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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朋友,大家好。我們今天繼續學習《群書治要》,請看第四十二條: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

  這句話出自《群書治要》卷四十六《申鑒》。

  『惟恤十難』。這個「惟」是句首的語助詞,沒有實在意義,「恤」就是顧及、顧念的意思。

  在考慮任用賢能之士方面有十難,哪十難?一是不知賢;二是不求賢;三是不任用賢能;四是用賢而不能善始善終;五是因為小小的嫌隙而否定可貴的品德;六是因小小的過失而抹殺大功;七是因為小小的缺點而掩蓋整體的美善;八是因奸邪之人的攻擊而傷害忠正之士;這裡邊這個『干訐』,在歷代各本的《申鑒》之中多寫作「奸訐」,就是指惡意攻訐。「奸」就是邪惡不正,「訐」就是揭發別人的隱私,攻擊別人的短處。所以『以干訐傷忠正』,就是因為奸邪之人的攻擊而傷害了忠正之士。九是因邪說而擾亂了正規的法度;十是因讒言嫉妒而廢棄賢能之士。這就是所謂的十難。這十難不去除,賢臣就不能被起用;賢臣不被起用,國家也就難成了。

  這一段話是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得到治理,社會能夠安定,君主能夠安逸,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是否能夠任用賢能之士。

  在《孔子家語》上記述孔老夫子為曾子談到最高的治理境界的時候,提到了「三至」。哪三至呢?就是「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什麼意思?就是至高的禮不需要講謙讓,但是天下卻能夠得到治理;最高的獎賞不需要耗費資財,但是天下的士人都喜悅;最高境界的音樂都不需要發出聲音,但是天下的百姓都和睦。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夠認真地實行這「三至」,天下各個諸侯國的君主都可以知道他的名聲,天下的士人都可以做他的臣子,天下的人民都可以為他所使用。

  曾子聽了之後還不太明白,他就接著問:「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能不能再詳細地解說一下?」孔老夫子說:「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古代明智的君主一定對天下賢德之士的名字都很了解。譬如說我們現在,尊敬的師父上人在世界和諧宗教、化解衝突、推動世界和平,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多次去匯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個英明的君主就應該知道,有上淨下空老和尚在做這件重要的事。還有老法師的弟子,譬如說謝奕輝董事長、胡小林董事長、吳念博董事長等等,他們在各自的企業落實《弟子規》,推行傳統文化,甚至興辦道德講堂,不僅僅把自己的企業建設成和諧幸福的企業,而且通過這個道德講堂感化了上萬的人,包括近萬名領導幹部,為社會風氣的和諧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們作為一個英明的領導者,對這些人的名字都要很清楚。

  後面又接著講,「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僅僅知道他們的名字還不夠,還要去調查一下是不是名副其實。雖然我們看到「南方日報」有報導謝總在潮州興辦道德講堂的效果,但是這是不是名副其實?我們還要派人專門去調查一下,甚至去參與一下他們七天的學習班,看一看學習之後,大家是不是真的有所改變,像報導的那麼好。

  如果真的是名副其實的話,要怎麼做?「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知道他做的是名副其實,不為名、不為利,都是無私奉獻,為的就是讓人們看到傳統文化的效果,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仍然是有作用的,目的就是這麼簡單。知道這一個事實了,就要以天下的爵位來尊敬他,要給他一定的名位。當然我們知道這些人辦這些事情並不是圖名圖利,但是國家能夠尊重他,這是帶動一種尊賢的風氣,是引導人們向他們去學習。「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這就是所謂的最高的禮不需要講謙讓,但是天下能夠得到治理。

  「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用天下的俸祿,使這些賢德之士都富裕。愈是對國家建功立業的人,國家愈認可他們、承認他們,整個社會就知道應該去學習誰、應該去做什麼事。「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因為君主封賞的都是那些有德行的賢良之士,那麼怎麼樣?天下的人都會非常地喜悅,都會稱讚這個領導者英明。

  「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如果你能做到這些,天下讚歎的聲音自然就興起來了。人民都讚歎你、佩服你,當然願意配合你的政策。「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這就是至高的音樂,不需要奏出聲音,但是天下的人民都非常和睦。

