老百姓就沒有怨言了。「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現在廢除了仁德的教化，卻責求百姓遵守禮義，這是虐害百姓。
在《孔子家語》上也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也說明的是同樣的觀點。孔老夫子在任魯國大司寇的時候，有父子兩個人互相控告，孔老夫子就把他們關進了同一個牢房，三個月都沒有進行判決。後來這個父親撤訴，孔老夫子就把他們都釋放了，沒有再進行追究。魯國的大夫季孫聽到了這件事，就很不高興。他說：「司寇，你欺騙了我。我曾經聽您說過，孝是治國的根本。現在殺一個不孝之人就可以警戒全國的百姓都盡孝，但是您不把他給殺掉，反而把他給赦免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孔子說：「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身居上位的人沒有教育、引導百姓，沒有教導人們走正道、行孝悌，結果下面的百姓犯了罪，就把他們處以刑罰的處罰，甚至把他們給殺掉，這是不符合情理的。「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不教導百姓培養起孝心，而用孝不孝的標準來審判官司，給人判刑，這是殺害無辜之人。「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全軍潰敗不可以斬殺士卒，司法混亂不可以懲罰百姓。為什麼？「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這是因為身居上位者沒有實行道德教化，罪責並不在百姓的身上。「夫慢令謹誅，賊也」，法令鬆弛不嚴謹，而誅殺甚嚴，這是殘害百姓。「徵歛無時，暴也」，橫徵暴歛沒有一定的時節，這是暴政。「不誡責成，虐也」，不事先教化百姓卻苛求他們尊禮守法，這是虐政。「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如果政事能夠杜絕了這三個方面，然後才可以用刑。
後面孔老夫子還接著講，應該怎麼樣教導人們，給人以道德的教化。這也是有步驟的。孔子說：「既陳道德，以先服之。」首先要給人們宣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並且以身作則，讓人們信服。人們明白了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就不會輕易地去作惡了。
我們現在社會看似重視道德教育，其實實際上是沒有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或者說這標準不明確。譬如說，我們從小學一直上到了博士，上到了很多課，但是沒有一堂課教過我們如何孝敬父母，也就是說沒有把這些道德規範明確地給大家宣講，使之家喻戶曉。
宣講了道德之後還是不行，該怎麼辦？「則尚賢以勸之」，要尊重賢德之人，勸勉百姓向善。所以尊重賢德之人非常地重要，那有德行的人他能夠身體力行，又能夠把這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講解出來，讓大家都去學習效仿，社會就安定和諧了。所以古人特別地尊重老師、尊重賢德之人，他們才能夠興起教化。「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還是不行，就要廢棄罷黜那些不能遵守道德規範的人，讓人們生起畏懼之心。「若是，百姓正矣」，如果這些都做到了，百姓自然端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倘若還有一些奸邪之徒頑固不化，最後才給他們以刑罰的制裁，這樣民眾就都能夠明理而知恥，而羞於犯罪了。「是以威厲而不誡，刑措而不用也」，於是就不需要使用嚴厲、苛責的政令，而刑罰也可以擱置不用了。
「今世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然而現在的世間卻不是這樣，現在的世間是什麼樣的呢？教育混亂，刑罰繁多，使人迷惑，人們不知不覺地就犯了罪，結果又用刑罰來制裁他。刑罰愈來愈繁多，但是犯罪的人卻數不勝數。「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社會的風氣由盛轉衰已經很久了，雖然有刑法，老百姓能不越軌犯法嗎？你看這一段的闡述非常地明確，它告訴我們先要給民眾教化，如果民眾因為沒有倫理道德的教化而做了邪曲不正的事，應該給予寬恕。但是寬恕了之後，一定要興起倫理道德的教育，讓人們知道做人的本分。
在《漢書》上董仲舒向漢武帝上書的時候，也提出這樣一句話：「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聖王都是承順天道來從事政治。天道有什麼特點？天道都是好生惡殺，它有仁愛之心，所以聖王一定要把道德教育做為首要任務，而把刑罰設置得非常簡單。現在廢除了古聖先王的道德教化，單單用執法之吏來制裁人民，你還想讓道德的教育化被四海，這是很難成就的。
在《群書治要．列子》上，就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說晉國有很多的盜賊，晉侯為這件事很苦惱。恰好他們國家有一個叫郤雍的人，他能夠通過察言觀色，辨認誰是盜賊，結果辨認了上千上百個都沒有漏過一個，沒有錯過一次。晉侯非常喜悅，他說：「我得到了這樣一個人，哪還用得著很多人去偵破案件呢？用這一個人就足夠把這些盜賊治理好了。」趙文子聽了之後就很擔憂地說：「大王你用這個人來指認盜賊，不但不能夠盡除盜賊，反而這個人的下場也不會很好，他必死無疑。」晉侯沒有當回事。