  怎麼樣達到這個境界?重要的就是要領導者賢明,能夠知人善任,任用賢德之士。這樣不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就可以使天下得到治理,而且也不需要耗費資財,天下的賢士都能夠各得其所而喜悅。人民因為賢德之士在位,他們的言傳身教也使百姓自然受到良好的教化,彼此和睦相處,人民也會為國君所用。

  從這裡我們看到,要想治理好國家其實並不難。如果真的像師父上人所講的那樣,大家把教育作為最重要的,無論是廣播、電視、報紙,還是新聞媒體,全都是以宣揚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為首務,相信不出三、五年的時間,這個社會和諧就可以達到。

  下面講,雖然從理上說,治理的最高境界是很容易達到的,但是在實際中,在任用賢德之士方面卻存在著十種難處。

  『一曰不知』。就是不知道誰真正是賢明的人,沒有知人之明。在《孔子家語》中記載,魯哀公就向孔老夫子請教,怎樣任用魯國的士人來治理天下,怎麼樣選拔有德行的人?孔老夫子給魯哀公講了「五儀」,就是說士人有五個等級,這五個等級就是:庸人、士人、君子、賢人、聖人。如果能夠審慎地辨別這五個等級,那你就完全能夠明白治理的道理。下面他就說明什麼是庸人、士人、君子、賢人和聖人。

  「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庸人心裡沒有存著要謹慎行事、善始善終的原則,口裡也講不出倫理道德的教誨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也不會選擇賢人來託付終身;「不力行以自定」,更不會去力行倫理道德來成就自己;「見小暗大而不知所務」,在小事上明白,在大事上糊塗,不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麼;「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隨波逐流,沒有主見。「此則庸人也」,這就是所說的庸人。我們看世間的庸人很多,每天談論家長里短,談的怎麼樣損人利己,但是對於怎麼樣謹慎地落實倫理道德的教育,怎麼樣提升自己的德行,他們都不去理會。

  「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士人心中就有一定的目標,做事也有一定的原則。雖然不能夠盡知道德學問的根本,但是他一定有所遵循;雖然不能夠做事盡善盡美,具備各種美德,但是他一定有所安處的規範、道德。

  「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所以他的智慧不務多,但是對於自己所知的一定有審慎的態度;言語不務多,但一定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能夠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他的行為不務多,但是一定要知道他行為的原因。

  「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通過智慧可以了知,「知之」是知道什麼?就是知道了道、真理、原則,通過智慧可以了知。言語也能夠表達清楚了,行為也就自然依從,就像性命身體一樣,不會改變了。這就是說他心有所主,他不會隨意地更改自己的志向。

  「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富貴也不足以讓他更加地驕慢,貧賤也不足以讓他有所憂戚,這就是士人。我們從這裡看到,做士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士人他有明確的目標,而且堅持不懈,並且還能夠做到寵辱不驚,這是士人。

  「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君子人他說話忠誠守信,心裡沒有埋怨,換句話說就是沒有瞋心;行為符合仁義道德,但他又沒有誇耀自己的神態;思慮非常地通達明瞭,言語卻不專斷。他信奉道義,而且身體力行、自強不息;他的所作所為是自自然然的,就好像你能夠超越他,但終究又趕不上。這樣的人就是君子。

  「所謂賢者,德不逾閒,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所謂的賢者,他的德行都符合禮法的要求,中規中矩;行為一定沒有逾越;他的言論可以成為天下的標準,讓天下人效仿,又不傷害到他自身;他的道可以教化百姓,也是因為他能夠自己身體力行,所以也傷及不到本人;如果他富裕了,天下的人就不會積財喪道;因為他富裕了,他就會惠施百姓,而不是把錢財積累在自己的家中,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事情就不會發生。如果他惠施天下,就沒有病貧的人。這就是賢者。

  「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識其鄰,此聖者也。」聖者的德行合於天地,就像《易經》上所說的,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他不是像賢者那樣中規中矩地去做事,他會隨著這個時節因緣來變通無礙,沒有一定的執著,就像我們所說的法無定法,他會隨緣不變;他能夠窮究萬世萬物終始的規律和道理,能夠使萬物自然協調;能夠把大道傳布天下,使天下的人自然地改變情性,形成一定的道德品性;他的光明和日月同輝,他的教化影響也非常地神速,就像神明一樣效果非常地神奇。一般的百姓不知道他的德行這樣的高大,即使見到他,也不知道他高深莫測,不知道他的邊界在哪裡。他的境界到底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這個人一般都看不出來。而且一般百姓看到他,也覺得他和常人沒有什麼兩樣,因為他不是要故意表現得與眾不同。但是實際上,他的德行、他的教化影響卻非常地廣泛,這樣的人就是聖者。

  所以我們學習《群書治要》,愈學愈覺得我們的師父上人,其實就是一個聖者。他的言語很謙和,為人處世也和常人看起來沒有兩樣,但是他的德行教化影響得非常地深遠。不僅僅影響到中國人,而且影響到世界各國的人,能夠把各個民族、各個種族、各個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夠團結到一起,這個就是聖者的這種表現。但是鄰居一看到這位慈祥的長者,好像也不知道他有多麼的高深,他和常人也沒有什麼不同。

  你能夠區別這五種人,你就應該知道要求哪一種人能夠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所以先要知道這個人才有不同的等級。

  『二曰不求』。就是不知道去求取人才。在《傅子》上這樣說道:「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意思是說,聖人確實不是世世代代都有的。古代說,「五百年而有王者興」,五百年才出現一位聖王。但是賢德之士、有能力的人,哪一個時代沒有呢?那既然有,為什麼我們做領導的卻得不到?

  在《傅子》上接著也有明確的論述,它說像虞舜、周文王、周武王這些聖人,他們想實行王道,賢臣就會出現來輔佐他們;齊桓公想稱霸天下,管仲這樣的臣子就出現了;秦孝公想富國強兵,商鞅這樣的法家人物也就來輔助他了。所以說,「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天下並不是真正缺乏人才,如果你想稱王天下,輔佐你稱王的人就出現了;如果你想稱霸天下,使你稱霸天下的臣子也就出現了;如果你僅僅就是想富國強兵,幫助你富國強兵的人也就來到了,只要追求,沒有求不到的。至聖的明王一旦倡導,天下的賢人就自然會應和。所以天下並不缺乏賢才,只看我們求與不求罷了,怎麼還憂愁天下沒有人才?

  在《說苑》上也有這樣一個典故,說齊宣王在那端坐著,淳于髡在旁邊侍坐。齊宣王說:「先生,請您談論談論一下我有什麼愛好。」淳于髡說:「古代的君王所喜歡的有四種,而您只喜歡其中的三種。」齊宣王說:「您可以詳細地說給我聽一聽嗎?」淳于髡說:「古代的君王喜歡駿馬,您也喜歡駿馬;古代的君王喜歡美味,您也喜歡美味;古代的君王喜歡美色,您也喜歡美色。但是,古代的君王喜歡賢士,唯獨大王您不喜歡賢士。」齊宣王聽了之後怎麼說?他說:「國家沒有賢士,如果有賢士的話,那我也自然喜歡他們。」淳于髡說:「古代有驊騮、騏驥這樣的駿馬,現在沒有這樣的駿馬了,您又從眾多的馬中去選取,可見大王您是真的喜好駿馬;古代有豹胎、象胎這樣的美味,現在沒有這樣的美味了,但是您也會從眾多的美味中去選取,可見您也是真的喜好美味;古代有毛嬙、西施這樣的美女,現在沒有了,但是您也會從眾多的美女之中去選取,可見大王您也是喜歡美色。如果大王一定要等待堯舜禹湯時代那樣的賢士出現才喜歡他們,那麼堯舜禹湯時代那樣的賢士也就不喜歡大王您了。」齊宣王聽了之後,就默默無語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天下其實並不缺少賢士,德才兼備的人很多,只是領導者沒有用心去求取罷了。

  在《韓詩外傳》上也記載著一個類似的故事。晉平公他到河裡去遊玩,很快樂,於是就說:「怎麼樣能得到賢士和我共享這種快樂?」划船的人一聽到馬上跪下來對他說:「我們的君主不喜歡賢士罷了。為什麼這麼說?你看珍珠產生於大江大海,玉器出產於崑崙山,它們都沒有長腳,但是還是來到了我們的國家,原因是君主您喜歡它。現在有賢士,賢士還長著腳,但是卻沒有來到我們國家,是因為您沒有真正喜好賢士的意願。怎麼能擔心沒有賢士?」