結果過了不久，這群盜賊就聚在一起商量說：「我們今天之所以走投無路，都是因為郤雍的緣故。」於是他們聚集起來，偷盜了郤雍的財物，把郤雍給殺死了。晉侯知道了這件事之後，非常地驚懼，這才知道趙文子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於是就把他找來商量，說：「果不其然，郤雍被盜賊害死了，那我還用什麼辦法來捕獲這些盜賊呢？」趙文子怎麼說？他說：「周朝有一句諺語『能夠看清深潭中游魚的人是不吉利的，能夠洞察隱匿之情的人是有災殃的。』您現在要想去除這些盜賊，不如舉薦那些賢良之人來辦理朝政、興起教化之風。人人都有了廉恥之心，誰還會去做盜賊呢？」這一次晉侯聽了他的話，於是他就讓隨會這個人來興辦道德教育。結果這群盜賊都紛紛的逃離晉國，跑到秦國去了。
這個故事也是告訴我們，單單用執法之力懲治百姓，國家是很難治好的，根本的還是要培養起人的廉恥之心。所以《漢書》上說：「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說古代的聖王，都是把道德教育做為治國的首要任務。在國都設立太學、在鄉鎮設立庠序（庠序就是鄉間的學校），都是要興起仁義禮智的道德教育。「教化已明」，也就是說通過道德教育，人人都懂得五倫八德的道理。人人都明白做人的道理之後，社會風氣自然好了，道德風俗形成了，所以天下曾經出現過沒有一個人的牢獄。這就是古人所說的，要重視道德教育、重視人心的教化，而不能僅僅靠刑罰懲治百姓。
在《群書治要．鹽鐵論》上對刑罰與道德教化的關係還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它說古時候注重用教化來引導百姓，闡明法律來端正刑罰。刑法對於治理國家，就像馬鞭對於駕車一樣，好的御手不能沒有馬鞭就去趕車，而是拿著馬鞭而不輕易使用。聖人藉助刑法來實現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罰便可以廢棄不用，可以擱置不用。所以雖然法律嚴厲，但是沒有人被殺；雖然設置了刑法，但是沒有人去觸犯。這就是《尚書》上所說的「刑期於無刑」。為什麼要設立刑法？就是期待不要用刑罰去制裁人，它是起到威懾的作用，雖然設立得很嚴格，但是不輕易使用。因為興起了道德教化，這些刑罰也可以擱置不用。所以孔老夫子也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他說，我判案件和別人也沒有什麼不同，也根據案情給予人制裁。但是我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必也使無訟乎」，就是要讓人們不要起爭訟。為什麼人們能不起爭訟？那就是因為興起了道德教育。
如今拋棄了聖人的治國法紀綱常而不予伸張，毀壞了聖人的禮義而不能防止犯法，使百姓陷入法網，因此被抓起來懲處。這就好比是打開欄圈放出禽獸，而又用毒箭去射殺牠們，不射殺就不罷休！曾子曾經說過：當政的人失去了正確的治國之道，民心離散已經很久了。如果了解了案情的真相，就要哀憐他們，而不是沾沾自喜。「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不憂慮百姓沒有治理好，反而誇耀自己能抓到壞人，這就像捕鳥的人，看到鳥陷入自己設置的羅網就喜出望外一樣。
孔子說：「對於不仁的人，憎恨得如果太過分了，也會招致禍亂。」後面他還說：「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說百姓動亂，就要回頭反省自己的政治辦得究竟如何；國家政治混亂就要回過頭來反省執政者自身。如果自身能夠端正，天下才能安定。所以君子讚美和鼓勵善行，又能憐憫不能為善的人；對受刑的人也要給予恩惠，對於窮人要施行仁德；施恩惠於人時感到喜悅，對人實施刑罰時則快樂不起來。這才表現了為人父母官的仁愛之心。如果行刑的時候沒有絲毫的同情之心，還以得到案件的實情沾沾自喜、邀功請賞，這哪裡是為人父母的表現呢！
在《群書治要．孔子家語》上，記載著孔老夫子的弟子季羔的一個故事。季羔在衛國當司法的獄官，他曾經親自判處一個人刑罰，給他實施了斷足之刑，就是把他的雙足給砍掉了。後來衛國有了動亂，季羔就逃跑。而被他砍掉雙足的人，這個時候正好在守護城門，他對季羔說：「這個牆上有一個缺口。」季羔說：「君子不跳牆。」他又對季羔說：「裡邊有一個洞。」季羔說：「君子不鑽洞。」這個人又說：「這裡邊有一間房屋可以藏身。」於是季羔就躲進去了。當這些追趕他的人都走了，季羔要離開的時候，就對這個被實施了斷足之刑的人說：「我不能夠虧損君主的法律，所以親自判刑把你的雙足給砍掉了。現在我遇到了危難，正是你報怨的時候，但是你不僅沒有報怨，反而幫助我逃跑，這是什麼原因？」這個人說：「砍掉了我的雙足是因為我犯下了罪過，是無可奈何的事。當時我看您用法律治我罪行的時候，是先判了別人的罪，然後才判我的罪，這是希望我能夠得到減免，這個我看出來了。在我被判定了罪刑，將要行刑的時候，您面帶憂愁，有一種傷痛之心見於顏色，這一點我也觀察到了。您這樣做並不是對我有什麼偏袒，而是有仁德的君子自自然然就有這種表現。君子看到人民犯罪，他是一種哀憐之心，他會想：你看，這個人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結果今天才被處以刖足之刑，這是多可憐的事！多值得同情的事！這就是我之所以愛戴您、幫助您的原因。」
孔子聽了這件事之後就說：「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羔乎！」意思是說，子羔做這個官吏做得真不錯！雖然是依法辦事，但是心存仁恕之心，心存仁恕之心樹立的就是德行，太過嚴厲苛暴樹立起來的就是怨氣。既能夠秉公執法，又體現了德行，還有這種關愛百姓的心，不就是子羔嗎！
你看，同樣是做司法工作，但是存心不一樣。有的是虐民，有的看到百姓犯罪就發怒，用殘酷的刑罰來對待他，從而樹立自己的威嚴，且以此為榮耀；有的卻是心存憐憫之心。那麼百姓對他們的回報也是截然不同的。
要平定社會的亂象，就必須秉持「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理念，因為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我們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是可以教得好的。怎麼教？「教」在《說文解字》上講：「上所施，下所效」。上面做好了，下面的人自然會跟著做好。上面的人為什麼沒有做好？上面的人也是對「教學為先」沒有信心，也是沒有認真的讀過《群書治要》，不知道真正廉潔奉公是對自己最大的利益。
我們今天的時間也就到了，我們先學習到此地。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諸位朋友，大家好。我們今天繼續學習《群書治要３６０》，我們看第十句：
【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釤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蛣蝎。減食以中蚤蝨。撤舍以逐雀鼠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五十《抱朴子》。『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這個「亂」，《說文解字》解釋「不治也」。「靜亂」就是平定亂事。『廟筭』這個「廟」就是朝廷的代稱，「筭」就是謀劃的意思。「廟筭」就是在朝廷對國事進行的謀劃，那顯然是國家大事。『窮兵』就是竭盡武力。『釤禾』這個釤就是割的意思、劈的意思，還有砍的意思。『蛣蝎』，這個「蛣（蠹）」和「蝎」都是木中的蛀蟲。『中』就是擊中、殺害的意思。
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禁令不明確，卻用嚴刑來平定亂象；朝廷對國家大事的謀劃不當，卻竭盡兵力去侵犯鄰國。這就好像割掉禾苗以消滅蝗蟲，砍掉樹木以消滅蛀蟲，吞下毒藥以殺死跳蚤、蝨子，拆除房舍以驅逐麻雀和老鼠一樣。這句話就是告訴我們，如果抓不住解決問題的根本而意氣用事，結果怒氣做主，瞋心一生起就失去了冷靜，而看不到事實的真相，所採取的措施也解決不了問題，最終還損害了自身。
這句話放在君道修身，告訴我們修身就是要修我們這顆心，讓我們的心時時刻刻都保持水平如鏡的狀態，波瀾不興。如果我們這個心起了大風大浪，就像一個人生氣了，暴怒，在這個時候所做出的決策一定是偏激的。當我們看人不順眼，對誰不滿意，或者起了小小的嫉妒之心，就像這個水起了波紋一樣，對外界的映照也是不如實的。只有恢復到水平如鏡的時候，面對任何的事情都是沉著冷靜，即使是泰山崩於前也面不改色，這樣的修心才是有了功夫。
我們看這一句話，「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這個亂就是不治，社會為什麼會出現亂象？國家為什麼得不到治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禁令不明確，人們不知道應當提倡什麼、禁止什麼。這個禁令就是規矩。就像有人把《弟子規》比作人生的交通規則，就像我們開車，如果沒有交通規則，肯定就會出現車與車的相撞。做人、國家治理沒有規則，那也會出現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混亂。
禁令不明它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就是沒有禮法可依。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無法可依，所以人們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不明確，沒有行為準則。那就是《墨子》上所說的「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什麼意思？就是有一個人的時候，有一種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兩個人的時候，有兩種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等有十個人的時候，那就有十種不同的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結果「我高興、我願意」就成了人們行為的理由，那人們都根據自己的意思去做，怎麼能夠不混亂呢？
所以我們看古人,在任何一個朝代政權取得之後，大概不超過五年就要制禮作樂，使整個國家都有制度可循，一切都有了標準，這樣社會才得以安定。譬如說，我們經常講做人要遵循五倫、八德。在我們沒有學習五倫八德之前，很多人說我自己很孝敬。有一個小偷被抓進了派出所，警員就對他說：「你偷東西，違法亂紀，你這個人很不孝。」結果他很不服氣，他說：「你怎麼知道我不孝？我這個人很孝敬，我對父母很好。」你看，你不學《弟子規》，不知道「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都被抓進派出所了，違法亂紀了，他還認為自己很孝敬。這什麼原因？這就是因為不懂得做人的標準、孝的標準何在。