  平公聽了之後就說:「我的食客,門左有一千人,門右有一千人。早晨的食物不夠吃,就派人晚上去徵收賦稅;晚上的食物不夠吃,就早晨派人到市場上徵收租稅。怎麼說我不喜歡賢士呢?我養了這麼多的食客!」划船的人就說:「鴻鵠一振翅就能夠飛翔千里,牠所依靠的是牠翅膀上的六條強勁有力的莖羽,而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細毛,增加一把也不會讓牠飛得更高,減損一把也不會讓牠飛得更低。您現在的食客不過是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細毛罷了。」意思是說,真正有用的、賢德的人是少之又少。《詩經》上說,謀劃的人太多,事業就不能成功,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一個團隊也好,一個企業也好,國家也好,並不是人愈多就愈好,而是真正賢德的、有能力的人是最重要的。這也就是古人說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能求取賢才,關鍵就在於領導者對於賢才有恭敬、禮遇、真誠的態度。所以禮敬賢才、重視賢才與否,也是評價一個領導者賢明與否的重要標誌,更是一個領導者能否建功立業的根本。

  所以在《孔子家語》上記載,魯哀公向孔子請教:「當今的君主,您認為誰最賢明呢?」孔子說:「我沒有碰到過賢明的君主,如果非要說有一個賢明君主的話,那就是衛靈公吧。」哀公就說了:「衛靈公是怎麼做的?」孔子說:「衛靈公有一個弟弟,叫公子渠牟,他的智慧、信義可以治理千乘兵車的中等國家,衛靈公對他很喜愛,並且非常重用。衛國有一個士人叫王林國,這個人如果發現賢德的人,一定會舉薦,如果賢德的人被退黜了,他還要把自己的俸祿分給他,所以衛國就沒有被埋沒的讀書人。衛靈公知道了這件事,便對王林國非常地尊敬。衛國有一個士大夫叫慶足,每逢多事之秋,他一定會出來幫助治理國家,而國泰民安的時候,他便從官位上退下來,把這個位子讓給那些賢德的人。因此衛靈公對他非常地尊敬,奉為上客。衛國還有一個大夫叫史鰌,因為開始和衛靈公政見不和,便想離開衛國。結果後來衛靈公知道自己錯了,他就在郊外住了三日,反省自己,連音樂都不聽了,琴瑟不奏,一定要等史鰌回國之後,靈公方肯回朝。所以我認為衛靈公是一位賢明的君主。」所以從這裡我們看到,真正賢明的君主,一定是非常重視求取還有任用賢德之士。而要求取賢德之士,就必須對待他們非常地尊敬,要有禮賢下士的態度。那麼這些有德行有能力的人才願意為你付出。

  在《尸子》上這樣說:「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眾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意思是說,禮賢下士的人能夠得到賢才,能夠對敵人禮敬的人可以化敵為友,能夠對眾人禮敬的人可以獲得眾人的稱譽。所以縱觀整個歷史的發展和古代聖王的治國經驗,如果不依靠賢才,沒有哪個先王可以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而且君主如果沒有按照正道來求取賢才的話,那麼賢才也是不會被招致的。這說明什麼?說明領導者真誠、禮敬的態度非常重要。一個領導者對賢德之士有真誠恭敬的態度,才能夠得到賢能之士的真誠幫助,才能夠成就事業。

  『三曰不任』。就是不能夠任用賢德之士。在《中論》上也有這樣一段闡述,說:「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即使是末代的亡國之君,他們的朝廷中也不是沒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他們的府庫中也不是沒有聖賢的典籍,但是他們最終免不了滅亡,這是什麼原因?原因很簡單,就在於「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有了賢德的人,但是也不被君主重用;有了聖賢的典籍、治國的方法、策略,但是也沒有被君主推行。所以天下並不是缺少賢臣,而是有了賢臣,卻沒有被君主重用。這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在《孔子家語》中也記載著,子路來請教孔子,說:「賢明的君主治國首先應該重視什麼?」孔子就說了:「尊敬賢德的人,輕賤不賢德的人。」子路又問:「可是我聽說晉國的中行氏,他也尊敬賢德的人,輕賤不賢德的人,為什麼他還是滅亡了?」孔子說:「中行氏尊敬賢德的人,卻不能任用他們;輕賤不賢德的人,卻不能夠罷免他們。結果怎麼樣?賢德的人知道中行氏不重用自己,就有怨恨之心;不賢德的人知道他一定輕視自己,就對他有仇恨之心。怨、仇這兩種情緒並存於國家,而鄰國的敵兵又在郊外作戰,中行氏還想不滅亡,怎麼可能呢?」