我們知道在歷史上，子產治理鄭國，他達到了很好的治理。他是怎麼做的，使鄭國得以治理的呢？在《春秋左傳》上記載，子產治理鄭國的時候，他區別了國都和邊塞，並且通過乘車和服裝的尊卑等級體現他們不同的分屬，上下級之間要穿著不同的服飾，田地之間要開挖溝渠做為疆界，住戶五家編成一組，這樣便於管理，而且相互保護。公卿大夫中忠儉、儉樸的，就給以適當的獎勵；驕橫奢侈的，就要依法給予懲辦。結果子產執政一年之後，眾人都唱道：「子產收取了我的衣帽儲藏起來，收取我的田地編伍又丈量，誰去殺了子產，我願意幫忙！」這個時候，因為大家都已經習慣於驕奢淫逸的生活，子產提倡節儉，那很多人就受不了了，就有怨言了。但是到了子產執政的第三年，眾人唱道：「我有子弟，子產來教誨；我有田地，子產使它開發生產。如果子產死了，有誰可以繼承他的事業呢？」你看大家對他的政令都生起信心，因為按著他這種很明確的政令，國家治理好了，子弟也得到教育了，社會風氣也改變了。所以大家還擔心他過世，沒有人繼承他這樣好的治理。
禁令不明的第二種原因就是朝令夕改，使這個政令沒有連貫性。像我們國家進行道德建設，最初曾經提出過「五講」「四美」「三熱愛」，後來要做「四有新人」，再後來又提倡公民道德規範，再後來提出社會主義榮辱觀，現在我們又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每一次提出不同的規範就要宣傳一下，大家學習一下。這個規範沒有連貫性，所以就不知所從。就像我們有了交通規則，但是這個交通規則經常變化，今天是左側通行，明天又改成右側通行了，這也讓老百姓無所適從。
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這就是不知道這些禮是性德，是本性裡的自然之德。中國古人講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是性德，是自然而然的。這個東西就像太陽從東方升起，從西方落下一樣，自古至今是不變的。不是古時候這些專制帝王製造這些東西來約束我們，所以它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適用。所以五常「仁義禮智信」，為什麼稱為常？就是因為它是常道，亙古不變。但是因為我們對傳統文化喪失了信心，結果沒有繼承這個道德規範，反而自己創新了很多的規範，而且還經常更改，這樣就很難使禁令明確。
第三，禁令不明確的原因就是禁令太多，而導致老百姓迷惑。也就是法令太繁多了。在《群書治要．鹽鐵論》上有一段話，可以做為這一句話的註解。這段話是這樣說的：「道徑眾，民不知所由也；法令眾，人不知所避也。」道路多了，人們不知道該走哪一條路；法令過多，老百姓不知道應該怎樣去避免觸犯法禁。「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因此，聖明的君主制定法令，如日月一樣昭明，所以民眾不會迷惑；像大路一樣清楚明白，所以民眾不會困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婦，咸知所避。」即使是偏僻幽隱的遙遠之地，也能曲折的聞知，愚昧無知的婦女兒童都知道應該怎樣避免犯法。「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這樣就沒有人違犯法令，而監獄和刑具也都用不上了。
「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偽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捌焦不能禁。」過去秦國的法令比秋天的荼草還繁多，這個荼草在秋天的時候長得特別茂盛。法網比凝結的油脂還細密。然而上下都能逃過制裁，奸詐虛偽的事情層出不窮，有關部門要懲處這些，就像挽救腐爛之品，分開燒焦之物那樣困難。「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這並不是因為法網鬆弛，罪犯漏網所導致的，而是因為禮義廢棄、濫用刑罰的結果。
「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群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現在光制定的法律政令就有一百多篇，章目繁瑣，罪名眾多而且重複，各地施行起來或多或少都感到疑惑。「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遍睹，而況愚民乎？」定罪或輕或重，連通曉法律的官吏都不知道該怎樣處理，更何況普通的百姓呢？法律和政令的典籍被塵土覆蓋，被蠹蟲蛀壞而束之高閣，連官吏都不能全部過目，又何況無知的百姓呢？「此斷獄所以滋眾，而民犯禁滋多也。」這就是造成要判決的案件愈來愈多，而百姓犯法也日益增多的原因。
「親服之屬甚眾，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這個是用喪服來做比喻，在有喪事的時候，親屬們應該穿的喪服種類有很多，但按親疏關係上下推算，也不會超出五服；五刑的條例多達三千多條，但上下比較、歸類，也不過五種刑法。所以治理百姓的根本方法，就在於務必加強禮義道德的教化。
法令過多讓人們感到迷惑。那為什麼會出現法令過多的這個現象？這是因為人們在認識問題上出現了偏差，不知道社會亂象產生的根本原因在哪裡，以為是法律不夠嚴密，監督機制不夠健全所導致的，而不知道其實社會諸多亂象的產生是因為倫理道德教育的缺失所導致的。因此就把精力放在制定法律法規上，而忽視了道德教育。就譬如我們現在腐敗現象很多，很多人說，你看西方國家也沒像我們那麼重視道德教育，他們就是靠民主法制，不是把國家治理得挺好嗎？也沒有出現那麼嚴重的腐敗現象。所以我們只要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過來，這個腐敗就迎刃而解了。
其實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我們僅僅看到了西方重視法制建設的一面，而忽視了西方的民主法制得以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從西方歷史上看，西方的文化是一種宗教文化的傳統。也就是說，它的政治制度維護了公平正義，但是仁慈博愛、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宗教來教導的。也就是說，他們的社會治理也是靠兩手抓：一手抓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一手抓仁慈博愛的道德教育。
但是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僅僅看到了西方重視制度建設的一面，誤以為把他們的制度搬過來，我們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卻恰恰出現了「異體移植」的弊端。什麼意思？也就是我們把西方的法制、制度搬過來了，但是人心沒有得以改變，道德教育沒有跟上，結果就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這個制度在西方國家能用得很好，一搬到中國就變樣，就走樣了。譬如說，我們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用來選舉基層的村幹部，但是村民的道德素質和理性能力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誰給他的錢多，他就去選誰；誰給他的禮物投他的歡心，他就去投誰的票。結果怎麼樣？結果出現了大量的賄拉選票、營私舞弊的現象。還有一些地方，連黑社會的老大都被選為村支書了。
看了這些問題，就讓我們想到了孔老夫子所說的一句話，「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如果這個領導者是個有德行的領導者，無論是什麼樣的制度，他都不會對國家做出危害的事；如果這個領導者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以權謀私的人，再健全的制度，他都會想方設法地鑽空子來達到私利。
所以在西方有一個著名的美德倫理學家叫麥因泰爾，他寫了兩本書：一本書叫《追尋美德》，另一本書叫《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在《追尋美德》這本書中，他就講了這樣一句話：「對於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那些擁有正義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發揮作用。」換句話說，這個法律和規則是誰來制定的？它是人來制定的。如果這個人沒有正義的美德，他只想到自己部門的利益、小集團的利益，不可能制定出公平合理的制度。這個規則制度制定出來了，由誰來推行？當然還是由人來推行，如果這個人沒有正義的美德，他也不可能把這個好的規則推行好。所以麥因泰爾提出，「倫理學的任務不是去設計正義的規則和制度，而是要回到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把培養美德做為倫理學的主要任務。」他的這一個觀點在西方學界引起了普遍的關注，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這樣的觀點，其實在幾千年前古人的著作中就有所反映。譬如說在《群書治要．孫卿子》，也就是《荀子》之中，就有這樣一句話：「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認為，法不能夠獨立存在，有了正人君子、聖賢人，它才能夠發揮作用；如果沒有聖賢君子，沒有正義美德的人，它不可能發揮作用。所以，法律和制度是治理的開端和憑依，而聖賢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
我們現在在反腐敗的過程中，大家都在爭論一個問題，到底是制度重要還是人更重要？在《群書治要．傅子》上，用一句話就把制度和人之間的關係給我們講明白了。他說，「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順著好的制度，才能夠達到天下大治的結果。「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但是，並不是說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實行，達到天下大治的結果，必須還要由好的人來推行好的制度。所以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人並沒有否定制度的作用，但是並不認為只要有了好的制度、禮法規則，就能達到社會和諧。
從歷史上看，在夏、商、周三代的時候，都曾經出現過天下大治的局面，特別是「成康盛世」。周成王和周康王統治的時期，監獄四十年沒有犯人，治理得確實很好。但是雖然這些禮法都記載在典籍之中，他們的後代子孫卻不能身體力行這些教誨，沒有按照這些禮法去要求自身，治理天下，最後也導致了夏、商、周敗亡。
所以社會亂象的根源我們要清楚，究竟是無法可依、法規不健全，還是法規、法律都已經設置好了，但是人們卻明知故犯？如果認為社會亂象產生的原因是因為法律的不健全，只是在法制的層面解決問題，就會導致「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現象。也就是我們的法律條款、規章制度一天比一天地更多、更具體、更細緻、更嚴密，但是社會並沒有因此安定和諧，違法亂紀的人卻愈來愈多。譬如說，我們食品安全出問題了，就要設置《食品安全法》；酒後駕車的人多了，就有酒後駕車的處罰條例；現在恐怖現象出現了，又有專家呼籲要設立《反恐怖法》；環境問題出現了，又要有《環保法》；腐敗問題出現了，《反腐敗法》。只要有什麼問題出現，就有一個相應的法規來對治，這並沒有保證社會因此安定和諧，所以它是標而不是本。