  所以,對於賢德的人一定要重用,對於不賢德的人一定要罷免。如果像中行氏這樣,有了賢德的人卻不能夠重用,有不肖之人卻不能夠罷免,那麼國家也很難治理好,事業也很難興盛。

  在《六韜》中還描述了七種賢者不被重用的情形。為什麼賢者不能夠被國君重用?《六韜》上列舉了七種具體的原因。第一,「主弱親強,賢者不用」。君主很弱小,反而他的親戚、親屬勢力很強大,權力就無法集中在君主的手中,即使出現了賢德的人,也不能夠被君主重用。第二,「主不明,正者少,邪者眾,賢者不用」。君主不夠明智,而身邊正直的人少,邪曲不正的人很多,賢德的人也不會被重用。第三,「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賊臣在外誹謗,奸臣在內進獻讒言,賢德的人也不會被重用。第四,「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法律政策都是偏向於自己的親戚,這樣的話,就會導致任人唯親,而不是任人唯賢,這樣賢者就得不到重用。第五,「以欺為忠,賢者不用」。把欺騙自己的人當成是忠臣,賢者就不會被重用。第六,「忠諫者死,賢者不用」。忠臣發現這個國君有錯誤,不惜犯顏直諫,幫助他指正。但是這個君主喜歡巴結諂媚、阿諛奉承,厭惡忠言逆耳,不僅不會獎賞賢臣,反而會置賢臣於危險的境地,這樣賢者也得不到重用。第七,「貨財上流,賢者不用」。財貨都流到上面去了,也就是君主貪財好利,而賢德的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自私自利的心,也沒有貪財好利的心。君主有這種喜好,賢德的人當然不會得到重用。所以我們看到古人確實智慧很深,他把這些賢德之人不被重用的情況都列舉出來,來警示後代的領導者。

  『四曰不終』。就是雖然任用了賢德之人,但是不能夠善始善終。

  在《典語》上,把君主和臣子之間的關係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它說:「夫君稱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古代的人把君主稱為頭腦,把臣子稱為腿和胳膊,也就是四肢。這就表明大臣和君主原本是一體的關係,就像一個身體一樣,誰也離不開誰,互相配合,互相信任。

  「堯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為己用,豈細也哉?」下面它就舉了一個例子,譬如說堯帝,他能夠明瞭地辨別德才兼備的人,並且讓德才兼備的人去擔任官位,這樣就如同是強健了四肢,也就能夠輔助他的身體,對自己的幫助怎麼會小呢?

  「苟非其選,器不虛假。」這個「假」就是授予、給予的意思。如果一個人不符合選拔的標準,不是合適的人才,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如果你真正地得到了德才兼備的人才,那就要任用他沒有懷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擊身。」這又是做了一個比喻,說君主任用臣子就像什麼?就像身體信任他的手一樣;反過來臣子事奉他的君主,也就像這個手觸摸他的身體一樣。

  「安則共樂,痛則同憂。」他們是共享安樂,共同患難,是一體的關係,誰也離不開誰,怎麼能夠互相懷疑呢?這就表明君主和大臣的關係就像頭腦和四肢的關係一樣,應該是互相信任,而沒有任何的疑慮之心,只有這樣任用賢才才能夠善始善終。任用賢才不能夠善終的原因,就是因為用人而疑,對這個賢才起了疑慮,對他不能夠完全信任。

  『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這幾條都是在用人過程中求全責備。

  在《袁子正書》上說:「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寧戚也,知之矣。」凡是君主用人、領導用人,都不能夠對人求全責備。齊桓公和寧戚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寧戚想去齊桓公那裡求得一個祿位,他想去事奉桓公,但是他自己窮困潦倒,沒有辦法舉薦自己。於是,他就隨著那些流動做生意的人,幫助給他們駕車,到了齊國,晚上住在城門之外。這個時候,齊桓公到郊外去迎接客人,晚上開了城門,讓趕車的人都迴避。寧戚正好在車下餵牛,他看到桓公,就趕緊敲響牛角,唱起了淒厲的商歌。桓公聽到歌聲,就說:「這個唱歌的人可不是平凡之人。」從這裡我們看到桓公也很了不起,他一聽一個人的唱歌聲,就知道這個人不平凡。所以你看古人他有識人之明,他不用見這個人,他只要聽一聽這個人的聲音,就知道他不平凡了。於是齊桓公就命令把寧戚載進城去。