我們可以通過技術的發展和刑罰的愈來愈具體，來說明這一個本末的關係。譬如說，在一九九九年我到英國去留學，看到英國的超市有一句話，上面這樣寫：「CCTV在運行」。當時我們還不知道CCTV是中央監控系統的簡稱，還以為是中央電視台的簡稱，心想這中央電視台的影響還滿大的，在英國的超市都能收到。結果時間久了才知道，原來各大超市都有中央監控系統，你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監控之中。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感覺到很不習慣，因為感覺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感。結果四年多之後我又回到中國，發現中國改革開放，向西方學得很快，各大超市主要的幹道全都有監控系統攝像頭。你看我們的科技手段愈來愈先進，現在破案也確實要很大程度上依靠這些現代技術，但是社會因此安定和諧了嗎？因為這個攝像頭的增多，盜賊愈來愈少了嗎？所以我們從這一個對比中就知道了，究竟哪一個是本？哪一個是末？
同樣的道理，我們的法律條款設計得愈來愈具體、愈來愈嚴密，社會並沒有因此安定和諧，什麼原因？因為忽視了人心的治理。所以在《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上說：「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你不能制止人們作奸犯科的心，人的良心都泯滅了，欲望高度膨脹，為了一點點金錢，可以不顧別人的生命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僅僅以刑罰的處分，甚至判處人死刑，即使你每一天都在外面執行死刑，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
這些都是告訴我們，如果重視法令的嚴苛，而不重視人心的治理，這個社會不僅治理不好，還會出現在《漢書》上所描述的情形，什麼情形呢？「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這個法律的條文剛剛一頒布，命令剛剛一下達，欺詐的行為、奸詐的行為就產生。人們想方設法逃避法律的制裁，逃避制度的懲罰，結果怎麼樣？結果這個事態會愈來愈嚴重，就像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一樣。
那麼相反，如果重視道德教育、重視人心的治理，即使制度不是很完善，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呢？在《史記》上記載，漢朝興起之後，把秦朝的嚴刑峻法都破除了，力求寬宥；把那些過分雕琢的東西也廢棄了，力求質樸。當時的法網疏忽得可以把吞舟之魚都漏掉。意思是什麼呢？這個法網並不是很嚴密，還有很多疏漏之處。但是因為重視了道德教育，結果怎樣呢？「吏治烝烝，不至於奸」，官員的道德素質是蒸蒸日上，沒有人作奸犯科，黎民百姓被治理得很好，生活也非常地安定。
這些論述其實都是給我們說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所以我們看到現在腐敗現象很嚴重，法律監督機制不健全，確實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心壞了，人的貪欲膨脹，這才是更根本的原因。
所以嚴刑峻法對反腐敗確實也有效果，但是治標不治本，僅僅讓人們暫時不敢去腐敗，而不是從心底不願意去腐敗。那如何才能讓人從心底不願意去腐敗呢？那就是要治理人心。中國古人是通過教育來達到治理人心的效果。所以《論語》上說，「不教而殺謂之虐」。在我們反腐敗的過程中，也一定要記住這句話。沒有教導人做人的道理，沒有樹立起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意識，還把人的欲望都引導出來了，結果人們因為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去貪污腐敗，因為貪污腐敗，就給他處以刑罰，這叫什麼呢？這個叫虐政。所以秦朝為什麼二世而亡？就是因為它只有嚴刑峻法，而沒有道德教育。當然我們欣喜地看到，我們這一代的國家領導人，在提倡依法治國的同時，特別強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倡中華傳統美德的教育；強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這個路子是正確的。
應該怎麼樣治理社會亂象達到安定和諧呢？《群書治要．鹽鐵論》上說，「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古代的君王，首先要完善其禮義，昭明其教化。禮義完備，教化昭明，還有不服從的人，再按照其違法犯罪的程度，處以不同的刑罰。刑罰得當，老百姓就沒有怨言了。「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現在廢除了仁德的教化，卻責求百姓遵守禮義，這是虐害百姓。
在《孔子家語》上也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也說明的是同樣的觀點。孔老夫子在任魯國大司寇的時候，有父子兩個人互相控告，孔老夫子就把他們關進了同一個牢房，三個月都沒有進行判決。後來這個父親撤訴，孔老夫子就把他們都釋放了，沒有再進行追究。魯國的大夫季孫聽到了這件事，就很不高興。他說：「司寇，你欺騙了我。我曾經聽您說過，孝是治國的根本。現在殺一個不孝之人就可以警戒全國的百姓都盡孝，但是您不把他給殺掉，反而把他給赦免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孔子說：「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身居上位的人沒有教育、引導百姓，沒有教導人們走正道、行孝悌，結果下面的百姓犯了罪，就把他們處以刑罰的處罰，甚至把他們給殺掉，這是不符合情理的。「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不教導百姓培養起孝心，而用孝不孝的標準來審判官司，給人判刑，這是殺害無辜之人。「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全軍潰敗不可以斬殺士卒，司法混亂不可以懲罰百姓。為什麼？「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這是因為身居上位者沒有實行道德教化，罪責並不在百姓的身上。「夫慢令謹誅，賊也」，法令鬆弛不嚴謹，而誅殺甚嚴，這是殘害百姓。「徵歛無時，暴也」，橫徵暴歛沒有一定的時節，這是暴政。「不誡責成，虐也」，不事先教化百姓卻苛求他們尊禮守法，這是虐政。「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如果政事能夠杜絕了這三個方面，然後才可以用刑。
後面孔老夫子還接著講，應該怎麼樣教導人們，給人以道德的教化。這也是有步驟的。孔子說：「既陳道德，以先服之。」首先要給人們宣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並且以身作則，讓人們信服。人們明白了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就不會輕易地去作惡了。
我們現在社會看似重視道德教育，其實實際上是沒有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或者說這標準不明確。譬如說，我們從小學一直上到了博士，上到了很多課，但是沒有一堂課教過我們如何孝敬父母，也就是說沒有把這些道德規範明確地給大家宣講，使之家喻戶曉。
宣講了道德之後還是不行，該怎麼辦？「則尚賢以勸之」，要尊重賢德之人，勸勉百姓向善。所以尊重賢德之人非常地重要，那有德行的人他能夠身體力行，又能夠把這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講解出來，讓大家都去學習效仿，社會就安定和諧了。所以古人特別地尊重老師、尊重賢德之人，他們才能夠興起教化。「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還是不行，就要廢棄罷黜那些不能遵守道德規範的人，讓人們生起畏懼之心。「若是，百姓正矣」，如果這些都做到了，百姓自然端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倘若還有一些奸邪之徒頑固不化，最後才給他們以刑罰的制裁，這樣民眾就都能夠明理而知恥，而羞於犯罪了。「是以威厲而不誡，刑措而不用也」，於是就不需要使用嚴厲、苛責的政令，而刑罰也可以擱置不用了。
「今世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然而現在的世間卻不是這樣，現在的世間是什麼樣的呢？教育混亂，刑罰繁多，使人迷惑，人們不知不覺地就犯了罪，結果又用刑罰來制裁他。刑罰愈來愈繁多，但是犯罪的人卻數不勝數。「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社會的風氣由盛轉衰已經很久了，雖然有刑法，老百姓能不越軌犯法嗎？你看這一段的闡述非常地明確，它告訴我們先要給民眾教化，如果民眾因為沒有倫理道德的教化而做了邪曲不正的事，應該給予寬恕。但是寬恕了之後，一定要興起倫理道德的教育，讓人們知道做人的本分。
在《漢書》上董仲舒向漢武帝上書的時候，也提出這樣一句話：「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聖王都是承順天道來從事政治。天道有什麼特點？天道都是好生惡殺，它有仁愛之心，所以聖王一定要把道德教育做為首要任務，而把刑罰設置得非常簡單。現在廢除了古聖先王的道德教化，單單用執法之吏來制裁人民，你還想讓道德的教育化被四海，這是很難成就的。
在《群書治要．列子》上，就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說晉國有很多的盜賊，晉侯為這件事很苦惱。恰好他們國家有一個叫郤雍的人，他能夠通過察言觀色，辨認誰是盜賊，結果辨認了上千上百個都沒有漏過一個，沒有錯過一次。晉侯非常喜悅，他說：「我得到了這樣一個人，哪還用得著很多人去偵破案件呢？用這一個人就足夠把這些盜賊治理好了。」趙文子聽了之後就很擔憂地說：「大王你用這個人來指認盜賊，不但不能夠盡除盜賊，反而這個人的下場也不會很好，他必死無疑。」晉侯沒有當回事。
結果過了不久，這群盜賊就聚在一起商量說：「我們今天之所以走投無路，都是因為郤雍的緣故。」於是他們聚集起來，偷盜了郤雍的財物，把郤雍給殺死了。晉侯知道了這件事之後，非常地驚懼，這才知道趙文子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於是就把他找來商量，說：「果不其然，郤雍被盜賊害死了，那我還用什麼辦法來捕獲這些盜賊呢？」趙文子怎麼說？他說：「周朝有一句諺語『能夠看清深潭中游魚的人是不吉利的，能夠洞察隱匿之情的人是有災殃的。』您現在要想去除這些盜賊，不如舉薦那些賢良之人來辦理朝政、興起教化之風。人人都有了廉恥之心，誰還會去做盜賊呢？」這一次晉侯聽了他的話，於是他就讓隨會這個人來興辦道德教育。結果這群盜賊都紛紛的逃離晉國，跑到秦國去了。