  齊桓公返回國內,寧戚來求見,勸說桓公要統一整個國家。第二天寧戚又來求見,勸說他要稱霸天下。齊桓公聽了他的進諫,非常高興,就想任命他做官,委以重任。但是在這個時候,群臣有不同意見了。有人說,這個人是衛國人,衛國離齊國也不遠,不如派人去問一問,打聽一下,如果他確實是一個賢才、一個有德行的人,再任用也不遲。桓公說:「你講得不對!如果你去打聽他,恐怕他會有小的過惡,因為他有小的過惡,就忘記了他大的好處,這是君主所以失去天下賢士的原因。而且人本來就是難以用尺度去衡量的,他不是十全十美的,我們只要用他最擅長的地方就可以了。」所以桓公沒有派人去打聽寧戚的為人,而是對他委以重任,封他為卿。正是因為他這一個舉動很得當,所以得到了賢士,能夠稱霸天下。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任何人都還不是聖賢人,都還有一些小的過失、小的缺點、小的不足,如果希望他沒有任何瑕疵,是辦不到的。所以任人就不能夠求全責備。

  在《文子》上也說:「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細行,而求其不善,即失賢之道也。」現在,當君主評論臣子的時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勞和貢獻,而在他細小的行為上做文章,求取他小的不善、小的錯誤,這是失去賢士的原因。「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所以一個人有很高尚的德行,就不要在他細小的行為上做文章;一個人有很大的聲譽,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這都是提醒我們人無完人,如果你想求取十全十美、一點錯誤都不犯的人,在這個世間是很難找到的。

  《文子》上還說:「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從古至今,從歷史上看,沒有十全十美的、德行無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責備於任何一個人。後面還做了兩個很好的比喻:「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夏禹所佩戴的璧玉,也不是沒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沒有污點的。但是天下人仍然認為它們是寶貴的東西,不以小小的瑕疵來妨礙它們的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現在卻只記著別人的短處,而忘記了他的長處,還想在天下求得賢才,這是難上加難。

  這些論述都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即使是很珍貴的璧玉、夜明珠,也都不是沒有瑕疵斑點的。如果我們對人求全責備、過於苛刻,還想求得賢才,那是不可能的。

  古人講:「任人之工,不強其拙。」就是任用人才要任用他的特長之處就好了,不強求他做不到的地方。這就是任人的大綱。這些都是提醒我們,在任人的時候不能夠求全責備,否則也會失去賢才。

  『八曰以干訐傷忠正。』

  在《劉廙政論》上說:「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眾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意思是說,自古以來,做君主的人沒有不想得到忠賢之士而任用他們的。但是得到這些忠賢之士之後,卻又不免去向眾人調查,問一問這些忠賢之士究竟如何。但是忠於君主的人哪裡能夠事事都有利於他人?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沒有給人帶來利益,那怎麼能夠讓眾人都稱讚他,在眾人中都得到好的名聲?

  所以當君主的如果自己不賢明,他就不知道什麼樣的人是忠賢之士。即便得到了忠賢之士,這個忠賢之士已經到他身邊來輔佐他了,他也會懷著一種猜疑之心,向眾人再去調查。而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賢德忠正之人,那奸邪之人就會對這個賢德之士有一些偏頗的言語和評論。如果君主聽之任之,可能就會對忠賢之士產生懷疑,從而不予重用。

  所以在《體論》上有這樣一句話:「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意思是說,任命了賢德的人去做事,又讓不賢德的人來議論他;讓有智慧的人來謀劃,卻又讓愚鈍的人來決斷;讓有修為的人去履行某一件事,卻讓奸邪之人去懷疑他,這些也是君主經常犯的毛病。正是因為這些君主對於賢德之人不能夠用而不疑,經常產生猜慮之心,結果也會使得賢才的才華不能夠得以充分施展,這也是失去賢才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先學習到此地。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