這個故事也是告訴我們，單單用執法之力懲治百姓，國家是很難治好的，根本的還是要培養起人的廉恥之心。所以《漢書》上說：「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說古代的聖王，都是把道德教育做為治國的首要任務。在國都設立太學、在鄉鎮設立庠序（庠序就是鄉間的學校），都是要興起仁義禮智的道德教育。「教化已明」，也就是說通過道德教育，人人都懂得五倫八德的道理。人人都明白做人的道理之後，社會風氣自然好了，道德風俗形成了，所以天下曾經出現過沒有一個人的牢獄。這就是古人所說的，要重視道德教育、重視人心的教化，而不能僅僅靠刑罰懲治百姓。
在《群書治要．鹽鐵論》上對刑罰與道德教化的關係還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它說古時候注重用教化來引導百姓，闡明法律來端正刑罰。刑法對於治理國家，就像馬鞭對於駕車一樣，好的御手不能沒有馬鞭就去趕車，而是拿著馬鞭而不輕易使用。聖人藉助刑法來實現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罰便可以廢棄不用，可以擱置不用。所以雖然法律嚴厲，但是沒有人被殺；雖然設置了刑法，但是沒有人去觸犯。這就是《尚書》上所說的「刑期於無刑」。為什麼要設立刑法？就是期待不要用刑罰去制裁人，它是起到威懾的作用，雖然設立得很嚴格，但是不輕易使用。因為興起了道德教化，這些刑罰也可以擱置不用。所以孔老夫子也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他說，我判案件和別人也沒有什麼不同，也根據案情給予人制裁。但是我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必也使無訟乎」，就是要讓人們不要起爭訟。為什麼人們能不起爭訟？那就是因為興起了道德教育。
如今拋棄了聖人的治國法紀綱常而不予伸張，毀壞了聖人的禮義而不能防止犯法，使百姓陷入法網，因此被抓起來懲處。這就好比是打開欄圈放出禽獸，而又用毒箭去射殺牠們，不射殺就不罷休！曾子曾經說過：當政的人失去了正確的治國之道，民心離散已經很久了。如果了解了案情的真相，就要哀憐他們，而不是沾沾自喜。「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不憂慮百姓沒有治理好，反而誇耀自己能抓到壞人，這就像捕鳥的人，看到鳥陷入自己設置的羅網就喜出望外一樣。
孔子說：「對於不仁的人，憎恨得如果太過分了，也會招致禍亂。」後面他還說：「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說百姓動亂，就要回頭反省自己的政治辦得究竟如何；國家政治混亂就要回過頭來反省執政者自身。如果自身能夠端正，天下才能安定。所以君子讚美和鼓勵善行，又能憐憫不能為善的人；對受刑的人也要給予恩惠，對於窮人要施行仁德；施恩惠於人時感到喜悅，對人實施刑罰時則快樂不起來。這才表現了為人父母官的仁愛之心。如果行刑的時候沒有絲毫的同情之心，還以得到案件的實情沾沾自喜、邀功請賞，這哪裡是為人父母的表現呢！
在《群書治要．孔子家語》上，記載著孔老夫子的弟子季羔的一個故事。季羔在衛國當司法的獄官，他曾經親自判處一個人刑罰，給他實施了斷足之刑，就是把他的雙足給砍掉了。後來衛國有了動亂，季羔就逃跑。而被他砍掉雙足的人，這個時候正好在守護城門，他對季羔說：「這個牆上有一個缺口。」季羔說：「君子不跳牆。」他又對季羔說：「裡邊有一個洞。」季羔說：「君子不鑽洞。」這個人又說：「這裡邊有一間房屋可以藏身。」於是季羔就躲進去了。當這些追趕他的人都走了，季羔要離開的時候，就對這個被實施了斷足之刑的人說：「我不能夠虧損君主的法律，所以親自判刑把你的雙足給砍掉了。現在我遇到了危難，正是你報怨的時候，但是你不僅沒有報怨，反而幫助我逃跑，這是什麼原因？」這個人說：「砍掉了我的雙足是因為我犯下了罪過，是無可奈何的事。當時我看您用法律治我罪行的時候，是先判了別人的罪，然後才判我的罪，這是希望我能夠得到減免，這個我看出來了。在我被判定了罪刑，將要行刑的時候，您面帶憂愁，有一種傷痛之心見於顏色，這一點我也觀察到了。您這樣做並不是對我有什麼偏袒，而是有仁德的君子自自然然就有這種表現。君子看到人民犯罪，他是一種哀憐之心，他會想：你看，這個人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結果今天才被處以刖足之刑，這是多可憐的事！多值得同情的事！這就是我之所以愛戴您、幫助您的原因。」
孔子聽了這件事之後就說：「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羔乎！」意思是說，子羔做這個官吏做得真不錯！雖然是依法辦事，但是心存仁恕之心，心存仁恕之心樹立的就是德行，太過嚴厲苛暴樹立起來的就是怨氣。既能夠秉公執法，又體現了德行，還有這種關愛百姓的心，不就是子羔嗎！
你看，同樣是做司法工作，但是存心不一樣。有的是虐民，有的看到百姓犯罪就發怒，用殘酷的刑罰來對待他，從而樹立自己的威嚴，且以此為榮耀；有的卻是心存憐憫之心。那麼百姓對他們的回報也是截然不同的。
要平定社會的亂象，就必須秉持「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理念，因為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我們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是可以教得好的。怎麼教？「教」在《說文解字》上講：「上所施，下所效」。上面做好了，下面的人自然會跟著做好。上面的人為什麼沒有做好？上面的人也是對「教學為先」沒有信心，也是沒有認真的讀過《群書治要》，不知道真正廉潔奉公是對自己最大的利益。
我們今天的時間也就到了，我們先學習到此地。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